为什么说先有白塔寺后有北京城？卢沟桥在西方叫马可▪波罗桥？

元大都再现场景

黄金时代的元大都

文/洪烛 图/周一渤

元大都是一座消失了的城市。它经历了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消失：自从洪武元年（1368年）明北伐军将元顺帝驱逐出祖传的都城，元朝就灭亡了，元大都自然也无法抗拒被废黜的命运。而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建的、取而代之的，为明、清两朝作为首都所沿用……

元大都更像是业已终结了的时间概念。因为其物质形式几乎全部被摧毁或修改：皇宫、御苑、圣殿、寺庙、钟鼓楼、观象台……惟一不曾移作他用而保存下来的，是北郊约三公里处一溜长长的土城——这千疮百孔的元大都北城墙，固执地证明着一个华丽王朝的存在。

元大都城垣遗址

除此之外，元大都已变成了幻影，变成了传说，变成了令人将信将疑的神话。毕竟，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由草原游牧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氛围较薄弱的一个朝代。加上其后的明清，皆以大兴土木、拆迁改建为能事，努力抹杀前朝的业绩与痕迹，于是，以元大都为前身的北京城，仿佛患了失忆症，变得很健忘了——由这个角度来说，元大都首先是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消失的。

卡尔维诺《隐形的城市》一书，叙述了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与忽必烈精彩交谈的细节：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以手势、体态乃至神情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很艰难地成为彼此的听众。这种生涩的场面出现在元大都则很自然，因为元大都是开放性的城市（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自助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与工程师云集在这里。“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通过马可·波罗的讲解可以发现，所谓的会馆、洋行、星级饭店、使馆区、外贸市场等等，早在元大都时期就存在了。各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系统与宗教信仰的人们远道而来，仿佛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比塔。当然，不可一世的元大都最终还是像巴比塔一样垮了。

世界范围的几大古老文明，曾经像河流一样在元大都交汇、碰撞。元大都注定是一座混血的城市。而洒满驼铃与花雨的丝绸之路，则是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营养的脐带。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不仅扩大了版图，而且扫清沿途各国边境线的障碍，疏导了东、西方的交通。马可·波罗选择的也正是这条路线。而忽必烈汗正坐在这条路的尽头——元大都的广寒殿里，无意识地等待着他，等待着成为《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人物。“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要运到这里，以满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们使用的金丝织物和其他各种丝织物也在这里大量的生产。在都城的附近有许多城墙围绕的市镇。这里的居民大多依靠京都为生，出售他们所生产的物品，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

元大都城墙遗址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分别是元大都的创造者与描绘者。忽必烈修建大都城，出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种种考虑。但有一重意义是其永远想不到的：他投入巨资完成的工程，也是为了提供给马可·波罗的，供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参观、访问——然后用文字记录下来。在这方面，马可·波罗要比他所崇敬的大汗强大得多，只有他才可能使元大都逃避毁灭而趋于不朽的境界。他使元大都成为纸上的城市。而纸上的城市比现实中的城市更接近永恒。文字与纸，其牢固程度居然超过了砖木、泥瓦、青铜、琉璃、花岗岩、汉白玉与大理石等一切建筑材料。甚至连元大都的主人，也能够借助马可·波罗的神力而在纸上呼吸、走动：“号称大汗或众王之王的忽必烈是一个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匀称，整体谐调的人。他面貌清秀，有时红光满面，色如玫瑰，这更使他的仪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亮俊秀，鼻子端正高挺……”既然马可·波罗亲眼见过忽必烈并与其交谈过，他的印象总还是比较权威与可靠的。至少，我们可以据此而想象这拥有世界最大版图的帝王长的是什么模样。

元大都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作“汗八里”（蒙语名，意为大汗之城）。它与旧城（金中都遗址）隔河相望。这条河流就是金世宗大定年间开掘的金口河（在今莲花池附近）。随着元大都的兴起，曾经各领风骚的辽南京、金中都消失了——但元大都最终也将重蹈其覆辙。看来北京先天性地是一座容易消失的城市。契丹的辽南京、女真的金中都之所以比蒙古人的元大都更模糊，在于缺少一位马可·波罗式的人物——在消失的过程中未能顺利地在纸上着陆。而元大都的“泡沫经济”（进出口贸易）即使破灭了，也不乏证人与证据——既有流散在中亚、阿拉伯、欧洲的大量商品，又有马可·波罗这样的“书记官”提供的文本，供后人领略其繁华的风采。

通过马可·波罗的描述，“汗八里”简直带有乌托邦的性质：“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则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各家的家长都能分得这样一块土地，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他的赞美并不显得夸张。另一位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考察者鲁布鲁乞（罗马教皇的使者），也大大地夸奖了元帝国的民风淳朴：“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可见并不仅仅是马可·波罗一个人情有独钟，元大都还给众多的外国人留下了好印象。

元大都城墙上放风筝的人

东方的大都“汗八里”（北京的前身），就这样跻身于巴比伦城、开罗、耶路撒冷、雅典、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等一系列著名城邦的行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星座。而在那时代，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呀什么的，要么尚未诞生，要么尚且是无名小辈。

马可·波罗描写了皇宫：周围有一圈大理石的平台，外侧装着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大殿和房间都装饰有雕刻和镀金的龙，还有各种鸟兽以及战士的图形和战争的图画。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大殿非常宽敞，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皇宫内还有许多独立的房屋，构造精美，布局合理，并装饰着红、绿、蓝等各种颜色。窗户上安装的玻璃如同水晶一样透明——瞧，那时候就用上玻璃了！

马可·波罗描写了广场（当然不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共有三座：第一座每边长八英里，是用宫墙和深沟环绕着的，四边各有一扇大门，供各地来的人出入；第二座每边长六英里，广场中央有一排华丽宏大的建筑物，储藏马鞍、缰绳、弓箭、盔甲、刀枪等皇家军需品；在这座广场内还有一座小广场，每边长一英里，同样盖了一系列的房屋，收藏皇帝的衣物等日用品。细加推敲，觉得这所谓的三座广场是指三重城墙内的空地：各城墙之内都种满花木，辟有草场，饲养诸多珍禽异兽；而内城与外城之间则是禁卫军的屯驻之地。

马可·波罗描写了景山（当时叫青山）：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达一百步，山脚周围约有一英里，山上栽满了美丽的长青树，因为大汗一听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有多重，也要用大象运来栽种。这里树木四季常青，给小山增色不少。

马可·波罗描写了太液池（即今北海与中南海）：在皇宫北面有一形状精巧的人造池塘，像养鱼池，实际上却只供家畜饮水之用。流经该塘的溪水穿过青山山麓的沟渠，注入位于皇帝皇宫和太子宫之间的另一个人工湖。湖中养着品种繁多的鱼类。皇帝所吃之鱼，皆由此湖供给。溪水从人工湖另一端流出，为防止鱼顺流逃走，在水流的入口处和出口处都安装铁制或铜制的栅栏。湖中还养有天鹅及各种鸟类。有一桥横跨水面，作为皇宫和太子宫的通道。

从金熬玉带（北海）桥上看中南海

马可·波罗描写了城门：整个城墙共开设十二座城门，每边三座。每座城门上和两门之间，都建有威武的箭楼，每边共有五座。箭楼内的大房间可储存武器，也供守城士兵休息——每座城门约有千人驻防。

马可·波罗描写了钟鼓楼：新都的中央有一座很高的建筑物，上面悬挂着一口大钟，每夜都要敲响。在第三声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不过遇上紧急情况，如孕妇分娩、有人生病等非外出请人不可的事情，可以例外，但必须提灯而行——莫非元大都也实行宵禁﹖

马可·波罗描写了“红灯区”（比八大胡同更早的）：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有两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位特设的官吏监督。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

白塔寺

马可·波罗描写了造币厂：大汗用特殊的程序（用桑树皮造纸，在纸上加盖御印）生产货币，真可以说具有炼金术士的神秘手段。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无人敢拒绝支付使用。大汗的所有军队都用纸币发饷，他们认为它与金银等值。用这种纸币也确实可以购买到任何物品。由于这些，可以确切地承认大汗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

马可·波罗描写了驿站或递信局：在汗八里城有许多道路通往各省。每条大路按照市镇的位置，每隔大约数十里就有一个招待信使与客商的旅馆。这给来到帝国朝廷的专使和来往于各省、各王国的钦差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大汗的整个疆土内，递信部门服务的马匹不下二十万，而设备齐全的驿站也有一万家。这种奇妙的制度，在行动上很有效率。

马可·波罗甚至还描写了卢沟桥：离开都城走十英里，来到一条叫桑干河（永定河）的岸边，河上船只载运大批商品穿梭往来。这条河上有一座十分美丽的石桥，在世界上恐怕无与伦比。此桥长百步、宽百步，即使十个骑马的人并肩而行，也不会感到狭窄不便。桥共有二十四个拱，由二十五个桥墩支撑着，桥拱与桥墩皆由弧形的石头砌成，显示了高超的技术。桥的两侧由大理石板和石柱构成护栏。桥面的拱顶处有高大的石柱立于一个大理石乌龟上。靠近柱脚处有一个大石狮子，柱顶也有一个石狮。桥的倾斜面还有一根雕有石狮的石柱，这个狮子离前一个狮子一步半。全桥各柱之间均镶嵌大理石板。这与石柱上那些精巧的石狮，构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正因为由马可·波罗做了“广告”，卢沟桥在西方被称作马可·波罗桥。

元大都城墙上的佛像

马可·波罗走遍了元大都的各个角落，还有什么是他不曾描写的？为他所遗漏的内容，也难由别人来修补。因为似乎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元大都的内部结构及魂魄。甚至忽必烈汗本人，也不见得比马可·波罗更热爱、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忽必烈来说，元大都仅仅是他的王宫、他的御苑、他令行天下的都城。但对于马可·波罗来说，这却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充满了异国情调和神秘感——即使他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原始的想象力丝毫未遭到削弱。因而他比所有当地人都怀有更多的激情。还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小引》说得好：“皇帝、国王、贵族、骑士和其他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风俗差异和东方各国、省以及一切地方的不同，可一读此书；所有人民，特别是亚美尼亚、波斯、印度和鞑靼的人民，他们最伟大的和最奇异的特点，都分别记载在马可·波罗的这部书中……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异教徒、阿拉伯人、基督教徒，无论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时代，从没有人看见过或观察过马可·波罗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如此多、如此伟大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以一个庞大的参照系来观望元大都的，以他的祖国、母语、文化体系与宗教信仰为参照物来考察异邦的大都的。

荷马史诗的开场白说：“神祇编织不幸，以便人类的后代歌唱。”法国诗人马拉美则有较拗口的名言：“世界的存在为了一本书。”（或译作“一切都装进了一本书里”）假如不妨让这种谬论成立的话，我们可以移用：元大都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为了被载入史册，为了被写进《马可·波罗游记》——在全世界范围流传。元大都的存在是为了一个人，这个人并非忽必烈汗，而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总会来的。命中注定，他将把这一切写进书里，将使元大都换一种形式存在——成为纸上的城市。

马可·波罗仿佛虚构了一座城市。当时的欧洲人丝毫不相信其真实性，他们只把《马可·波罗游记》当作《一千零一夜》来看待，而作者本人也被视为骗子或吹牛大王的化身。但假如没有马可·波罗的记载，元大都将变得更加虚无，它将彻底地消散在空气中。

明光桥下的元大都城垣遗址

忽必烈曾重用以阿合马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阿合马是个大贪官（与清代的和珅相类似），倚仗大汗的宠信独揽尚书省、中书省大权二十余年，聚敛了无数财物。他拥有妾室四百余位、儿子四十多个，皆安插在重要岗位——其子忽辛甚至担任大都路都总管（相当于北京市市长）。阿合马父子贪货枉杀，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连皇太子真金都看不下去了。

至元十八年（1282年），忽必烈与太子真金去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都。有个叫王著的千户率领铁杆哥儿们伪装成太子，乘着夜色谎称太子归来，让阿合马迎接。阿合马赶过去，假太子大声责怪他来迟了，王著乘机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禁卫军闻讯包围了现场，王著等人束手就擒。后来，王著被处死，在刑场上他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必有为我书其事者。”

烈士的预言并没有落空，他刺杀奸臣的事迹，出现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这一事变发生时，马可·波罗恰巧在元大都。看来他对阿合马也没什么好感，使用了辛辣的笔法：“在阿合马死了之后，根据事实表现，是他用巫术控制了大汗，赢得了大汗的信任。大汗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肆意横行，不可一世。”王著诛杀阿合马，大都士众无不拍手称快。忽必烈也改变态度，下令追查阿合马父子的罪行，没收其财产，纳入国库中，并且掘墓剖棺，戮其尸于城门外。

马可·波罗描写阿合马事件时，有点像战地记者——他身临其境地抢到了当时的头条新闻。他所做的一切，仿佛是在应和刺客王著赴死前的呼唤。王著在九泉之下终于等到了自己所期望的那个人，但王著绝对想不到他居然是个外国人。

忽必烈在马可·波罗笔下最生动的细节是对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的反感与禁止。他向喜好赌博的臣民们怒吼：“我以武力征服了你们，你们的一切理当为我所有。你们如若赌博，那就是在糟蹋我的财产！”他居然比那些赌输了的人还要心疼。由此可见，忽必烈已把整个江山都当作自己私有的特大号钱包，不允许别人乱花。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元，同时下诏定都燕京，称大都。元朝的版图北达北冰洋，东临日本海，西逾葱岭，南接交趾（越南）——可谓空前绝后的大帝国。而大都恰巧属于腹地。忽必烈身上自然有开天辟地、降龙伏虎之霸气。大都对于他而言，是御辇之所在，坐镇其中，可以雄视天圆地方、山清水秀：“居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很讲究这种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不论大汗坐在哪一殿堂之上，总要依照一定的惯例。他的桌子安放得比别人的高出一大截。他坐的位置是在大厅的北端，面孔朝南，他的正妻坐在左首。右侧坐着他的儿子和侄儿们，在座的也有其他皇室成员。这些人只是坐得更低，低到他们的头与大汗的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他一些王侯们坐在更低一些的桌子旁。大汗的侄儿们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女眷坐在大汗右侧较低的桌旁，再下面便是王侯武士们的女眷，每人都坐在大汗为他们指定的位置。这样设置桌子，是为了皇上能够看到所有的在座者，看到每个人……”

北海

马可·波罗抵达元大都时，刚刚二十岁出头，他有幸成为元帝国的黄金时代的目击者。“在元旦这天，大汗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国中拥有封土或掌有大权的官员纷纷向大汗进贡金银、宝石等珍贵礼物，并且配上白布，意思是祝大汗万寿无疆，并且拥有更多的财富……大汗在这一日所收的马不下十万匹。大汗拥有的五千头象在这一日全都披上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排成队伍……”十万匹马、五千头象——难怪马可·波罗的同胞们要把他写的游记视为“天方夜谭”哩。那只能说明，他们没有马可·波罗的眼福。据说马可·波罗临死前，神父代表教会要他忏悔，承认所写游记是谎言。而马可·波罗泪如雨下：“上帝知道犖宜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不到呢！”马可·波罗的所有描述，都是为了强调：忽必烈配得上“众王之王”的称号，就所统治的人民的众多、幅员的辽阔、收入的巨大而言，他已超过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君王；而且从没有哪个君主具有他那样的权威，获得他所统治人民的绝对服从。至于元大都，应该算“众城之城”了。它不仅是最大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会”。

就像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样突然，功高盖世、富甲一方的元大都很快消失了。忽必烈，这东方的恺撒，也无法保佑子孙万代皆能顺利继承自己的遗产。

中南海

元朝的末代皇帝逃出大都时是很狼狈的。他回到草原，回到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发祥地，重新成为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大都在其心目中，如同一个吹弹已破的梦。假若他有可能读到西方传抄的《马可·波罗游记》的话，会觉得此书是对自身破落命运绝妙的讽刺：偌大的帝国，居然眼睁睁瞧着在自己手中破产了！

据说至元十九年（1283年），忽必烈下令在菜市口（今交道口）刑场处决南宋宰相文天祥，怕大都市民造反、举火燃城，特意将城垣上覆盖的草席全部撤下来，以免引火——考虑得可真够周到的。那场被严加预防的火灾未能及时发生，但并未根绝——只不过推迟了，推迟到八十五年后（1368年），终于燃起，一发而不可收。元大都就这样毁于复仇之剑。慷慨就义于菜市口的文丞相可以瞑目了。

作者简介

洪烛，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1979年进入南京梅园中学，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1989年分配到北京，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出有诗集《南方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我的西域》《仓央嘉措心史》《仓央嘉措情史》，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眉批天空》《梦游者的地图》《游牧北京》《抚摸古典的中国》《冰上舞蹈的黄玫瑰》《逍遥》《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北京的金粉遗事》《眉批大师》《与智者同行》《中国人的吃》《风流不见使人愁》《多少风物烟雨中》《永远的北京》《晚上8点的阅读》《闲说中国美食》《拆散的笔记本》《颐和园:宫廷画里的山水》《北京没有风花雪月》《母亲》等四十多部。其中《中国美味礼赞》《千年一梦紫禁城》《北京A to Z》等分别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出有日文版、韩文版、英文版及繁体字版。上世纪90年代成为掀起散文热的现象之一，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 获徐志摩诗歌奖、老舍文学奖散文奖, 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萌芽》文学奖及《中国青年》《诗刊》《星星》等奖项。

周一渤，笔名鲁渤。职业摄影师、独立策展人、摄影批评家、专栏撰稿人、诗人。黄淮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特邀编辑、港深珠澳摄影联盟主席团成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策划与传播(策展)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当代摄影研究会特聘专家等。1991年开始摄影。1982年发表第一篇新闻摄影评论。曾在金融企业做宣传工作16年。历任人文、摄影类杂志高级编辑、图片总监、执行主编和摄影丛书主编。出版和主编诗集、摄影图文书、报告文学以及经济、金融论文集20余种，获得各类文学、新闻、摄影奖百余次。2003年《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图文报告》获得《中国国家地理》首届国家地理自然基金奖；2006年《中国模特》获奖，被评为《中国青年》“年度青年摄影家”；2011年《小井：2006》获得中国丽水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奖，其中6幅作品被中国丽水摄影博物馆收藏。2015年,策展作品《高中生》在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获得中国摄影家协会策展人“飞马奖”。数年来策展摄影展览近50多个，其中李洪远摄影的《中国铁道工》、黎明摄影的《三峡游记》、以及周国献摄影的《扁担：汉正街的传奇》分别获得丽水国际摄影节最佳展览奖、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主要著述有：诗集《最后的旋舞》、《田野的守望》等；图文集《绝世珍存之中国民艺》、《广西摄影旅游指南》、《北京往事》（与洪烛合作）、《仓央嘉措心史》（与洪烛合作）等；摄影专著《照片门诊部》、《家园：生命.危险——直击二十一世纪精彩瞬间（世界新闻摄影获奖作品图文版）》（合作）、《值得记忆的照片系列丛书之“生活。映像”100幅精彩生活纪实作品解读》（合作）等；摄影画册《额尔齐斯河大峡谷（可可托海）》（合作）、《盛世华章——奥林匹克在顺义》（合作）、《绿色北京——让生活更美好（国际花博会画册）》（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