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门罗主义”的跨洋旅行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徐高/整理

“门罗主义”源自183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其最初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成为孤立主义原则。

2013年11月，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公开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然而特朗普政权却正在加强“门罗主义”话语以及对拉丁美洲国家内政的干涉。2018年2月1日，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场演讲中，赞扬1823年门罗（James Monroe）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称这一原则在当下仍然与它刚刚问世的时候一样具有现实相关性，并指责中国“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state-led model of development）是对西半球的威胁。2019年3月3日，CNN主持人在访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时提问：美国一边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形容为“独裁者”，却又在全球支持其他独裁政权，是否自相矛盾？博尔顿给出否定的回答，称因为委内瑞拉位于“我们的半球”（our hemisphere），对于委内瑞拉，美国不惮使用“门罗主义”这个表述。由此可见，“门罗主义”并未离我们远去。

本文整理自2020年10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的线上讲座《“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本次讲座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拓展系列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主持，与谈人分别是英国艾克赛特大学副教授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玉聃。

Panama Canal Cartoon, 1903 by Granger

章永乐副教授从研究当代美国的“门罗主义”表述开始，发现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符号跨越大洋，经过不断的重新解释，在近代中国深刻参与了国家建设与宪制变革的过程。本讲座旨在介绍他的研究发现。

在研究进路上，章永乐主张将“门罗主义”看作一个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意义，不断经历着解释和重新解释。他倡导“语用学”（pragmatics）与“谱系学”（genealogy）的研究进路。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就不会纠结于某一种“门罗主义”话语是不是“正宗”，是否偏离了“门罗主义”的“本质”，而是把重点放到言说者面对的权力结构、话语资源及其行动策略上来。美国的“门罗主义”起源于超国家的“区域”层面，但在越出美国和西半球之后，被用到全球、区域、国家以及省域及以下各个层面。在近代中国，“XX为XX人之XX” 或“XX者， XX人之XX也”这样的句式，成为连接空间政治各个层面的关键的“门罗主义”句式。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原为美国国内的排外口号，后被用于对“门罗主义”的表述）到“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 再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研究者可以用一种形态学（morphology）的方法寻找话语结构的相似性，形成工作假设，进而通过史料搜索进行验证。

一、门罗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开，首先章永乐老师对“门罗主义”的生发和在美国经历的不断再解释进行了探讨。为了应对欧洲“神圣同盟”对于拉丁美洲革命的干预意图以及俄国从西北方向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在国务卿亚当斯的推动下，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其涉及外交政策的部分提出三个核心主张：第一个主张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个主张反对欧洲列强干涉已独立的美洲国家，尤其是强加自己的政治制度；第三个主张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政策宣告说不上是对欧洲列强的“战略恐吓”，因为当时的美国实力尚弱，难以阻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与干涉，其真正意义，首先意味着有限响应海上霸权英国引入新大陆力量平衡欧洲大陆列强的诉求，减少英美摩擦，同时也可以摆出一个道义姿态，拉拢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国，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美国经济发展获得新的海外市场。

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

1845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对“门罗主义”做出新的解释：“本大陆的人民单独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中的某一部分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而建议要和我们的联邦合并时，这将是由他们和我们来决定而毋庸任何外国插手的一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同意欧洲列强因为这种合并会破坏他们也许想在本大陆维持的‘势力均衡’而进行干涉以阻挠这种合并。”又宣布：“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做将来殖民的对象。”在美国致力于攫取得克萨斯和完全吞并（当时由英美一起控制的）俄勒冈的背景下，这一解释打着反对外部干涉的旗号，实际上服务于美国自身向西部的领土扩张。1850年，英美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美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弱化了英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英美共同控制中美洲，尤其是在海洋交通线问题上享有均等权利。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门罗总统的政策宣告才被广泛称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1862年，在美国内战时期，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债务催收”为名，派军队推翻墨西哥共和政府，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员马克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o I）为“墨西哥皇帝”，并借机推广“拉丁美洲”（Amérique latine）这一概念。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刻祭出“门罗主义”，帮助墨西哥共和派于1867年收复墨西哥城，处决马克西米连诺一世。1870年，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主张美国兼并多米尼加的国情咨文中，又提出比1845年波尔克的主张更进一步的“格兰特推论”：“从此以后，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内战之后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泛美同盟，以发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1890年，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的努力下，首届泛美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在华盛顿举行，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8国参与。其第二、第三与第四届分别于1901年、1906年与1910年召开。

“门罗主义”概念的发展与美国对本国边疆的认识息息相关，并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不断发展。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感叹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完成，边疆正在消逝。不过，新的边疆视野已经出现。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美国海军学院教授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鼓吹建设强大海军，夺取制海权，保护美国的贸易扩张。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进一步削弱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并在太平洋西岸确立了一定的影响力。1899年与1900年，美国两次就中国问题对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反对其他列强垄断对华利益。在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来，“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高度相似：如果说“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在美洲获得新的领土，“门户开放”旨在阻止它们在中国获得新的领土。

曾担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外交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将美国的这一政策称为“分我一杯羹”主义：“美国那时候虽然已有实力参加差不多任何经济角逐，可是还未确定何种活动对它最关重要。因此，它希望别的任何国家都不要获得在将来会妨碍美国利益之加入和发展的权益。”拉铁摩尔同时指出，“门户开放”照会中的很多措辞都出自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的手笔。英国在19世纪末承认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这促进了英美在其他区域关系的改善，以及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主义的升温。

在成功地将英国与西班牙的势力排斥出西半球之后，德国成为美国执政精英眼中的新威胁，成为“门罗主义”所针对的新的欧洲势力。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12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所谓“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将“门罗主义”推向证立美国西半球霸权的阶段：“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international policy power）。”一系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向欧洲列强负有大量债务，美国政府认为这有可能引发欧洲列强的干涉，为了美洲的安全，美国有必要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用于偿还欧洲列强债务。在美国转变为这些国家的债权人之后，美国试图控制这些国家的海关与金融秩序，甚至通过军事干涉，颠覆其政权，以确保其投资的回报。“罗斯福推论”标志着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释全面进入了西半球区域霸权的阶段。

Roosevelt Cartoon, 1905 Painting by Granger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门罗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讲，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国家或民族自己决定自身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原则，因而具有适用于地球上一切地方的潜在可能性，这就突破“西半球”或“美洲”的空间限制。另一方面，威尔逊总统任内数次发动对拉美的军事干预：1915年侵入并控制海地内政、1916年对墨西哥的“潘兴远征”（Pershing's Expedition）、1916年军事占领多米尼加，等等。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为了增加其所倡导的国际联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几率，威尔逊促成了国联盟约第21条的出台：“国际协议如仲裁条约或区域谅解（regional understanding）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就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这种例外并非威尔逊首创。1899年，美国在积极参与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同时，也基于“门罗主义”传统，对会议通过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做出了保留，并在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时重申了1899年的这一保留。不过，即便有这样的安排，威尔逊仍然无法说服那样怀疑国联会导致旧大陆控制美洲事务的共和党人，美国最终未加入国联。

然而《国联盟约》中设置的例外，为日本在亚洲推广侵略性的“亚洲门罗主义”提供了一个先例。在19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就山东问题的处置提出异议的时候，《读卖新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评论，指责美国不尊重其他国家的自由，高唱自家的“门罗主义”，在山东问题上又不尊重日本的“门罗主义”。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贵族院发表演说，认为《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一条适用于日本在亚洲所实施的“门罗主义”，国联对日本的干预是非法的。在2月21日的国联大会上，日本代表团再次祭出“日本门罗主义”，运用了从“特殊利益”、“亚洲人之亚洲”、“日本领袖地位”到“生存权”等等论述。这些论证未能得到国联认可。日本执政精英认为美国奉行“双重标准”，最后退出了国联。

二、旅日精英对“门罗主义”的吸收与转化

“门罗主义”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到威尔逊总统的手中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适用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原则，并随着美国干涉旧大陆事务的步调，在旧大陆上激发各种模仿。如果说德国与日本对美国“门罗主义”的模仿，都是以美国的“西半球”霸权为榜样，划定自己在本地区的势力范围的话，“门罗主义”话语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恰恰与各省精英谋求自主性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在“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章永乐认为，清末旅日精英在日本“亚洲主义”氛围中对“门罗主义”的吸收和转化，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19世纪中国也存在其他介绍门罗总统及其主张的渠道，但并没有引发中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深入兴趣。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adgman）在新加坡用汉语刊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首提美国门罗总统名字，译为“瞒罗”，该书的一些内容，被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吸收，“瞒罗”之名亦得以广泛流传，但“瞒罗”之主张，仍不为人知。1880年,上海申报馆出版日本学者冈本监辅所写的《万国史记》，介绍了门罗总统的主张：“一千八百十七年，惹米斯瞒罗为大总统。瞒罗常谓，美国自为一世界，不得关欧人纷争。诸议者多是其说。”但冈本监辅并未将门罗总统的主张命名为“瞒罗主义”。从1838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如North-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及其后继者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发展也多有报道，但因为这些报纸面向的是在华外国人，其对“门罗主义”的探讨，在中国本土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中并没有引发实质反响。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对于“门罗主义”的深入了解，恰恰是在日本完成的。

1898年11月12日，康有为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求助于日本贵族院议长、当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理论代表近卫笃麿公爵。近卫开场即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近卫的谈话对于流亡维新派起到何种影响，难以确证。但在次月，流亡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梁启超主持编务工作。在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征服菲律宾，引发日本舆论界对于西方势力瓜分东亚的深刻担忧，“亚洲主义”话语盛极一时，在此背景下，《清议报》成为介绍“门罗主义”的思想先锋，并经常吸收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并加以转化。

近卫笃麿

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2册，刊发了署名“片冈鹤雄”的一篇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关注菲律宾事态，将美国的“新木爱罗主义”（“新门罗主义”）视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1899年8月，在菲美战争进行期间，《清议报》编辑团队成员之一欧榘甲在《清议报》发表《论菲律宾群岛自立》，将菲律宾树立为中国的榜样，认为菲律宾能够以小搏大，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倡导自由独立，致使菲律宾人民产生出了“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意识——在这里，欧榘甲将近卫笃麿用过的“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用于民族国家的层面，并“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宾。”《清议报》第58册（1900年9月）的署名“冯自强”的《独立说》针对八国联军侵华发表评论：“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 梁启超本人在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又进一步评论了义和团运动：“……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据郭双林教授的研究统计指出，从“冯自强”的论述开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在清末报刊中至少出现20多次，出处包括了欧榘甲的《新广东》、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孙中山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杨度《金铁主义说》等名篇 ，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保皇派。

“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关系，是当时评论者的重要关注点。《清议报》第67册刊载了蔡锷的“孟鲁主义”一文，直接介绍和评论美国的门罗主义，在此又出现了近卫笃麿“XX为XX人之XX”句式。蔡文回顾了美国19世纪的对外扩张，又评论美国两大政党“其一永奉孟鲁主义，其一则执帝国主义。奉孟鲁主义者，德摩古拉特（Democrat）党是也。与该主义为反对者，则勒巴勃里克（Republican）党是也。”蔡锷认为美国正在奉行共和党的帝国主义路线，然而“昔以孟鲁主义建国而独立，今弃之以取帝国主义，盖亦势之所利，时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1902年，蔡锷又在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讨论列强的“国魂”时评论美国：“在美则有孟鲁主义，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局，他国不得而干涉之也。’”蔡锷重申了他在1900年文章中对于美国从“孟鲁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判断，并进一步将美国的当下主张提炼为“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这一表述，表明了美国从“门罗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过程中在政治修辞上的连续性。而梁启超于1903年访问北美，面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撰文《新大陆游记》，分析了“门罗主义”的实质从“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再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变化，对美国政客们的解释能力表示惊异。

如果说蔡锷的论述，是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意义相反的两个概念，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评论，则有不同的判断。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1903年第6期“新名词释义”栏目认为“孟鲁主义”为“帝国主义”之别名。1903年在东京编辑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历史传记”栏目发表《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该文在探讨菲律宾亡国史同时，也对美国的“们洛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揭示。

《清议报》编辑团队对于美国征服菲律宾的关注，进一步催化出“门罗主义”话语与排满的“地方主义”的结合。1902年，欧榘甲在日本横滨出版《新广东》，提出“广东自立”。针对清廷的“卖国”行为，欧榘甲高呼“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与1900年《清议报》发表的《独立论》一文中的类似口号不同，欧榘甲的口号本质上是排满主义的，即将满人视为外来的征服者与压迫者。欧榘甲的论述是，由于卖国的清政府的昏庸颟顸，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多个列强的势力已经进入广东，广东的全面沦丧指日可待。由此，欧榘甲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欧榘甲呼吁广东“自立”，各省响应广东，脱离清廷，进而在新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进行联合。1903年，旅日革命派人士杨毓麟作《新湖南》，开篇即提及欧榘甲《新广东》的思想激励，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呼吁湖南起兵排满，以待十八省响应，文中更有“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的表述，向欧榘甲《新广东》致敬。如同欧榘甲那样，杨毓麟列举了列强在东亚的帝国主义侵略行状，担忧湖南沦亡于“白人”之手，又称“吾湖南而为菲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这里的“阿君雅度”，即欧榘甲笔下的“阿圭拿度”，即菲律宾反美战争的领导人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新广东》与《新湖南》在当时旅日精英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反满的地方主义论述，均受到其启发。

当时也已经有旅日精英公开承认“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口号受到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激发。1903年4月在东京编辑的《湖北学生界》第3期刊登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称：“吾闻美人有言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非欧人所得而干涉也。日本人有言曰：亚洲者，亚洲人之亚洲，非白人所得而干涉也。吾愿我国民亦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郭双林教授最早挖掘了这一则史料，指出美国的“门罗主义”、日本的“亚洲主义”与中国旅日精英反满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章永乐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对流亡维新派尤其是《清议报》团队的探讨，是这一部分研究的核心突破点。

三、民国时期“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

在完成对旅日精英的“门罗主义”话语的阐述后，章永乐转向这些话语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影响。辛亥革命是“省域门罗主义”话语的一次大爆发。1911年5月14日，长沙围绕路权问题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爆发长沙至株洲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进而影响湖北、广东、四川等地。日本驻长沙代理领事山崎壮重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的报告中指出，湖南一部分激进士绅“信赖北京政府势将亡国，高喊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欲独自借款经营铁路”。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之后，出现一篇以刘永福名义发布的《粤省民团总长刘永福之通告》，即表现出强烈的广东地方主义色调，称“夫吾粤，东接闽，西连桂，北枕五岭，南滨大洋。风俗、语言、嗜好与中原异，天然独立国也。”通告最后还喊出了“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这一口号。

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排满”也渐渐退潮。革命派在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之中放弃了“排满主义”，接受了“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族，而不仅仅是汉族，成为民国政府的标准立场。至此，“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作为“排满”口号的时代落下帷幕。然而辛亥革命中各省脱离清廷自立，各省都督自己掌握军队和税收，任命本省官员，这不仅削弱了清政府的控制力，也使得革命派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整合力。袁世凯“削藩”的努力成果因其称帝引发的反弹而付诸东流，1917年，在张勋复辟之后，民国更出现了南北法统的分裂。地方实力派针对中央政府或其他省份的势力，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使得“门罗主义”话语再度升温。

作者： Raven-Hill, Leonard 版权方： Punch Limited

“门罗主义”话语的升温还有一个外部因素：美国的在华影响力的增长。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演讲，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主义，它不仅适用于美国主导的美洲，也适用于世界上各个地方。中国有若干英美人士主持的报刊对威尔逊总统的演讲作了介绍和评论，并有将威尔逊主张概括为“天下之门罗主义”的表述。但更重要的是，威尔逊设立了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该机构又于1918年9月在中国上海建立分部“东方新闻社”，向中国宣传中美友谊、美国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威尔逊思想。中国知识界、舆论界也有不少人士对威尔逊的宣传做出积极响应。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联邦制和“门罗主义”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具有很强的同构性，都可以被用来支持地方政治单位实现民主自治，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联合的主张。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华声望一落千丈。但是奉行联邦制与“门罗主义”的美国，作为“民主”“自治”的模范形象，在中国舆论界继续发挥影响，尤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炯明，“广东门罗主义”的主力之一

接下来，章永乐分析了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的种种“省域门罗主义”色彩的话语表述。根据他的梳理，湖南、浙江、广东、云南、贵州、河南、福建、四川、奉天、山西九个省份都存在自称“门罗主义”或被舆论评论为“门罗主义”的现象，同时还存在“五省门罗主义”“两广门罗主义”这样的表述。湖北、江苏、江西、安徽、陕西、山东、甘肃都出现了以“X人治X”为口号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东北门罗主义”“满洲门罗主义”或“满蒙门罗主义”。“门罗主义”这一符号的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益从正面变成负面。1920年，毛泽东、龙兼公等湖南自治运动的主张者自称“湖南门罗主义”，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门罗主义”主要被用于攻击其他政治力量封闭自守、拒绝配合同盟力量、抗拒统一，等等，成为许多地方实力派避之唯恐不及的标签。

省域“门罗主义”从威尔逊式的“民主”“自治”的正面形象，走到封闭自守、抗拒统一的负面形象，其关键转折点在于国共合作。在其根据地广东，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与陈炯明的“广东门罗主义”冲突日益激烈，并最终于1922年兵戎相见。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主张“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在1924年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也对联省自治运动有激烈批评：它不过是据省自重的小军阀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的伪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必须要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成立。

从清末到“联省自治”运动终结，“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一度被赋予非常正面的意义，这一情况得以发生的前提是大量地方势力对于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造中央政府的希望，于是转而寻求自下而上重建秩序，先在有限的地方空间内建立自治秩序，进而通过某种联合，重新改造整个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国国民党重组，中国形成了具有组织和动员民众能力的新式政党。这样的能够组织与动员民众，与旧势力正面作战的新式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统一全国抱负和自觉的政党，而不是偏安一方的政党。而大量曾经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人士，最终投身于新式政党所发动的革命，是在新式政党身上，看到了将“一盘散沙”的民众纳入团体生活轨道，进而将各个省份真正“联”起来的力量。

章永乐指出，“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清末与民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在1949年之后，这样的话语，无论其感情色彩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出现了大退潮。但在“超国家”层面，“门罗主义”符号并没有消失。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如此抨击美国对于中国统一事业的干涉：“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在形式上采取了“XX是XX人的XX” 这一典型的“门罗主义”句式。次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又明确指出“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这体现了当时中国领导人联合区域内国家共同反帝的战略布局。

在全球秩序和区域秩序层面，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在冷战时期发展出了新的解释；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同样没有成为过去，甚至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将矛头对准中国。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所生长出来的“门罗主义”话语遗产，在新时期全球秩序的演变之中，仍然可以在“超国家”层面发挥批判话语资源的作用。

学者评论

殷之光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上来看，在“门罗主义”的研究之前，很多学者对‘帝国主义’观念进行过分析。帝国主义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特别是经济层面上的全球性压迫关系，而“门罗主义”则呈现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欧洲的政治、历史中可以从1648年就把“门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常态，而在中国，这个概念则是经历了从褒义到贬义的过程，团结和统一的愿望重新回到了历史的主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帝国主义表述为一种民族帝国主义。“门罗主义”与传统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控制权，处于两者压迫之下的被压迫者开始思考如何进行自救。中国对于本国甚至是亚洲问题的思考，恰恰就是在两种强力压迫之下，并在此后历史的发展中转化为与第三世界联合的经验。殷之光老师认为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在“门罗主义”全球旅行的过程中，种族主义在背后所扮演的巨大作用。也正是在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关联上，美国从原先反对传统殖民的话语，进入到与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国家“同流合污”的轨道。而“黄种”则是影响了当时中国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共同反抗压迫者。

陈玉聃同样认为这一讲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研究暗合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两个重要潮流，即对于概念史和全球思想史的重视，这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认同政治或曰身份政治的研究也相当有启发。陈玉聃提出，在梳理“门罗主义”概念的变迁之外，是否还有可能追溯“门罗主义”的前身。例如，究其在美国外交史中的思想来源，似乎无论在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背后都有美国例外论或是美国至上的思想；同时，还是否可以将“门罗主义”产生的基础与美国作为“新罗马”的边界观念和扩张过程结合起来，进行更加宏大的历史比较研究。另外，“门罗主义”的提出不仅是针对欧洲的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也指向英国，不让英国介入美洲的范围中来。同时，“门罗主义”的跨国旅行也体现了清末民初之时传统和现代、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

马建标认为，从“门罗主义”概念本身来看，美国会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不断的解释，并能做到内在逻辑的自洽与对外政策上的连续性。在防止欧洲列强干涉他国内政上，源自针对美洲的“门罗主义”与在中国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间似乎是秉持同样的原则。实际上，19世纪末美国麦金利总统时期提出的“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在时代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1820年代，“门罗主义”提出之始，体现了美国当时强烈的孤立主义精神，与欧洲“旧世界”划清界限；而“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美国开始告别孤立主义传统，奉行海外扩张主义的结果。到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发表的《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其中提到的“门罗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当时，由于美国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例如共和党议员洛奇，不同意威尔逊所主张的自由国际主义，坚持“门罗主义”中孤立与保守的传统，因此威尔逊表面上做出捍卫门罗主义的姿态，其实是为了获得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支持。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在美国外交思想中，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力量彼此斗争，始终存在。最后，“门罗主义”之所以实现跨洲际的传播，这也与20世纪初东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当然，门罗主义如此流行，说到底还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领地意识”的本能。至于，1920年代中国各地的军阀们打着“门罗主义”的旗号，大都是出于狭隘的地方割剧观念，是阻碍中国发展统一的保守力量。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