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达轮归来的徐悲鸿与林风眠

——1920年代政治场域中的“艺术家”

文 / 杭春晓

内容摘要：1926年1月，徐悲鸿、林风眠同时从欧洲回到中国，并由此开启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对此中差异，现学界多从两人艺术观的不同加以理解。本文则从徐、林与蔡元培、戴季陶、李石曾等政治人物的关系考证入手，以探析“权力网络”与艺术家命运乃至道路选择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徐悲鸿 林风眠 蔡元培 二徐之争 《惑》

徐伯阳、金山合编的《徐悲鸿年谱》在1926年事略中记载：徐悲鸿与蔡元培、林风眠同船回国。〔1〕按此说法，徐悲鸿是从法国转道新加坡后，登上蔡元培夫妇及林风眠乘坐的福尔达轮。但这并不准确，蔡、林、徐并非同船回国。《蔡元培年谱长编》记：“1月2日偕夫人周养浩由法国马赛登‘福尔达’轮，启程回国。”〔2〕“1月22日到新加坡，访林义顺、陈嘉庚。”〔3〕可知，蔡元培回国是从马赛登上福尔达轮，途中曾经停靠新加坡。徐伯阳、金山编《徐悲鸿年谱》时未作考证，想象了徐悲鸿与蔡元培、林风眠在福尔达轮上的“偶遇”。据《申报》相关报道，徐悲鸿、林风眠是1926年2月6日乘法国邮船爱纳克号抵达上海，与蔡元培1926年2月3日抵达的福尔达轮，不是同一艘船。〔4〕然而，无论是否同船，蔡、林、徐确实是1926年2月初同时回国。前后相差三天抵达上海的“福尔达”与“爱纳克”，将三位影响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人，几乎同时送回中国。且，三人关系微妙而有趣，充满了“动态蔓延”的张力。有鉴于此，本文仍将援用徐伯阳、金山的“错误”，以此隐喻蔡、林、徐三人关系在1926年开启的全新结构。这是怎样的结构？三人中，徐悲鸿先于林风眠认识蔡元培，成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但归国之际，作为新人的林风眠更受蔡氏赏识。归国后，徐、林命运截然不同：林风眠有蔡氏之赏，受聘北平艺专校长，离沪北上〔5〕；徐悲鸿虽与蔡元培有旧，却没获得什么“机会”，黯然归法。

一、徐、林归来——齐白石的命运节点

1926年，徐、林同船回国这一看似与齐白石毫无关联的事件，成为白石老人交游的重要节点。这一年，距陈师曾去世已三年，齐氏之北京朋友圈甚是凋零。虽然，中日联展为老人卖画打开了局面，但国内画坛给予的回应却是寥寥。甚至，陈师曾选齐白石作品参加中日联展时，就曾遭余绍宋恶评：“而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6〕师曾逝世后，白石老人与北京画坛的交往更为“零星”了。缺乏专业认可，又面对“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得大名”的讥讽〔7〕，花甲老农的北漂生活想来应是不甚如意。然而，一艘从法国开来的轮船，却为白石老人带来两位年轻人——先后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成为他的新一代“伯乐”。其中，林风眠的“1926”更加意气风发，年仅26岁便出任北平艺专校长。带着年轻人的热情、闯劲，林氏打造了声势浩大的“北京艺术大会”（图1），以促进艺术之社会化。在这场盛会中，林风眠明确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以对他的伯乐——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展开回应。1927年，蔡氏入职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而在北京毫无根基的林风眠也于9月辞职南下。一时间，“北京艺术大会”烟消云散，消失在历史深处。自此，林风眠对北平艺专再无影响。庆幸的是，他对齐白石的“盛邀”，却为北平艺专的国画师资打开一扇新的大门。面对突如其来的邀请，时隔多年，白石老人在《自述》中回忆：

图1 1926年北京艺术大会中的林风眠（右二）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认是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我竭力推辞，不敢答允，林校长和其他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中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又译克罗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东方以后，接触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一点没有洋学堂的学生动不动就闹脾气的怪事，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8〕

显然，在齐白石看来，这份邀请甚是意外。就身份而言，他虽然获得卖画机会，但自期仍很朴素——“自认为是乡巴佬”，对“洋学堂”这事有些“受宠若惊”而心存忌惮，不敢答应。最终，因林风眠的执着——再三劝驾，白石老人勉为其难地答应（心中多少有些别扭）。有趣的是，初来乍到的林风眠为何如此执着？为何在北京画坛看中齐白石？年轻校长选择花甲老农，看似偶然，其实也有迹可循。林风眠在1926年回国不久发表的《东西艺术之前途》，隐约显现了他看中齐白石的原因：

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客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之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现，把自身变成机械，把艺术变为印刷物。如近代古典派及自然主义末流的衰败，原因都是如此。东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所需求，把艺术陷于无聊时消倦的戏笔，因此竟使艺术在社会上失去其相当的地位（如中国现代）。〔9〕

林氏之艺术视野，站在中西一体的框架中。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他都以“形式语言与情感表达之关系”来评判东、西方的古典绘画。在林风眠看来，无聊消遣的戏笔（文人画特征）是一种不发达的形式，无法表现情绪。其结果，是“中国现代”艺术在社会上失去相当地位。基于如此认知，他对国画圈的主流画家自然不感冒。相较而言，北漂老农的“另类”，便成为了选择。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齐白石的“形式语言”真的吻合来自巴黎的校长吗？就《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看，刚刚归国且以油画创作为主的林风眠，对“形式之构成”的认识，更倾向“再现能力”的“客观”。唯此，他才认为东方艺术的“形式”倾于主观而“过于不发达”。但若以“再现能力”看齐白石，结果恐怕并不乐观。那么，林风眠为何看上齐白石？答案，隐含在“西方艺术之为印刷物”的判断中。

林风眠1921年考入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得院长杨西斯赏识，半年后被推荐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入柯罗蒙工作室学习。柯罗蒙是世纪之交法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该隐》至今仍是奥赛美术馆的重要展品。柯氏作品在古典主义精熟的结构中，追求笔触的简约与流畅，带有浪漫主义的语言特征。他的学生中，出现了梵高、马蒂斯等学院风格的破坏者。这似乎构成了一张隐约的“知识之网”，向我们暗示：林风眠在法求学，应该接触到了带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艺术思潮。确实，他力邀来华的克罗多（年长林氏十岁），正是此类画家。早在1909年巴黎国立装饰艺术学院就读期间，克罗多便与马蒂斯一起在独立艺术家沙龙展出作品。对克罗多，林风眠曾专文介绍：

唯克氏天性浪漫，富于创造，因而厌恶模仿与机械式的学校教育。在该校二三年，即脱离学校生活，与雕刻家和画家波彭、鲍得鲁、马蒂斯、达佛伦诸人共同在巴黎独立展览会发挥其创造的新艺术运动，一直到现在，始终向艺术方面不断地奋斗。〔10〕

对“模仿与机械式的学校教育”的叛逆，使克罗多、马蒂斯等人的“新艺术运动”告别“印刷物”，摆脱了“近代古典派及自然主义末流的衰败”。“印刷物”，在林风眠的表达中是一种比喻，是对绘画成为“照相机械”式再现的比喻。背后的知识语境，正是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以追寻绘画语言之独立来检讨长久以来的再现机制。显然，这些代表巴黎新潮艺术的思想，影响了年轻的林风眠，使他容易接受“语言形式”独立于“再现性”的表达。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艺术观处于“再现”与“形式主义”之间的暧昧地带，价值判断也因此具有某种灵活性：面对北京画坛的主流画家，“形式”因主观而不发达，从而批判其为“消遣”；但面对齐白石，主观“形式”可以呼应欧洲“新艺术运动”，因此可以加以肯定。齐白石或许没想到，林风眠请来的那位法籍教师将他纳入到了世界性的艺术潮流。无论出于误读，还是真心喜欢，克罗多对齐白石的“恭维”，不仅给北漂老农“受宠若惊”的意外收获，也与林风眠的认知发生共振，为北京画坛提供了新的选项。1928年，胡佩衡为齐白石编辑画册时，便借助克罗多的“判断”向公众介绍齐白石的世界性。〔11〕

历史，充满了看似偶然的“瞬间”。1917年离开乡村的齐白石，想不到彼时还在梅州中学的林风眠，十年后会带来欧洲的美术思潮，给自己不甚如意的“北漂”带来改变。显然，进入北平艺专的齐白石，“身份认知”发生了重要转折：他不再只是因运气好能卖画的农民，而是“艺术界之创造者”。自此，齐白石开始成为“齐白石”，成为带着“陈旧已久”的中国画进入世界格局的“齐白石”。相对齐白石从本土画坛获得的“不屑”，异域眼光的认可仿佛一种隐喻：1920年代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于东方的“文化区域”。或因如此，齐白石在并不友善的北京画坛获得了后继的成长空间，乃至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画家。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林风眠离开北京后，白石老人的“洋学堂”便遭遇了挫折。但无论如何，当齐白石踏入北平艺专的那一刻起，新的趋势便已开始形成。哪怕有所反复，齐氏之身份逆袭未因“力量格局”的此消彼长而改变“方向”。林风眠南下后不久，同船归国的另一位年轻人（徐悲鸿）竟也北上主政艺专。“福尔达轮”因此成为白石老人的幸运之船。船上两位年轻人的关系不见得多融洽，但他们对北京画坛的边缘人物——齐白石的认可，却出人意料地统一。〔12〕　　

二、《惑》文背后的全国美展

徐悲鸿与林风眠都曾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但就现有资料看，他们几乎完美“错过”。其行踪仿佛平行线一般各自滑动，进入完全不同的场域。1919年9月，林风眠报名参加留法俭学会时，徐悲鸿以“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的身份到巴黎已有三个月。1919年12月，林风眠与林文铮、蔡和森等起航前往法国，徐悲鸿正在朱利安学院学习油画，并积极备考高等美术学院。次年，徐悲鸿考入高等美术学院，而到法国的林风眠却在马赛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补习法文、素描。1921年，林风眠考入第戎国立美术学院，半年后经推荐入高等美术学院。有趣的是，林氏入学的1921年夏，因国内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徐悲鸿的生活费。徐氏被迫离开巴黎，前往消费较低的柏林。徐悲鸿、林风眠，同一年求学于同一所大学，却擦肩而过，互不打扰。此后，1923年林风眠结束巴黎学业，与林文铮、李金发等游学德国，徐悲鸿却因助学金汇到巴黎而离开德国，两人再次“擦肩”。虽然，1924年林风眠、徐悲鸿都参与了“中国美术展览大会”（图2），但他们已然属于法国文艺界或留学生群体的不同“圈子”。〔13〕

图2 1924年旅欧中国美术展览大会参与者在史太师埠（今法国斯特拉斯堡市）合影，倒数第二排右三为林风眠

不仅欧洲如此，徐、林归国后亦无甚往来，一直延续着曾经的“平行线”。如果说徐、林两人在欧洲“擦肩”是机缘所致，那“福尔达轮”后的疏离却不再“简单”。《徐悲鸿年谱》1928年事略记载了一个故事：“四月四日，杭州国立艺术院学生四人，慕悲鸿之名转入‘南国’，杭州艺术院即发生学潮。”“四月上旬，杭州教育局认为南国艺术学院是与杭州艺术院对抗，故聘悲鸿往杭州任教。因徐与该院主持人林风眠的艺术主张不同，而且不愿离开‘南国’，故谢绝杭州的聘请。”〔14〕这段描述中，徐悲鸿应田汉邀请与欧阳予倩筹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似乎成为国立艺术院（杭州）的竞争对手，并导致国立艺术院（杭州）学潮。事实果真如此？蔡元培1928年4月5日曾致信林风眠：“奉电知学潮已平，学生照常上课为慰。弟拟星期五乘夜车往上海，星期六之午车来杭州；为艺术院开学式已举行过，不必说。若尚拟补行，而要弟参与，则最好于星期日（四月八日）行之，因弟星期一仍须回上海，乘夜车赴南京也。”〔15〕就此而言，国立艺术院（杭州）开办之际，学生确有运动。但说这场学潮因“慕悲鸿之名”，显然是夸大之词。这场风波在蔡元培写信的4月5日前就已平息。因此，4月4日转入“南国”的几位学生，可能是学潮之结果，而非诱因。然而，《徐悲鸿年谱》为我们描述的版本——徐、林两人“主张不同”且具“对抗”，未必没有源头。

徐悲鸿与林风眠同属留法归来者，却代表了不同的知识系统。徐、林之间虽没有直接论战，但在徐悲鸿与徐志摩展开的论争（二徐之争）中，林风眠似乎才是徐悲鸿真正的批判对象。这场著名的口水仗不仅是艺术观之争，可能还隐含了某种“人事问题”。徐悲鸿在《惑》文开篇，非常突兀地提出：“中国有破天荒之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腮惹纳（Cezanne）、马梯是（Matisse）、薄奈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除参考品中有一二外）”〔16〕后人论“二徐之争”，皆在意艺术观，无人注意徐悲鸿何以写作《惑》？这篇短文，是作为全国美术展览会组织参与者（总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徐悲鸿，写给同为常务委员并负责编辑宣传工作的徐志摩。文后附信显示，写作《惑》文的前一天，二徐曾有会面。〔17〕他们所谈内容，就该信判断，涉及到徐悲鸿没有参加展览之事。那么身为组织者的徐悲鸿为何不参加展览？“比来意兴都尽”指什么？“比来”即近来，“意兴都尽”表明徐悲鸿对展览存在某种抵触情绪，不愿参展。此外，徐悲鸿附信对该展布置颇为满意。〔18〕可见，二徐见面时，徐悲鸿对展览的抵触情绪又似有消退。然而即便如此，对自己没有参展一事，徐悲鸿给予的解释（意兴都尽），余味深长。

徐悲鸿的解释，没有直接言明不参展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可能是什么？《惑》文开篇之“谩骂”，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他的“心迹”。如果将《惑》文之激愤对比1926年徐悲鸿的演讲〔19〕，我们会发现：对塞尚、马蒂斯等人的否定态度，并非徐悲鸿一以贯之的判断。徐悲鸿何以“转变”？何以在1929年全国美展举办之际，认为“最可称贺者”是没有出现这些“无耻之作”？这，表明展策划组织的过程中，有人曾提议展出这些作品。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徐悲鸿并不接受这一提议。他是否直接反对过？现已无从考证。但因组织过程的意见不合而拒绝参展，却符合逻辑。问题在于，谁提出了要展出这些“无耻之作”？具体答案，仍不可考。但我们可以从展览筹办的具体过程中，找到一些“线索”。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举办，最早由蔡元培与张君劢、刘海粟提议，1922年6月16日《申报》对此有所报道。〔20〕后数年，未有真正推动。1925年8月23日《申报》报道中华教育改进年会美育组第一次会议时，提及讨论“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案”，并推蔡元培、刘海粟等为展览委员会委员。〔21〕但这次会议并没有让该展进入实操阶段。直至1927年6月27日，蔡元培被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大学院院长，情况才有所改变。该年11月27日，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22〕由此可见，全国美展从动议到决议，关键人物是蔡元培。或因如此，展览进入实操阶段后，一批蔡氏新近赏识的留学生——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等，进入展览策划的组织名单。据《申报》1928年6月3日报道可知，林风眠出任审查委员会主任、林文铮出任出版宣传组委员、吴大羽出任指导组委员。徐悲鸿，则名列审查委员会委员、征集组委员。〔23〕有趣的是，林风眠出任主任的审查委员会名单中，还出现了齐白石。或许，这是白石老人在全国性“权力结构”中的首次露面。

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等一批年轻画家出现在筹备委员会，必然对展览的策划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且，这批画家对徐悲鸿口中的“无耻之作”，恰是接受的。后世艺术史也常把他们描写为现代主义的中国推动者。检索其人生轨迹，我们发现：他们在欧洲即已相熟，曾共同组织“霍普斯会”（后改名为海外艺术运动社）。李风曾撰《旅欧华人第一次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大会之盛况》一文，记载了“霍普斯会”及林风眠参与并组织该展的经历：

中国美术展览会，发起于留法美术界同学，并联络留学德比英意诸国美术界所协力组成。留法美术界有两大团体，一名霍普斯会，专重美术学理之研究者。一名美术工学社，注重美术工艺之制造者。此次展览会即由两团体并联合外界同志中推举林风眠，刘既漂，林文铮，王代之，曾以鲁等十人为筹备委员，主持其事。外间学界则多被邀请为名誉会员。正在旅居史太师埠之蔡孑民校长及前里昂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君，被请为正副名誉会长，一致赞襄。其搜集作品与会务之筹备，实始于去年年底。〔24〕

这次展览搜罗留欧学生作品甚多，林风眠、徐悲鸿都有参加。但无论参展数量还是影响，林风眠都堪称绝对之中心。〔25〕抑或因此，旅居斯特拉斯堡且出任展览名誉会长的蔡元培，对林风眠赏识有加，并由此开启了蔡、林两人的“惺惺相惜”。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现了蔡元培在这个展览中对徐悲鸿有所“赏识”。中国近代美术史，蔡元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圈外人”。不只因为“美育代宗教”，还因为他与诸多画家都有着重要交集，并因此影响了民国美术发展。徐悲鸿与林风眠，在蔡元培的“交往”中都占有一定位置。相对而言，徐悲鸿留法前即与蔡氏相识，但此后的关系未有深化；林风眠留法后与蔡氏相识，此后关系则紧密无间。尤其，“福尔达轮”后徐、林的“人生际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三者关系的冷热变化：林风眠北上出任北平艺专校长，遭遇挫折后在蔡氏支持下组建了国立艺术院（杭州）；徐悲鸿则没有获得相应机会，当年返回法国，直至第二年9月再度回国。〔26〕

三、徐悲鸿的1928年

应该说，1928年是徐悲鸿的“转折年”：年初，他正式任教于国立大学〔27〕；11月15日，他空降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即北平艺专）出任院长。命运弹跳之幅度，令人惊叹。就逻辑而言，这一切似乎与蔡元培的关系不大。〔28〕1928年的徐悲鸿，背后应该隐藏着另一张“权力网络”。该网络与徐氏命运之关系，1929年6月1日的“孙中山奉安大典”为我们透露了“蛛丝马迹”。

作为国父，孙中山在中山陵举行的国葬，是南京政府显现其政治合法性的重大事件，参与其中必然需要政要之首肯。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5月28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的《总理奉安画刊》中，出现了徐悲鸿绘制的孙中山像。〔29〕而重大国事活动中的领袖画像向来是政治事件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徐悲鸿获得如此机会，想来参与“奉安大典”的高层必有赏识、认可他的人。那么，谁给予徐悲鸿如此之“机会”？《申报》1928年11月9日有关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的报道，提及讨论“筹备总理奉安办法”。出席该会的中央委员有孙科、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另有列席者数人。〔30〕这份代表权力中枢的名单，有一个与徐悲鸿保持多年友谊的名字——戴季陶。戴季陶，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后来成为蒋介石重要的理论旗手、政治参谋，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显然，“绘制领袖像”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通往1928年徐氏命运弹跳背后的“隐性网络”。1929年奉安大典的“孙中山像”，不可能是临时决定，而应决策于1928年的筹备会议。故而，徐悲鸿接受领袖像绘制任务的时间，亦应在此前后。以蔡元培支持林风眠的力度与方式来看徐氏归国后的现实际遇，这一“命运转折”应该不是蔡元培给的。那么，负责编辑《总理奉安画刊》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戴季陶，便成为“隐性网络”的合理推测。而且，1928年对戴季陶同样重要：该年2月，他由广州（中山大学校长）赴南京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出任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成为南京政府文教宣传的权力掌控者。〔31〕与之相对，蔡元培却面对着“重大挫折”：该年10月6日，蔡氏因反对声浪极大、经费过于庞大、事权不统一等因素，获辞大学院院长职务。此后半月有余（24日），蔡元培创办的大学院被裁撤，恢复为教育部。

蔡元培的辞职从1928年8月即已开始。《东方杂志》的“时事日志”有记：“蔡元培辞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部长各职，携眷离南京。”〔32〕此后，蔡元培先后四次上呈辞书，终在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准辞大学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长职务。次月，蔡氏在被任命为检察院（筹备处）院长后，又辞之。也即，1928年下半年，蔡元培几近“裸辞”而淡出权力中心。其后，蒋梦麟接大学院院长。半月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氏出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对蔡元培虽执师礼，但并不改变蔡氏“游离”权力中心的事实。伴随高层人事变化，全国美展领导工作也转交新的教育部，并于1929年1月成立“全国美展总务委员会”。对此，《民国日报》1929年1月有所报道：此次会议由蒋梦麟主持，蔡元培、杨杏佛、王一亭、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二十一人以总务委员身份列席。从某种角度看，新成立的总务委员会是一次权力结构的调整。此后，林风眠虽然仍是总务委员，却不再出现在展览的具体事务中，逐渐淡出展览的组织工作。〔33〕对比李寓一《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观记（一）》的记载：“此会初发起者为前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氏，即委新设之西湖艺术学院主任林风眠氏经办。”〔34〕全国美展的“权力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由此可见，1928年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职务变迁，不仅造成文化教育界“权力网络”之变迁，也为林风眠、徐悲鸿等画家带来诸多变化。当然，高层权力结构的改变，对林、徐深度介入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亦是影响重大。

蔡元培执掌大学院时，林风眠获得诸多机会进入国家层面的“权力中心”。1928年2月《大学院公报》第2期连续出现林风眠的名字。他以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1927年11月27日的“第一次会议”和1927年12月27日的“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讨论通过全国美展的相关提案，并决议在西湖创办一所艺术大学（《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35〕此后，这两件事都与林风眠有着莫大关联。至少1928年8月前，林风眠在全国美展的执行中，都是蔡元培的“代表”——“经办各项事宜”。同时，他也是1928年3月1日创立的国立艺术院（杭州）的院长。从某种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林风眠，俨然成为中国艺术界最具权势的人物。然而，随着蔡元培隐退，林风眠的上升趋势也戛然而止。1929年1月成立“全国美展总务委员会”后，相继召开的数次会议，林氏未再出席。尤其展览即将开幕前，林风眠更缺席于展览的“决策机构”。诸如，1929年3月14日《申报》报道，展览组织的最后阶段，计划到会者有：张聿光、王济远、李毅士、叶恭绰、狄葆贤、钱瘦铁、吴湖帆、江小鹣、李祖韩、徐志摩等，不再有林风眠。〔36〕全国美展的组织策划如此，艺术大学之事，亦然。“国立艺术院”未能如其规划目标成为唯一的“国家队”。1930年秋，“国立艺术院”更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为与“北平艺专”同级的“国立艺专”。而失去蔡元培支持的林风眠，在1938年“国立艺专”合并中也游离了办学的“权力中心”。这年冬，林风眠前往香港拜访寓居此地的蔡元培，恰如两人合作之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落幕式”。

与林风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悲鸿。从“福尔达轮”到1928年，林风眠因蔡元培的支持而一直处于权力中心。此间，徐悲鸿的命运甚为暗淡。“福尔达轮”后返回欧洲，至1927年9月再度回国，徐氏基本处于“无业”状态，只能徘徊于民营教育系统。1928年3月，徐悲鸿获得官方正式教职，并且几乎同时，他首次与林风眠一起出现在“权力名单”中。《民国日报》1928年3月28日报道了25日召开的“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会”。此次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会中加推林风眠、徐悲鸿为委员会委员。〔37〕那么这次机会是蔡元培给予的吗？就此前徐悲鸿的命运状态而言，可能性不大。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徐悲鸿1928年3月开始了“命运逆转”？查阅徐悲鸿交游圈，1928年2月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成为最大可能。当然，基于私交获得命运改变，往往是隐匿在历史现象背后的“权力因素”，很难被当事人直接表述。戴季陶之于徐悲鸿，想来如此。但有趣的是，徐悲鸿回应徐志摩《我也“惑”》的《惑之不解》中，却意外透露出了戴季陶的“身影”。该文写于1929年，回忆了1928年的一件事：

弟去年被中央党部聘为主试。试艺术员。乃出一题。写一秦琼卖马。众大哗。弟起解释。作宣传工作者。样样须会得。马。不过要知道诸位画动物的程度。结果无一人能对付得一马来。今日之称怪杰。作领袖者。能好好写得一只狗否。〔38〕

何人能够聘徐悲鸿出任中央党部宣传工作者的主考官？显然，时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可以。当然，戴季陶与徐悲鸿的交往材料，整体上与现存材料显现的密切关系并不匹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是因为戴季陶的敏感身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蒋介石亲密战友、右翼反共代表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交往的材料被忽视，甚至主动删减。这使我们在追溯徐悲鸿个人命运与其背后之“权力网络”的关系时，不得不遭遇某些材料的逻辑缺环，不得不在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中，辨析两者交互的可能性。1928年2月出任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与同年3月命运转折的徐悲鸿，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答案，无法言之凿凿。但就现有材料显现的“冰山一角”，完全否认其中关联，也不可取。另外，重要的还在于，无论戴季陶发挥了怎样作用，1928年徐悲鸿命运弹跳的背后必然藏有一张“权力网络”。或可言，这一网络不仅决定了徐悲鸿1928年的命运转折，也决定了他20世纪30年代的全面崛起，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美术界文化场的塑造过程。

四、命运转折与权力网络

庆幸的是，相对戴季陶之“隐秘”，这张网络中的李石曾与徐悲鸿之命运转折，材料上“表现”得更为充分、确定。邀请徐悲鸿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即北平艺专）院长的李石曾，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1924年即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1928年出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北平大学校长。李氏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轰动一时，开一代风气。面对这位背景显赫的“大人物”，1927年中秋节的徐悲鸿专门为他画了一张素描肖像，并题曰：“丁卯中秋，写石曾先生于中国海舟次。”〔39〕（图3）如果将这种“画像行为”视作用以打造关系网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它的作用”是显著的：第二年年中（1928年9月），当李石曾稳定北平局势，准备各校开学事宜时，徐悲鸿就被列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人选。〔40〕年底，徐悲鸿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41〕有关徐悲鸿短暂的北上任职之事，后来被描述为他早有离开之先见之明。〔42〕仿佛，徐悲鸿对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很是不以为然。但这种“后世描述”，显然有着文学加工痕迹，并不符合事实。彼时，徐悲鸿对北上任职一事还是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曾专门向北平大学委员会提案，试图将“艺术学院”更名为“美术学院”，并谋求政府将南海瀛台拨为校舍：

图3 徐悲鸿 李石曾像 纸本素描 1927

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因艺术学院名称未妥、向北平大学委员会分会提出意见、请改为美术学院、其提案原文如下：艺字之义、在古训为致用之学、如六艺包含礼乐射御书数、游于艺者、亦别于道于德于仁之藴蓄、于中之天性而言、故训艺为业、亦无不可、而终无美之义、以艺术名学校、适如法Ecoles Arts et de Metiers仅属百工技巧之学校、而非为从事学术之美术学校、美术视艺术、其义为狭为严、例如以平板置于四足之上、皆名之曰桌、为正为平艺之事也、若求其为美术品、则须令之有Style、虽不甚平正、亦无大妨碍、推之于一切皆然、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之地位、在法为Ecole Nationale des Bcaux-arts在意则仅易校、以Academie皆以美之形容词、冠于艺术名词之前、他国文之有定义者亦然、名不正不特言不顺、即精神亦有背谬之虞、夫一国最高学术机关、且不能自正其名、得毋贻讥于世之大雅君子、用敢疏解本末、恳贵会付议与以纠正、俾资率从、实为学术前途之幸云云、又徐氏上北平政分会书、请拨南海瀛台为校舍云〔43〕

提案中，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视为“一国最高学术机关”，可见“北上任职”在徐悲鸿心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后来，因学潮及其他原因，徐氏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短短三个月就结束了自己的校长生涯。但，这段经历却是徐氏建构社会身份的重要契机。诸如，第二年“二徐之争”中，他不忘顺便“炫耀”此事，为自己“背书”。〔44〕表面上，艺术院长在他口中是“不三不四”的，实际却是用以抬高自己的重要“基石”。从某种角度看，1927年回国寻找发展的徐悲鸿，1928年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是其身份转折的重要节点。因为这个职位，徐悲鸿抹平了他与林风眠在“福尔达轮”后一直存在的身份差距。机会的给予者——李石曾，因此成为徐氏“权力网络”的重要身影。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李石曾与戴季陶也是亲密战友。据《申报》报道，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成立，李、戴两人同为委员。〔45〕戴季陶后来主政的中宣部，正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职能部门，故而戴氏与各委员必有较为紧密的工作关系。且，戴季陶当时对李石曾的评价非常高：“我们领袖同志当中、我们看蒋介石同志、他为了保持继总理的事业能够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能够有这两个特点。”〔46〕这是戴季陶1927年6月5日在《申报》发表的宣扬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檄文，就其对李石曾的评价而言，他们当时不仅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且私谊甚好。另，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琛曾有“时局宣言”，对1927年宁汉合流及国民党反共潮中李石曾、戴季陶的合作，亦曾有所言明。〔47〕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国共合作的北伐取得趋势性突破时，上海爆发了“四·一二政变”，国民政府分裂为“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继而，7月15日武汉反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8月，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在此前后，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相继爆发，中国之革命格局发生重大转变。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举办婚礼，汪精卫逃亡，蒋氏重掌政府。应该说，这一年9月从欧洲回国的徐悲鸿，面对一个“权力结构”急剧动荡的“中国”。同年，徐悲鸿曾倚重的康有为在青岛去世。刚回国的徐悲鸿面对在北京举办“艺术大会”的林风眠，又当如何面对自己的事业、命运？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徐悲鸿，选择积极结交政治权贵：中秋及初冬相继为李石曾、张静江画像。或许，徐悲鸿也没想到，他无意间触碰到此后十年最具权势的政治群体。随着蒋介石稳定国民党政局，张静江、李石曾以及与之交好的戴季陶、叶楚伧、吴稚晖等，成为国民政府文化教育领域最具话语权的群体网络。这一“网络”是仅仅获得蔡元培支持的林风眠不曾具有的。于是，伴随权力结构的调整，徐悲鸿与林风眠的人生命运，也在悄然变化。其中，徐悲鸿认识到结交权贵的价值，乃至“用力过猛”而遭人批评：

被刘海粟称为艺术绅士之中大教授徐悲鸿，近在中央军校不公开的开展览会，据说里面有不少大人物的肖像。因而对之不满者甚众，骂声遂起。南京出版之青年战线第五期内有一篇“论徐刘之混战”把他同刘海粟同时骂了一下。摩社出版之艺术月刊一月号也有一篇南京通信把他这次展览社（会）骂为“拿艺术去做某种目的底工具”“贵族阶级艺术”“功利主义”。〔48〕

然而，无论遭受如何非议，徐悲鸿的“功利”在现实层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随着他与“权力网络”的熟络，徐悲鸿迎来了30年代的全面崛起。〔49〕与此相应，蔡元培、戴季陶、李石曾等国民党政要的仕途变迁，则隐约透露出林风眠、徐悲鸿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变化：林风眠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徐悲鸿则由边缘走向中心。这场“进”与“退”的交互中，徐悲鸿的《惑》文仿佛隐晦的宣言，引导我们发现隐匿于历史背后的世事纷扰，并因此感受“现实权力的政治场”如何影响文化场的运行。基于此，《惑》文开篇之突兀，便不再突兀。

注释：

〔1〕“一月下旬，由新加坡乘福尔达轮船返国探亲。船上遇由欧洲返国的蔡元培、林风眠。除感激蔡曾向傅增湘进言，使自己能赴法留学，又向蔡汇报在欧七年的留学生活及所取得的成绩。并向蔡建议：要想使我国的美术事业发达，不光是创办学校与派留学生所能奏效的，还应创建美术馆。”徐伯阳、金山《徐悲鸿年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页。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31日。

〔3〕同〔2〕，原载《日记》。

〔4〕1926年2月20日《申报》之“申报本埠增刊”第3版，“艺术界”栏目下有署名佩锵的《梅花会纪盛》一文，明确提及：“徐悲鸿君、前与林风眠君同船归国、下船时林君由沪上友人接往沧州、与徐不相见者累日”那么，徐、林所乘为何船？1926年2月7日《申报》第2张第7版，“本埠”栏目下有新闻《艺专新校长林风眠昨由法到沪》：“北京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君、偕夫人（法国籍）、昨日下午四时、乘法国邮船爱纳克到沪、在黄埔岸南满铁路公司码头上岸、由沪上友人等招待、暂寓沧州旅社、与蔡元培同寓、林君何日北上、现尚未定、闻林夫人与蔡夫人在法时、极相友善云”可知，林风眠与徐悲鸿同乘法国邮轮爱纳克号于2月6日下午抵达上海。另，《蔡元培年谱长编》据《民国日报》1926年2月4日相关材料记云：“2月3日，上午7时30分，蔡先生夫妇所乘‘福尔达’轮到上海。江苏省长陈陶之子陈定（在德国获医学博士）同船抵达，江苏省交涉员公署派交际科帮办王镜舜到码头照料。蔡氏夫妇登岸后，住入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页。可知，蔡元培乘坐“福尔达轮”于2月3日上午抵达上海。

〔5〕林风眠出任北平艺专校长一事，学界一般认为是由蔡元培推荐。随近年来的研究推进，有学者发现林风眠的同学王代之、萧子升亦曾有所作用。如彭飞在《不该被遗忘的美术先贤——留法美术家王代之生平及对民国美术教育的贡献考述》一文中，以林文铮、王代之、林风眠等人“文革”自述材料论证：林氏出任北平艺专校长一职是由王代之通过萧子升的老师易培基——时任教育部部长推动的。彭文发表于华天雪、曹庆晖主编《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与研究工作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版。这一点或可辅证于李金发1956年在香港杂志发表的“回忆”：“后来王代之回国活动款项，得识同乡教长易培基，因北平美术学校无人主持，乃由王代之介绍林风眠做校长。这样水到渠成他做梦亦没有想到的。在北平的功过如何，我未见过不便评论。他怎样丢掉校长我亦一无所知。”见李金发《林风眠与我》，载《祖国》1956年9月10日第十五卷第十一期。李金发、林文铮、王代之皆为林风眠留学同学，口径一致地指出王代之在这件事上曾经有所“付出”，当具一定可信度。然而，据此否认蔡元培在这件事上的作用，似难成立。显然，王代之经萧子升认识了教长易培基，其本人身份不过是一个青年学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艺专校长”的选择，足以让人怀疑。结合当时林风眠的交游圈，有主观意愿且具能力影响决策的，还应是蔡元培。根据林风眠回国并未直接北上，而与早三日回国的蔡元培同寓沧州旅馆再行决定北上来看，蔡元培理应是关键人物。事实可能是：林风眠的同学王代之在北京筹款时认识易培基，得知北平艺专现状。消息传到欧洲后，蔡氏出面举荐使其遂愿。

〔6〕1922年4月3日上午，余绍宋到陈师曾处看中日联展之画后，于日记云：“九时到师曾处，看各家送往日本求售之画。最佳者为师曾、萧谦中，最恶劣者为林纾、齐璜。而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见《春晖堂日记》1922年4月3日，载余绍宋《余绍宋日记（全十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册第533页。

〔7〕“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得大名”乃20世纪齐白石与吴昌硕的一段公案。事情源于吴昌硕对齐白石在中日联展上获得的成功不以为然，讥之为“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得大名”。然，此说一直没有吴昌硕方面的确证，多时人（如启功）听闻口传之语。但，20世纪20年代后齐白石的常用印“老夫也在皮毛类”，似从侧面证实“缶老之讥”。另，首都博物馆藏《芭蕉书屋图》的题跋亦然。该画题诗云：“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且跋曰：“大涤子呈石头画题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白石翁画并题记。”载首都博物馆编《齐白石艺术大展集萃》，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8〕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页。

〔9〕林风眠《东西艺术之前途》，载《东方杂志》1926年5月25日第23卷第10期。

〔10〕林风眠《介绍名画家克罗多先生》，载《晨报副刊·星期画报》1927年3月6日第2卷第74号。

〔11〕“法画家克罗多氏谓先生作品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胡佩衡《齐白石画册（初集）·序》，《齐白石画册（初集）》，胡氏石墨居1928年印行。

〔12〕徐悲鸿“认可”齐白石的原因，与林风眠似有不同。他在齐白石1932年的画册（《齐白石画册》中华书局）中曾撰有长篇序言，但对白石老人却着墨不多，而是更大篇幅地讨论自己的理论——画学之变。在徐悲鸿看来，无论“崇温贬奇”或“追狂去雍”，都不得艺术要义。艺术，不应拘泥僵化，而应“正变”。何谓“正变”？“非其始即变”。也即“变”不是预设之“刻意”，如瓷器的“通体一色纯洁无瑕”变而为“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之殊色”。以此为基础，徐悲鸿对白石翁的认可水到渠成，却也一笔带过。通篇读下，徐氏更愿用白石的“妙造自然”来反衬“仅得他人形貌者”。两段文字的最后一句，都指向“浅人”自诩。这向我们暗示了徐氏的潜在情绪——通过肯定齐白石来批判当时国画界的所谓主流。

〔13〕有关徐悲鸿与林风眠的留学经历，参见郎绍君著《林风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徐阳伯、金山合编《徐悲鸿年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版。

〔14〕徐伯阳、金山合编《徐悲鸿年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50页。按：《年谱》此说源于田汉：“有西湖××××院学生四名转入本院，该校发生风潮，全体罢课已久，迄未解决。先是教育当局某氏闻徐悲鸿氏与田汉氏创南国艺术院以为将与西湖××对抗，因聘悲鸿先生往西湖，悲鸿先生却之，因为他的画派与主持西湖××院的×××先生有些不同，而且悲鸿先生爱护南国，愿意为无产青年牺牲，因此同学益感悲鸿先生相誓守他的战线。及西湖风潮发生，我们更于官僚化的艺术家及官学失望。”见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之六“南国艺术学院时代”，载《南国月刊》1930年第2卷第1期。《我们的自己批判》是田汉长达10万字的长文，总结了南国社八年来戏剧电影等艺术活动。在田汉的记叙中，杭州学潮与南国艺术学院的招生，并无因果关系。《徐悲鸿年谱》录入时，通过语言调整有意制造了“因果关系”。

〔15〕此信曾在2015年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天地绘心——中国画学国美之路”中展出，是蔡元培于1928年4月5日致林风眠的信函。

〔16〕徐悲鸿《惑》，载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发行的《美展》第五期，1929年4月22日第1版。按：《美展》是第一届全国美展开幕后，每隔三日刊印一期的宣传物，4月10日创刊第1期。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馨、李祖韩编辑，每期四张八版，刊发相关文章数篇。前后出版十期及增刊一期，总计十一期。

〔17〕“志摩兄：承再三眷念，感激万分。顾百花开放，难以同时，比来意兴都尽，其不参与盛会，并无恶意。足下之明，当察及也。昨归作文一篇谨呈。”徐悲鸿《惑》，载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发行的《美展》第5期，1929年4月22日第2版。

〔18〕“此次布置妥当，殊见匠心。甚佩诸公贤劳，出品亦多佳作。剑父诸幅能置中间（即过去几幅）亦尊重名家之意。”徐悲鸿《惑》，载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发行的《美展》第5期，1929年4月22日第2版。

〔19〕“自十九世纪以来、画派渐变、其各派在艺术上之价值、并无何优何劣之点、此不过因欧洲绘画之发达、若干画家制作之手法稍有出入、详为分列耳、如大画家马纳、塞尚奴、马笛斯诸人、各因其表现手法不同、列入各派、犹中国古诗中之潇洒比李太白、雄厚比杜工部者也。”《徐悲鸿在中华艺大讲演》，《申报》1926年4月5日“申报本埠增刊”第一版。按：这次演讲发生在4月4日，第二日《申报》在“本埠增刊”部分给予报道：“徐悲鸿君日昨在中华艺术大学演讲、与会者有该校教务长丁衍庸、西洋画科主任陈抱一、图工科主任张联辉、国画教授洪野、商务印书馆交际员黄警顽、及该校各教授与全体学生来宾共约数百人、会场甚为拥挤、当日由陈抱一君为主席、先致欢迎辞、继即请徐悲鸿演讲”该报道之后，徐悲鸿讲稿以新闻附录的方式刊登其后。

〔20〕《创设民国美术展览会之建议》，载《申报》1922年6月16日。

〔21〕此会连开7天，《申报》1925年8月17日至23日都有此次会议的相关报道。其中，8月23日《申报》第3张第9版，题为《教育改进社年会之第六日》之《十八日分组会议详纪》（洪熙）中，在“美育组”之下，言及：“（甲）到会者十六人、主席刘海粟、书记王济远、（乙）议案、刘海粟提议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案、决议推举李荣培、金梦畴、熊连城、王济远、蔡元培、李祖鸣、汪亚尘、张华宗、孔张悌、任恒德、王悦之、腾固、俞寄凡、钱福孙、王弘章、刘海粟等为委员”

〔22〕《申报》1927年11月28日第2张第8版有此次会议报道，题为《艺术教育委员会会议记》：“中华民国大学院、自院长蔡元培氏就职以后、对于各种学术之专门委员会、竭力促成、蔡氏素主张真善美三者并重、故对于艺术方面之建设事业、特别注意、除国立音乐院已在上海成立外、专电召林风眠等来京办国立美术馆、最近又在大学院成立一艺术教育委员会、函聘林风眠、张静江、张溥泉、李金发、周峻、高鲁、吕瀓、吕彦直、萧友梅、王化之、李重鼎等十一人为委员、该会业于昨日（星期）午前十时、在法租界马斯南路九十八号李宅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列席人员除大学院长蔡元培及各专门委员外、尚有临时参加之大学院行政处主任杨杏佛、由蔡主席讨论事项、㈠艺术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讨论修改后、逐条通过、㈡为会务进行便利起见、特设研究编审美术展览会之分组委员会、并通过各该会组织大纲、㈢美术展览会会期与会址问题、议决、先设筹备委员会于南京、开会时期、定明年暑假、会址另议、㈣通过美术展览会预算案、㈤筹办国立艺术大学案、议决、由委员会提出详细计划及预算案、俟下次开会时再行合议、㈥整理全国艺术教育案、议决、由委员会切实调查现状后、再行研究办法会议、至午后一时、由蔡元培氏在李宅设筵招待各委员、并摄影尽欢而散云云”

〔23〕《申报》1928年6月5日第3张第12版有此报道，题为《美术展览会定期举行》：“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于本月三日上午九时在国立音乐院开第四次常会、列席委员蔡元培、张继、周峻、林风眠、萧友梅、李金发、李树化、林文铮、唐家伟、由蔡院长主席、开会如仪、报告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王代之已受大学院聘为国外特约编辑员、不久即将赴法、本会秘书事务、由林文铮办理、随即由林文铮报告会务进行、次讨论美术展览会具体办法、议决如下、（一）大学院院长为美术展览会当然会长、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为美展当然秘书、（二）筹备委员会主任杨杏佛、该会共分四组（甲）文书事务组、（由大学院负责）、（乙）征集组、主任高乐宜、委员徐悲鸿、张聿光、俞寄凡、朱应鹏、丁衍庸、陈抱一、周勤豪、李金发、王一亭、李毅士、李超士、黄怀英、黄宾虹、陶元庆、许敦谷、程瑶笙、高剑父、高奇峰、杨左匋、刘海粟、孙世灏、郑曼青、洪贤生、唐家伟、姜丹书、傅菩禅、邱代明、陈宏、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丙）出版宣传组、主任孙伏园、委员林文铮、孙福熙、朱应鹏、田汉、李金发、梁得所、李朴园、

（丁）指导组、主任刘既漂、委员吴大羽、王子云、孙福熙、张肇光、邱代明、陈宏、雷奎元、（三）审查委员会、主任林风眠、委员张静江、张溥泉、陈树人、周峻、齐白石、徐悲鸿、吴大羽、刘既漂、李金发、蔡威廉、孙福熙、潘天授、吕彦直、李毅士、王一亭、张聿光、李超（士）、林文铮、高乐宜、张道藩、黄宾虹、王子云、张光、吕瀓、（四）以上各委员、均由大学院美术展览会会长聘请之、（五）地点、指定国立交通大学及中法工业专门学校、（六）开幕时期、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五日止、（七）临时动议林文铮提议、由大学院聘孙福熙为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为常务委员、一致通过、午时散会”

〔24〕李风《旅欧华人第一次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大会之盛况》，载1924年6月《东方杂志》第21卷第16期。

〔25〕“新画中殊多杰作，如林风眠，徐悲鸿，刘既漂，方君璧，王代之，曾以鲁诸君，皆有极优之作品。新雕刻则有吴待，李淑良诸君之作品。尤以林风眠君之画最多，而最富于创造之价值。不独中国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国美术批评家亦称赞不置。林君盖中国留学美术者之第一人也。”李风《旅欧华人第一次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大会盛况》，载《东方杂志》1924年6月第21卷第16期。

〔26〕1926年与蔡元培、林风眠同船回国的徐悲鸿，不仅没有获得林氏这般国立大学校长的机会，甚至连国立机构的任职机会也没有获得。此间，徐氏对接的主要是中华艺术大学等民间机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悲鸿返回欧洲后，《申报》一则招生广告中出现徐悲鸿名字：“本科（一）文科张务源博士主任（二）法科吴凯声博士主任（三）商科周增牵博士主任；专修科（一）国文科王国维先生主任（二）法文科夏士屈里博士主任（三）商业科王人□硕士主任（四）新闻科严独鹤先生主任（五）公牍科朱树祯律师主任（六）艺术科徐悲鸿先生主任。”（《申报》1926年11月5日第三版广告《上海函授大学招生》）就此而言，虽然人在海外，徐悲鸿仍积极与国内资源保持合作，寻求发展机会，乃至跨海出任上海函授大学的“艺术科主任”。

〔27〕1927年9月，刚回国的徐悲鸿就获得了一次“国立大学”的任教机会——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见《申报》1927年10月7日第7版《第四中大教育院之内容》。第四中山大学是1927年6月至1928年2月在南京组合数所学校成立的一所综合大学，分设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哲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及附属实验学校。在该校教育学院1927年9月24日选修课表中，出现了徐悲鸿的名字——“艺术科徐悲鸿”。但不知何故，徐悲鸿并未正式就职，仍活动于上海地区。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因校名易混淆而更名“国立江苏大学”，徐悲鸿才于3月正式前往该校任职，同年5月，江苏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关于这段经历，时人表述多不准确。没人注意到徐悲鸿1927年9月就获得“第四中山大学”的任教机会，基本都表述为1928年3月任职于江苏大学。关于这段经历，中华书局1936年5月发行的《悲鸿近作》，有《徐悲鸿先生小传》一文，指出：“一九二七归国，旋即应中央大学艺术科学生环请，受其聘为教授。（现仍任中大教授）”（第2页）该表述中的中央大学，即“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另，“旋即”一词表明“受聘”确实发生在1927年9月回国之际，与《申报》1927年10月7日报道吻合。然，这次“受聘”应该并非官方邀请，而缘于“学生之环请”，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徐悲鸿何以1928年3月才正式任职于“国立江苏大学”。

〔28〕人在海外的徐悲鸿，除与上海函授大学之类机构合作，还不断寻找另外的“出路”。有资料显现，这一阶段的徐悲鸿，一直与中华艺术大学保持积极沟通，以“保证”回国后的任职机会。1926年12月中华艺术大学在宣传“兴学展览会”时，公布了“留学法国八年之徐悲鸿画家、明年亦将受该校之聘请”的消息。（《申报》1926年12月5日“申报本埠增刊”第6版《中华艺术大学兴学展览会消息》）就逻辑而言，如蔡元培有意帮助徐悲鸿，徐氏理应与蔡氏积极沟通，寻找类似林风眠的“事业机会”。而且，就蔡元培扶植林风眠之手段、方式看，徐氏如果获得蔡氏认可，理应不会第一次归国后又黯然去国，且人在海外仍积极在国内的民间资源中寻找“出路”。或因于此，第二次回国的徐悲鸿，在1928年3月获得江苏大学教职之前，也只能与中华艺术大学以及田汉等民间力量保持合作，难以在“国立系统”真正打开局面。

〔29〕《总理奉安画刊》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总计三期（发行时间分别为1929年5月28日、29日、30日），是6月1日正式葬礼前官方印制的宣传物。其中，第一期有《纪念总理之艺术品》之栏目，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徐悲鸿先生素描之总理像》，“画像”下方印有“奉安纪念章”正反面，其左侧印有《哀歌》简谱。《总理奉安画刊》（三期）存世量极罕，国家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史馆等重要机构皆无藏，仅上海图书馆藏有29日刊行的第二期。本文所见之《总理奉安画刊》为民间藏品，笔者已采集了相关图片资料。

〔30〕《申报》1928年11月9日第4版“本馆要电”栏，首条即为《中央常务会议》：“中央执委会八日午十时、开一八一次常务会议、出席委员孙科、谭延闿、胡汉民、戴李（季）陶、列席陈肇英、王宠惠、叶楚伧、吴铁城、李济深、周启刚、张人杰、陈果夫、缪斌、何应钦、邵力子、主席谭延闿。”其中，涉及总理奉安事宜的报道为“讨论事项”中的第四条：“总理葬事筹备处呈、为总理葬期前经常会议定、明年三月十二日、为期甚近、关于奉安事宜、亟须早日决定、兹经筹备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筹备大纲多项、特录案呈请采择施行案……”

〔31〕陈天赐著《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三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对戴氏此年政治生涯有记：“二月间，二届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下简称某中全会）开会于南京，先生到京与会。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旋中央常会通过任为宣传部长，并被任与于右任、丁鼎丞两先生，共同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事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93页）；“十月八日，中央常会通过选任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委员与主席及五院院长，先生被选为国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同日中央常会又通过先生以总理十三年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时四言十二句之训词，谱为中国国民党党歌。”（《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94页）

〔32〕《时事日志：中国之部（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载《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0号。

〔33〕“教育部全国美展会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次总务会议、由蒋梦麟主席、陈小蝶纪录、总务委员列席者、蔡元培、杨杏佛、褚民谊、陈石珍、王一亭、狄葆贤、朱应鹏、徐志摩、林风眠、徐悲鸿、张聿光、钱瘦铁、李祖韩、林文铮、丁衍庸、江小鹣、李宗汉、范文照、李毅士、刘海粟、蔡周峻二十一人、议决各款如下、一、会场决定借用国货展览会原址、（即南车站国货路新普育堂）先设办事处、以便筹备一切布置、该处共有陈列室数百间、足敷展布、二、开会日期拟定于三月二十日、三、推定常务委员王一亭、李毅士、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四、各部办事计分五组、一征集组、二陈列组、三会场组、四编辑组、五事务组、各组细则由李毅士、王济远、江小鹣、陈小蝶、陈石珍分任起草、提出下次总务会议通过之、并加入王济远、李金发为总务委员、五、狄葆贤提议请由教育部函请北平古（故）宫博物院指借书画一部来会陈列、以资观览、陈小蝶提议本届东京唐宋元明展览会所有中国与会书画各件、亦请移会展览、议决由狄葆贤、叶誉虎共同担任征集、并函请叶誉虎君加入为总务委员、六、会场游艺应有点缀、但不可庞杂、议决以音乐及戏剧为限、游艺节目、得于临时酌定之”见《民国日报》1929年1月17日第3张第4版，题为《全国美展会总务会议》。

〔34〕李寓一《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观记（一）》，载《妇女杂志》（上海）1929年第15卷第7期（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第3页。按：该杂志页码为几篇文章一组，一组内单独排序。

〔35〕相关内容，参见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1927年第一次、第二次的两次会议报道，载《大学院公报》1928年2月，第1年第2期，分别为《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另，关于国立艺术大学的创办提案，也刊载于《大学院公报》1928年2月第1卷第2期，名为《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

〔36〕《申报》1929年3月14日第3张第11版，有《全国美展会积极筹备》的报道，其中有“检选委员会议”的内容，记载：“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于三月十一日假中央研究院开检选委员会议、计到委员张聿光、王济远、陈石珍（陆实秋代）、李毅士、叶恭绰、狄葆贤、钱瘦铁、吴湖帆、江小鹣、李祖韩、徐志摩等”。按：林风眠缺席全国美展组织策划之最后阶段，尚有诸多材料。如《申报》1929年2月26日第3张第11版，有《全国美术展览会总务会议纪》：“教育部全国美展会、于二十三日在中央研究院开第七次总务会议、出席者李毅士、李祖韩、狄葆贤、王济远、丁衍镛（陈之佛代）、褚民谊（戴春风代）、陈石珍、刘海粟（刘穗九代）、叶恭绰（狄葆贤代）、蒋梦麟（陈石珍代）、李金发（张百中代）、徐悲鸿、徐志摩、江小鹣、范文照、李宗侃（江小鹣代）、主席蒋梦麟（陈石珍代）、纪录陆宾秋、开会如仪”这次会议，林风眠之缺席并非个人的时间原因，因为有诸多参会人由他人代表出席。这表明，林风眠此时已经淡出了展览的实际组织活动。又如，《申报》1929年4月14日第3张第11版，《全国美术展览会第四日》报道了展览开幕后的第十四次总务会议，讨论展期事务，林风眠亦缺席：“昨日为第十四次总务会议、出席者孟寿椿、张群、王济远、黄振兴、吴湖帆、狄葆贤、徐悲鸿、叶恭绰、徐志摩、褚民谊、江小鹣、钱瘦铁、刘穗九、荣渭阳、高与、李祖韩等”

〔37〕详见《古物保管委员会》，载1928年3月28日《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

〔38〕徐悲鸿《惑之不解》，载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发行的《美展》第九期，1929年5月4日第2版。按：《惑之不解》前后有两篇，第一篇发表在《美展》第九期，第二篇发表在《美展》增刊。后在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二篇被命名为《“惑”之不解（续）》。

〔39〕徐伯阳、金山《徐悲鸿年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34页。1927年9月回国的徐悲鸿，似乎变得现实而成熟了，开始以自己画肖像素描的特长结交政治显贵，为李石曾画像是为一例。同年初冬，徐悲鸿还为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作素描像，并题云：“丁卯初冬写静江先生。”见徐伯阳、金山《徐悲鸿年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徐悲鸿年谱》所录1927年徐悲鸿为李石曾、张静江画像，未曾注释出处。经查，这两张人物肖像素描，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1929年3月出版的《悲鸿描集》第二集（图五、图六）。按：徐悲鸿与李石曾，应在北大时期即已相交。徐氏曾有自传言：“民国六年夏，游日本。是年冬，以蔡孑民之邀，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从学者独众。时过从最密者，为罗瘿公，华林，李石曾，陈师曾，马叔平。翌年被派赴法留学，时傅沅叔长教育部，悲鸿常言，终身感其德也。”见徐悲鸿《徐悲鸿（JU PèON）自传》，《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1期。

〔40〕《申报》1928年9月17日第3张第11版，有《北平各校开学有望》：“北平各校接收后、适值五中全会开会、当局无暇顾及、五中全会闭会后、国府中人又有因事离京、致北平各校之进行、极受影响、近来中央政局、行将组织就绪、因而北平各校开学、亦有希望、近日李石曾李书华等、积极与财政当局、接洽经费、闻有解决办法、下月可望开学、李石曾对于中华大学校长一职、虽已两次辞职、但李氏与北平教育关系极深、仍顾以个人名义、对于筹划经费、极力赞助云、又讯、北平各学院院长人选、闻大体已定计、文学院陈大齐、理学院李□玉、法学院楼桐荪、农学院沈廷瑚或郭须静、工学院第一部及第二部俞固奎茅以升或彭济群、医学院经利彬、师范学院第一部及第二部傅斯年白眉初、艺术学院徐悲鸿、国学研究所沈兼士、预科刘半农等”

〔41〕《申报》1928年12月29日第3张第11版，有《北平大学组织之一斑》：“国立北平大学成立后、所有大学本部组织、及各学院内部、虽已组事布署、但全部仍未臻于完备、兹先将大学本部已有之组织情形、及各院院长人名、汇志如左：大学本部、校长李煜瀛、副校长李书华、秘书长成平、秘书吴前模安贞祥、文书组主任陈懋治、会□组主任黄世晖、庶务股长齐启、日刊股长左鸿勋、高等教育王凤仪、背诵教育处长何凤华；各学院及附属各校、文学院院长成大齐（张定璜代）、理学院院长王□拱（经利彬代）、法学院院长谢瀛洲、农学院院长董时进、医学院院长徐诵如、第一工学院院长俞同奎、第二工学院院长茅以升（魏元光代）、第一师范学院院长张贻惠、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徐炳昶、（李书华暂兼代）、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俄文专修馆长段憇裳、国学研究所长沈兼士、附属中学主任林砺儒、附属女中主任欧阳晓澜、附属小学主任韩警廉、附属女小主任孙世庆、附属蒙养园主任李光华”

〔42〕“我这次去北平时间不会长的，是去看看，也许不久就回来。”吴作人《追忆徐悲鸿先生》，载《回忆徐悲鸿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43〕《北大艺术学院请改为美术学院》，《申报》1928年12月31日第3张第11版。另，徐悲鸿任院长后，还曾致函当时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试图解决音乐系钢琴问题，显现其“北上任职”并非权宜之计的“短期计划”：“润章先生台鉴：敬启者，日来检院内所存音乐系，仅有钢琴一架。查师范第一院（师大音乐会）有七架，师范第二院在封锁中有十一架。此两院俱无音乐（系），女师大前因办音乐系时购置，后停办乃令闲置锈怀，相形之下可悲可叹，敝院目下情势绝无能力得自购置，恳尊处采用任何方法拨钢琴五架（最低限度），备敝院明日开学急需。事关学业，请予调用，实为德便。”见王震《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44〕“弟仅知穷则独营其力。我也曾经发表拿Mns’ee Roolin 搬到中国来之计划。顾未尝得着一声回响。我也游说过陈嘉庚先生。未能蒙其采纳。我也曾上书中法庚款委员会。我也当过那不三不四的艺术院长。结果等于零。志摩兄。你能责备我清静无为么。”徐悲鸿《惑之不解》，载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发行的《美展》第九期，1929年5月4日第1—2版。

〔45〕“中央宣传委员会、经政治会议议决、任蔡元培、吴稚晖、叶楚伧、李石曾、戴季陶等十一人为委员”《申报》1927年4月19日第1张第4版，“本馆要电”之《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宁就职》。按：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中除蔡元培外，其他四人都是徐悲鸿归国后交往的对象，且都是蔡氏1928年辞职后在国民党中央拥有话语权的人。四人中，戴季陶、李石曾为本书重点分析对象；而吴稚晖、叶楚伧两人，亦有证据表明属徐悲鸿交往的“权力网络”中的重要人物。《徐悲鸿书信集》收录两份信札，分别显现徐氏与吴、叶两人之交往。其中一封是徐悲鸿致中华书局舒新城的信，谈及田汉（寿昌）被捕时徐氏向叶楚伧“求救”：“新城吾兄惠鉴：寿昌入狱，弟早闻，即投函叶楚伧，乞其缓颊，又请之道藩，藩言党中对之不满，言张同志近不服务党部，专做好人云云。盖因寿昌色彩关系急切，实无办法，且言党中或者将他略关一关，消消气。至于优待，早已告沪方办到矣云云……”见王震《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该信原件现藏中华书局，亦曾出版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162—163页。信中言及致函叶楚伧营救田汉一事，显现徐悲鸿与叶楚伧之私交甚好。同时，该书还收录了一封徐悲鸿直接写给吴稚晖的信，请其为谢旨实帮忙：“稚晖先生尊鉴：久违杖履，伏维起居安胜。鸿以学校停顿，于上月十二日来旧都，思有所作。暂寓适之家中，而适之患盲肠炎，入院割治（已两星期），再四五日方能出院。此时通伯亦留未去，日日寒天，共话国难，幸得偷安于旦夕也。谢旨实先生因广东政府时被裁，以其长才，迄无所事。彼既不觊觎高位，又不计薪金，惟愿于危亡之际，有所图报于国。先生便中倘能言于民谊或君谋诸公，事必有济。因二公皆次彭至友，其胞兄也。”见王震《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两封信札显现，徐悲鸿与吴稚晖、叶楚伧的交往皆有一定深度，否则徐氏不会因他人之事向两位国民党要员开口请求帮忙。

〔46〕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四）》，《申报》1927年6月5日第4张第15版。

〔47〕“与夫胡展堂先生及古湘勤、李石曾、戴季陶等同志之后先策画、远近维护、加以各将士之发奋效命、民众农工之觉悟协助”《李济琛对时局宣言》（按：琛应为深），《申报》1927年9月18日第2张第7版。

〔48〕《作家消息·徐悲鸿被骂》，载《出版消息》1933年第5—6期合刊，第24页。按：文中“展览社”一词，应是“展览会”之误。

〔49〕1934年8月17日，赴欧展览归来的徐悲鸿在上海码头面对的是盛大欢迎仪式。政要显贵未能到场的也致电欢迎：“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教育部长王世杰、交通部长朱家骅、中大校长罗家伦、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文艺社均致电欢迎”8月19日，在上海举办的盛大公宴中，徐悲鸿成为“绝对中心”。他在宴会上报告自己在欧洲各国展览的经过，并指出其中有过一时的经费问题，“适中委李石曾先生在法国得悉此事，自愿担负经费，乃得开始筹备”。又一日（8月20日），“应邀赴萨家湾交通部官舍部长朱家骅之晚宴、由戴季陶、叶楚伧、张道藩作陪”。参见徐伯阳、金山《徐悲鸿年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01页。这次旅欧展览，为徐悲鸿带来巨大声誉，就其归国之际受到的欢迎而言，徐氏背后之“权力网络”显而易见。

杭春晓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