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外交政策中的对冲和大战略 | 国政学人

东南亚外交政策中的对冲和大战略

作者：David Martin Jones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客座教授；Nicole Jenne智利天主教大学副教授。

来源：David Martin Jones and Nicole Jenne, “Hedging and grand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3, 2022, pp.205-235.

摘要

本文以东南亚诸国为研究重点，认为对于对冲的主流理解是错误的，原因有二：对冲一直以来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成为外交政策行为的边缘类别；此外，对于对冲的描述往往夸大了行为者的战略意图。本文提出，为更好地理解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需将对冲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概念分离，而将对冲概念置于古典现实主义和第二层次国家外交实践的背景下。从这一角度探讨东南亚国家与更强大行为体的接触，更好地揭示东盟的战略局限性和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来自西太平洋崛起势力的困境

引言

对冲已成为分析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概念，这体现出当前学者对于中等国家或较小国家的国际行为的兴趣，这些国家在冷战后的亚洲“对于特定区域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作用有限”。对冲这一概念似乎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些国家采取混合战略及模糊的外交政策行为的原因，填补对抗与结盟之间行为的差距。

普遍上认为，对冲为该地区的小国在面临崛起势力和守成国的双重压力时提供了一种保险政策。然而这种理解存在两个重要的局限性，一方面对冲仍是仅次于平衡和追随的边缘类别。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对冲的建构受到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定的政治理性主义的影响，这种倾向迫使国家实践与结构或系统设计保持一致。而作者认为这种方法可能夸大了小国或中等国家外交政策的意图，以及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诸多知名学者在亚洲地区援引修昔底德陷阱，这使作者将当前小国面临大国竞争困境与早期对国际政治的谨慎或务实的理解联系起来。这种理解强调权变、历史实例和治国方略实践中的建议。作者认为，这种方法结合了古典现实主义思想和对外交史的见解，可以更好地理解东南亚国家的行为和中等强国或小国可用的战略资源。因此，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东南亚国家对主要大国的战略忠诚分配，这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一种独特的外交实践。

回顾对冲：亚太国际关系的特点

对冲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在英国出现的比喻用法，“通过对对方下注以避免自身受损的风险”，19世纪末此概念已运用到金融领域。在冷战后的全球化市场、衍生品交易和货币投机中，对冲被应用于以合同风险形式进行的基金投机。

这一概念最早由罗伯特·J·阿特在《二十一世纪的权力平衡》一书中用于描述欧洲“对冲安全赌注”。简单来说，对冲描述的是一种保险策略，一旦成功，可将风险最低化的同时实现收益最大化。

在亚太地区，吴翠玲首次将对冲应用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分析。她认为对冲是一种对未来“可能过渡到一个不稳定的大国相互竞争的多极化的区域体系”的合理反应。东南亚国家既不选边站，也不排斥某些大国，而是试图将所有大国都纳入本地区的战略考量中。因此对冲构成了一个“更广泛、多方面、全方位”的战略的一部分，在此战略中，各国以接触为官方政策，以间接平衡进行对冲，应对崛起大国。

下面的研究都是为了完善对冲作为“中间战略”的解释。范·杰克逊提出了一个以复杂网络逻辑为基础的替代框架，在政治和经济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对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结构所产生的冲动反应，解释了对冲行为者的理性选择。达伦·利姆（Darren J．Lim）和扎克·库珀（Zack Cooper）提出了关于次等国家如何应对崛起中大国的决定性预测，超越了平衡和敌对的二分法。其模型仅专注于安全结盟，发现二级国家通过发送模糊的信号来对冲风险，避免与大国明确结盟。这一定义从根本上将东南亚进行对冲的国家范围缩小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文莱。

与此相反，郭清水（Cheng-ChweeKuik）和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对冲在亚太地区国家的治国方略中十分普遍，小国通过对冲避免了选边站，而选择更加务实、可叠加的、灵活的结盟。

约翰·乔西亚里（John D. Ciorciari）和容根·哈克（Jurgen Haacke）发现，对冲具有多种功能，包括一种混合策略、一种保险策略、一种结盟形式，以及对国内压力或经济不安全的反应。他们重新强化了一个概念，即对冲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风险管理策略”，而“平衡”和“追随”是指对被视为构成安全威胁的行为体作出反应的安全战略。

而本文认为把对冲作为一种连贯战略的主流理解歪曲了较小国家或中等强国制定外交政策的特征。作者认为在古典现实主义行为的历史背景下，对冲更具意义。在此背景下，谨慎的做法、合理的理由，以及由审议和陈述的艺术为基础提出的建议，在各国尤其是中等强国的外交和治国方略中占优势。

理性对冲与东南亚总体战略的缺失

上一节已经表明，对冲通常被理解为是战略性的，合理调整从系统或区域角度看似乎是不稳定不连贯的一系列行动，以维持现状。但在东南亚的国际政治中，国家战略或地区战略意图似乎是有些模糊的。东南亚国家采取的外交政策立场时而反复无常，时而谨慎。甚至执政党在国内的布局或国家元首的更替对决策的影响往往比对安全风险的战略管理更为重要。因此，本文认为，问题不在于概念界定，而在于认识论。即当前研究将东南亚的对冲行为置于结构性功能主义或风险管理范式中，而这误解了该地区小国外交的历史偶然性特征。

1.对冲与大战略的缺失

东南亚国家近期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一系列矛盾行为的研究案例，这些行为只能被称为对特定和单独挑战的回应，但缺乏任何的总体战略设计。最典型的案例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模棱两可”的决定，2016年上台时，他推翻了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中国对南海的扩张性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决，甚至欲与美国盟友解绑。而6个月后杜特尔特表示支持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美国的盟友承诺。2020年2月，杜特尔特向美国表示，将结束保障美军永久驻扎的《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的立场再次发生了变化。然而同年6月，菲外交部长宣布该决定将暂停6个月。随着杜特尔特的政策愈加难以预测，美国和中国均开始对其疏远。无论如何，这并非一个较小国家在战略上选边站的例子。

与之类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2016年后对西方批评其政府国内政治行为的回应，都是先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然后再试图削弱中国的经济和地区影响力。

案例表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实践不同于主流模式，并非假定经理性计算的政策是符合总体战略逻辑的。下一节将阐述该地区的外交政策精英是如何看待对冲，并非如主流观点的假设，以可预测的理性工具术语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针对不可预测的情况和事件的一种偶然调整。

2.对冲和小国外交政策理念

新加坡学者型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认为对冲是一种通过“尽可能地保留自主权”“利用大国竞争来推进本国利益”的“战略”。在他看来，较小的国家不会以系统或结构上可预测的方式行事，而是以战术的方式使其外交政策适应特殊和偶发情况。

同样的理念支撑着印尼传统的外交政策——自由且积极。正如印尼前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所解释的那样，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独立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因此能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建立志同道合的联盟。同样，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建议在与大国交往时不宜有固定的战略，小国更应谨慎行事。

尽量减少对特定行动方针或国际伙伴的承诺也反映在东盟及其延伸的制度设计中。作为一个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和维持现状的组织，东盟在多边地区倡议中往往强调成员国同为弱势国家的特点。虽然这通常被归因于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主权和内部弹性是其首要关切，但如果有一种激励，来加强东盟的集体能力，以应对该地区和其他更强大的对手，这些因素可能会被抵消。

由于缺乏总体性的国家外交政策，东盟仍作为一个保护性组织，需要对时刻变化的情况作出反应。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仅考虑各自大国的利益是不够的，作为小国的联盟，还必须通过将其矛盾的小国战略投射到地区层面，来应对日益冲突的大国关系动态。

3.东南亚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对冲这一概念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是，对冲是小国在两种政策之间协商的一条路径，其目的是在极端中取得平衡。被强制纳入理性主义的框架后，被假设了一个结构性的、经验主义的或风险管理的视角，而非更微妙细致的历史理解模式。

理性主义在启蒙运动后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风格，随后影响了社会科学和政府行为。其由于理性主义假设了确定性知识的可能性，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理论和科学方法可以提供一种技术——以确定性结束、以确定性开始、始终是确定性的。

理性主义的方法在关于对冲的研究中更加凸显，将“混乱和多样的经验简化为一套原则，进而理性主义者在理性或经验的基础上攻击和捍卫这些原则”。华尔兹为“非理性”行为留下了部分空间，他认识到“国家可以自由地无视权力的要求”。但之后的研究者再次回到了理性主义方法，无视非战略或非管理行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理性和经验主义的过度坚持，需要与历史上尚未被理解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在现实主义中，对冲可能更好地被视为一种基于一系列合理但时而矛盾的表述的实践。

现实主义和对冲的建议：小国的审慎

欧文·哈里斯指出现实主义不是一门科学或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倾向。它不相信人性，认为国际规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认为拥有军事垄断力量的国家是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国家共存的全球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解为迈克尔·利弗对东盟外交的理解提供了依据，他认为东盟外交是一种不完美的外交工具，对于崛起国家的举措毫无意义。

对地缘政治区域内的小国来说，预测权力转移和调整政策立场是小国夹杂在域外参与者之间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解释的那样，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战略与基于国际事务复杂性而提出的建议或忠告相关，而非像抽象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的需要体现在理论上。

从小国审慎的理解或经典亚洲的理解来看，实用主义或实践推理是指导国家行为的核心规范，而非普遍规则。那么遵循经典的现实主义思想，对冲有何特点？

近期，新加坡实用主义学派的主要支持者表明，对冲不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一种小国的磋商结果，因此是一种动态的、结合具体情境的实践，更像是战术操纵而非战略行动。这类言论始于2017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的评论文章，他从修昔底德对中立小国米洛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遭遇的困境中吸取教训，认为这种困境是在雅典力量增长和斯巴达的恐惧下形成的。

马凯硕认可雅典代表团在与米洛斯对话中提出的观点，即在世界发展过程中，权利仅存在于权力平等的人之间，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而弱者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故而得出结论，地缘政治是硬实力，原则和道德有时必须让位于务实审慎。

当涉及地缘政治时，小国所需的审慎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但同样合理的建议。谨慎或对冲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是有历史条件的难以捉摸的，尤其对关注国际规范和理性行为的现代社会科学家来说。

审慎一词可追溯到雅典人对政治的理解，修昔底德将其视为政治家才能的标志。这一思想同样见于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孙子的著作中。审慎的智慧来自历史案例和实际经验，既关注共性也重视个性，而个性是从经验中获得的。审慎的主要任务是决定达到目的的手段。最重要的是，审慎为实践推理提供了一个前科学和反理性主义的指南。

与结构主义或风险管理的理性主义相反，基于实际案例的审慎或对冲的冲突处理方法，对将抽象的规范或标准应用于实际困境更具敏感性。埃德蒙·伯克认为，审慎的规则和界定很少被确定，且从未具有普遍性。审慎是由环境决定的，而非由逻辑类推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在面对强势力量时往往会被迫妥协，或采取故意模糊的政策，正如当代东南亚的对冲行为。而一个大国因要维护声誉和面对不同敌人，因此过于谨慎会实际上损害其长期安全。也就是说，根据地位不同，审慎的方式不同。

理性主义的计算强调战争的成本和危险，而审慎行动不应削弱既有权力。

发展伯克对于审慎的观点以服务当前形势，或借鉴孔子将上下级比喻为“风与草”的思想，可以区分积极的审慎和被动的审慎。前者意味着为了探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而承担风险的明确意愿；后者侧重于适度的目标，如有限的秩序、和平与包容，遵循国际道德的工具性概念，对激进的变革持怀疑态度。对处于两难困境的小国而言，对冲是一种必要的混合的审慎行为。

东盟的（被动）反应性审慎和南海问题

并非所有东南亚国家都遵循上述反应性审慎的外交风格，但它为分析东盟国家的对冲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本节提供了将框架应用于东南亚外交的案例，东盟的外交实践很好地反映了小国联盟的谨慎态度，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都务实地处理外交关系，而非任性随意。

东盟成立以来，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运行规范和原则。东盟的合作方式包括在达成共识前进行协商、人际交往、面子工程和非正式性。这种模式在三个方面确定了东盟的行动能力。首先，至少在言辞上坚持不干预原则；第二，按照最低共同标准的原则运作；第三，管理冲突而非解决冲突。虽然从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看，东盟因其实际局限性导致效率低下，但东盟并不认为有必要向更有效的模式转化，其成员重视缓慢、不干预的协商过程。

根据哈罗德·尼科尔森所言，外交艺术对时间和环境敏感，重视人际交往，创造一种共同的外交辞令，以确保连续性和信任。东盟的时间处理方式反映了这种经典的外交观点，即困难的问题可以留给时间来解决，重要的是在尽可能避免冲突的同时间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在南海问题上有重叠主张的四个东盟国家（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同意搁置争议。同样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他们对中国的策略。小国的审慎导致了与大国不同的结论，因此东盟成员国普遍反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军事措施。相反，他们依靠在多边论坛上的个人接触，希望通过重复释放善意，诱使大国加入东盟的和解方式。

然而由于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有限，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模糊且拖延的多边战略受到了各方压力。成员国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因为较小国家和中等强国被迫做出单边选择，这意味着对冲和左右逢源的余地缩小了。中美关系对亚洲未来秩序和新兴国际市场格局至关重要，而东盟各国正处在各种利益交汇处，需要避免夹杂其中或被迫做出选择。

如果中美之间不就各自利益领域进行合作并达成协议，亚洲的发展前景将不断受到威胁，被动外交的局限性将暴露无遗。

结论

虽然对冲已成为分析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关键术语，但其作为概念的应用仍存在困难。本文认为，关于对冲的主要理解依赖于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国际政治行为模型，而该模型错误地将战略意图归因于国家行为。但对冲最好被解释为对事件的偶然挑战以及对特定的、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议程的反应。且本文分析表明，这样的解释在西方和亚洲政治思想中都有悠久的传统。为证明这一方法的实用性，本文将对冲重新解释为一种被动的审慎行为，这是东南亚小国外交中最重要但被忽视的工具。

对审慎治国之道的理解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对于像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而言，它对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决策权提出了深刻见解。历史和经验在决定正确路线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与其说是“对冲”，不如说是从东亚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一套更实用的准则来指导那些以认识到对冲效用的较小国家的行为，以促进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最终小国会认识到，漂亮的言辞无法替代实践行动。

由于缺乏审慎的军事知识，小国无法深度思考使用武力的原因和后果；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关注，东南亚国家未能认识到长期战略利益。从这一角度看，对冲并非优先选择，而是处于两难境地的小国必要的审慎。

词汇积累

投机，左右逢源

maneuver

追随

bandwagoning

实用主义的

pragmatic

变幻莫测的，不合逻辑的

capricious

译者：赵怡雯，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审校 | 江若婵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