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任务与策略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磊

摘要：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由大变强是这一变局下的新因素。国际格局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重新阐释自身及与世界的关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在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经受危机、反全球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如何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反击西方主导知识话语中蕴含的偏见，改变国际话语体系格局，是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急需把握一定的策略，补齐短板，重点加强话语设置能力、提高话语叙事能力、增强话语加工能力、提升话语推广能力、提高对全球话语和多元话语的感知能力等方面的建设。

中国由大变强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因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最大的资源和底气，但是，有一个好的故事还不足以成就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认清国际格局、了解自身文化和中国发展的前提下，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反击西方主导知识话语中蕴含的偏见，改变国际话语体系格局，是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而把握住有效的话语策略，将有利于中国加快话语体系建设的步伐，为全球治理更好地贡献中国智慧。

一、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学界关于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始于2013年，此后逐年增加。在中国知网以“对外话语体系”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有300篇相关研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时间虽短，整体发展态势强劲。中国热切关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意义深远，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化甚至自由贸易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英国脱欧、欧洲的右翼保守势力兴起，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发动贸易战，等等，都体现出全球化进程的衰弱、全球合作意愿的降低。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又表明全球化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大国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技术和思想在急剧变革，过去的经验和认知模式都受到挑战，中国需要在新的国际格局中重新认识世界，也需要按照新的国际格局来重新阐释世界。作为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国际治理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方，需要中国对全球纷繁复杂的形势发表意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对外关系的提升需要对外话语进行有效的交流。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国，对于世界新格局以及全球治理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中国话语贡献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中国与亚洲、非洲、拉美、东欧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需要民心相通，需要中国对外话语为中国的政策作出精准诠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离不开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还与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相辅相成。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发展，企业成为对外话语体系的主体之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如果不注重对外话语表述，会给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欠缺，也会影响企业的海外发展。

二是中美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制约中国发展，以零和博弈的思路来看待中国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近期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来看，中美由战略合作转为战略竞争成为当今中美关系关注的热点。中美关系面临范式转变，国际结构中存在可能导致中美冲突的因素，中美双方的认知存在落差。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战略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美方倾向于误读中国战略：忽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谴责中国市场开放不够。忽视包括美国自身在内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益处，强调“美国优先”就是贸易政策以保护主义为先。美国的移民、贸易政策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倾向。由此看来，中美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改善，并有可能走向长期竞争；如果不能管控危机，甚至存在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中美关系进入竞合状态，竞争与合作激烈交织。对此，中国需要求同存异，做好以斗争求和平的思想准备。未来二十年，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共生将会决定世界格局的走向，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的认识和阐述将会影响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的发展。中国面临的国际话语环境越来越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以新的话语来阐述中美关系出现的新问题。

三是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需要以恰切的对外话语来阐释自身定位、阐释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理念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话语环境。如何认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定位，目前世界存在争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加了25倍以上，中国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与成功也让世界受益；但是，中国应该对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获得的贸易安排和优惠措施做出调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不应再享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中国如何阐述自身的定位和国际责任也会对世界的认知产生影响。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中争论的重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本来没有清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中国也符合世界银行等国家组织界定的“发展中国家”的评估指标。中国既有发达的大城市，也有落后地区，仍然面临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发展路径等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中国如何阐述自身的定位和国际责任会对世界的认知产生影响，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正确定位中国，真实讲述中国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困境。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塑造中国身份，也要客观讲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助力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的实现。

四是生成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于同一问题的探讨，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解答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理念，中美学者关于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是最鲜明的例证。中国学者赵汀阳认为，中国对世界的构想体现在“天下”观中，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均不相同——“以天下观天下”体现了中国哲学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天下无外”体现了没有自我与敌人的国际政治观，追求“互相伤害最小化、互相利益最大化”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国际社会中“关系”的理解；中国哲学的“天下—国—家”的系统是对西方政治学的“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补充，“天下为公”才应该是国际政治理性的最佳状态。中国的《道德经》主张“心静而天下正”，这是中国哲学化解冲突的文化认知。但是，美国政治哲学对于冲突却有不同的认知。美国进攻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中国作为崛起国与美国必有一战，这是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的,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主观意愿无关。中国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与米尔斯海默的辩论中提出，中国外交中强调道义原则，中国文化中也有一以贯之的道义主张，反对称霸。他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崛起国的道义行为可以提高战略信誉, 甚至可以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米尔斯海默则认为，不应该将道义引入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最应该避免的就是“道义感”，美国对外干涉的借口恰恰是道义感。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关系”理论，认为“关系确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利益驱动行动”，强调孔子的“达己达人”表明中国在互动中强调的利益是关系性利益, 是关系的和谐化。所以说，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构想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见，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与世界交流，既为阐述自身，也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任务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助力中国发展。

一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当前西方话语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支撑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文明话语正在动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话语复兴；因为移民等问题，欧洲的自由、博爱、包容的话语被削弱，欧洲右翼保守话语兴起，英国的脱欧话语、支撑黄马甲运动的民粹话语以及德国的极右翼、新纳粹话语，都体现了这种趋势。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第一”等民粹话语影响力加大，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话语抬头，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极化和自由主义话语的危机；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自由主义话语主导的经济和福利政策的反思；特朗普被弹劾以及民主党弹劾努力的失败，反映出美国社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以“普遍人权”和“普遍市场自由主义”为根基的进步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面临危机，全球出现政治话语封闭化、民粹化危机。这也说明，西方话语体系并未如福山所预言带来“历史的终结”，即便在西方也面临着普遍性的信任危机，无法为全球问题提供解释。西方原有的话语体系面临危机，新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

中国在减贫、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世界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模式受到世界关注的情况下，即使面临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力，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必不可少。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道路基础上的中国话语，为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和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该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应对经济封闭化话语、文化保守化话语、反全球化话语带来的挑战。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如果得到有效传播，将有利于改变国际话语体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也是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过程，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也会促进中国国内的话语变革，使中国对外话语成为世界及中国进步的推动者。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战略视角，结合政府机关与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与国际体系研究，切实推动对外传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话语环境。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随着美国国力的强盛，美国话语霸权才逐渐建立起来。美国作为海洋性霸权，一直具有外向发展的内在要求，致力于向外推广自身的文化和话语。美国清教徒一到达北美大陆就宣扬美国是“山巅之城”，认为美国是上帝创造的完美社会。二战后，美国通过国际治理推广了对外话语体系：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抓手，主导世界金融和经济贸易话语；通过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主导国际治理和国际安全话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发挥对文化和教育话语的影响力。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教育话语掌握了世界话语霸权：美国式的话语层次广，美国三权分立决定了美国国内话语的多元性，美国社会价值观中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此消彼长形成了美国话语的多种价值取向，美国媒体的客观形象和全球主导地位决定了美国话语的多元推广能力。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巨大但隐形的压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传播效果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对外交往。中美贸易战、华为遭遇的封锁以及中国香港的“修例风波”，都体现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有理说不清、讲了没人听”的困境，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交往，并对国内政策造成了未曾预料的压力。中国唯有建设好对外话语体系，才可能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

三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该致力于建立中国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英语的推广一定程度上助力了美国话语的推广。美国的音乐、电影以及英语考试都是美国话语推广的强大载体。美国的知识生产和理论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社会科学研究，进而深刻影响了话语体系。二战后，在政治、经济、历史等主要学科，美国学派都成为最重要的学派。“美国的科学实力是美国军事霸权的强大基础。”“美国也是国外科学和知识人才的最大输入国。”根据SCIMAGO的统计，在2018年社会学和政治科学Q1的期刊中，美国占124本，而中国只有1本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且位于2018年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期刊Q3。在1996到2018年所有领域的学术文献中，美国发文量位列第一，为12070144篇，中国位列第二，为5901404篇，美国的引用率为297655815次，中国48833849次，低于英国、德国——每个文献的引用率，美国为24.66次、中国是8.27次；H Index美国为2222、中国为794。福柯和萨义德都批判了以普世价值形式出现的知识中蕴含的偏见。很多关于意识形态、霸权和话语的理论都解释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渗透和知识生产的关系，都认为对社会的权力和不平等的理解与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有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又固化了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所以说，要打破美国的知识和文化垄断，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致力于建立中国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为世界发展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以及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知识话语体系。

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策略

面对世界形势的复杂变化以及美国的话语霸权，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该加强话语设置能力、提高话语叙事能力、增强话语加工能力、提升话语推广能力、提高对世界话语和多元话语的感知能力。

其一，加强话语设置能力。美国的话语设置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外交话语议程的影响中。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研究了美国政治中的隐喻，“冷战”“反恐战争”都体现了美国的话语设置能力。在冷战和反恐战争的大框架下，美国进行了数次对外干涉。在冷战的框架下，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反恐战争的框架下，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因为这两种话语框架的设立，美国的对外干涉打破了主权限制，获得了政治正当性，可以动员美国民众，可以在国际社会进行正义性辩护，不但影响了美国外交的走向，而且影响了国际体系的议程。美国外交话语可以分为框架性话语、指导性话语和议程性话语。“冷战”和“反恐战争”框架下的话语，定义了相当长时间的国际体系的议程。“人道主义干预”“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则属于指导性话语，以国际治理原则的形式出现。此外，还有针对具体行动的适用于某一特定形势的议程性话语。三种外交话语都成为美国突破主权限制实现国际治理、实施霸权的话语手段。中国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要打破美国话语议程的限制，提高话语设置能力，从而提升对国际治理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中国构建框架性话语的有益尝试。

其二，提高话语叙事能力。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并非欧洲人对东方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个人为地创造出的实体。其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实践的结果; 而文化霸权反过来给‘东方主义’注入力量,使之长久发展……‘东方主义’是欧洲人共享的一个概念,以此来显示‘我们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区别。而欧洲文化的主要成分在于显示其文化霸权……与非欧洲人群和文化相比,欧洲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正如《一千零一夜》成为西方人定义阿拉伯人形象的手段，“傅满楚”的形象成为西方定义中国人形象的手段，美国外交话语的策略之一就是把“自我”定义为道德的一方, 把“他者”定义为不道德的一方；把“自我”定义为“正义”和“文明”的维护者, 把“他者”定义为“正义”和“文明”的破坏者。是否能够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合理阐释政策举措体现了一个国家话语的叙事能力。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体现了“天人合一”“和为贵”的中国理念，表达了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同享文明成果的崇高理想，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普世价值观。但是，重大事件的单一话语建构还不足以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建构，中国需要了解西方的话语叙事，提高话语叙事能力。西方的话语叙事能力伴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扩张过程。如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道德”“情感”“理性”三个说服模式（Aristotlian Three Modes of Persuasion)，在《圣经》中《耶利米书》体现了以叙事来增强说服能力的叙事手段，在西方话语中广泛使用“门罗激励序列”(Monroe's Motivated Sequence of Persuasion)——这些都体现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建立离不开叙事手段。“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提高话语叙事能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借鉴西方话语叙事的方式，研究中国对外话语的叙事方法，提高叙事能力，进而提高对外话语传播能力。

其三，增强话语加工能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立，应该强调文化的平等对话，在此基础上提高话语加工能力。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看，来自拉丁美洲的作家们频频获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即使在西方话语霸权主导下，文化可以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要注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负载的中国文化的加工能力。2016年两位戏剧家中国的汤显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都是诞辰400周年，但是，莎士比亚的影响超越了英国，而汤显祖的影响还主要在中国文化中。其中一个原因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已经通过多种形式推广到世界，成为世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学和戏剧，要加强以多种形式进行重写和推广的能力。葛浩文对于莫言作品的翻译、刘宇昆对于刘慈欣的《三体》的翻译、四达公司对《媳妇的美好生活》的翻译，都是这些作品在国外获得认可的原因。这些成功案例既体现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在吸引力，也说明了话语加工能力的重要性。鲍尔弗、保罗·卡鲁斯、老沃尔特·高尔恩鲍尔弗、保罗·卡鲁斯、胡泽龄、吴经熊、林语堂、詹文锡、林保罗、杨有维和罗杰·艾米斯、劳狄哲、罗伯特·亨利克斯等多位译者对《道德经》的翻译，使《道德经》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成为除《圣经》之外译本最多的经典。因此，应该寻找中国文化脉搏和世界文化同频共振的结合点，不断推陈出新、推广现代的文化，以不同方式提高话语加工能力，使中国话语满载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成为更多文化的记忆。

其四，提升话语推广能力。中国对外话语不能成为对象国的舆情，而应该以多种方式为对象国普通民众所接受。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多种机构，应从不同维度进行。在不同方面承担对外话语推广职能的国家部委有：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孔子学院也担负着对外传播的任务。媒体尤其是新华社和CGTN也是对外话语传播的主力。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等民间团体也具有话语推广的能力。官方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也具有在不同专业领域推广中国话语的作用。舆论领袖、学者、以及企业要共同在不同层面助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大学、民间团体等在参加国外的学术和人文交流时可以助力对外话语体系推广。当今世界尤其要重视社会组织的话语能力，如：西方政治受到全球变暖的话语的影响，瑞典女孩格雷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所代表的全球青少年“为气候罢课”行动对全球变暖话语的影响力一定程度超越了主权国家。这表明社会组织的话语能力甚至会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进而成为政策制定的考量因素。中国也要注重借助社会组织拓展话语推广能力，如在义务教育和提升妇女地位方面，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要善于通过社会组织推广相关话语。需要注意的是，对外话语的推广，在敏感问题上要区分国家话语与某些团体、企业或个人的话语，不能让对外话语体系被民粹主义、非理性话语裹挟。

其五，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提高对世界话语、多元话语的感知。要认识世界话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不应该把世界话语等同于西方文化。中国对外话语要介绍独有经验，也要寻找中国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共同点，如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的话语、减贫话语等；还要讲述人类共同经验，对于性别平等、女性权益和弱势群体权益以及绿色环保等问题，对外话语体系要有所体现，对于千禧一代面临的城市化等要有所关注；除了关注其他国家大城市的生活，也要关注其他国家的少数群体以及落后地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体现对话语接收国的关注，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对象国的话语取向；要避免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口水仗，提倡文明互鉴和人心相通，要讲道理、讲感情，大道理要通过小故事来讲述。

从技术层面来看，在大数据、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以及5G的发展下，传播形式日益多样化、智能化，隐性传播、多主体传播、智能传播、替代平台传播等都成为重要传播方式。充分利用多种传播方式，可以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基础。这些都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突出重围，走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技术保障。一言以蔽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新时代更可以助力中国发展。

（原文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