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新书《剧变》：坏危机会带来好变革吗？

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一书，比较和分析了7 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全世界有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自己熟悉的7 个国家：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中有5 个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1 个是中等富裕国家，还有1 个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戴蒙德曾不止一次探访这7 个国家，会讲或者曾经会讲其中6 个国家的语言，在其中的6 个国家长时间居住过，最早可追溯到 70 年前。

也正因此，《剧变》是一本较为个人化的作品，采用了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论证过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的，并非依靠等式、数据表格、图形或者数据显著性检验，而且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多。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也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戴蒙德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经常从历史视角审视人类不平等、文明演进等宏观议题。

戴蒙德沿袭自己以往的叙事风格，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展现了人类自古以来何以应对危机的历史沿革，并谏言国家、企业及整个人类社会如何从个人应对危机的进化逻辑和生理变化中得到启示。

近代日本国门被迫开放、苏联入侵芬兰、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遗产、苏哈托大屠杀后的印度尼西亚、德国战后重建和澳大利亚对后殖民身份的寻求……在这些国家的实际应对中，戴蒙德以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加以对照分析。在这组样本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发问：是否只有由危机引发的剧烈变动才能激发国家进行重要的变革？特定的领导者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进程？

下文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一书的结语部分，有删节，由中信出版社授权转载。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贾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原作者丨贾雷德·戴蒙德

整合 ｜ 董牧孜

一、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承认危机的存在对个人来说比国家要简单，因为前者只涉及个人对自己是否身陷危机的认识，而无须获得国民的一致认同。然而，即使是对个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至少可能出现三种复杂的情况：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只承认部分危机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到最后，个人不得不“大声求助”的时刻其实就是他承认危机的时刻。对国家危机的承认也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不过它还存在第四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国民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承认危机这件事上，这些领导者、拥护者和群体的看法各不相同。

就像个人一样，国家一开始也可能会忽略、否认或者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例如，在1853年以前，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知道西方列强在1839—1842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意识到西方对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可是，直到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日本才承认自己面临危机，才开始讨论变革。

还有一些国家案例中，虽然国民广泛认同自己的国家存在某种重大危机，但对于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未能达成共识。在智利，阿连德和左翼政治人士认为，智利面临的重大危机在于其体制急需改革，而右翼人士则认为阿连德和他提出的改革才是危机的根源。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府需要改革，而军方则认为共产党人和他们提倡的改革才是这个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源。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的解决不是来自最终形成的举国共识，也不是一方以武力占据上风后对落败一方的宽恕和和解。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危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胜利者对落败者赶尽杀绝。

智利第29任总统阿连德

面对二战以后与日俱增的国家危机，澳大利亚和德国曾在很长时间里持否认态度。这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坚守自己的英国属性和“白澳”的身份认同，而德国则长期拒绝承认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对纳粹罪行负有普遍责任，也不愿面对自己的领土损失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府的上台，这些事情虽然令人不甚愉快，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国家危机的最终解决源于公民以循序渐进的民主方式达成改革政府政策的一致共识。

最后，截至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许多日本人和美国人依然选择性否认自己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本人目前承认了部分问题的存在

（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而不完全承认日本的女性地位问题。此外，日本还拒绝承认其他问题的存在：在不欢迎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缺乏解决其人口困境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因历史原因，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关系紧张；比起与其他国家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管理，日本寻求攫取海外自然资源的传统已经过时。美国国民则仍然普遍否认自己国家面临以下主要问题：政治极化，选民投票率低，选民登记存在阻碍，不平等，社会经济流动性水平下降，还有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资不断减少。

二、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

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和承认危机存在一样，承担责任也存在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承担责任、避免自怜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问题；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体、领导者和拥护者，各方观点时常不统一。

在本书的7个国家案例中，各国在承担责任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了不愿过度自我怜悯的一面。自1944年起，面对苏联入侵和芬兰士兵的大规模阵亡，芬兰本可能因此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以受害者的姿态谴责苏联的行径。相反，芬兰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芬兰改变了以往的政策，与苏联保持政治层面的对话，赢得了苏联的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对芬兰有利的结果：苏联从赫尔辛基附近的波卡拉海军基地撤军，减少了要求芬兰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延长了赔款交付的时限，而且对芬兰亲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至今日，尽管苏联早已解体，芬兰也未再试图收复卡累利阿省。

与之相反的是，有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选择把责任推卸给他人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量德国民众听信了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人编造的谎言，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国内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而不是由于协约国军队在军事上具备压倒性优势。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民众将心思都放在《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问题上，却不承认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战前实施的一连串错误的政治决策使德国在不利的军事条件下参与战争，进而导致德国战败，被迫签署《凡尔赛和约》。如此一来，德国人拒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场自居，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这使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盛行，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最后为德国带来更为悲惨的结局。

三、选择性变革

在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在变革与维持原状之间的明确界限，尤其具有指导意义。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西化变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日本都并非亦步亦趋地盲目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众多的西方模式中找到最适合日本的方案，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对这一方案进行调适与修正。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社会中的其他基本特征，包括对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体系，还有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四、来自他国的帮助

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来自他人的帮助无疑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讨论的国家案例中，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在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两国政府重振国内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同样，美国为日本和德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对于两国在二战后的重建意义重大。

澳大利亚先是向英国，然后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缺乏他国帮助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体现在，美国取消援助计划，并对智利经济设置壁垒，使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政府陷入瘫痪。一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攫取的战争赔款撼动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新加坡基地陷落后英国无法再为其提供军事保护，英国在就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谈判后取消对澳大利亚的特惠关税政策，这两次冲击推动了澳大利亚寻找新的国家认同。

五、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

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在本书的大多数国家案例中，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借鉴西方的模式并对其加以调整，在维新变革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日本再次在调整的基础上借鉴

（或被迫采取）

了美国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但美国对日本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借鉴了美国的

（或者说是他们想象中美国的）

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模仿的主要是英国模式，二战后它逐渐抛弃了这些模式。

今天的美国自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模式。由于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西欧民主国家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哪怕是在医疗卫生、教育、移民、监狱和养老等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不甚满意，但还是拒绝借鉴加拿大或西欧国家的解决方案。

六、国家认同

什么是国家认同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

在我们谈到的7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国民都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唯一例外的是印度尼西亚，该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对弱一些。这并非是在贬低印度尼西亚人，它仅仅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直到约191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直到194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会发生种种分裂运动和叛乱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随着该国官方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逐渐普及，再加上民主的发展与公民参与程度的不断提升，印度尼西亚国民的国家认同最近正显著提升。

一国的国民和政府通常通过重述历史的方式建立起民族自豪感，从而强化国家认同。这样的历史重述造就了“民族神话”。这里的“神话”并不包含“虚构性”的贬义色彩，而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具有明显的历史根基，旨在解释某些现象或者达成某些目的的传统故事”。在现实中，出于政治目的被反复传颂的民族神话有很多种，既有真真切切的历史，也有彻彻底底的谎言。

处于中间的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所重述的确实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仅仅关注一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其中一起事件，而忽略了其他重要事件。例如，19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着重强调刘易斯与克拉克横跨美洲大陆的那场远征，还有欧洲白人探索并征服西部世界的其他进程，却抹掉了他们杀害和驱逐印第安原住民、奴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历史只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与荷兰人之间的对抗，却并未提及大批印度尼西亚人在国内发起的反抗共和政体的运动。还有20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历史，仅仅记录了加利波利登陆战，却对杀害和驱逐当地原住民的事情闭口不提。

第一批来到美国的”五月花”号船员在当地印地安人的帮助下成功度过第一个冬天。

七、诚实的自我评估

假如现在有一名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一无所知的完全理性的外星访客，他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导致人类个体和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因素。在这名理智的外星访客看来，怎么会有人或者国家会选择自欺欺人，从而毁掉自己呢？

实际上，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有两个必要的步骤。首先，个人或国家必须拥有准确的认知。但这可能有些难度，因此，导致个人或国家无法成功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信息的缺失，而不是诚实与否的道德问题。其次，个人或国家必须诚实地评估这些认知。可惜的是，但凡对国家或人类稍做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自欺欺人无处不在。

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国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与否离不开强大的领导者或独裁者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一国是否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取决于该国的领导者是否开展了诚实的自我评估。

近代德国领导者在这方面呈现出来的差异极为显著。作为一名出色的现实主义者，俾斯麦成功地完成了统一德国的艰巨目标。作为一名情感上摇摆不定的非现实主义者，威廉二世为德国树立了不必要的敌人，使德国被卷入一战并最终战败。更聪明但也更邪恶的希特勒本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因为不切实际地选择进攻苏联，并且在与苏联和英国开战的同时不必要地对美国宣战，从而抹杀了自己的胜利。随后的德国很幸运地又遇到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维利·勃兰特，他足够勇敢，认识到德国需要在东欧采取痛苦却现实的政策

（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也承认除民主德国之外德国领土的丧失）

，因此为德国20年之后的重新统一打下了基础。

八、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对于需要处理新一轮危机的个人来说，因曾成功度过危机而产生的自信是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日本，它应对危机的自信来自明治时代取得的成就，当时的日本通过迅速改革获得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被西方列强瓜分的风险，并且最终战胜了两个西方国家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还有在1914年的日德战争中战胜德国殖民军队）

。

最后，作为本书中讨论到的最年轻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太多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但它也从应对过往危机的成功经验中获得了自信。正如1979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那家酒店大堂中看到的绘画内容，印度尼西亚人依然反复讲述着他们在1945—1949年对抗荷兰殖民者，取得国家独立的故事，以及他们在1961年接管荷属新几内亚的经历。这些成就在塑造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信方面影响巨大。

九、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比起个人问题，国家问题的处理不适合速战速决，也很难保证能一举成功。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危机往往具有复杂的属性，我们往往需要尝试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个，而这需要我们有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和失败。因此，即使是绝对专制型领导者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具备耐心。鉴于大多数国家层面的决定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谈判的结果，国家危机的解决需要额外的耐心。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到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失败和挫折中变得更为有耐心，尤其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德国、芬兰和现代的日本。与上述这些国家不同的是现代的美国。当然，有的人会表示反对：在历史上，美国人也曾多次经历最初的失败，并且做到了保持耐心，在挫折中继续前行——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4年里、大萧条的10多年间，还有二战的4个年头。可是，美国没有像德国、日本、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在战败与被侵略的经历中铸就一身钢筋铁骨。因为自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到二战，美国共经历了4场对外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到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很难接受以妥协的方式终结最后的僵局，也难以接受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更无法忍受阿富汗战争中漫长的军事僵局。进入21世纪，美国身陷复杂的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困境，这些困境都不存在快捷的解决方法，都需要耐心与妥协，然而美国人目前还未展现出这些品质。

越战期间，美国的反战游行。

十、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心理学家将人的性格分为灵活应变和僵化刻板两种类型。灵活应变的人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僵化刻板的人则认为每个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在理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创新方法成功解决危机方面，这种二分法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学家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较为灵活而在其他领域较为刻板，而且每个人灵活或刻板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要受到其童年所受教养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个人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具有百分之百灵活应变能力的国家或者完全不懂变通的国家，在我看来都是很罕见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在本书中并未被提及，它就是历史上的冰岛，而这个国家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合理原因的。在被丹麦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冰岛人常常令丹麦政府感到挫败，因为他们面对丹麦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充满了敌意。不管丹麦政府出于善意提出何种改进建议，冰岛人通常都会回应道：“不必了，我们不想尝试新事物，我们想继续以传统的方式生活。”冰岛人拒绝了丹麦政府在渔船、渔业出口、渔网、农作物种植、矿业和制绳业方面提出的改进建议。

考虑到冰岛所处环境的脆弱性，人们便会理解这种僵化刻板的民族特质。冰岛位于高纬度地带，气候寒冷，而且作物生长季节较短。冰岛的土质脆弱且土层较薄，由火山灰形成，容易被侵蚀，而且再生速度较慢。冰岛的植被容易因放牧或风和水的侵蚀而被破坏，而且之后的再生速度很缓慢。在早年维京人开展殖民活动时期，冰岛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物资战略，然而结果都很惨烈，直到他们最终设计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案。在制订好这套方案后，他们不愿再在生计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更多的改变，因为以往痛苦的经历使他们坚信：除了这套可行的方案，其他的尝试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或许除了历史上的冰岛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灵活多变或是僵化刻板的典型特征。但更为常见的是，一个国家的灵活性只表现在特定的情况下：即在某些领域比较灵活，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显得僵化刻板。芬兰人坚决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就不允许他国改变本国总统选举规则这一问题上，灵活地做出妥协，尽管在有些国家看来，这是一个民主政体不可剥夺的权利。明治时代的日本拒绝在天皇制度和传统宗教方面做出让步，但在政治体制上则很灵活地做出妥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在国家认同上坚守英国属性，但同时建立起一个比英国更为重视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

十一、国家核心价值观

个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形成的基础，它代表了一个人誓死所坚守的一些东西。对个人而言，核心价值观对于危机的解决既有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激励芬兰人为保卫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激励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对西方国家奋起直追，激励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艰苦奋斗，熬过困难时期，重建自己的家园。

但是，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可能在今天已变得不合时宜，而固守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无法采取必要的选择性变革。这正是二战后澳大利亚面临的危机逐渐凸显的关键所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远离英国本土的英国公民聚居地的属性越来越淡，但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抛弃这种一直以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日本：尽管日本文化和尊崇天皇的核心价值观是日本的力量源泉，但若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实施无限制开采海外自然资源的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十二、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从个人层面来看，限制个人进行选择性改变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约束、对他人应负的责任以及人身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国家的选择自由也会受到约束，但国家所面临的约束因素类型不同于个人，尤其是，国家会因强大的邻国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而受到地缘政治约束。

在我们讨论的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这是各个样本国家在历史上呈现出最大差异的一项。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几乎不受约束，有4个国家

（明治时代的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但在其他方面相对自由，另外2个国家

（芬兰和德国）

受到相当严重的约束。接下来，我将探讨各国当前受到的地缘政治约束和我在前面提到的各国在历史上受到的约束有何区别。

历史上，美国曾经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不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它的东西两面紧邻大洋，南北两面与其接壤的邻国都对其构不成威胁，它坐拥地理条件带来的天然优势，人口众多，财富聚集。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受到的地缘政治约束都更少。

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芬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约束。芬兰的不幸在于和俄罗斯共享漫长的陆地边界。如何在受到如此严峻的地缘政治约束之下尽量保持选择的自由，这是芬兰近代历史上面临的主要困境。德国的运气不佳在于其位处欧洲中心，比起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德国要面对更多的陆地和海上邻国

（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强大的国家）

。忽略了这个基本现实的德国领导者

（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

曾使德国在20世纪之内两次陷入灾难。德国先后两次在极为出色的领导者

（俾斯麦和维利·勃兰特）

的带领下，通过谈判走出地缘政治约束的雷区。

剩下的4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局势上呈现出好坏参半的景象。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岛国，但西方列强对其虎视眈眈。智利在东边受到安第斯山脉的保护，在北边拥有沙漠作为屏障，如今在南美洲并未面临显著的威胁。但是，在阿连德任内，智利的经济因受到远方美国的施压而出现动荡。印度尼西亚在地理区位上受周边海洋的保护，没有邻近的国家对其产生威胁，但它不得不与相隔半个地球的荷兰抗争以获得独立。自独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受制于国内贫困问题和人口快速增长问题。最后是澳大利亚，尽管它地处偏远地带，而且四周受到大洋的保护，但在二战中还是遭受了日本的威胁和轰炸。所有这些国家在行动自由方面都断断续续地受到约束，但比起芬兰和德国，这些国家所受的约束并非长期性的，程度也相对缓和。

在最近1000年以来，地缘政治的约束在全球层面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遥远的过去，一国人口大都能自给自足，物品和信息的接收和传递一般发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也仅仅来自相近的邻国。但在过去的500年间，各国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和军事联系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曾遭受空袭，它们的敌军来自数千里之外：1941年12月，日军对美国的珍珠港发起突袭；1942年2月，日军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发动空袭；1942年4月，美国对日本发起杜立德空袭。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曾受到陆上轰炸机的猛烈攻击。最初被用于袭击行动的火箭是1944—1945年德国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发射的V-2火箭，其射程可达200英里。现在，洲际弹道导弹能够跨越最辽阔的海洋，击中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这一切进展意味着各国历史上所受的地缘政治约束已被大大改变。这是否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重要？当然不是！芬兰的外交政策仍然受制于它和俄罗斯之间漫长的陆地边界。德国的外交政策也仍然要考虑它的9个陆上邻国，还有8个隔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相望的邻国。自获得独立以来的两个世纪里，沙漠和高山使智利免受侵略，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地理区位的天然保障还会持续发挥作用。尽管美国可能会遭到导弹袭击，但要入侵和征服这个国家依然是难于上青天，难度与之相当的还有试图侵犯澳大利亚的领土。简而言之，芬兰的那句箴言——“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改变”将继续适用于每个国家。

原作者丨贾雷德·戴蒙德

整合丨董牧孜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