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福清人一卷草席“下南洋”, 如今称霸半个东南亚！

“过番”，就是去往海外的意思。旧时，福清人称往东南亚地区叫“下南洋”（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出国则统称为“过番”。

他们沿着一条现在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要道，或贸易、或谋生、或移民，由近及远，由区域而世界。

据统计：目前福清籍海外华人华侨约有78.14万人，足迹遍及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一波接一波的“下南洋”中，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近代海外融商群体，而且成就了一批近代海外融商巨子。如：林绍良、林文镜、蔡道平、林逢生、郑年锦、纪辉琦等融商巨子。

1、清代末年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福州辟为五口道商口岸之一。西方殖民者为了开发东南亚、美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地，急需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便利用福州这个通商口岸的有利条件，纷纷前来中国东南沿海掳掠华工出国当苦力。

这个时期，西方殖民者掠运工人的主要形式就是臭名昭彰的“猪仔”贸易。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国在厦门贩运契约华工出洋时，就从福州直接招募华工到非洲留尼旺岛。

清咸丰二年(1852年)，美国海商船“罗伯特·包恩号”开往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石垣岛，船上华工暴动，余下17人劫船遁往琉球国，途中遭英美监队围捕，其中就有“罗有”(译名)与“顾有”(译名)两个福清乡民。

鸦片战争后，福清乡人出国的史实，在族谱中也有记载，融城《王氏族谱》中就有“咸丰二年族人前往马来亚雪兰莪”当劳工的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英国和记洋行经理塞姆租赁的“齐特兰号”船，在福州附近信奉天主教的南台村装运苦力。英国商人在福州(包括福清)诱拐的1901名契约华工，由葡萄牙舴艋船运往广东汕头，再由等候在那里的“长搭利亚号”轮船转运出洋。

清咸丰十年(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被迫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其他地方当劳工。清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又与英、法签订招工条约，允许英、法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处于东南沿海的福清，大量破产的穷困农民和手工业者，往往应招或利用沿海的地理条件，飘洋渡海到国外去寻求生计。福清新厝江兜村王氏家族便是在这个时期远涉重洋，先至星马，后部分到印度尼西亚去出卖劳力以求温饱的。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加上福清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方殖民者趁机在福清设立许多移民公司或移民代理公司，诱买乡民出国为奴。

邦加锡矿矿主通过日城种植协会在福清海口镇设移民代理公司，招募契约工人前往开矿；香港十二公司和澳门马拉坑(葡萄牙语，意为“猪仔馆”)勾结厦门、马尾的福清客栈店主招募契约工人，客栈因此被称为“猪仔馆”；新加坡口岸的猪仔经纪人通过福清县城一家移民公司诱骗一批农民运往新加坡；印尼网甲州文岛林八记“猪仔馆”与新加坡“猪仔馆”、海口客栈店主联系，每转卖一名华工，费用仅需12银元，而客栈可得40盾(折合新加坡30元)，林八可得80盾。这一时期，福清人出国当契约劳工的更多。

清光绪十二年至民国6年(1886～1917年)，一家移民公司从福清运走契约华工近2万人，这个数字是长乐县历年总和的2倍。契约劳工生命如“猪仔”，毫无保障。当时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飘洋过海当‘猪仔’，三死六卡(留)罕见回头。”道出了当时福清贫苦人民为了生存，相率外流，其中一部分以“卖猪仔”方式流落异国他乡，几经痛苦折磨，10人中有3人冻饿而亡；6人继续挣扎，回不了故里；只有1人侥幸略有积蓄得以叶落归根，埋骨桑梓。

福清还流传过这样谚语：“过了七洲洋，不顾爹与娘。”这也确切地反映了当时福清人民为谋求生路，背井离乡的艰难困苦。有些在海外幸存下来的“猪仔”，便成了当地比较早期的华侨。这些人没有文化，因此，也就没有文字记录保存下来，有的在当地成家以后，就渐渐地被当地民族所同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苛政、战乱、灾害、瘟疫等交相煎迫，福清连续出现逃荒性的移民高潮，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摆脱数千年来安居家园的传统观念，背弃祖先庐墓，飘洋出海到异国他乡去寻求出路。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国在福州招诱169名契约华工，运往北婆罗洲建铁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法国商人魏池在福州马江(马尾)开设“下北顺”(又译约“喇伯顺”)洋行，从福州地区诱拐大量契约华工到马达加斯加、留尼旺等地做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魏池在永福馆设招工所，在福州附近各县大肆诱招华工，运往墨西哥再转到加利福尼亚洲墨西里(圣罗萨利亚)宝流铜矿公司做苦工；又招收“闽工”前往法属安南(越南)西贡做苦工；还从长乐、连江、福清、古田等地招募契约华工1825人前往巴西做苦工。那几批契约华工中都有不少福清人。

那一时期出国的性质除契约劳工外，大部分属于自由移民，他们成群结队自愿到国外谋生。清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年)，侨居马来亚的闽清人黄乃裳先后回国招工三批共1118名，全是福州府所属的闽清、闽侯、永泰、古田、屏南、福清等县的农民、属工业者和少数知识分子。

他们带农具、种子、携妻子、儿女一同南往马来亚，在诗巫新珠山垦荒种植。诗巫原是荒野之地，经过黄乃裳招来华工垦殖，很快繁荣起来；当时世界各地的地图上都把诗巫称为新福州。

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吡叻州实行土地开放政策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新加坡美以美教会(后称卫理公会)祖籍福建的教师柳依美与林德美、方鲍参等人，到闽侯、古田、福清等县招募500多名农民，前往马来亚开发实北远的“甘文阁”。翌年3月，新加坡美以美教会代表与马来亚吡叻州英国殖民当局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开垦实北远地区的协会。

第一批赴实北远的福州“新客”442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8月从福州马尾港乘坐“丰盛号”轮，渡过南中国海，先到新加坡，后到达实北远垦荒区。在艰难的旅程中，病死16人，60人失踪，366人到达目的地，其中妇女72人，儿童15人。以后又有第二批303人，第三批60人，在同年9月间先后抵达实北远。这三批福州籍(包括福清)“新客”用勤劳的双手，在新垦区开辟稻田、菜地、果园，开办商店，兴建医院、学校、码头。后来一部分人从实北远移居槟城、怡保、巴生、吉隆坡、劳勿、吴丹、永平、加亨等地。

那一时期，因生计所迫零散到海外谋生的也不乏其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海口里美村人俞宏瑞，由其继叔何学云带往印尼爪哇岛谋生。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城头五龙村村民张长森，为逃避债务，偷偷乘搭篷船，在海上颠簸3个月才到达星洲，刚到时，举目无亲，靠乞讨渡日，后拉黄包车维持生活。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厝棉亭村18岁的郭可济，到新加坡帮助堂兄郭福成料理杂货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城头五龙村村民诸娘，绰号曼加梨，当兵退役，看到张长森从南洋带回大洋100多元，认为“去番”是条出路，于是只身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他的后裔华弟现还侨居新加坡。

同年，海口里美村人俞兆复出洋，在印尼泗水俞宏瑞的拉链店做工，后与俞建鋆在三宝垄合营布业。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东瀚人林孝楼，由于饥寒交迫，携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漂泊到日本仙台谋生，曾经营“四海楼”餐厅，后追随孙中山，为民主革命作出贡献。清宣统三年(1911年)，新厝棉亭村人郭可模前往新加坡当牧师。清末，渔溪苏田石竹村郑河锚在兵荒马乱中，携带全家到马来亚柔佛州的新山坡来港拓荒，以种植橡胶为业，后由于不堪猛兽侵害，举家迁徒新加坡扬厝港碗窑村。郑河锚的孙子仓夷后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成为新华社名记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清人到他乡异国寻求出路，第一个侨居地是星马(包括今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后来逐渐扩展到荷印(印尼)、砂捞越、英属北婆罗洲(今沙巴)、汶莱以至于东南亚各地，其中以转往“下州府”(今印尼爪哇等岛)的为最多。

据有关史料记载，福清人大规模移居新加坡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00年前后。新加坡地区得到发展以后，南往新加坡的福清人逐渐增多，经济上也渐有成就。稍有积蓄的乡人，纷纷北返家乡携带眷属前往定居。有少部分人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也有一些人是从马来亚、砂捞越迁到新加坡的。

到20世纪初，移居新加坡的福清人从几十人增至四五百人。新加坡小坡奎因街有一路段，近百年来一直是福清人聚居的地方，因以那里有个外号叫“小福清”；柔佛路的下段有一条横巷，早期是福清棉亭乡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那条横巷俗称“棉亭巷”；还有一条奎因街的横巷，叫安哥烈路，那里是福清江阴云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俗称“江阴巷”。

奎因街一带民间通行的方言是福清话、兴化话及福州话。福清人移居马来西亚，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初，当时福清人到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做生意，后来深入马来半岛各州做生意，但人数不多；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英国政府拨地给外来移民从事种植或开矿，首批有组织的福清人与其他县籍的福州人于1903年移居马亚西亚吡叻州实北远垦荒，他们分区开荒，福清人开荒地点在垦场里，后来又称“福清洋”，居住在实北远的福清人有一半是住在福清洋，今散居在印尼、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各地的福清人多是这批移民的后裔；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初叶至中叶，这一段时间，已移居马、新两地的福清人，认为新加坡国土可以当作永久家乡，他们不但让自己的家眷还鼓励亲戚朋友移居马、新两国。

清末民国初年，南往印度尼西亚的福清乡人也是与日俱增，以致在千岛之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凡有华侨处，就有福清人。”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聚居的福清人特别多，因此，人们总是把它称作“小福清”；西瓜哇的万隆多聚居福清渔溪人，故称为“小渔溪”；南加里曼丹的马辰多聚居福清东张人，故称为“小东张”；东南亚最大城市雅加达，也是福清人云集的地方。福清人大批赴日是在19世纪末期，清同治九年(1870年)，长崎有华侨462人，其中福清籍的200多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归侨叶见云途经长崎时，见该地华侨“已有400余人，十之八九皆福清人”。近代旅日福清华侨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2、民国年间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战乱频繁，治安不靖，不少福清人逃亡海外避祸。阳下后联山村方九妹(乳名)被抓丁赴戌东北，不堪凌虐，逃回家中，村中族长以赠盘缠，助其远遁南洋；高山院西后岭村10多户农民，因遭土匪骚扰打劫而全部逃往日本；民国14年(1925年)，渔溪郎官村屡遭土匪劫掠，一批渔民纷纷逃往海外，有的往印尼，有的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民国7年(1918年)，海口里美乡侨俞兆复特地从印尼回国，在福州马尾设立福清华侨协会马江客栈，加上当时海外航运事业的发展，也给福清乡民出入境提供方便。民国4年(1915年)，巨商陈大成在海口建成大成码头，客轮可直达厦门；渔溪上迳港、郎官港，江镜南城头港及东瀚万安港等与厦门港之间也开辟了航线；江阴西港的下渚古渡、东港的莆头古渡、南隅的壁头古渡、东南隅的岸头古渡以及沙埔牛头尾渡口等，与厦门港也有小客轮来往，这些地方均是福清人出国的主要渡口。也有人取道福州马尾或莆田涵江转轮抵达厦门，后再转乘远洋轮船开往香港转向东南亚各地。

因而，20世纪头二三十年，福清又一次出现移民出国高潮。许多人不堪忍受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援引下，纷纷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寻求出路。民国19年(1930年)，城头五龙村村民陈经荫、郑吓吉、林可命仔、林红红4人就是乘“驾鳌”轮到厦门，再由厦门搭“双美”轮直达星洲的。民国26年(1937年)3月12日《福清民报》载：“近月来，本县新旧洋客纷纷携眷南往，一个月内，出国男女华侨达三四百人。”

抗日战争期间，福清民众难以忍受兵灾战祸的煎熬，前往海外谋生的也不少。著名印尼华人企业家、海口牛宅人林绍良便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于民国27年(1938年)前往印尼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征收苛捐杂税，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福清人为避劳役赋税，或因抓丁逼债、天灾人祸，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特别是沿海不少乡民往往在田陇上中辍耕耘，嘱同伴传达家属，便登上途经村边的火轮径下南洋，而后成为华侨(时称“番客”)。当时福清流传一首“番客传”民谣，便是福清乡民族居海外艰苦谋生复杂心里的写照。

福清“番客传”

一把白扇画古钱，思想去番渡盘缠；

亲戚朋友无处借，卖田卖厝几块钱。

二把白扇画山茶，离别父母啼麻麻；

路上花花的世界，花花世界没顾家。

三把白扇画兵营，头站走到兴化城；

出门艰苦讲难尽，天未大光又起程。

四把白扇画凤凰，安海搭渡到厦门；

行到厦门心退悔，恩想往事好凄惶。

五把白扇画梧桐，同帮兄弟齐落船；

无山无岸天连天，何时能过七洲洋。

六把白扇画香椽，我做新客真凄凉；

一身流落番边地，何时再见爹共娘。

七把白扇画花厅，七点起早拖车仔；

话语不通没人坐，看见马车心会惊。

八把白扇画八仙，车馆骗人话语甜；

满口义气满心计，开场设赌七世愆。

九把百扇画核桃，天上石榴百面婆；

若还贪色坠落水，一世没面见公婆。

十把百扇画竹竿，百面诸娘毛相干；

劝汝后生心把定，赚钱要寄转唐山。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50多年间，国家内外交困，战祸连年，自然灾害频繁，社会治安混乱，兵匪纷起，福清有不少人被迫出国谋生。民国时期约有8万多人移居海外，印尼为主要侨居国，约5万人，其次为新加坡，约2.5万人，其他国家和地区约5000人。仅渔溪东际村，民国35年(1946年)滞居印尼未能回归故里的就有700多人。至1949年，累计旅外福清乡亲有30万人，相当于同期福清境内人口的75%。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上消除了劳动人民大量出国谋生的因素，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继取得独立的东南业国家，先后采取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因此大批福清人出国定居的现象基本结束。

但中国政府允许归侨、侨眷申请出国探亲、定居；所以仍有少数福清人在亲属援引下到海外定居。曾任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的林日顺就是在这个时期移居新加坡的。据统计，1950年12月至1955年4年间，由融侨援引出国的归侨、侨眷达750余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申请去东南亚各国的融籍归侨、侨眷，有的是为了夫妻、子女团聚，有的是为了继承财产，有的是为了照顾年老双亲而到侨居国定居的，但有的国家限制中国移民入境，除极少数出生于侨居地的融侨获准入境定居外，大部分仍滞留于香港、澳门地区。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当地不少融籍华侨和移居香港、澳门、台湾的福清乡亲子弟赴欧美留学，有的学成后留下就业并加入当地国籍。1958年由香港移居美国的福清人有47户。美国福清同乡联谊会会长陈友云，也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香港移居美国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归侨、侨眷因怕受“海外关系”株连，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的福清乡人极少。

1971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凡因要求夫妻团聚或需要出境继承直系亲属产业或协助管理业务的归侨、侨眷可经由香港出境转国外定居。因此，1972年以后，福清获准出国的归侨、侨眷人数比过去增加；但前往东南亚定居的福清人仍然只能滞留在港、澳地区。

1978年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民因私出国的限制，福清的出国人数逐年增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及与海外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1986年2月，国务院第一部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颁布后，许多事业有成的海外乡亲，纷纷接引亲朋好友到国外定居；更有一大批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福清人，通过求学、劳务、婚配、旅游、探亲、考察、投资、经商等渠道，跨出国门，闯荡世界，开创崭新的生活空间，形成新的出国热潮。

1979～1999年出国人数达9万多人；1997年就有14021人申请出境，其中获准的的10986人，1999年一年获准出国的也超过1万人。他们的足迹遍布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巴西、新西兰、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70多个国家。其中，前往日本的最多。

这一时期出洋的福清人，多数是为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因而整体素质比较高，大多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也有高等学历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当中不少人经过若干年艰苦奋斗后，溶入住在国的主流社会，成为福清侨民的新群体——新移民。

据侨情普查，至1997年上半年，福清海外及港澳乡亲62.4万多人，相当于福清当年人口总数的53.9%，分布在7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侨、华人总数为516453人(华侨104965人，华人411488人)，主要分布在印尼、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等39个国家和地区；1978年以后出国人员28513人，主要分布在日本、印尼、新加坡、美国、阿根廷等67个国家和地区。境内归侨、侨眷属614824人，占福清人口总数的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