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Rodney Harrison：什么是批判遗产研究？

Rodney Harrison

什么是批判遗产研究？

2018年9月10日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教授Rodney Harrison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什么是批判遗产研究？》（What is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报告，本次学术活动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协办。讲座邀请了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李光涵女士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燕海鸣主任与主讲人Harrison教授对谈，与会嘉宾还有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赵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王铭老师等。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范佳翎老师主持，范佳翎老师和李光涵女士为讲座提供了翻译。首都师范大学师生及来自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学者8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基于Rodney Harrison教授2012年出版的著作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的主要内容，从什么是遗产、什么是遗产研究入手，结合克罗地亚战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南非第六区博物馆及其展陈以及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形象的构建等几个案例，介绍“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y）这一近年来获得广泛关注的领域，提出理解这一全球遗产热现象所需要的理论和思路，探讨了它对理解遗产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功能的意义，以及遗产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图1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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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遗产？什么是遗产研究？

遗产 HERITAGE 是既宽泛又模糊的术语，几乎可以形容一切有形、无形事物，包含从大到小、从自然到人工建造，可以描述从整体景观到考古遗址上发现的骨头、石头、木炭碎屑，从宏伟的宫殿到普通的居住建筑，从自然保护区到现代城市景观。但Harriosn教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的遗产清单为例，指出这种官方批准和列入的遗产实践往往忽视自然遗产，也与大量未能“列入”的“非官方遗产”形成了对比。

“遗产”不仅关于过去，更关于我们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词汇，甚至成为一个“品牌”，带来经济收益。它可能会带来冲突。也能起到统一和团结人们的作用，如在种族冲突中被炸毁的世界遗产莫斯塔尔旧桥（Old Bridge Area of the Old City of Mostar），通过战后重建成为国家和族群的象征。

图 2 士兵在帕尔米拉古城前排雷

图 3 波黑莫斯塔尔旧桥

Harrison教授认为在遗产类型不断增加的过程中，遗产的概念也在不断进化，关于各种各样形态的遗产的认定、保存、管理和展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认识到遗产是来自过去的事物和传统，也需关注遗产在我们所处的“晚现代”时期如何被定义、管理、和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批判视角去观察和理解遗产。

遗产研究 Heritage Studies 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涉及到我们选择哪些东西去保护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事物、关于历史和过去的政策、管理遗产的过程、公共行为与公众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等。很难在现有的学术体系里给“遗产研究”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一方面这对于遗产研究是不利的，学术界往往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领域；另一方面，这也是有利的，它保证了遗产研究的跨学科性，是这个领域具有创造力、开拓性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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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批判遗产研究：几个案例

Harrison教授通过几个案例来向大家展示用批判性方法来研究遗产，可以揭示如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如何理解过去。

案例一：克罗地亚单一国家遗产管理体系

克罗地亚成为独立共和国后，一直寻求国家构建的方式，建立历史想象，就通过施加于国家和世界遗产的展示和阐释来实现。例如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杜布罗夫尼克城（the City of Dubrovnik），它在1991年的种族冲突中遭到了很大破坏，战争结束后，在UNESCO的指导协助下进行了复建。在其说明牌中会反复强调国家如何抵抗邻居的武装侵略，将其与遗产价值相联系。今天我们观察克罗地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的遗产地可以发现，这些被列入的遗产地多为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及罗马帝国时期遗址等，这样的选择是有意图性的，即有展示克罗地亚的自治和抵抗外来侵略的倾向（有很多城堡和要塞）。同样，这样的倾向在他们选择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操作上也很明显，以保护传统文化、节庆、习俗等，并受到了政府的支持。

因此自克罗地亚独立后，克罗地亚政府通过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行为，试图构建并强调单一文化身份和国家认同。

案例二：国家遗产的多样性——南非的“彩虹国度”（rainbow nation）和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式的多元文化主义”（zoological multiculturalism）

位于开普敦（Cape Town）的第六区博物馆（the District Six Museum）展示了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新的国家认同和对过去种族、社会不公正（1965年驱逐非白人移民）的补偿和纪念。针对第六区的原住民当年因种族隔离政策而被迫迁走的历史事件，博物馆在地面上展示了过去第六区街道地图并标注居民被驱逐前居住的区域，大厅内悬挂了四个宗教旗帜展示社区宗教和谐共存，柱子上挂有原来街道标牌作为背景，展厅内还展示了很多家庭、个人对过去社区生活的记忆（照片、口述史等），通过这些对不公正的过去进行反思和赔偿。博物馆和遗产在南非重新构建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 4 第六区博物馆

其他国家例如新加坡、加拿大、马兰西亚等也同样运用推广“文化多样性”的策略来表达国家的历史和遗产，以此来解决多民族国家在建立现代国家时遇到的问题。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乔治城（Melaka and George Town）就通过遗产宣扬文化多样性，塑造不同族群、信仰和文化和谐共存的景象，模糊历史上殖民文化、本土文化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和冲突。这种“动物园式的多元文化主义” 其实是为了塑造一个文化多元平等的旅游地，将多元文化遗产设计和展示给游客体验和消费，恰恰掩盖了种族、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地去管理、协调遗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最后，Harrison教授总结指出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如何在当下去重塑文化的过程，跨学科的遗产研究的未来重要议题就是有关人类个体、集体和文化权利及其多样性之间的关系。Rodney Harrison教授的报告结束后，与燕海鸣和李光涵两位老师就讲座内容和读书心得进行了对谈，听众也就讲座内容提出了问题。

图 5 对谈环节

燕海鸣老师为大家总结了Harrison教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并提炼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几个关键词。首先是反思，因为我们现如今有关文化遗产的一些表述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于传统概念需要具有思辨性。其次是关联，也就是文化遗产价值和人的关联，我们过去谈论文化遗产价值一般都是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等，今天我们谈论更多的是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遗产价值的产生更多的是源于人的需要、群体的需要以及国家的需要，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遗产价值的需要。第三个是冲突，也就是说某一个群体在赋予一个遗产价值的同时，带来的更多的反而是冲突。前面这三点所揭示出来的是我们认识遗产的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最后一个词是变化，我们今天视为文化遗产的东西在上一代人眼里可能就是封建糟粕，这是因为今天的人以及今天的需求在变化。所以燕老师以反思、关联、冲突和变化这四个词作为Harrison教授批判遗产研究的总结。燕老师还说到遗产批判学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并不会去评判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所要认知的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每个人对遗产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我们要更客观更中立地思考遗产对于世界的意义。

李光涵老师认为遗产批判学对于文博从业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一些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我们可能会沦为一种工具，所以这种反思性极为重要。她提醒遗产保护实践者，我们的能力和权力是有限的，所以要用更开放更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遗产，要跳脱出来从一个更开阔的系统里去看待文化遗产，这样才会使我们更理性地做一些决定。李老师认为Harrison书中提出的官方和非官方（official和unofficial）的概念很有意义，官方的也就是经过政权和主流的认可代表国家和民族的遗产，主流的实践都是基于这种官方视角的，但这也是动态的，现在许多非官方的遗产变得越来越官方。批判遗产研究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跳脱出一种思维方式和视角，让我们反思自己的工作和立场。

Harrison教授对嘉宾的对谈和听众提问进行了回应，他指出遗产批判研究并不是去评判怎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更多地是强调要反思我们从事遗产研究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从事遗产研究。批判遗产研究在于告诉公众为什么我们要从事这份工作以及从事遗产研究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最后，Harrison教授说他从事批判遗产研究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希望邀请更多的机构和学者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从事遗产研究过程中哪些决定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有助于我们改进保护工作。在遗产研究中，冲突也是很有价值的，只有在冲突中我们才可以思考什么东西更有价值，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去保护，冲突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批判遗产研究。

最后，范佳翎老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主旨和意义，通过理论概念阐释和案例分析，使得老师和同学们关注并深入了解了批判遗产研究，几位老师的对谈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国内外现有的遗产研究方法和管理体系的思考。

排版｜马莹

文案｜苏晓彤 张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