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渔村到大都市，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有何特殊之处

导读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独立之后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带领下，依靠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适合新加坡自身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工业、政治、社会文化均实现了现代化，也呈现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新加坡位置

新加坡工业的现代化

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上，新加坡经历了一个从“替代进口型”工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变过程。在经济体制上，建立了一个由政府指导、自由经济与经济统制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战后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替代出口”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由于新加坡长期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殖民地经济结构单一，仅仅以转口贸易为主，对外依赖性很大，这种经济结构在独立后出现了危机，转口贸易随着邻国采取直接贸易的政策而不断衰退。新加坡政府针对本国的地理条件和其他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在现代化建设初期首先确立了以“替代出口”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依靠政府的支持以限制进口的政策来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政府先后颁发进口许可证、实行进口数量限制和信用证押金等一系列贸易壁垒的措施；这一政策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加强了对自己民族工业的保护，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二是导致了新加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新加坡港

第二阶段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针对“替代进口”发展战略带来了两种结果，1967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放弃“替代进口”的发展战略，制定了新了发展战略。首先，放弃进口限制，降低关税，用低关税取代进口配额；其次，逐步缩小受关税限制的进口商品范围，大力推进“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方针。这一发展方针发挥了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港口运输、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避免了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缺乏的不利条件，同时也抓住了当时世界经济对外贸与出口特别有利的国际环境，到1975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59年翻了两番。同时这一发展战略使新加坡的民族工业从政府手中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规则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健康有效的、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新加坡

第三阶段是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发展战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使新加坡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基础之上的出口产品逐渐丧失了竞争能力，同时国内劳动力的减少使“出口导向型”的方针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针对出现了这些问题，新加坡大力促进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努力使社会各部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同时建立多元了经济结构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增强在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中的抵御能力，注重外贸、交通、金融、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注重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大大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与实力。

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新加坡政府坚持了务实、多变和实用的原则。在工业化过程中成功地把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作用结合在了一起。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1、实施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建立以国际性和区域性经济中心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3、实行以自由港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积极干预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

4、形成以外国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企业结构

新加坡政治的现代化

战后新加坡的政治主要经过了“西方的民主制到集权制再到民主化”的发展过程。

在现代化初期，新加坡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清廉的和注重法制的政府”；对于政治的民主化，李光耀等人有着自己的理解，首先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必须服从于政治的稳定，因为政治稳定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反对在形式上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其次就是他们认为民主政治也要有民族的根基，而新加坡的政治根基是亚洲文化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制度来源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东方的有差距的，因此亚洲国家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要融入东方的历史文化，强调个人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社会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一开始是要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清廉教育以防止因“威权”带来的滥权。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多元化的不断加强，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日益高涨，民主化成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趋势。新加坡政府有计划地实现了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民主化政治体制的逐步转变，新加坡的领导人实现了更换，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新的民主形式，即“托管式民主”，他是相对于“社会契约式”民主而言的，也就是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首先要强调政治的稳定和国家政策的延续性，反对实施西方式的反对党制度，主张国家通过经济上的富民措施，提高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参政能力，从而推进政治上的民主协商机制，这是托管式民主的基本思想。

新加坡现代化之父李光耀

新加坡社会文化的现代化

新加坡在社会变迁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道德建设活动，新加坡工业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好社会”。新加坡的文化建设以传统的亚洲价值观为基础，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努力建立一个既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又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新型价值体系，而重点就是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新加坡政府为此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加强第青少年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儒家伦理》在中学的开课就是其成果之一。二是提倡三代同堂的家庭形式，对年轻的夫妇抚养父母提供优惠政策，新加坡政府认为三代同堂的家庭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伦理道德传给下一代，这样比政府的说教更加有用。三是要有祖先的历史认同感，也就是华人要保留自己的传统，如新年的团圆饭、拜年以及各种传统的节日。1994年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孝顺法》以惩罚那些不孝顺父母的子女。

新加坡家庭

由于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的地方，民族复杂，为了培养新加坡的民族归属感，让人民的观念由我是华人（或者是我是马来人、印度人等等）转变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树立新加坡人的意识，必须把儒家道德思想中有关忠君爱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到每一个人的行动中，并建立一个融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观。经过新加坡大众反复认真的讨论，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正式确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五大价值观：“1、国家之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社会关怀、尊重个人；4、调商共识、避免冲突；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观，主张把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重视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主张对不同宗族和不同宗教要能够宽容，建立一个民族多元、宗教多元，但社会统一的共同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