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随笔丨不是所有乐园都可以造梦

记录新中国改革开放图景的摄影家刘香成，有一副名作 ——《复兴公园的情侣》。照片拍摄于 1978 年的上海复兴公园，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公园长椅上相互依偎，女性身着豹纹大衣，男性则是棉布中山装。他们发现了镜头，却丝毫不羞怯，眼里带着复苏年代的天真和好奇，将小资气息的「你侬我侬」，演绎成了社会主义审美基调下的浪漫。

我曾一度在上海工作，工作地点毗邻复兴公园。那时我才知道，之所以能蕴养浪漫，概因这座公园本就是无比浪漫的大容器。公园的属性，与公园中的人相映成趣 —— 在我这个看惯了由开放水域构成的「公园」的北方人眼中，复兴公园的葳蕤和精致，展现了全然不同的公共属性。这是地域特色与人文表达共谱的和谐。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也是外埠文化的冲击史。公园退场，各色主题乐园出现了。这些带有明确主题和游乐性质的超级乐园，背后是一条生意链和一张盈利网。主题乐园的目的很简单：用最短的时间带你远离现实，最快的速度刺激神经。无论孩童或成年人，主题乐园似乎都在帮人解决生活中最不想碰触的难题 —— 以一种极度轻愉的方式，为你的生活提纲挈领，再带你勇闯难关。

主题乐园能让快乐永不消逝吗？不一定。它慷慨，也同样残忍。热闹非凡的设施刷新着我们的快乐阈值，我们一度错觉真正的欢乐如此触手可及。但是，欢乐有条件，童趣被限时，乐园过后，我们是不是走进了失乐园？

这么近，那么远。

今天我们聚焦的公共空间是「公园」与「主题乐园」。回顾五天假期，那些久违的公园与游乐场，能否帮你弥补这个春天？

尽管我们难以想象一座没有公园的城市，但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见证了疫情下被迫关闭的一座座公园。美国语言学家 Avram Chomsk 认为，当下人们的首要任务，是利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仔细找寻「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这一问题。世界的「样貌」一方面指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却更为直接地激发着我们对身处自然环境的思考。公园，作为连接城市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重要场所，在世界城市演化和人类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位置。无论是神话和传说中的阿卡迪亚（Acadia）、世外桃源；或历史上的皇家苑囿、私家园林和贵族庄园；抑或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森林公园、城市公园和街角花园，我们都可以在诸如《花园：谈人之为人》《花园里的哲学》《花园词典》这样的学术专著和散文集中一探究竟。然而，与那些描写岛屿和宇宙的书籍不同，公园远不只是一个出现在文字中的概念，它存在于城市日常生活之中，带给我们回忆和感知。

纵使德黑兰、华沙、哥本哈根、巴塞罗那和新加坡的公园都给我带来过深刻的印象，但思绪把我带回合肥、伦敦和海口 —— 我的生活和这三座城市的公园一次又一次地重叠，不断碰撞出有关理想公园的形状，以及我对理想生活的思考。

我人生中有 8 年时间是在一座开放公园里度过的，这段童年的生活体验在潜移默化之中，开启了我对城市现代化与自然环境间的互动的长期关注。8 岁时，我随父母搬到了合肥城西的琥珀南村，坐落在合肥市区西侧偏北，南接长江西路，东临环城公园。它修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筑设计借鉴了皖南明清古建筑「依山而建，傍水而营」的风格；小区内包含了六层楼房和别墅两种规格，各单元相互错开，层层迭落；外形则采用了红顶白墙、坡屋面，从高处望去，宛如座座琼楼玉宇从湖中升起。

建成伊始，作为一处国内少有开放式园林住宅，合肥「琥珀山庄」不单单是一个环境舒适优美、建筑风格独特的住宅小区，还是国内外专家宾客考察及合肥人假日娱乐的度假区，曾一度以「琥珀流光」之名列为城市十景之一。然而，放眼合肥市的规划史，会发现这座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城本身就是围绕着公园兴建起来的。

占据合肥老城中心近 140 公顷面积的土地并非政治或经济中心，而是一座环城公园，一座在原环城林带基础上建设形成的带状开放式公园。生活在老城区的人大多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那便是家、单位、学校都镶嵌在这些公园中，上学、上班都自然而然地在其间穿行。从琥珀南村出发，路上要经过一段枝繁叶茂的环城西路，环道两侧的树丛中和草坪上，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动物雕塑，活灵活现。沿路稻香游乐园，再右转到金寨路向南，穿过同样植被覆盖的中科大东校区之后，便恰好能赶上第一节早课。

城中有园，园中有城，使得合肥在 1992 年成为第一个获评国家园林城市的省会城市。虽然过去十年间，合肥正在飞速往扩建，老城区也相应经历了城市化建设所带来的破坏，但这座城市带给我的美好回忆远远不在于她作为一座省会城市的便捷化程度，而是她为人们放慢脚步所做出的努力。

19 世纪末，在英国城市学家 Ebenezer Howard 描绘的「田园城市」中，「这座城市建在 6000 英亩土地的中心附近，6 条壮丽的林荫大道从中心通向四周 …… 中心是一块 5.5 英亩的圆形空间，布置成一个灌溉良好的美丽花园 …… 其余的大空间是一个用『水晶宫』包围起来的『中央公园』，面积为 145 英亩。它有宽敞的栖息用地，全体居民都能非常方便地享用」。这一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并解决当时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大城市）迅速膨胀而导致的弊病百出。

而在现实世界里，伦敦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巨型城市，虽然无法复制「田园城市」的样貌，却也在包括海德、里士满、肯辛顿等公园的拥抱下，为繁忙的人们带来了广袤迷人的绿色空间。2013 年，在来到这座城市五年之后，我开启了一个记录伦敦社区公园的拍摄项目，并给它起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名字《保持冷静，摇动大地》。聚焦社区公园而非海德公园这类知名旅游胜地的初衷，是想考察街角公园在伦敦这座高密度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项目带领我拜访了曾在维多利亚时代圈养过野生动物的南岸社区小公园、东区肖迪奇附近文艺青年和嬉皮士聚集的草坪、还有大多叫不上名字的街角花园。在那里，我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形形色色的伦敦客，听他们分享着与伦敦相遇的故事。

成年之后，但凡不在国外的冬天都是和家人在海南度过。从 17 岁到 33 岁，我见证了白沙门从一片海滨湿地变成城市生态公园的整个过程，从观察到体验，再到依赖，或许它早已成为我心中的那个「阿卡迪亚」。

年初早些时候，我从新加坡回到海口的第 5 天，武汉宣布封城。从 1 月底到 2 月末疫情最危重的一个月里，海口各区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隔离政策，但人们依旧可以相对自由地出行。彼时，坐落在海甸岛北部的白沙门公园便成了我和孩子每日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场所。每到下午，步行十分钟便可来到这座面积达 60 公顷的开放公园，喂鱼、野餐、收集各式各样的植物种子、在海边沙滩玩耍，似乎只有身在自然之中才可能得以庇护，因为疫情而带来的忧愁和烦恼也在此得以消解。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除了附近生活的居民之外，3 月的公园里迎来了一批批的游客。练习橄榄球的孩子、玩 Cosplay 的中学生、露营的家庭的和抖空竹的老人们一边保持着社交距离，一边也自得其乐地享受着公园里的舞映诗光。

在起笔写下这篇文章的午后，我和孩子在结束了天津美术馆的参观后，意图前去文化中心湖对面的万象城。往常 5 分钟的路程，花去了我们将近 1 小时，那些不曾留意的公园景观，此刻变得尤为引人驻足，更瞥见了不少久违的读书人的身影。尽管我并不奢望疫情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但至少它重新开启了人们对环境的感知，找寻那些我们或许早已遗忘的童年体验。

细细想来，我有幸在自小到大的旅途中体验过不同类别的主题公园：在模拟景观类别中我去过北京的世界公园，在民俗景观类别中去过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影视城类别中去过环球影城，动物景观类别去过北京野生动物园和海洋公园，游乐园类则有迪士尼和欢乐谷 …… 只是从前，或许是因为我的浪漫思维作祟，一向只将游乐园、海洋公园算作主题乐园，其余都被我自动归类为古迹或景区了。我从未思索过，所谓主题公园，其实包罗万象。

于我一个非一线城市出生的青年而言，与城市里的街角公园不同，主题乐园并非一步之遥，它们一向是考试取得不错的成绩后，假期的一次褒奖。每一次主题公园旅行后，在我的脑海里都会存留下一群人共同体验的记忆，主题公园就这么组成了一个集假日、人群、长途、冰淇淋，有时还包括新衣服的剪贴板。

五一假期前，我无意间刷到了北京欢乐谷恢复营业的公告 —— 总人数将控制在景区瞬时最大承载量的 30%。这个公告把我带回了 2006 年的夏天，爸妈驱车两小时带着初一放暑假的我，来到落成开放第一天的欢乐谷公园。对我来说，那比得上一次赶集 —— 要用最有限的时间去兑换最值得的项目。园子里的沸反盈天，排队时的汗如雨下，游乐时的欢喜若狂，全都搅成了一团果酱，黏在了我的记忆中。毕竟在那之前，我只去过北京石景山游乐园。

过了十几年，提到欢乐谷，我脱口而出的永远是那三个我第一天玩过的项目：雪域金翅、太阳神车和水晶神翼 —— 事实上，那天我就只玩到了这三个项目。

你看过电影《佛罗里达的乐园》吗？主人公 Moonee 向她最好的朋友 Janice 道别，哭着说她即将要离去，Janice 牵起她的手，在激昂的音乐声中，二人从汽车旅馆一路狂奔至从未属于过她们的迪士尼王国。我留学美国的第一年圣诞假期就和几个朋友去了奥兰多的迪士尼，而我看完这部现实主义影片时，恰好是一年后的圣诞节。

我印象中的乐园有着修剪成米老鼠形状的、戴着圣诞帽的树冠，有夜空下闪着光芒的城堡，还有耸入天际的挂满礼物的圣诞树 …… 但《佛罗里达的乐园》真实地提醒了我：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晴朗的，但每个孩童以及成人，都有追逐彩虹的权利。

在这个人群和趣味越发割裂、相互隔绝的时代，主题乐园构建了一个跨时空、跨语言的体验聚合体，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二现实」。在这里，人们能将很多幻想变成现实：我偷了一架飞机，变成了飞鸟；我乘坐了王子的马车，住进了公主的城堡；我拥有了魔法，收割了奇迹和快乐 —— 这是现实世界的 Neverland。

1989 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率先开发了中国的第一个主题乐园 —— 「锦绣中华」卫星微缩式中国景观主题乐园。从彼时起，到如今的 31 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已有约四百家主题公园已经或即将落成。小时候，借由假期的福利，或是提名金榜的褒奖，我们或许都会以为，越来越多「像我们一样」来到主题乐园的人，都终将拥有自己的 Neverland。但这些美梦的背后，倚仗的全是资本的力量。

前有老牌乐园的深耕运作，后有舶来品牌的大获全胜，这些年众投资公司纷纷下海，从观看型主题公园到沉浸式主题公园，从硬件到配套服务设施，中国迎来了「主题公园经济」时代。《经济观察报》曾在 2017 年刊登文章：《恒大遣将组建旅游集团发力主题乐园，今年目标 800 亿》，其中援引了一位国土资源部官员的说法，称「地方经济也在转型，多数地方政府更愿意推出旅游等综合用地，既可以获得土地财政，又可以开发当地文化、消费、就业等。」以 2006 年开园的广东长隆野生动物园为例，每年吸引游客超过 2000 万人次，直接收入每年超过 5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就业 10 万人次。乐园经济红利造就了资本家的美梦。以乐园之名行圈地之实，已屡见不鲜：不是所有乐园都可以造梦。不错，主题乐园从来不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净土，没有资本的运作，乐园根本无从建设，其本质也是商业的经营。但正在开发建设的那些乐园有多少是真正为了我们的「快乐」？没有了真正的「快乐」，又有谁会为别人的美梦买单呢？我一向很钟情主题乐园这类必须亲身体验的场所。即便是做了「社畜」之后，也依然保持着一年一去的频次。主题乐园是兜售故事和分享回忆的地方，在资本博弈之余，理应保留纯粹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