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那些在自己家中被隔离的老外，有点郁闷，努力保持乐观

上周从中国回来后，伊恩·利普金博士把自己隔离在地下室里。他的妻子现在把食物放在楼梯上。Netflix上能看的都已经看过了，在空闲时间，他会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

当然，与他人至少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

利普金博士属于这样一个人群（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有数以百计之多）：他们虽然没有生病，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因为他们是从中国返回的，所以在美国国内仍处于半自愿隔离状态。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停在日本被隔离的钻石公主号游船，以及美国军事基地内的撤离者身上，那些在家中自我隔离的人基本上没有受到注意。

专家们说，这种自我隔离的作法，在减缓现在被称为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性疾病的传播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他们唯一的工具。“我们还没有疫苗，也没有批准预防疾病或治疗疾病的药物。所以我们有的只是隔离，”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感染和免疫中心主任的利普金博士说。

作为病毒专家，利普金应中国卫生部门之邀，帮助评估COVID-19的风险。2003年非典爆发时，他在中国做过类似的工作。

“这是我第二次被关进监狱，”利普金开玩笑说。他将于周二结束自我隔离，在公共场合喝着干马提尼酒庆祝。

美国州和联邦的指导方针，将人们分为高、中、低风险人群，并对每个人群提供建议，但地方卫生部门有权决定如何实施隔离。

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已经对违反隔离令的人进行了罚款，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仍依赖于人们的责任感，尽管他们有权下令隔离，并能得到警方的帮助来实施隔离。在大多数州，违反隔离令是一种轻罪。违反联邦检疫令可能意味着罚款和监禁。

有些人未经卫生部门的命令就将自己隔离。在印第安纳州的海兰德，肯·祖雷克和安妮·祖雷克于周四结束了为期15天的自我隔离。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肯说。“我想不出还有谁愿意和我一起被隔离。“

隔离期是自他们从中国重庆回来后开始的。63岁的混凝土公司老板肯•祖雷克研究下新冠病毒，然后将隔离期延长了15天。

“因为我是一名童子军，总是努力做好准备，做正确的事情。”肯很自负地说。

现年57岁的教练帕特•普雷米克一直居住在中国，本月初回到美国后，她一直在匹兹堡地区自我隔离。为了保持忙碌，她一直在做拼图游戏，读书，和中国朋友聊天，她的中国朋友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因为帕特•普雷米克住的地方人不多，所以她偶尔会出去走走。朋友们一直在外面给她留吃的，等他们离开后她再去取。

“我在窗口向你挥手呢，”她说。

在美国西雅图，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会帮助购买食品杂货，以确保人们在家中隔离期间过得舒服一些。他们会给其中一人带来蓝莓、香蕉和护发素，另一个被关在汽车旅馆房间里的人要了一个速溶茶壶来加热汤。

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确保人们有Wi-Fi，这样他们就可以工作并与家人保持联系。他们还要为那些有焦虑情绪的人安排电话咨询。

数百名返回美国的旅客在西雅图的金县检查自己身体是否有症状，远离其他人，当地卫生部门每周花费约20万美元用于控制病毒。

“现在有点疯狂”，金县公共安全控制措施的负责人麦根·凯博士说。

在印度，卫生当局建议对归国旅客实施28天的家庭隔离，远远长于其他地方接受的两周潜伏期。在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有3例确诊的covid19病例，2300多人在家中被隔离。他们被告知要戴着医用口罩睡觉，如果感到精神不正常就打热线求助。

“在你的房间里呆上28天，绝对很无聊，”负责喀拉拉邦应对行动的阿马尔·费特尔博士说。

在瑞典北部城市诺德马林，一家中餐馆的老板说，他们正在按照卫生部门的指导方针，在去中国旅行后自愿隔离自己。他们的餐厅将关闭到2月27日。

“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客户，”Stanislav Maid告诉《晚报》。他和妻子周维祥一起经营这家餐厅。“我得到了该地区很多人的积极回应，他们认为我们承担责任是件好事。”

在中国上海，《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记者迈克尔·史密斯结束香港之行回到中国后，也开始了家庭隔离。

史密斯可以在家里工作，但访客不得入内，保安正在监视他居住的小区的唯一入口。他发现不用担心约会，每天可以穿着运动裤是一种“奇怪的安慰”，“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读一些书，追剧，休息一下。”

以色列卫生部周日延长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为期两周的国内隔离，其中包括最近在泰国、澳门、新加坡和香港逗留的人。

在纽约，利普金博士在电影《传染病》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爆发的影子，他是这部电影的首席科学顾问。他听说这部电影又火了之后，表示希望人们能从中吸取教训，洗洗手，听听公共卫生部门的意见。

他每天两次量体温，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疗官员报告，后者指示他呆在家里。与他的情况不同的是，他能够从他的鼻子和喉咙的后部发送一个样本，到他自己的实验室去检测病毒。

结果是否定的，没有病毒。

他使用健身自行车，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工作。

他说:“我能做的工作太多了，因为我不仅负责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撰写和处理媒体事务，而且还负责中国的项目”，“我没法好好睡觉。”

利普金和他的妻子凯瑟琳·刘易斯保持着幽默感。他说，妻子棒极了，她会给他做晚饭，然后把它放在楼梯上，说，“我把它放在这里，所以我就不会碰到你的虱子（注：被传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