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死率东南亚第一，印尼防疫出了什么问题？

新冠肺炎病死率在东南亚排第一，

印尼的防疫出了什么问题？

2020年4月8日

4月7日，距离印尼通报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过去一个月后，雅加达成为了该国第一个实施封锁的地区。与此同时，印尼也以突破8%的病死率，成为了目前新冠疫情病死率最高的东南亚国家。

腾讯新闻国际频道独家栏目《聚焦》，本期关注：处在疫情“开端”的印尼

截至4月6日，印尼新冠病毒的官方确诊病例数达到了2491例，当日新增病例数218人，创该国日增病例数新高，死亡人数则升至209人，死亡率达到了8.39%。

而仅仅一个月前，在3月2日，印尼才确诊了第一例新冠病人。

在2月份，印尼卫生部长特拉万·阿格斯·普托（Terawan Agus Putranto）曾声称，“印尼人靠祈祷就不会得新冠”，而他所在的印尼国家卫生研究与发展研究所，垄断了全印尼的新冠检测工作，用每日几百份的检测数量，来“控制”着印尼愈演愈烈的疫情，这让印尼的漏诊病例数难以估测。

印尼总统（左）和印尼卫生部长（右）

一地鸡毛

早在印尼通报第一例新冠病例之前，在雅加达市中心政府经营的医院内工作的护士Ninuk，就觉得自己感染上了新冠，但她不知道去哪里检测。

“我感染了病毒，你觉得我还能活下去吗？”她问丈夫阿鲁尔。

答案是否定的：3月12日，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孤零零地死去。

确诊新冠肺炎后死亡的医护工作者Ninuk。

在医院工作时，她没有得到任何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护设备。

相比于在国立医院工作的Ninuk，在西爪哇省万隆市公共卫生中心工作的护士诺维塔·普万提（Novita Purwanti），面临的处境更糟。她和同事们已经开始消毒塑料雨衣，将它们当作防护服穿。普万提还和护士同事们集资购买了两个护目镜，一群护士分着戴。

N95口罩是没有的。“口罩太贵了。”普万提说道。时间已经来到了4月初，普万提还在等待着印尼卫生机构下发医疗防护物资。

诺维塔与她的丈夫和孩子。

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夜夜都因为担忧睡不着觉：“我每天都接触病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诺维塔并不是个例。这些天，穿着一次性雨衣、戴着自制口罩的医护人员照片在印尼的社交媒体上疯传，引发民众热议的还有精疲力尽的医护人员躺倒在医院过道上的视频。印尼政府新冠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多尼 莫纳尔多（Doni Monardo）4月6日向印尼国会表示，至少有10个省份急缺个人防护设备。

印尼的护士们把塑料雨衣当防护服穿。

而整个印尼，目前才刚刚步入疫情的开端。

印尼国家情报局（BIN）4月3日发布的一项研究警告称，该国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达到顶峰，到7月，病例数可能攀升至10.6万例。但在此时此刻，印尼的医疗系统已经告急。

巴布亚省新冠快速工作组的负责人Silwanus Sumule透露，巴布亚的病人已经占了该省70%的病床。巴布亚提供的202个隔离病床中，只有2个满足世卫组织的标准。

“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Sumule语露绝望，“如果我们这里的居民出现症状，我们该怎么办？”

巴布亚省的绝望，是映照出印尼医疗系统脆弱的一面镜子。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超过2.6亿的印尼国民分散在17000多个岛屿上，医疗结构极其松散，管理起来相当繁冗复杂。该国医院病床、社区卫生诊所和医生与人口的比率远低于世卫组织的标准，落后于其他亚太国家。

根据WHO的数据，印尼是医疗卫生支出最低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平均每1000人只有一张病床。2017年，印尼每1万人中只有4名医生。意大利的医生数据是印尼的10倍（40名医生），韩国是6倍（24名医生）。

印尼医生协会新冠工作组负责人祖拜里·德约尔班（Zubairi Djoerban）警告称，如果医护不做防护，许多人会死亡。“我们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那里确诊的患者中，9.5%是医护人员。”

掩耳盗铃？

西爪哇省省长里德万·卡米尔。

西爪哇省省长里德万·卡米尔在4月3日和印尼副总统马鲁夫·阿明（Ma'ruf Amin）的通话中说道， “对不起，副总统先生，我们的测试速度远远没有跟上”，“实际感染数量要远远超过已经确诊的数量。”

他确实有证据来证明这个结论：截至4月3日，印尼中央政府的官方统计显示，西爪哇省只有225例确诊病例，但里德万领导的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快速检测，发现了677例新增病例。

里德万说这些话的当天（4月3日），印尼的死亡率突破了9%。而3月2日到4月3日，印尼卫生部只进行了7986次PCR检测，确诊了1986例，确诊率高达24.9%。

而英国伦敦传染病数学模型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参照印尼的总人口和目前的检测次数，印尼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可能只有该国实际病例数的2%，已经感染上新冠病毒的真实人数可能超过了8.9万人。

以雅加达特区为例，尽管该地区的官方新冠死亡数只有不到100例，但3月份雅加达举行了大约4400次葬礼，比2018年1月以来的任何一个月的葬礼次数都要多出40%以上。从3月6日到4月1日，有401具遗体是被当做疑似新冠患者下葬的，即裹上塑料布喷洒消毒液后才放进棺材里。

早在2月初，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就发布报告，对印尼当时的“零确诊”提出了质疑。他们参考了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国当时的出入境人次，认为印尼肯定漏掉了很多病例。

2月11日，印尼卫生部长普托跳出来反驳，称这种质疑是“侮辱”。他表示，印尼“是因为祈祷”才零病例，国内有充足的检测设备。甚至在2月1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祈祷是我们能战胜病毒的重要原因。”

当时，印尼的周边国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已经有了病例攀升的苗头，只有印尼“稳如泰山”，零确诊。

2月中旬，在被记者问到为什么检测次数如此少时，普托表示， “我们不会测试每个人。必须看某人过往的旅行记录，检测必须理性而高效。”

这种“理性”，让印尼在全世界所有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新冠检测率排名倒数第四，每100万人中只有36个人接受检测。比它低的只有埃塞俄比亚（16人）、孟加拉国（18人）和尼日利亚（19人）。但印尼2018年的人均GDP达到了3893美元，而埃塞俄比亚只有772美元。

而蹊跷的是，早在1月末，就有一位从印尼巴厘岛旅游回国的海外旅客确诊新冠，但1月末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印尼一直是“0确诊”。

直到3月底，总统维多多才稍微松口，承认政府之前确实过滤掉了印尼疫情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不想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左）。

步步掣肘

早在3月中旬，雅加达特区省长阿尼斯·巴斯维丹（Anies Baswedan）就开始反复地在公开表态中呼吁，要求政府允许雅加达实施部分或整体的封城措施。在他看来，总统维多多一直坚持的社会隔离措施，在疫情防控上根本无济于事。

雅加达特区省长阿尼斯·巴斯维丹。

作为人口最密集、流动性最大的印尼城市之一，雅加达许多社区人口稠密，居民们房屋紧挨，街道熙熙攘攘，根本无法强求居民们遵守1.5米以上的社交安全距离。

由于不允许封城，巴斯维丹只能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3月中旬开始，巴斯维丹就下令关闭印尼的学校和娱乐场所，市民们被要求居家隔离和办公，尽量不要出门。

但这些措施也意味着，雅加达城区内的工作机会骤然减少，餐厅服务员、超市导购等等职位面临失业，靠着微薄薪水度日的低收入人群不得不离开雅加达，到别的城市寻找机会，这给雅加达带来了一大波人口流动潮。

这些出城的人们奔向全国的各个城市，也把隐藏的疫情源头带到了各个城市。这让印尼各省的省长们都紧张起来，纷纷呼吁封锁雅加达。

直到3月底，印尼疫情迎来了第一波爆发时，维多多终于表示，自己的政府正在“商议”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3月31日，卫生部颁发的大规模社会限制（PSBB）新指南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但这份允许地方政府实施封锁措施的新指南，却仍然没有办法平息巴斯维丹的怒火。

4月5日，在接受《雅加达邮报》的采访时，他炮轰该份指南“繁文缛节”，就像是“一个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项目”，“完全没有丝毫紧迫感”。

该份指南规定，地区负责人在申请封城时，必须提供新增病例数据、当地流行病学曲线和病毒传播图以及相关的数据，证明疫情传播已在他们的地区发生。

然后，由卫生部长任命的专家小组会讨论该申请，专家小组将与印尼政 府新冠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多尼 莫纳尔多协商，决定是否批准该请求。

印度尼西亚青年科学家论坛的一位发言人贝里·朱利安迪（Berry Juliandi）则担忧，该指南是给普托一项非常大的特权：“批准与否的决定权完全在他，PSBB很可能成为一言堂。”

而防疫措施的滞后，也不止表现在封城这一件事上。一家主要涉猎农业、制药和贸易的印尼国有企业PT Rajawali Nusantara Indonesia（简称RNI），曾向海外订购了50万个新冠检测套件。

然而，该企业的发言人Arya Sinulingga在3月18日表示，尽管早在3月10日该企业就向政府提交了进口申请，但直到18日，还没有等来印尼卫生部的答复。

而印尼的疫情何时会迎来高峰、高峰数据又到底会有多么 惊人，恐怕只有时间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