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如何营造“地方感”？

“当我们熟悉一个空间，或将空间赋予意义后，空间就变成了地方。”

「地方」这一概念不限于物理空间中的存在，最大的特点是其具备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空间是人们生存的条件，而地方是文化和情感的载体。

“地方感”最早出自段义孚的人文地理研究，它将人的感受融入空间与地域，赋予地方以新的意义，从而将原本属于地理的词汇变成了一个带有温度人文词汇。

“地方感”来源于一种特殊而普遍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能够满足人们对地方的依附和归属需求，尽管目前这一领域还没有高度统一的维度划分标志，但大体上可以分为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与地方依恋三个要素。

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地域系统间要素交换的强度和流向都发生重大转变，集中表现在乡村地域要素的流失和各种“乡村病”的出现，“地方感”不可避免地被重构、覆盖、甚至毁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发展不应局限于乡村设施和乡村产业等物质实体空间层面的提升。空间可以被再次生产、重建，而地方却难以被复制。因此对于地方以及地方感的保护和延续则需要得到充分的保障。

那么乡村的“地方感”如何构建呢？

公共空间与乡村“地方感”的构建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场所和载体，不仅具有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和归属意识，在乡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将研究立足于现下乡村公共空间建设现状，从乡土记忆理论入手，提出“存储—提取—组织—再现”的理论模型，以乡村公共空间唤醒乡土记忆，为乡民找回业已失落的认同感、归属感。

还有学者以英国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为例，提出在保护乡村景观的同时，也要注重收藏留存乡村记忆，使“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保持平衡。此外还有学者提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主客共享的重要性。

在不少国家中的生态博物馆则是一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呈现，作为“没有围墙和门的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建筑+收集物+专家+公众)的模式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地方+遗产+记忆+人口”模式很好的体现了乡村性，而乡村性则是吸引旅游者选择到乡村旅游最为本质的原因 。

法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并于1969年设立了首个生态博物馆，到20世纪末，法国已建成约100处生态博物馆，有些甚至横跨了数个地方行政区域，面积十分广阔。同时，生态博物馆也作为一种思潮扩展到了加拿大、瑞典、芬兰等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乡村治理与乡村“地方感”的构建

乡村治理指的是乡村地区公共权力对乡村资源的调度过程，包括对乡村文化、乡村组织和乡村事务等方面的建设与管理，同时影响着乡村资本的分配和乡村制度的构建。地方性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着乡村治理，地方认同与情感联结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兴起，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呈爆发式增长，集中在探究乡村治理的发展脉络、演变逻辑和问题困境等。于乡村内在机制与治理间的实证研究仍然较为缺乏。而地方感作为一种关于地方与情感的连结状态，来源于本土性和扎根性的感受与认知，在乡村治理的文化层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地方感的视角来看乡村治理无疑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乡村治理的本质目的是对乡村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和空间组织的合理配置，以实现多主体、多空间下的协调发展，促进乡村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振兴与文化自觉的塑造，此外，在构建新型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实现途径主要依靠多主体协商的模式，包括治理主体和形式的多元化，并赋予乡村基层更多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世界乡村治理的主流模式当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平行模式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两栖模式较为典型。平行模式中,人们更愿意站在城市与乡村空间并存的视角上来思考乡村的发展前途与命运问题。两栖模式中,人们更愿意站在城市与乡村空间融合的视角上来思考乡村的发展前途与命运问题。

无论是德国的“乡村地区不仅有农业, 它还是中小制造业、服务型企业、手工业的栖身之所, 是德国发展新能源、技术研发的重要阵地, 乃至德国人理想的天然疗养吧”, 还是日本的“在政府的指导下, 各地方以自身优势和特色为契机, 优先发展龙头产品、乡村产业化多元化和休闲农业趋势日益明显”的成效，这两种模式共性部分的真实内涵是“田园性”，即“强调乡村文化、农业传统和乡村特点,以维持一个和平的乡村社会环境和他们独特的风格”。

在这个过程中“立足乡土、自立自主、面向未来”等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机制，更是把这种“田园性”演变成了一种“地方感”。

文化遗产与乡村“地方感”的构建

乡村文化遗产作为乡村记忆的表征，与乡村生活空间紧密融合，是社区事件、社会关系发生的平台，在满足人们功能需要的同时，将地方的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由此建立起社区的共同经验，成为凝聚地方的基础。乡村文化遗产在乡村地方感的塑造中举足轻重，它不仅有助于村民地方感的建构，对城市人地方感的形成也至为重要。

营造乡村地方感，需要从村落空间、活动和事件等要素上考虑。在村落空间方面，结合所处的自然环境、建筑环境和文化环境，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建筑样式等全面考察，明晰遗产的文化意象。在活动和事件方面，聚焦于集市、庙会、祭祀等，注重活态文化的展现，突出乡村的宗祠、辈分、礼法等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除这些客体之外，根本上要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与此同时乡村文化遗产在展陈方式上也可以有所创新。

1.乡村文化记忆载体化

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其实现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就像城市已经被包装、诠释并为游客服务，乡村也进入了“符号时代”。因此，对乡村文化记忆的载体化是必然要求。

从游客对乡村文化的知识需求出发，高度体现乡村文化的乡村博物馆、村史馆、名人堂等，在满足游客求知欲的同时可增强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荣誉感。从游客对乡村文化的休闲需求出发，展现村民生活方式的茶馆、戏台、宗祠均为重要的文化休闲空间，是创造主客共享的适意载体。

以被称为“北斋、栗与花之町”的日本村落小布施为例，为展出浮世绘泰斗葛饰北斋的珍品而开建的“北斋馆”,以及为纪念高井鸿山而起的“高井鸿山纪念馆”成为了小布施最为重要的文化空间和记忆载体，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既为小布施书写了自身文化符号，又对你提振了民村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

2.文化遗产与艺术相结合

一切艺术皆源于生活，因此乡村、农业和艺术具有天然的渊源。古代的农具、生活用具、祭祀舞蹈、生产谣谚等，都是人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创造、改造形成的。在更加注重颜值的当代旅游中，融入乡村文化遗产的艺术所形成的景观代表了更高阶的审美品味。

以农业遗产为例，代表农耕文化的田园可以向大地艺术靠拢。而乡村景观小品则可以积极探索所在乡村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来进行创意设计。

3. 利用节庆活动塑造地方印象

乡村节庆活动既是对地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体现，又是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提升。它对文化遗产地乡村文化印象的行程至关重要。如何培育乡村节庆，真正发挥其传播效力，对助力遗产地旅游产业和品牌建设至关重要。

纵观邻国日本，地方传统节日极为丰富。1998年日本节庆的直接收入是428亿美金，占gdp的1%。传统节庆（祭）83亿美金，文化节31亿美金，体育40亿美金。2002年，全国各地的大小节庆活动达18440次，多数是村落举办。

2016年节庆达到18282件。在对过夜游客在观光地的行动中，享受节事活动排在第11名（共计30个选项）。经济危机后，从单一旅游资源为主要节事活动扩充到人们日常生活，传统文化、技能、美食数量增加。原来的活动围绕祭祀，比较庄严，后来演变成现代化的祭祀活动，更多旅游功能，比如成为社交活动。

4.文化遗产平台的全域化

以安吉为例，在文化遗产平台的全域化过程中，创新探索文旅融合“七大美丽文化集群”，按照主客共享原则建有各类面向游客和群众的博物馆51个，安吉现已建成中国最大乡村影剧院群，全县53家集电影放映、文艺表演、团建培训为功能的乡村影剧院群，以沿着重要旅游线路的精心布点为全域旅游提供了文化休闲的丰富选择。

另外，民宿也是乡村文化遗产展示的一个很好平台，既可以植入文化，又链接了三产。以浙江松阳四都乡为例，地方政府以老屋修缮为切入口，破败的乡村房子修旧如旧、变身为有现代居住功能的民宿，既留住了中国传统村落的风貌文脉，更为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提供了新动力。

写在最后

文化是地方感的核心内容，而空间更迭和变迁反映了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因此地方感的营造与空间及文化的建构密不可分。相对于物质的供给，地方感更倾向于精神上的肯定。

引用段义孚在威斯康辛大学学术生涯告别仪式上的一段表述：「当一个人的身体感知到环境，感知到束缚，那就是地方；当一个人的思维摆脱了地方感的束缚，这就是空间」，制造地方感并不是仅仅是空间的简单重建，更是对人与地情感连结的深层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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