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泪的记忆，不敢忘，不能忘！

“父亲身中十余发子弹，壮烈牺牲，时年31岁。临刑前，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我们经常一整天吃不上饭，只能喝水充饥，还要咬着牙和日本鬼子打仗。”
“我们接到出发的指令，从距离浦东高行镇十多公里的龚路外海滩上船，开始了海上三天三夜的漂流。”
“竹园中炸出了直径4米多的3个大坑，大坑周围躺着多具尚未抬走的尸体和不能行走的重伤者，有的尸体被炸得手脚分离，散落一地。”
对出生于和平年代的人来说，这些抗日战场上的亲历者的描述再详实、再生动，恐怕都无法感同身受。
他们的口述，为我们拼凑出嘉定土地上曾经遭受的灾难，也让我们知道众多嘉定仁人志士的英勇作为。
这是一段永远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1932年，娄塘镇小东街上70余户民居被日军焚毁，新加坡华人慈善家帮助难民重建家园。为纪念爱国志士的无私捐助，沪上知名人士发起筹款，在小东街上建造了娄塘纪念坊。

陈萍时：亲眼目睹日寇暴行

陈萍时，1931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印村，中共党员，其母亲在抗战时期受害。
我出生于“九一八”前夕，可以说，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人民的迫害，充斥着我的整个童年。在断断续续的求学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暴行。虽然7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仇恨油然而生的同时，心中不由自主地蹦出两个字——“自强”。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奋起抵抗，这一年，我踏入了小学的大门。当年秋末冬初，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嘉定随即沦陷。地处沪宜公路边上的石冈镇，不堪过往日军的骚扰，将集市西迁至2公里外的中沟村。一天早上，集市开张不久，就有日军来骚扰，赶集民众纷纷跑离集市。开设肉铺的蔡金生还没来得及离开店铺，就被进入集市的一名日军射杀，蔡金生后脑中弹，倒地身亡。
当时我年仅7岁，看到这一幕，赶紧躲进屋里，不敢出门。隔了很久，我终于鼓起勇气，跟随几个胆子大一点的长辈来到事发地，看见蔡金生脑浆迸裂，鲜血流了一地。几名闻讯赶来的家属呼天喊地，哭成一团，一位中年妇女瘫倒在地上哭诉着。从此，我对日本兵更怕，也更恨了。

蔡金生被枪杀，集市冷落几天后恢复。有一天，集市上空突然出现日军飞机，受惊的乡民争相躲进街道北侧的一个竹园内。日机对准竹园俯冲下来，连扔3颗炸弹，估计炸死炸伤40余人。集市在我家东面约200米远，我走出家不远，就听到从竹园传来凄厉的哭声，竹园中炸出了3个直径4米多的大坑，大坑周围躺着多具尚未抬走的尸体和不能行走的重伤者，有的尸体被炸得手脚分离，散落一地。在园内的几棵大树叉上，挂着几块被炸飞的残肢。

日军在嘉定县城

在我家周围，常有日军来找“花姑娘”，令村民尤其妇女谈虎色变。为了逃避迫害，年轻女性外出时就往脸上涂抹黑色的锅灰，使自己显得很丑。

1938年1月12日早晨，几名日寇再次来犯，村民纷纷躲藏，妇女们按事先约定，躲进了几条隐蔽的弄堂中。母亲因正在河边埋头洗衣服，不知道日军已经进村，等到父亲前来报信，日军已经到达，母亲想躲可为时已晚。为了不暴露其他村民的躲藏地点，母亲只得跑回家中，她因受惊过度，刚跨进家门就昏倒在地。后来母亲虽然苏醒过来，但已不能开口说话，数天后去世，时年25岁。

如今，每当给孩子们讲述我那段悲惨的童年时，我都会教育他们要加倍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强大起来，中国何谈不强大，实现中国梦将指日可待。 （口述人 陈萍时）

左光阜：当兵要当新四军

左光阜，1942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复员到嘉定。曾任嘉定县乡镇企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职。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日本鬼子得知这个消息后，害怕苏北被新四军占据，于是调集几个精锐旅团在苏北疯狂扫荡。为了保存实力，新四军随即撤出盐城，向建阳县（今建湖县）转移，陈军长就住在湖垛镇左家庄，这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年我读五年级，中午休息时同学们正向校门外走去，不知谁大声喊：陈毅军长来啦！我听到喊声，使劲挤上去想近距离看看陈军长，没想到一下子来到了他面前。他身穿一件洁白的衬衫，下摆束在浅灰色的军裤里，身材魁梧，慈祥地问：“小同学，这是啥子学校？”大家一起回答：“左家庄小学！”
陈毅军长说：“新四军在前方打日本鬼子，你们在学校要努力读书，锻炼好身体，长大了当兵要当新四军。”我把这句话记住了。
那年8月上旬，日本鬼子侵占盐城后十分嚣张，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有一次，日军来左家庄扫荡，我和父母获悉后马上撤离，祖母却因疾病没法行走，日军烧了我们的房子，祖母被活活烧死！
日本鬼子穷凶极恶，激起了左家庄民众的仇恨，年轻人一个接一个投奔抗日队伍。我也几次跟母亲说要去当新四军，父母说我年纪小，等长大些再去。后来，有个先前在新四军当兵的同乡回来办事，我就跟随他投奔新四军。得知我年纪尚小，一位中队指导员劝我两年后再来当兵，不过看到我人小志大、一再坚持，最终接受了我。
我们和鬼子打游击战，他们出来扫荡，我们就在路边打埋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时我还没有枪高呢，但心里想着国仇家恨，上战场丝毫不害怕。那时候条件十分艰苦，我们经常一整天吃不上饭，只能喝水充饥，还要咬着牙和日本鬼子打仗。前前后后，游击战打了不下几十次。
印象最深的是淮安一战。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正面交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战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是，盘踞在高邮、淮安的日军仍负隅顽抗。党中央下令：鬼子不投降，坚决消灭之！我所在的三师就负责攻打淮安，我当时担任文书。
淮安城墙有三丈六尺高（约12米），易守难攻。战斗刚开始时，我们架着梯子进行强攻，但效果非常不理想。梯子刚架上去，日军就推倒，不少战士都摔下来牺牲了。怎么办？我们连长临时召开军事民主会议，大家一起想主意，最后决定在城外搭起碉堡，高度和城墙差不多高，然后在碉堡上架起机枪，集中火力猛攻城墙上的日军。这一招果然奏效，日军没过多久就坚持不住了，淮安被我们攻破，约有1000余名日军身亡，残留部队只得举手投降。
（口述人 左光阜）

邵怀恩：护送飞虎队员安全离华

邵怀恩，又名邵锡泉，1926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青冈村。抗日战争期间，参与护送美国飞虎队斯洛克姆少校。
青年时代我就读于嘉定县勤业中学，这个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学子。
与这些学业有成的同学不同，我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1945年，我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跟着一位名叫张培馨的商人做生意，后来才知道这位嘉定老乡原来是一名国民党军人，时任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海门办事处中校副主任。
1945年4月2日上午，美国飞虎队员斯洛克姆少校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炮火击中，跳伞降落至浦东高桥地区，被当地人营救后送往国民党地下组织。上级委派张培馨护送斯洛克姆至浙江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
那时候，美国人陈纳德创建的飞虎队早已名声在外。为了帮助中国抗日，他们在空中打击日本侵略者，战功卓著。当时的我一心想着为国效力，认为保护飞虎队队员是件十分光荣的事，所以想都没想就跟随张培馨一同执行任务。
我和张培馨很快赶到浦东接到斯洛克姆。经过反复研究，护送小组决定分乘两条船出发。张培馨和斯洛克姆随第一条船于5月17日先行出发，却在海上遭到日军飞机的射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所在的第二条船不得不推迟启程。几天后，我们接到出发的指令，从距离浦东高行镇约10公里的龚路外海滩上船，开始了海上三天三夜的漂流。
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浩瀚无边的大海，大家都很兴奋，还唱起了《南风吹》《夜来香》等歌曲。途经小洋山时，当地乡绅热情地接待我们。然而再次起航时，却是危机四伏。
行进过程中黑云阵阵，船老大认定这是不祥之兆，便驶进港湾避风。不出所料，我们次日醒来时听见岛上哭声一片，打听后得知昨晚那个岛的东岸翻掉了200余条渔船，而我们因为停靠在西岸幸运地躲过一劫。
意外还在发生。眼见目的地已隐隐在望，风却停了！我们的帆船全靠海风，没有风就失去了动力。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在船两侧装上橹划行。到岸后，我才知道斯洛克姆一行已经抵达。
我们陪伴了斯洛克姆整整一个月，那段时间里他的伤势有所恢复，最后由美军派出的水上飞机将其接走。离别之际，我去送行，心里默念：但愿有朝一日抗战取得胜利，我们再次重聚。在陪伴斯洛克姆的日子里，我被任命为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办事处中尉副官，负责修理缴获的日军汽艇为国军使用，为抗战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于这段经历，斯洛克姆曾在报刊上写过回忆文章，他写道：我永远记得那些勇敢的中国人，是他们帮助我从日军手中死里逃生。
（口述人 邵怀恩）

王波：组建游击队抗击日寇

王波，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娄塘镇西市梢。抗日战争期间，组建“嘉定青年抗日救亡团”，即“娄塘游击队”。
我4岁、哥哥7岁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关于他的事迹都是母亲陆陆续续和我们说起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随后安徽和县沦陷。当时在和县任体育老师的父亲，带着母亲、哥哥和我回到嘉定娄塘老家。在这里，父亲结识了谭继诚、管品涛等爱国人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于是，他们以组织读书会的名义，传播进步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动员部分失学、失业青年，以保卫娄塘安全为名，筹枪10余支组织起一支小型游击武装，父亲担任大队长，负责军事操练。
1939年5月，新四军东进。7月，新四军何克希部向江南敌区挺进。娄塘游击队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外冈以西与他们接上头。在了解娄塘游击队的情况后，何克希当即决定派政工大队长王英华直接领导游击队，并将队伍更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嘉定青年抗日救亡团”。部队白天隐蔽在娄塘镇西牛郎庙、彭家村一带操练，晚上则进行破路、设伏、袭扰等游击活动，如在娄塘南市梢夜袭巡逻日军、在城东北门外袭扰驻城日伪军、割断日伪军电线等。
日军在娄塘镇附近
1939年7月底，新四军“江抗”主力和外冈游击队抵达娄塘，娄塘游击队就此公开活动。8月3日，“江抗”主力与外冈游击队进发到徐行八字桥附近时，与日伪军发生冲突。这次战斗从上午11时打到下午3时，共击毙日伪军21人。在此后“江抗”大获全胜的虹桥机场战斗中，娄塘游击队承担了筹粮、筹草等工作，与主力部队协力痛击敌伪军。
我军取得节节胜利，使得日军恐慌不已，从而开始调集兵力进行疯狂扫荡，在娄塘地区大肆烧杀。此时新四军“江抗”主力早已西撤，只有娄塘游击队仍在原地坚守，形势急剧恶化，日伪军控制了娄塘镇，并对娄塘游击队进行凶残报复。
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活动变得困难万分。父亲和谭继诚向西找寻“江抗”主力，终于被他们在昆山附近找到。何克希听取汇报后，指示娄塘游击队马上分散隐蔽。父亲和谭继诚接到指示后，骑自行车连夜赶回部队。返回途中，父亲的脚踝骨不幸被自行车砸伤，发生了严重感染，不得不回家医治。

8月18日早上6时左右，娄塘游击队队员赵福元报告，有数十名匪徒前来搜捕。父亲因脚伤不便行走，又恐连累同志，拒绝了队员背他同行的建议，并将游击队队员名单交给赵福元，命令他赶快转移。当父亲正准备携枪暂避时，被数名持枪闯入的敌伪军劫持绑上独轮车。父亲看到这些匪徒残害同胞，沿途痛骂这些卖国贼。匪徒们害怕游击队劫走我父亲，当独轮车到达大井塘（离我家约500米）时，将我父亲枪杀。父亲身中十余发子弹，壮烈牺牲，时年31岁。临刑前，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口述人 王娟 ）

日军在南翔

来源：嘉定报

编辑：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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