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地址泄露，不速之客夜闯会场，代表们危在旦夕，究竟是谁告的密？闯入者又有何目的？

中间为程子卿

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到底是谁？

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关于会议场所，各位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取得了一致。关于时间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歧。而闯入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这个“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

那么，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呢？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叶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

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九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

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谁泄漏了中共秘密开会的消息？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的呢？

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

闯入是为了警示？

而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比较特别：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根据这些情况，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

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说的就是“一个穿灰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打断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而事后人们津津乐道那个穿长褂的密探，我是十分了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终年身穿旧式的长褂，夏天单穿棉布长衫，冬天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

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黄金荣的结拜兄弟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2年3月3日，初中毕业，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后因家贫在镇江的米店当学徒，天天拎米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根据叶永烈的叙述，薛畊莘曾出示过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以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他在那里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黄金荣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薛畊莘曾回忆：黄金荣、程子卿、丁顺华为结拜兄弟。早年他们在郑家木桥一带做坏事。当时，洋泾浜里船只很多，浦东的商人划着船来此经商，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或抢劫。在法租界敲诈了就跑过洋泾浜，逃到英租界去。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后来，法国人为了“以毒攻毒”将黄金荣引入巡捕房。后来，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

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明，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那年他才26岁。程子卿尽管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官运比把兄黄金荣要好。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曾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所以他在简历中标明入国民党的地点为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政治组专门负责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

薛畊莘回忆，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

1920年代末，程子卿与杨景德女士结为连理。程杨两人皈依了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

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

笔者手头有一张程子卿警察证的影印件，从中可以解读出一些历史的信息。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CseKing，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局，即法租界巡捕房，警号为631号，等级为侦探督察长，编号为501号。发证时间为1943年。就在那一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了法租界。由此可见，程子卿并没有在1939年退休，程子卿自称“在法捕房35年”。法租界被收回后，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监。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是年12月1日，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薛畊莘则认为，程子卿并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军官，没拿过什么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便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知情者薛畊莘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此后他赋闲在家，所以解放后登记的职业为“年老无业”。但生活颇不错，上世纪50年代他家里仍雇有3名佣人，还有一位奶妈。程子卿虽没有职业，但儿女均学有所长，成为医生、技术人员，孙辈环绕膝下，安享天伦之乐。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他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因肺炎病故，终年83岁。

解放初，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产党成立会场的“不速之客”，否则也许会留下更多的一手资料。不过对于程子卿来说，这或许是值得庆幸的。

——摘编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