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杨彦君｜二战时期日本侵驻东南亚的生物战部队

杨彦君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哈尔滨市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实录》等专编著20余部。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内容提要：《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的发现、整理和研究，能够全面厘清、重新评估并最终界定九四二〇部队的整体规模、人员构成、人员来源和职级军阶等基本史实问题，按图索骥亦可查核部队成员执笔的研究报告，有助于系统认知九四二〇部队的客观存在、基本状况和战时行为，对揭示二战时期日本侵驻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生物战部队有着重要价值。九四二〇部队从部队组建、防疫业务到整体的生物战谋略都是以七三一部队为核心，并且与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和八六〇四部队在人员进退流转、业务范围方面明显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裙带关系，呈现了日本生物战体系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东南亚；生物战；防疫给水；留守名簿

近期，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筑波分馆调阅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冈第九四二〇部队留守名簿》(以下简称《留守名簿》)。以此为基础，同时参考在日本防卫省和厚生劳动省最新收集的史料档案，可以厘清九四二〇部队的创设过程、机构设置、人员构成、人员来源和部队规模等基本史实问题。关于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主要业务和生物战准备有关状况，此前学界在相关论著中虽有述及，但多局限于低阶卫生兵和少数雇员的口述史料。对于中外学术界来说，《留守名簿》是全新的第一手档案史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因核心档案的缺失和不足而无法认知九四二〇部队全貌的学术困境。这部分新发现、新史料和新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认定九四二〇部队的基本状况、战时行为和生物战体系核心构成等基本史实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梳理九四二〇部队同七三一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〇四部队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战时关系，进而厘清日本生物战体系的构成特点，对全面揭示日本生物战罪行、危害和影响及其战争责任极具现实意义。

一、《留守名簿》的主要内容

二战期间，日本向东南亚派驻大量“外征部队”。日本陆军省为加强对“外征部队”的集约式管理，便于与本土家属之间的联系，以及确定抚恤金和慰问金的发放标准，希图借此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1944年11月30日制定了“陆亚普第1435号”《留守业务规程》，明确规定了“留守业务”各项规则。《留守名簿》即是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人事档案，最初于1945年1月1日编成，后于1月10日、9月1日以及战后多次补编和修改。

笔者看到的《留守名簿》共有三个版本：版本一为丰桥陆军医院于1945年1月1日编成，正文共有127页，封面有“正”蓝色墨章、“秘”和“军事机密”红色墨章、手写的“6061”字样；版本二为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于1945年1月10日编制，正文共有154页，封面有“正”“秘”“6061”字样；版本三为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于1945年9月1日编成，正文共有103页，封面有手写红色“ト二七三一”字样，附有一便签“永久保存，本册为盟军所有，严禁破坏烧毁”(图一)。关于九四二〇部队人员的个人信息，三个版本所载详略不一，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有时三个版本皆有记载，有时两个版本有记载但又不尽相同，有时仅一个版本有记载；二、不同版本记载的内容，在详略程度、职级职务上也有所不同，如部队长羽山良雄，三个版本均有记载，版本一第87页和版本二第105页皆记载其军衔为“现医大佐”，而版本三第72页则记为“现医少将”，盖因羽山良雄于1945年6月10日晋升为少将，版本一和版本二均是其晋升之前编制而成；三、不同版本记载存在误记、漏记、相违的状况，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个案，如松浦春雄的出生日期，版本三第84页记为“昭和35年3月20日”，版本二第121页则为“明治35年3月20日”，据军衔和年龄常识，明显可以断定版本三记载有误。因1945年9月1日编成的《留守名簿》更接近于最终职务职级等个人信息，本文所述即以此版本为主，并参照其他两个版本予以补充和校正，在军衔和职级上皆取最高一级任职信息。

图一 《留守名簿》封面页和内页 ( 南方军防疫给水部 1945 年 9 月 1 日编成)

上述三个不同版本《留守名簿》共计384页，全部为手写字体，以日语假名音序排列，记载了468人的个人信息，所有内容均无人为遮挡。《留守名簿》所载信息有：九四二〇部队成员姓名、出生日期、原籍、编入部队时间、职级及晋级时间、此前所属部队和编入时间、留守担当者即部队成员在日直系亲属信息等。《留守名簿》中的“留守”指的是“定居在日本本土，并且为‘外征部队’直系家属的代表”。既然有“留守”人员详细名册，那么必然有“为谁留守”的人员名册，也就是“外征部队”全员名册。《留守名簿》曾保存于日本陆军省和第一复员省，后长期保存于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援护局，作为战后军人和军属发放抚恤金和养老金的参考档案，2015年之后由日本厚生劳动省移交至国立公文书馆。

二、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编成

1942年4月2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呈报了“总参一第五五二号”《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编成地及编成完结日之报告》，注明部队固有名为“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兵团文字符为“荣”，一连番号为“九四二〇”，负责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编成业务的责任人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大田澄军医大佐于1941年7月2日至1943年4月8日任“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也就是说，由大田澄具体负责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编成相关业务。1942年5月12日，畑俊六又向东条英机呈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编成完结及文书提交之报告》，报告中详列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编成完结日、将校职员表、人员一览表和通称号一览表等。据此可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于1942年5月5日在南京编成，留守业务担当部队为丰桥陆军医院，代号为“荣第九四二〇部队”；从南京转移到新加坡之后使用兵团文字符“冈”，即“冈第九四二〇部队”。“荣”和“冈”指的是部队“兵团文字符”，所谓“兵团文字符”是指日本陆军“兵团”的汉字代号，“荣”为“支那派遣军”的“兵团文字符”，“冈”是“第七方面军”的兵团文字符，“冈第九四二〇部队”隶属于第七方面军。习惯上，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称之为“九四二〇部队”。

据《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略历》记载，1942年4月1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编成命令下达，5月5日于南京编成完结，6月1日自上海派遣赴菲律宾马尼拉，6月20日抵达新加坡，此后在新加坡从事防疫给水业务。1943年4月15日，从新加坡出发，4月20日到达泰国北碧府；10月15日从北碧府出发，10月下旬返回新加坡继续进行防疫给水业务。1945年8月15日“停战”，9月2日“终战”；11月移驻伦邦岛。1946年5月1日从伦邦岛出发返回日本，5月19日自名古屋登陆，5月20日复员结束。

另据《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编成完结及书类申请之报告》中的《人员一览表》所载，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将校定员29人，准士官、下士官定员49人，兵定员130人，总定员208人。然而，在部队成立之初的1942年5月5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实有将校22人、准士官下士官9人、兵115人，缺额达62人。另外，从此表中亦可看到：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经理部定员5人、卫生部定员126人、技师定员7人、技手(判任文官)定员30人、雇员(佣人)定员40人；而1942年5月5日当时有经理部5人，满额；卫生部124人，缺额两名；技师0人，缺额7人；技手0人，缺额30人，雇员15人，缺额25人。《留守名簿》所记468人，其中将校9人，军医将校36人，下士官和兵193人，文官71人，另有雇员、嘱托等；从1942年到1945年，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在人员定额上增加了一倍有余，战时共死亡34人，434人生还。

另外还有《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马尼拉支部留守名簿》，由留守业务局于1947年3月10日编成，共计13页，封面页有手写“临正”“十七”“九四二〇”字样；档案书脊处写有“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尚武九四二〇·1071站”；内文主要包括业务处理责任者一览表：帆刈喜四男军医少佐担当“队部”业务处理负责人，三浦平太郎雇员担当“残务整理部”和“留守业务部”业务处理负责人；还载有田代要人、小崛秀次郎等共7人的个人信息。据此可知，九四二〇部队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设置了支部。

三、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人员构成

《留守名簿》中所记将官1人；佐官13人，其中大佐1人，中佐4人，少佐8人；尉官56人，其中大尉21人、中尉21人、少尉11人、准尉3人；另外有技师8人，技手69人。实质而言，将官、佐官和技师构成了九四二〇部队的核心管理层，连同尉官和技手成为准备生物战和防疫给水业务的中坚力量。《留守名簿》所载九四二〇部队主要成员信息如表一。

据上表所见，九四二〇部队的核心管理层“将佐”和“技师”来源较为广泛，有的来自驻地为东南亚的第七方面军、南方军，有的来自日本本土作战部队，有的来自野战师团等。如部队长羽山良雄军医少将来自船舶兵团，松浦春雄药剂大佐来自七三一部队，竹川信也军医少佐来自第28师团司令部等。但从《留守名簿》所记全员状况看，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主要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一八五五部队)、“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一六四四部队)、“南支那防疫给水部”(八六〇四部队)、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整编组建而成。

九四二〇部队所有成员中，据《留守名簿》载，来自一六四四部队的132人，来自八六〇四部队的66人，来自陆军军医学校的16人，来自七三一部队的7人，来自一八五五部队的5人。

来自一六四四部队的132人中，有江本修治、谷信正等军医大尉、卫生大尉8人；有吉田博、大龙彦次郎、清水用平等卫生准尉3人；有妹尾敬三、鹤田春重等卫生曹长、疗工曹长和会计曹长15人；有上原良秋、木村武雄等卫生军曹19人，以及卫生伍长29人、卫生兵长13人、卫生上等兵29人、辎重上等兵1人、卫生兵13人、雇员2人。来自八六〇四部队的66人中，有岛田楠造少佐1人，军医中尉3人，卫生准尉1人，卫生军曹7人，卫生伍长10人，卫生兵长5人，卫生上等兵24人，卫生一等兵1人，卫生兵14人。来自陆军军医学校的16人中，有宫永久治郎卫生大尉1人、井上美明军医中尉1人、技手10人和雇员4人。来自一八五五部队的5人，有大尉1人、曹长1人、军曹1人、上等兵2人。来自七三一部队的7人中，有松浦春雄药剂大佐、小林荣三嘱托、斋藤喜一技手3人；另有佐藤一技手，雇员国广达雄、萩原中、春田俊男等4人，这4人在《留守名簿》“留守住所”栏中均为“七三一部队宿舍”，如春田俊男的“留守住所”为“满洲国第七三一部队家族宿舍第五栋テ三五号”。小林荣三的个人信息在《留守名簿》的第37页“出生于明治34年6月12日，编入时间为昭和18年4月2日，嘱托，此前所属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结合三个版本确认松浦春雄的个人信息“出生于明治35年3月20日，编入时间为昭和19年3月3日，药剂大佐，此前所属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昭和20年2月19日战病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九四二〇部队第一任部队长北川正隆，陆军军医大佐，曾任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第一部部长，从九四二〇部队成立之初一直到1943年6月2日任部队长。羽山良雄为第二任部队长，自1943年6月3日起任职部队长直至“终战”，故九四二〇部队也被称为“北川部队”“羽山部队”。据《留守名簿》第72页记载：“羽山良雄，生于明治33年6月23日，于昭和18年6月3日编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军医少将，此前所属船舶兵团医长。”另据其他参考资料可知，羽山良雄于1926年毕业于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1933年时曾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部员、陆军一等军医，随后任陆军卫生部卫生课长(广岛)，第6野战防疫部部长(上海)，陆军军医学校教官，船舶兵团军医部长，陆军军医少将，战后开设羽山医院，任院长。

日本生物战体系直接相关的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〇四部队共有226人成为九四二〇部队成员，约占九四二〇部队人员总数的半数，从“部队组建”时人员来源即可看出，九四二〇部队的“生物战谋略”性质。九四二〇部队组建之初即由“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负责，来自一六四四部队的成员约占九四二〇部队总人数的35%，一六四四部队成为九四二〇部队的“母体”，其他防疫给水部队为其辅助，九四二〇部队的成立使得日本生物战活动范围自中国大陆扩展延伸到东南亚一带。

四、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防疫研究”

由于此前所见档案文献极少，使得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存在、基本状况和行为长期以来扑朔迷离。事实上，日军于1942年2月15日即侵占了新加坡，并于2月17日将新加坡改称“昭南”。随后，七三一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和陆军军医学校便派员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调查当地疫病流行、生态环境以及卫生医疗机关设置情况。距日本侵驻新加坡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便告成立，并以新加坡为“防疫给水”和“生物战研究”基地，辐射东南亚日军所占之区域范围。这意味着，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设立紧紧追随了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军事步伐，其所承担的“防疫”“给水”和生物战准备也是日军侵略东南亚的重要军事手段，从中亦能看出日本侵略东南亚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国家行为。

1942—1944年，七三一部队、陆军军医学校和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公开发表了22篇有关东南亚疫病流行的文章。这些研究报告从1942年6月6日高桥正彦在第336号发表《爪哇地区鼠疫的防疫学观察》开始，一直到1944年4月7日，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在第881号发表《印度、锡兰及缅甸的鼠族种类分部》为止，研究范围涵盖东南亚区域战场给水、鼠疫、疟疾、结核、伤寒、霍乱和恙虫病毒等。

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所载22篇研究报告中，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署名的有《印度、锡兰及缅甸的鼠族种类及分布》《基于真空冷冻干燥法的立克次氏体病毒(恙虫病毒)活体保存方法研究》和《关于恙虫病立克次氏体的老鼠感染试验以及脏器切片标本中的立克次氏体检出及其病理组织学所见》。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内藤良一的《使用滤纸干血滴的微毒沉淀反应(用于热带地区及野战)》。陆军军医学校军阵防疫学教室军医中佐井上隆朝的《关于防疟的二、三拙见(1942年11月16日比岛派遣军研究会讲演要旨)》，军医少佐池边吉太郎《关于满洲、华北、华中、华南及南方流行霍乱菌的分类》，军医中尉吉植庄平《马来联邦国的霍乱预防及治疗(翻译稿)》。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研究报告有：军医少尉高安宗显的《利用地产非谷类植物开展的实验动物饲育研究》，军医中尉村井丰一《缅甸西北地区疟蚊分布及疟疾浸淫状况》，军医少佐河内太郎《登革热病毒的实验研究(第一篇)：前眼房内接种试验》和《登革热相关动物实验》，军医少佐竹川信也《关于利用超声波进行的恙虫病立克次氏体活体细胞外诱出法及所附之二三项实验(第一回报告)》，军医少佐帆刈喜四男《基于真空冷冻干燥法的立克次氏体病毒(恙虫病毒)活体保存方法研究(第二编)：冻结温度及干燥时间与病毒量的关系》和《基于真空冷冻干燥法的立克次氏体病毒(恙虫病毒)活体保存方法研究(第三编)：各种干燥立克次氏体病毒的存活期限》；其中，河内太郎研究报告发表时署名陆军军医学校军阵防疫学教室，竹川信也、帆刈喜四男的研究报告发表时署名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这或可说明，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与陆军军医学校的特殊关系。另外，还有第24野战防疫给水部的《关于马来亚战线的敌军给水》，第2防疫给水部的《原马来联邦医学研究所的蚊类检查技术》等。

据目前调查所见，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主办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业报(丙)》中收录39篇论文，详见下表。这些论文有的装订成集、有的单篇散落存放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据上表所见，内藤良一、早川清、帆刈喜四男、竹川信也、河野寮园等人是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开展“防疫”和“给水”以及生物研究的核心力量，报告和论文涉及的研究地域遍及东南亚的印度、新加坡、马来亚、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甚至远至澳洲，研究的范围涵盖卫生气象、恙虫病毒、疟疾的传染和预防，蚊类的分布及生存环境等，尤其是对恙虫病毒的研究达16篇之多，对疾病传播媒介物“蚊”的研究也有6篇报告。另外，还有以“军事医学”为目标的井村东三司、小泽定雄的研究报告《对热带地区驻留陆军部队士兵饮食的探讨(以该部队供餐为实验对象)》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刊发在《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业报(丙)》中的研究报告，执笔者既有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成员，亦有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和军阵防疫学教室、七三一部队和八六〇四部队的成员。

此外，羽山良雄曾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上公开发表《关于伤寒等四种混合预防接种液的保质期》《战时防疫》《战时及平时的实际检疫》《野战病原检索用培养基的制造方法》和《热带地区的传染病》等8篇研究报告；在《军医团杂志》上发表了《送入血液循环过程中细菌之命运》和《干燥免疫血清制造及保存相关研究》，以及战后在《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7)》撰写了《关于检疫》一文。

据《留守名簿》版本二第105页载：“早川清，生于明治38年6月4日，昭和18年3月25日编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军医中佐，此前所属为东京第二陆军医院。”早川清既是九四二〇部队核心成员，又是七三一部队要员，除了牵头合作完成了上表编号27—30的研究报告之外，曾编制《“支那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表格。早川清列出了1937年至1940年所有的“陆军防疫机关”，在“固定防疫机关”一栏列出了“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南支那防疫给水部、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等共5支固定防疫给水部；在“移动防疫机关一栏”列出了“第1防疫给水部、第2防疫给水部，连续编号一直到第18防疫给水部，以及诺门罕事件加茂部队防疫部、北条部队中支那临时防疫、太田部队北支那临时防疫、关东军第一野战医院给水部”等共22个移动防疫给水部。同时列出了各防疫给水部的“名称、部队名、编成地、现驻地、编成时间、人员数量”等详细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生物战体系的构成状况。早川清的统计是为了配合石井四郎于1940年3月30日，在陆军军医学校主办的陆军军阵医药学会上的演讲稿——《关于“支那事变”期间新设陆军防疫机关的运用效果：应对将来战争方针以及预防接种效果》，报告的编辑人、协助者全部为日本生物战策划和研究领域主要成员，有石井四郎、佐藤俊二、大田澄、内藤良一和早川清等26人。

五、总结

当前，国内外关于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且囿于资料缺乏致使现有研究成果质量不高，而《留守名簿》的公开促使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研究窘境成为可能。《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1945年1月1日编成，战后曾提交给盟军总司令部。1958年之后，美国向日本返还了大量二战资料，其中就包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由是推之，《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便签所载“永久保存，本册为盟军所有，严禁破坏烧毁”，以及通过对《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业报》封面记载美军缴获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也应为美军返还日本档案资料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留守名簿》保存在日本厚生劳动省，作为战后抚恤和养老金发放的参考资料，最初局限于战后部队成员及其家属的待遇问题。随着2015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的发现和逐步公开，学界开始关注与之相关的其他生物战部队的“留守名簿”史料。在二战结束75周年的时代背景下，对《留守名簿》的关注，从政府善后工作层面逐渐向史证和学术层面转移，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战后抚恤转向全面认知九四二〇部队的存在和构成等基本史实问题。日本官方对《留守名簿》的保密政策制约了学术界对九四二〇部队全貌的认知和研究的深入，致使九四二〇部队的基本史实长期存疑，甚至被误读、误解，以讹传讹。学术界以往更多关注与七三一部队相关的资料，对中国境内的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〇四部队亦有涉猎，而对位于中国境外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九四二〇部队虽偶有提及，但从未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学术界所见九四二〇部队资料甚少且研究亦不足道，故将九四二〇部队的研究视为“空白”并不为过。另外，九四二〇部队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具备生物战研究机构的隐蔽性和特殊性，随着《留守名簿》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九四二〇部队的形态和行为。

《留守名簿》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对全方位地解读和分析九四二〇部队的人员数量、身份构成和职级军阶等详细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特别是大量部队成员信息第一次为外界所知，呈现出九四二〇部队战时编成状况，这对全面厘清、重新评估和最终界定九四二〇部队的整体规模、身份构成、人员来源等问题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留守名簿》，按图索骥查核九四二〇部队成员执笔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这对认知和界定九四二〇部队在1942—1945年之间的“防疫研究”和“生物战谋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42年之后，日本加快了侵占东南亚的步伐，九四二〇部队如影相随，这又使九四二〇部队同其他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野战医院之间频繁出现人员“进退流转”。如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大田澄，以一六四四部队长的身份具体负责组建九四二〇部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北川正隆成为九四二〇部队组建之后的第一任部队长；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内藤良一，既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又是九四二〇部队的核心成员，等等。不容忽视的是，九四二〇部队同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〇四部队一样，从最初的部队组建、防疫业务到整体的生物战谋略都是以七三一部队为核心，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受七三一部队制约和指导。这意味着，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〇四部队和九四二〇部队之间在人员进退流转、业务范围方面明显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裙带关系，这是二战期间日本生物战体系的本质特征之一。

附记：本文参考之部分日文资料得到新加坡林少彬先生支持，谭天、鲁丹、朱丹亦有协助，谨致谢忱。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