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中）韦力撰

《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许全胜著

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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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五周年庆典时，我得以结识复旦中文系博士生唐雪康先生，一个多月后，唐雪康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刚刚收到了复旦许全胜先生的短信，许老师说，嘉德公司2006年拍卖过一本《校正元圣武亲征录》的钞本，此书为沈曾植旧藏，并有其批注，而许老师近年在编纂沈曾植全集，想将此批注收入全集中，希望我能提供此跋，许老师还说，以前我影印过该跋给他，但他一时找不到放在了哪里。我告诉唐雪康没问题，因为恰好电脑中有几幅该书的扫描件，沈跋也在其中，于是将图片发给了唐雪康，并请其转给许先生。而发图的当年，我就收到了唐雪康转寄来的许先生这部大作。

其实，十几年前我跟许全胜先生在上海见过面，那个时段，我像候鸟般的往返于南北两地的古籍拍场，而北方的书友到达上海时，大多会住在福州路上的吴宫饭店，正是在这个饭店的餐厅内，我见到了许先生。记得他当时言谈持重，对我聊到的一些问题很少下断语，后来因我手机号的变化，与一些朋友失去了联系，但许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却一直有所留意。

在大多数人们眼中，通常会将沈曾植视为一位书法名家，而许先生的这部书专谈沈曾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他在本书的《绪论》中首先简述了沈的生平，而后写到：“沈曾植通晓历朝法制，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之作。平生邃于佛学，深通道教，学者皆叹服。然而，在清光绪朝沈氏最为称道的则是其舆地之学。”

晚清时段涌现出不少西北史地学大家，比如徐松、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张穆、何秋涛等，在短时间内涌现这么多相关专家，乃是源于嘉道之后国事日衰，学者们目睹时艰，有不少人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而沈曾植在光绪六年参加会试时，他所作策论就是关于北徼事。许全胜说，这是沈曾植“最早的一篇史地论文”，该策论指出：“《汉书》详道里，《魏略》备种族，《魏书》辨形势，合而观之，西域方域沿革，大略可知矣。”

策论又引用了《隋书》、新旧《唐书》中的《突厥传》，进一步来论证土耳其就是西突厥的遗种：“案今之都鲁机，盖即西突厥遗种也”，而当时的土耳其译为“都鲁机”。沈曾植先表明论点，而后给出了论据：

知者，都、突，机、厥，合音正同，一也。突厥祖居金山，都鲁机祖居阿尔泰山，阿尔泰山即金山，二也。《唐书》大秦北接突厥可萨部，都鲁机旧都南接罗马，罗马即《唐·大秦传》之驴分，三也。突厥别部之长谓之设，都鲁机别部之长曰沙，设、沙语同，四也。

之后沈曾植的结论是：“据泰西人所记，证以《唐书》，一一符合。盖大食既衰，而突厥种族乃复兴于西域也。”

对于沈曾植的所论，许先生在书中写下了如下按语：“突厥可萨部又称可萨突厥，为突厥之一支，其汗国在八至十世纪达到极盛期，活动于西至第聂伯河、东到乌拉尔河、南抵高加索山脉、北达伏尔加河中游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先生对西北地理之熟悉，所以他认为：

从沈曾植这篇早期论文看，他已经十分关注域外史地的研究，可称得上近代最早的西域学者、突厥学者之一，而不仅仅是蒙古学者。

沈曾植的蒙古学研究素为学界所钦佩，而其在26岁时，就对此有所涉猎。许先生在文中所引，正是沈所写《圣武亲征录校本跋》：

曾植始为蒙古地理学，在光绪乙亥、丙子（1875－1876）之间，始得张氏《蒙古游牧记》单本、沈氏《落帆楼文稿》，以校鄂刻《皇舆图》、李氏《八排图》，稍稍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家贫苦无书，无师友请问，独以二先生所称述为指南。《秘史》刻在《连筠簃丛书》中，时贾十二两，非寒儒所能购读。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单印本于厂肆，挟之归，如得奇珍，严寒挑灯，夜漏心，不觉也。

看来那时这类参考书颇为难得。当时《元秘史》刻在了《连筠簃丛书》内，该丛书向称难得，沈曾植说他买不起，之后买到了《亲征录》，兴奋异常，后来他经过刻苦研究，写出了《元秘史补注》十五卷，另外还著有《蒙古源流笺注》八卷，此为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沈曾植对内陆亚洲交通史籍的研究，许先生谈到沈对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和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过系统梳理。金兴定二年（1218），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赴蒙古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转年又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几年之后，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写出了《西游录》。该书上篇记录的乃是西域地区山川风俗，下篇则以问答形式，抨击长春真人丘处机及全真道，而个中原因，应当是耶律楚材曾经跟随万松行秀学佛，其中有佛道之争的原因。

《西游录》流传甚稀，在元代就罕传，到明代更无闻，直到清嘉道间，人们才注意到元代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中节录了《西游录》的上篇部分，而沈曾植研究《西游录》就是根据这个本子。到了1926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宫内厅图书寮发现了旧钞本的《西游录》，而该钞本内容完整，转年神田将此本排印刊布，罗振玉得此本后，立即将其辑入《六经堪丛书》初集，故到此时中国学者方看到了全本的《西游录》。

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游录》流传如此稀见呢？许先生认为：“耶律楚材信佛教，耶律铸则喜道教，父子二人信仰异趣。因为是家刻本，到楚材卒后，很可能书版被销毁了，这就是此书流传稀少的原因。”

显然，沈曾植在早年研究《西游录》时未曾看到全本，所以他不知道耶律楚材有攻击丘处机之语。沈在注中引用了明王世贞《书玄风庆会录后》中的评语：“湛然《西征记》颇称长春之短”，对于这句评语，沈曾植称：“不知即指此序中语否，抑《记》中别有言耶？”由此可见，搞历史文献研究，能够得到重要的版本，对一个学者而言是何等之重要。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而长春真人就是丘处机。此人超级聪明，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形势，比如公元1219年，这一年是金兴定三年，宋嘉定十二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当时丘处机居住在莱州昊天观，宋宁宗遣使来召，丘处机找理由不赴，而在此三年前，金宣宗召他赴汴京，其亦不赴，但是在1219年5月，成吉思汗召他赴蒙古汗庭，他却欣然应命。

那时的成吉思汗正在西征途中，离中国岂止万里之遥，而丘处机已经73岁，他却在蒙古太祖十五年正月，率领门徒18人，从莱州出发，之后进入蒙古抵达阿尔泰山，之后又到达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而后又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最终到达了大雪山，即今日之阿富汗。他在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这一程他走了近两年半的时间，以如此高龄穿越恶劣的自然环境，去见这位蒙古首领，是怎样的感召力让丘处机能有这样的毅力，而他在成吉思汗的帐所与之论道，数月后几经辗转，又用两年时间回到了燕京，居住在了燕京天长观，而此处即今日北京白云观。

三年后丘处机病逝于此观，享年80岁。他的遗蜕至今仍在白云观内，而我曾去此观朝拜这位传奇人物。当年跟随丘处机前往大雪山见成吉思汗的18位门徒中，其中一位名叫李志常，此人颇为有心，他将此行沿途所见都写入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内，而该书成为了研究13世纪中亚地理极为珍贵的史料。然而此书同样是流传稀见。

明正统间，《长春真人西游记》被刻入了《道藏》中，也许是正统《道藏》部头太大，故没有人注意到里面有这部书，直到清乾隆六十年，钱大昕、段玉裁到苏州玄妙观游览时，无意间发现此书，钱大昕抄录了一份，由此流传开来，为世人所重。阮元抄了一本后，进献给嘉庆皇帝，由此而使得该书贡入宫中。

道光二十二年，金山藏书家钱熙祚到苏州玄妙观翻阅《道藏》，从中抄录出一些稀见之书，其中就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转年钱熙祚将该书刻入《指海》丛书第十三集，使得该书被很多人所关注。许全胜在文中列举出来了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巴拉第祖父将此书译为俄文，而法国鲍第又根据魏源《海国图志》节录本翻译为法文。

但这些研究都有讹误之处，沈曾植在光绪年间却对此书作了仔细研究，许全胜看到了沈的稿本，故在其专著中有着专门的论述，以此可见，许全胜对于沈曾植相关著作的梳理下了很大的工夫，而该书的附录又使得本书有了工具书的性质，可谓嘉惠士林。

《古籍清话》，李国庆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李国庆先生所赠。从该书自序中可知，这是他退休之后请学生白丽萍整理出的文稿，内容乃是他这些年来所写与版本目录学有关的方方面面。我与李先生相识二十余年，但每次见面总是急急忙忙，无暇细谈，从这篇自序中，我了解到了他的治学习惯：

自己与古籍打交道时凡有所得，就提笔记录，养成了撰写日志的习惯，一年一本，叠而加之，高过数尺。凡有所悟，就信笔写上一段，没有主题，没有观点，随性所致，似不成文，放置案头，久已成习。

原来他也每天写日志，竟然有这么大量的积累，想来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吧。对于刻工的研究，李先生下了很大的气力，多年前他曾赠给我厚厚一大本的《明代刊工姓名索引》，此书有600多页，可以想见他翻阅了多少明版书，方能统计出来。这部《古籍清话》总计分为六卷，第一卷谈的均为书工和刻工，这类书对一般读者很难用得上，但对于研究古籍者，却是极其实用，因为通过进行合并同类项，可以了解到哪个地区是哪一些人刊刻了哪一类书，由此而大致断定某书的刊刻年代，以及某类书的大致刊刻地区等。

本书中所收文章，有一些我以往读到过，比如关于宋版《寒山子诗集》的故事。李先生通过书中的印章来叙述递藏源流，文中还谈到了天津图书馆珍藏的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刻本《棠湖诗稿》，该书名气极大，而李先生曾领我进入书库内目睹过这本书，然而仅从个人感觉来说，我见到原书时并无惊艳之感，也许是期望值太高的原因吧。对于《寒山子诗集》，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周叔弢先生曾经影刻此书，然影本的精神似乎在原本之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也许后人在影刻某书时，把原书中的瑕疵都弥补了过来，而人们所见大多是影本，故本能的认定，原本会比影本更漂亮。其实想想后世的照片，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今手机上的美颜照更无论矣。

周叔弢先生的确对《寒山子诗集》十分喜爱，正是因为得到了这部书，所以他才有了“寒在堂”这个堂号。周叔弢为了孤本不孤，特意通过影刻和影印两种方式，将其化身千百，而其影刻之本同样稀见难得。周叔弢曾言：“因念《寒山子诗》世无善本，遂用西法摄影，付北京文楷斋模刻。”这段话给出了两个信息，一是周先生将《寒山子诗集》全部进行了拍照，二是该书的影刻者乃是北京的文楷斋，而文楷斋影刻之书乃是民国时期的翘楚。陶湘影刻之本向为爱书人所喜，而其所刻之书，也大多由文楷斋操刀。

周叔弢影刻此书并不只是用一种纸刷印，我在天图古籍库看到过用不同纸张刷印的此书，而李国庆说，他看到过六种不同的本子。其实，如果将不同的纸张算为另一种版本的话，那么周刻《寒山子诗集》不止是六个版本，经过排列组合，恐怕几十个版本都不止。而李国庆引用了周景良先生所写的题识，周景良也谈到他是因李国庆之邀，前往天津图书馆观看他父亲的藏本，在谈到《寒山子诗集》时，有这样一个段落：

于先父影刻《寒山子诗》书堆中，见此本独异于他者。其纸薄、其色暗、其天地头低。心窃疑焉。先父印书，向来务求精美，凡余所见寒山子诗各本，纸印皆列上乘。何以竟有此本？谛视之，乃知此实为珂罗版印制，非摹刻者也。然犹不明此本之所出。书中先父藏印具在，明其非前人印本。再思之，恍然遂悟。此乃摹刻时上版用之底本也。向读先父题记中有“念《寒山子诗》世无善本，遂用西法摄景，付北京文楷斋模刻”等语时，颇疑照相纸厚硬、无法作摹刻用。今见此本始悟，印书之际，是先摄影后，再印成珂罗版薄页，再上版摹刻。至于纸质好坏及天地头高低等，则非所计也。仅为摹刻，竟将全书摄影，并又印成珂罗版书页，其费实多。由此亦可见先父印书，但求其美而全不计其费用矣。

这段话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了影刻本的实施手法问题，而我读到这段话，也方明白该书是如何影刻出来的。

《古籍清话》中还收录了李国庆先生撰写的一些序跋和编例，其中有《中国活字本图录》的编例，我关注此文，乃是与之有些因缘。大约十几年前，宫晓卫先生任齐鲁书社社长，他提出编一本《活字本图录》，其构想乃是将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再加上我的藏品，三家加在一起，共同编成此图录。宫社长提出这样的构思，乃是因为天津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中藏活字本古籍最多的单位，国家图书馆则是收藏明代活字本最多的公馆，而寒斋则是私人藏活字本最多之处。当然，这是当时的认识，若干年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第一届国际藏书家论坛时，家谱收藏家励双杰先生提出，他才是私藏活字本最多之人，因为他所藏的家谱基本上都是活字本。按照传统的观念，无论公藏还是私藏，都是把家谱算作另类，但细想励双杰的所言，亦有其道理在。

然而宫社长提出编纂《中国古籍活字本图录》时，业界还没有这种意识，故编纂此书均将家谱排除在外。后来因为诸多原因，国家图书馆没有参与此事，这也让我有些泄气，故也未参加此事。最终，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活字本图录》乃是标明“清代民国卷”，而其所收之书，则全为天津图书馆所藏，该图录总计收书720余种。

其实天津图书馆藏有这么多活字本，也跟周叔弢先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周叔弢用了十年时间收集到近400种活字本，这些书后来都捐给了天津图书馆，由此而奠定了该馆活字本专藏的基础。之后的一些年，天图又加上自己的收藏，方形成了这样的规模。大概在1982年，天图出了一本线装誊印本的《活字本目录》，而我正是得到了那个目录，方有了附骥前贤之想，经过二十多年的收藏，有了如今小小的规模。这也足见周先生对我的影响之大。

李国庆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中国雕版刻工在日本的情况，由此他提到了著名的五山版，但五山版起源于何时，至今无定论，李国庆在书中引用了田中敞在《图书学概论》中的所言：

至于五山版之名始于何时，殊难考证。据近藤守重《右文故事》：“虽有临川寺版、足利本之名目，初未闻有所谓五山版。至文化年间（1804-1816）田口明良著《典籍秦镜》，五山版之名显于世。”

关于中国刻工何时到日本的问题，李国庆在文中也有论述，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出版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李先生在本书中还谈到了日本人在中国开办图书馆的事情：

天津日本图书馆是日本侵华时在天津建立的一所主要供日人利用的公共图书馆。它的建立旨在为侵华日军、各类社团及居津日人提供书刊服务。它是日本在天津建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资料中心”，也是日本在华建立的数十所图书馆中建馆时间最早的一个。藏书75000余册，主要是汉文书刊，部分为日文和西文书刊。据笔者统计，约有240余个社团和230多个人先后向该馆捐赠书刊，捐者之多，堪称之最。

该文详细讲述了这家日本图书馆的开办时间、藏书来源、借阅规定等，以及所藏最终归为天津图书馆的过程，这是我以往未曾听闻的掌故。而他的这部大书中的所讲，有不少都是我以前未闻者，这正是我感念李先生之处。

《天一阁文丛》第16辑，天一阁博物馆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几年月前，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在天一阁举办了一场会议，我应邀前往与会，在那里见到了周慧惠老师。她告诉我说，现在主要负责天一阁古籍库房，《天一阁文丛》的编辑则交给了屠建达先生，同时引荐我认识了屠先生。屠先生年轻有为，性格爽朗，我觉得《天一阁文丛》在他手里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欢快的面貌。近期我得到了这本书，感觉其编纂风格比我的想像要谨严得多，而今的《文丛》感觉更具学术性和专业性，我的书楼寻访之文虽然仍出现在该刊上，但与其他专家学者所写有些语境上的冲突。也许，这是屠先生婉转地提醒我，要写点专业性的文章，别再东奔西跑的寻访书楼了。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毕竟读此《文丛》惠我以实，让我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比如史杰鹏所写《也谈〈老子〉“婴儿之未孩”之“孩”》、万一齐所写《点校本〈史记〉中的‘曆’字》，真可谓一字之考动辄万言，浅陋如我者，如果打不起十二分精神，还真读不进去。

但也有些话题是我感兴起的，比如李开升所撰《天一阁流散书研究刍议》，此文中谈到，天一阁现藏之本，只是当年藏书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李开升通过对历史记载的梳理，一一点出当年藏书失散的原因，以及失散后去了哪里。同时他提到在2010年就写过一篇《黄裳所藏天一阁藏书考》。当年黄裳先生拿出他所藏的天一阁旧藏让我欣赏时，我为了从老先生那里了解到更多的细节，故意质疑他所藏的某部书并非天一阁旧藏，果然老先生中计，他向我解释了得到天一阁旧藏的来龙去脉，而这段掌故，他却从未写入书跋中。

对于天一阁藏书的几次重要流散，李开升在文中也一一谈及，让我知道了不少细节。而李振聚所写《论〈四库全书〉本〈谢宣城集〉出于清宫天禄琳琅藏宋刻本》，我留意此文的原因，乃是寒斋藏有《谢宣城集》的明钞本。李振聚在文中也提到该书明钞本的价值，当然他的文章重点是论述《四库全书》本的《谢宣城集》，但以往搞目录版本者诟病于《四库全书》不著录版本，而研究内容的学者则诟病四库馆臣篡改原文，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研究形式还是内容，都少有人重视《四库全书》，然而李振聚却独具慧眼，他认为四库本的该书颇具价值，比如此书中《思归赋序》末一句：“何则归难必而思不禁也，爰作斯赋，辞曰……”，李振聚在文中写道：

“何则”以下十四字，残宋本、涵芬楼影印明钞宋本、明汲古阁影宋钞本、清影宋钞本、明嘉靖黎晨刻本、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明张溥《百三名家集》本、清嘉庆元年（1796）吴骞拜经楼刻本、清严可均辑《全齐文》本、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本俱无。曹本亦未校出。独《四库》本完整无缺。

看来做研究真的不能人云亦云，确实需要将原本一一核对，方能发现他人未曾留意的妙处。

《天一阁文丛》第17辑，天一阁博物馆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从版次上看，该文丛的第16辑和第17辑是同时印出的，而我也是同时收到这两辑。此辑中我关注的内容有刘学伦所写《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刘洪慎独斋〈文献通考〉刻本考》，我关注此文，乃是因为藏有慎独斋所刻的《十七史详解》，然此斋所刻的《文献通考》寒斋却未备。通过此文，让我了解到刘洪刊刻该书的一些细节。

饶国庆先生的《天一阁藏六种明初文集序录》也很吸引我，而我关注此文的原因，乃是天一阁藏书中有很多明人文集，此乃该馆专藏，也是人们一向好奇范钦藏书思想的原因。无论怎样评价范钦，他的所藏保留了很多别处难见的文献，这正是他的功劳所在，而饶国庆的揭示，让人们可以不看原书就了解到藏本的状况。

骆兆平所撰《天一阁四事备忘录》则从四个方面点出了与天一阁有关之事。20余年前，经朋友介绍，我第一次前往天一阁，所找之人就是骆兆平先生，但因介绍人并未事先打招呼，而我直接来到天一阁门前，称来见骆先生，骆先生来到门口，见到我后严肃地问我有什么事，我一时语塞，只好称没什么事，只是想见见他，因为我看到他写过不少与天一阁有关的文章。我看他没有让我入内坐坐的意思，于是寒暄过后，到旁边的售票窗口买了一张票，方得以进入园中。后来我才想到，骆先生可能以为我随便打着他的旗号，是想免票进入天一阁。此后的一些年，虽然我多次去到天一阁，却再未见到骆先生，以致于没机会向他解释，我没有逃票的意思。

骆先生所写此文首先是谈千晋斋的变化。而我在天一阁参观时，在那里看到了马廉的千晋斋，里面摆放的乃是马廉所捐一些带年款的晋砖。如今各地的拆迁，导致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带有年款的古砖，古砖已然不如当年珍罕，但马廉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关注古砖，可见其超前眼光。骆先生的此文中还谈到了藏书家张寿镛：

《张约园自定年谱》抄本一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故纸乱书堆中的拣得，藏于天一阁。全书不编页次，正文二十一页，记事自清光绪二年（1876）五月二十九日张寿镛先生出生，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先生六十九岁止，距次年七月十五日先生病逝，只差半年。

同时骆先生还关注着张寿镛主持刊刻的《四明丛书》版片问题，十年内乱之后，骆先生依然打听此版片的下落，最后他从扬州师范学校许卫平老师那里得知：

据现广陵刻印社负责人陈再祥同志讲，《四明丛书》版片原为嘉业堂藏板，运回后藏扬州高明寺。“文化大革命”中扬州城内的古迹遭受破坏严重，而高明寺远距扬州城，受损颇小，这些版片基本上得以完整保存。

《四明丛书》专门收录宁波乡贤著作，但由于此丛书多达1100多卷，故张寿镛编刻的该书乃是陆续刊行，这也使得藏家很难有完整的《四明丛书》。而天一阁所藏缺其中的《贞白五书》全部，以及《全校水经郦注水道表》和《明明子论语集解》两书的一部分，骆兆平很想将其补全，后来他听说从1963年开始，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借到版片，补刻后准备重新刷印，于是骆先生想将天一阁馆所缺补全。然而到1966年时，广陵社因“文革”而停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四明丛书》重新予以刷印，而骆先生致函广陵古籍刻印社，要求将其中三本书的缺卷补刷，终于使得天一阁所藏的《四明丛书》成为足本。从这些都可看到，骆先生对天一阁的方方面面以及藏书的完整性，都用了不少的心血。

《书衣成春：尚书吧藏宁成春书籍设计展》、尚书吧特制笔记本

此次前往东莞讲座，深圳尚书吧的文白兄和陈桂女士特意赶来捧场，文白兄赠书四册，此为其二。前一册乃是宁先生书籍装帧展的纪念册，扉页上有宁先生签名钤章。从该册中了解到，宁先生的这场装帧设计展乃是由深圳书装设计家韩湛宁先生所策划，韩先生在书中写到他结识宁成春的经过：

早在1996年，在那场引起中国书籍设计思想转折、开启一个崭新的书籍设计时代和新的阅读时代的“书籍设计四人展”中，我深为宁成春老师的作品所折服，认识到他为三联书店所奠定的深厚的人文学术风格，从而也喜欢上三联出版的书籍，断续购买至今，其中大多数为宁老师的设计。

同时韩湛宁谈到大约在十年前，经他的恩师吕敬人先生引见，他对宁成春做了深度访谈，为此对宁老师的作品有了深入了解，对于宁先生设计之书的特色和思路，韩湛宁写道：

宁成春老师的书籍设计中含蕴着朴素厚重、中正不阿却又雅致细腻、富有书卷气的中国精神。他说他深受袁运甫、邱陵、范用等前辈的中国艺术与设计的影响，范用先生“一定要了解书的内容再设计”的教诲使他养成了“从内容出发”的习惯，而三联人文学术书籍的内容特点又造就他“用色彩说话”，用富含丰富色彩却又低彩度的灰色来表达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三联人文格调的书籍设计系统，即“三联风格”。

本册中并有署名“白文”所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文称：

六年前，经湛宁兄力荐，在北京张慈中书籍艺术六十年回顾展上，我终于有幸与宁成春老师相识。记得当天晚上还一起吃了饭，在座的有张慈中、吴道弘、宁成春、郑在勇、吕敬人和刘晓翔等诸位老先生，湛宁兄与在下敬陪末座斟酒端茶，聆听各位天南海北。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从八十年代就非常喜欢宁老师设计的图书，外观雅致，排版符合阅读习惯，读起来舒服，书架上老师设计的图书占有不小的比例，久闻老师大名，景仰老师的至行大德，能够结识老师亲聆教诲实现了我人生一大愿望，感谢韩兄！

白文还写到，他曾经跟随宁成春前往潘家园和深圳的古玩市场去淘书。而我虽然也认识宁先生，却并未了解到他也有淘书之好，以他那达观的姿态，想来，他到古玩摊上转一转，更多的是去获得创作的灵感吧。

本册中附有多幅书影，均为宁先生设计之书。其中有很多书看上去颇为眼熟，而我之前却未留意到它们乃是出自宁先生之手，比如那部《中国古籍修复纸谱》，该书是我到浙江省图开会时得见者，浙图建有独立的修复纸纸库，而本纸谱难得之处，将是将修复用纸剪成小的纸块，嵌入书页中，虽然这样的纸谱在日本并不罕见，然而在中国大陆却极其稀见，宁先生能够用这样巧妙的办法，用手工纸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可见他在设计上之用心。

文白兄赠送给我的这册尚书吧笔记本，扉页上介绍说这是尚书吧成立12周年的纪念物，此笔记本的设计亦出自宁先生之手，中间每隔十余页有一幅手绘名家肖像，排在最前面的是鲁迅先生，同时每位名家肖像下面有一句该名家的名言，比如鲁迅肖像下为：“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其他人则是郁达夫、萧红、郭沫若、茅盾、徐志摩、老舍等等。这些亦可窥得尚书吧主人的藏书偏好。

《南社社友墨迹珍藏集》，王鹏、张夷、马卫中主编

《寄梅堂藏二百年来藏书家手札展作品集》

此两书并为文白兄所赠，两书中都有王鹏先生的签名与钤章。大约是去年，文白兄已经赠送给我后一本书，此次他称本书的装帧设计与上一次不同，而书的封面上印有尚书吧标志，可见这是文白兄组织编纂的另一场展览成果。

而前一本书我是第一次得见，书内所收名家墨迹均出自南社社友，既有手札，也有书法作品，这些人物中既有政治名人，也有文化名人，比如有孙文、黄兴、李大钊的墨迹，也有黄节、黄侃、黄宾虹等，而我感兴趣者则是其中丁佛言的对联，因其墨迹在市面上颇为少见。寒斋藏有他批校之书，其所批逾万字，可见其治学态度之谨严。

除此之外，本册中还收录有画作及照片，前者有孙雪泥、谈月色、吴青霞，后者则有苏曼殊著名的拂筝照。苏曼殊身着和服，看上去更像是女装，然而他却在照片的空白处题记极满，使得这张照片成为了珍贵的艺术品。而本书的三位主编，想来是这些藏品的主人，他们能将这样一个专题汇为一编，确实是对学界研究有益。

《莞城千年文化》，莞城千年文化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莞城图书馆馆长王柏全先生所赠。该书分为四个大的篇章，第一个篇为“枝繁叶茂”，收录十余篇文章，讲述的是莞城历史风貌的变化。第二篇为“名人荟萃”，谈论的是莞城历代名人，而这一部分的撰写者主要是杨宝霖先生。第三篇为“深厚底蕴”，论述的是莞城历史遗迹。第四篇为“遗韵研究”，此部分收录四篇文章，全部为杨宝霖所撰，所讲乃是东莞的诗歌编纂史以及对木鱼书的研究。

在第一部分中，有叶瑞芬所撰《骑楼建筑》，该文所讲乃是莞城老城区内的这类古建，而在莞城停留期间，王柏全馆长曾带我到这一带去看这些成排的骑楼。虽然我此前也在他地见过这类建筑，但只是好奇于建筑者给路人带来的方便，并不知道与它有关的历史。叶瑞芬的这篇文章先解释了这种建筑为什么叫“骑楼”，而后谈到这种外廊式建筑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后来盛行于南欧地中海一带。关于骑楼的建造起因以及使用地区，该文中谈到：

18世纪后半叶，正处于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殖民势力，进入了印度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属于热带气候，对长期生活在凉爽气候条件下的英国人来说，很难适应。为了克服这个生活上的不利因素，改善居住环境，创造凉爽舒适的居住条件，他们在建造住宅时，采用居室前加走廊的方法，以挡避烈日直照的炎热，营造成相对凉爽的环境，这种“外廊式建筑”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筑中普遍采用的形式。

谈到这种实用的建筑风格，当然要讲到它的发明人：

这种“外廊式建筑”是由英国人首先发明，建筑于印度的贝尼亚普库尔（Beniapukur），称之为“廊房”，当地的方言叫ouveranda。其后，新加坡的开埠者莱佛士在新加坡城的设计中，规定所有建筑物前都必须有一道宽约50尺，带顶盖的人行道或走廊，向外籍人提供做买卖的场所。外廊的位置在文印的前部或一边。这种连廊柱形成的走廊，新加坡称之为“店铺的公共走廊”，或叫“五脚气”“五脚巷”（FiveFootway）。由此可见，骑楼建筑是欧陆建筑与东南亚地域特点相结合的一种建筑形式，进入中国后，始称为“骑楼”。

这是很有意思的知识普及，到过南方的人当然对骑楼不陌生，但少有人会留意它还有着这样的历史北京和流传过程。

杨宝霖先生的著述我已拜读过一些，本书中所收《流芳千里却金碑》一文却是我以往未曾读到者。此文提到莞人王希文所撰的《却金坊记》，该碑于明嘉靖二十年立在却金坊，如今坊已不存，碑存东莞市博物馆。杨宝霖说，该碑是研究中外贸易、中泰友好、官吏廉政的第一手材料，接着他谈到明代时期的进口贸易政策：

明代东南亚暹罗、爪哇诸国因近中华，明朝廷采用睦邻政策，随进贡的商船来华贸易，商品是免税的。到明代中叶，官场腐败，广东市泊司（负责进出口商船事宜的机构）的官吏对东南亚诸国的商船也要封船抽分。抽分，是按货物比例征收实物的进口关税。

而对于却金碑所记录的内容，此文中有如下简述：

嘉靖十七年（1538），暹罗商船随贡使来华，广东省府派有政声的南海知县李恺负责东莞进口商船的关税事务。李恺根据明廷的既往政策，鉴于实际情况，上书省政府，主张“不封船，不抽盘（盘点后抽分），责令自报其数而验之，无额取，严禁人役，毋得骚扰。”得到省府批准，李恺照之执行。事后，暹罗来华首领柰治鸦看“乃以百金”献给李恺，李恺不受，说：“彼诚夷哉！吾儒有席上之聘，大夫无境外之交，王人耻边氓之德，兹奚其至我？”柰治鸦看一再献金，李恺一再推却。柰治鸦看无奈，于是和暹罗使者柰马的一同到省府有关部门叩见当局，请求用李恺不肯接受的“百金”在东莞择地建牌坊和却金亭。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德政，使得外国人拿出“百金”以祝寿的名义来感谢他，而李恺坚持不受，于是这些外国人向有关部门申请，愿意用这笔钱来给李恺建一座却金亭。广东通判侍御王十竹闻讯后称：“忠信可以行于蛮陌，而良心之在诸夷，未尝泯也。”王十竹说，李恺的行为取信于外夷，同时建亭之事也说明了外夷也是有良心之人，于是他同意了外国人的请求，行文给东莞令吕琼，令其选址和建牌坊。这就是却金碑和却多坊之来由。

通过这样的梳理，让人们感受到明代中后期广东地区外海贸易之繁荣，而杨宝霖先生还将却金亭碑记点校了出来，作为附录一并登载于该书中，这更利于研究者的使用。这样一部书，展现了莞城文化的方方面面，正是该书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