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简化和中国有什么区别？

文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在全国文改会议上发表讲话。吴承认简体字缺乏系统，但辩护称汉字本就不是系统化的文字

前一期专题《乾隆变成干隆，是谁的错？》，回顾了1949年后大陆的“汉字简化史”。略言之：因为从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导汉字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汉语字母化”，简体字只是被当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种过渡手段，所以简体字改革方案做得相当粗糙，留下了相当多的问题。当“汉语字母化”终止，原本只是“权宜之计”的简体字不再是“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了。

那么，当年的简体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和日本的汉字简化方案，来做一个比较。

中、日本两国的汉字简化，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区别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简体字，比中国早了整整10年。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汉字简化，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日本在简化之前，研究确定了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中国没有做这个工作

基于对汉字使用频率的清查，日本政府于1946年公布了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1951年又颁行了92个字的专供取名之用的《人名用汉字别表》。这1942个字，就是日本对汉字进行规范和简化的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字，不做改动。

全盘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和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简体字改革的基础。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如果不做，简体字改革就没有一个核心的范围。恰恰中国50-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就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一直受领袖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又陡增至1634字……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字却大量简化的怪事。很多常用汉字，像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像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却都被简化，收进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即：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确定通用汉字的范围，就会导致部分通用汉字被按某种原则简化处理了，另一部分通用汉字却没有得到相应处理，以致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比如，溝、構、購，被简化成了沟、构、购；講，却被简化成了讲；媾、篝等字，却又完全不简化。原本同属一个“冓”旁系列的字，简化后竟然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套了。相比之下，日本因为确定了“当用汉字”的范围，范围内的同系列汉字，在简化时绝大部分采取了统一原则；日后扩充“当用汉字”时，也是继承之前的原则对新扩之汉字进行简化，就没有出现类似的混乱。

二、日本的汉字简化，比较重视类推原则；中国的汉字简化，否认类推原则

汉字简化，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相同的繁体偏旁，应该被简化成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的“约定俗成字”，这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前者；中国学者则因“群众路线”（70年代的“二简字”甚至直接发动农民来造字）而高度重视后者，否认类推简化的可行性——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简体字，在体例上出现了大混乱。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种方式简化，但往往是一个字一个样——比如，“昜”至少有三种简化模式：杨（楊）、阳（陽）、伤（傷）；“登”则至少有四种：证（證）、邓（鄧）、灯（燈）、镫（鐙）。很多可以一并类推简化的汉字组，有些只类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变异——比如，盧简化成了卢，瀘、顱也相应简化成了泸、颅，但爐、驢却被简化成了炉、驴。有些又只类推一小部分，其余的原封不动——比如，憶、億已经简化成了忆、亿，臆、噫却不简化。汉字固有的逻辑体系，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的汉字简化，就比较多地顾及到汉字的体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学者谢世涯评价：“约定俗成和类推简化是会产生矛盾的，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范围，而且他们的简化工作较保守，……同时也比较坚持类推的原则，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现象比较少，中国则层出不穷。”

据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披露，“國”字简化在50年代曾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幸好很多文改会委员坚决不同意，遂得以与日本保持一致，简写为“国”。图为太平天国所使用的简体“國”字，内中是“王”。

定位不同、领袖意志，是中日汉字简化出现上述两大区别的根源

中国的汉字简化，与日本相比，之所以存在上述两大区别，除了两国对汉字简化的定位不同——中国将其视为汉字拼音化的过渡手段；日本则是为了规范、简化汉字形体，控制汉字的日常使用数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意志的干扰。譬如，毛泽东在看过1952年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后，提出意见“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就未必妥当。

缩减汉字总量，“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实际上违背了汉字自发演进的规律。自古至今，一方面，为了便于书写，汉字会追求形体的简化，自唐而下，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另一方面，为了表意明确，汉字又会追求数目的繁化。比如，当“云”字逐渐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就造出了一个新字“雲”，来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结合体。1949年后，把“云”、“雲”二字一并简化成“云”，就造成了词义上的困扰。2006年，某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讲“子云笔札君卿舌”，错把“子云”解读成了“子曰诗云”。其实，这里的“子云”，是指汉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子雲笔札”想来是断不会被理解错的。

大规模的“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给汉语的表意明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面和麵（麺），本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前者指脸部、脸面；后者指粮食磨成的粉。所以，民国人读《水浒传》“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一段，可以很清晰地知道，烧的“面汤”是洗脸水；但今人来读，恐怕就不免要理解成煮面汤来吃了。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但是两个不同意思的字，连读音也不一样。“适”读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读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强行用“适”来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这些古代名人——南宫适、李适、高适、沈适、赵汝适——究竟是“适”（kuo）还是“適”，就很要命了。现在很多著作，也只好强行把《梦溪笔谈》的作者沈适（kuo）改名为沈括。其实，既然“摘”字都没有简化，“適”又有什么必要非得简化成“适”，然后平白增添如此多音、义上的混乱呢？类似情形，在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中，非常地多。

以上，并非50-80年代中国汉字简化的全部弊端。指出这些弊端，也并不是为了反对汉字简化。汉字的简化是必须的。重温这段痛史，只是为了提醒今人：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是一场粗糙、草率的改革的产物，仍然伤痕累累，需要修复。

张三丰实有其人。“丰”字古已有之，意为容姿美好，写成“张三豊/豐”是不对的；但“丰”、“豊”、“豐”俱被简化成“丰”后，很多人搞不清区别。80年代，国内京剧表演团赴港台演出，也曾多次闹出“林衝”、“武鬆”的笑话

参考资料

（新加坡）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陈炽洪，《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叶籁士，《简化汉字一夕谈》，语文出版社，1995；谢世涯，《中国与日本简化汉字的评骘及今后整理与简化汉字应循的原则》，收录于《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87；（日）白川静，《汉字百话》，中信出版社，2014；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