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苏州特约评论员:面对“六问”,滨州要变在哪里?
作为在外工作的滨州人,对于家乡的发展,一直密切关注,在这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咱们滨州发展靠什么》,这个周末恰逢滨州“两会”期间,看到佘春明书记发出的“滨州六问”,极为震撼,对滨州的发展满满的是期待,感觉心中多年的压抑将要扫除,对于滨州的突破,顿时感觉万语千言凝于笔端。
面对“滨州六问”,滨州要变在哪里?瑞鹏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滨州要变之一:发展不足要变
似乎很多人都会发出一个感慨,自从孙德汉书记离任后,滨州的发展似乎变慢了,甚至是直到现在还是在吃他在任时期的老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么多年来发展不足,于是就形成了对比。发展是硬道理,优化产业结构是具体手段,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农业化到工业化,还是工业化到城市化,还是任何技术的革命更新,都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在过去我们过多的依赖政策比如补贴等优惠方式进行主动介入性推动,而如今的形势是需要依靠市场,依靠规则进行自身优化调整,这就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更需要的是服务型政府的真正建立,一旦服务型政府建立的步伐跟不上,就会被动的导致市场元素的作用发挥迟缓,也就使得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迟滞,经济发展发展转变放缓。
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滨州的先导产业培育不足,即使有个把亮点,也会面临高耗能、发展粗放、附加值低、产品初级等问题。要知道,滨州的发展从历史上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这种欠发达就使得经济发展出现“紧追现象”,只有紧追才不能掉队,在心理上对掉队有惧怕心理,而这种紧追的过程中,又没有真正谋划好科学的产业方向,仍然依靠几个传统的大型企业自身的带动,这样一来也就无法实现产业截弯取直、弯道超车,没有真正实现差别化的竞争,也没有实现自身的特色。比如我们的原铝生产,应该及早的真正认真考虑从绿色减耗开始,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全国乃至全球的绿色原铝产业先导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区;又如我们滨州的旅游业,虽然自然景观相对缺乏,但是更应该从传统文化方面进行发掘,在依托现有的自然资源前提下,讲好传统文化故事,做好挖掘的文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滨州的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生态环境保护好是先天优势,可以以此推动环保材料、精密仪器制造等产业发展,又可以利用生态环境优势和未来的交通优势致力于大健康服务产业发展。
其次,滨州的开放型经济没有有效建立。谈到开放型经济,好多人会存在误区,简单认为这是一个外贸与外资的问题,是资本投入与市场流通的问题,甚至还觉得滨州这种位置相对偏远、资源相对缺乏在这方面肯定不会有所突破。这里面其实还伴随和夹杂着思想意识问题,其实外向型经济的建立更能体现一个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容易形成“鲶鱼效应”,更有利于起到引导和激活的作用。客观的讲,在这方面我们滨州人始终缺乏自信,老认为我们这种地方能干啥,谁能来?这就是一个思想魄力问题,谁会想到贵阳的发展依托大数据产业成为“励志之城”,这就是需要自身的科学分析,在对自身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找准找对产业方向,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城市配套、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商务环境,把平台真正的搭建起来,甩开膀子大力度的吸引外资。对于一些现有的开发区、高新区,避免分散,要突出工业、强化集聚、提升内涵,极力打造核心区。要学习南方的先进经验,建立日韩、欧美、台资等集聚区,根据不同的文化特点,构筑外商认知接受、地域特色鲜明的合作平台,打造集聚高地。同时要谋划科学建立综合保税区一类的高端载体。要借鉴新加坡苏州合作共建园区模式,积极寻求国家和对外支持,寻找适合的合作方,深化对外合作内涵和方式,以双方都能接受并得益的方式推进合作共建园区建设,促进以外资中小企业到滨州集聚发展。对外招商,要摒除畏难情绪,因为现在外资的进入看的就是营商环境,要抓住大量外资迁往东南亚的机遇,静下心沉住气,把他们引到滨州来,切忌浅尝辄止,没有耐心,历史上多次对外招商的失败很多因素就是因为没有耐心和恒心。
再次就是政府的魅力还不够足。这里所说的政府魅力其实就是政府的吸引力问题,我曾经听说过一内地领导到苏南地区招商,该地领导第一次去某企业,因为根本没有多大兴趣,主要负责人正在开会所以只是派出非主要领导礼节性的接待,但是这位领导坚持等了一个下午等企业的负责人,负责人感到不好意思散会后就亲自接待这位领导,在交流过程中委婉的提出了一些该地存在的现实问题,意图拒绝,那位领导就回去了,过了两个月领导又回来告诉这家企业他们所说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而且极力邀请这位负责人去实地考察,负责人也感到震撼,但是还是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碍于情面便组织了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过程中又提出了很多实际存在的问题,说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企业很难落户,实际上依然是婉言拒绝。在这位负责人回去之后的几个月后,该地的领导又去了这家企业告诉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且告诉该企业如果哪个地方还有问题只要合法符合政策直到整改到该企业满意为止,于是这家企业果然到该地去投资落户了。这个小故事既说明了前面的耐心恒心问题,又反映出政府魅力问题,其实就是真正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先发地区配置资源效率高、集聚要素能力强,“马太效应”会加剧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发展地区,要实现更大作为,既要想法设法打好“擦边球”,更要用足用好用活现有的“游戏规则”,在遵循规则、运用规则中胜出。在服务上,更加注重以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满足客商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来体现我们的差别竞争力。要思考如何不拼优惠政策,通过投入强度、回报率等等,规范招商引资的政策行为。同时还要注重推进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等要素资源集聚,以资源要素的集聚引领产业项目的集聚。
滨州要变之二:城镇化建设思路要变
目前滨州城镇化率为较低,这一方面是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机遇,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运用好城镇化空间大、潜力大的独特元素,把城镇发展的潜力和改革创新的动力相结合。当前,中心城市在规划、建设、管理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沾化设区以后,如何把沾化的城区的文章做好是重点考虑,可以重点做好核心区和副中心两篇文章。关于核心区,继续全力打造花园城市、个性城市,可以重点建设滨城核心城区,重点推进公共医疗服务、综合福利、教育卫生、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促进城市功能完善与集聚发展。在沾化区的发展上,以“四环五海”的建设魄力,全力建设城市副中心,优化城市职能。沾化的发展,最缺的是人,最不缺的是地。要高起点的规划编制,对沾化城市副中心有清晰的发展定位,在笔者看来,要充分吃透“缺人”这个重点,探索三个方向。
首先是要发挥沾化工业化近乎白纸的优势,要在特色产业集聚上有新的突破。客观而言,沾化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工业发展历史上走过弯路,此次更要以设区为新起点冷静思考,吃透“缺人”问题,这其实既是问题又是答案,也就是说沾化的发展需要引入大量的外来人口,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要抓住南方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东南亚的机遇,这是一个重大机遇,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配套建设高标准的教育园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未来的企业相辅相成,相互呼应。同时,依托足球小镇建设,再谋求体育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形成独有的特色。
其次是利用产业的近乎空白又是可以在招商引资上做成新试点。要学习南方地区的招商经验,要面向要重点在外资、国资、民资“三资”上下功夫。在外资方面,一是要注重台资企业,主动加强同台湾的同业公会联系,吸引台商进行同业集聚、配套连锁,逐步营造新的特色产业链;二是要紧紧瞄准欧美日韩龙头企业,盯紧盯牢制造业大企业和上市公司,定期排出一批有意向投资的国际大企业、大项目名单,密切跟踪其发展和投资动向,努力把更多的上市公司吸引到沾化投资。在国资方面,主要是敢于对央企招商,目前央企与市场全面接轨。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央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正通过持续扩大投资,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和动力。我们要积极抢抓央企产业调整和资产重组的重大机遇,及时搜集企业产业链延伸、产能扩张的实时信息,找准合作的切入点,特别是紧盯事关项目投资的关键性负责人,努力将央企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对接到滨州,实现央企招商的新突破。在对民资招商上,当前,苏南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示范区,“腾笼换鸟”由制造基地向创新基地转变,产业梯度转移的力度在加大。同时要向贵州、苏北地区一些城市学习,他们主动与苏州、无锡等地建立挂钩关系,这样既可以学到先进经验,又可以与这些地区开展错位招商,找准转移企业的兴奋点、利益点。
再次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新的突破。沾化城区距离不远不近,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总体上讲,布局是好的,但是这个布局还没有形成交通优势、现实优势,那么怎样把区域布局的优势形成现实的交通优势,需要敢动脑筋,有所突破。要建设城市副中心,大的项目要落户,交通至关重要,要提前规划与滨州主城区之间的封闭式城市快速路建设,真正建立30分钟交通圈。在交通的构建上,视野要放大,不能只看眼前,要提前考虑京沪东线的穿过,甚至要考虑的航空的布局,要有一个总体的、更高远的考虑。在城市建设上要按照精心、精品、精细的要求,提升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水平。
滨州要变之三:政府管理职能要变
最近几年,对山东的官本位主义思想的批评文章比较多,这不得不让我们的所有领导干部要认真思考,说实话,作为一个在苏州生活了近十年的滨州人,这一点感触还是比较深的。我们北方的政府职能转变苏南发达地区还有不少距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必须以实现民主和法治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市场导向,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行为方式、发展观念,通过体制性创新、机制性创新、服务性创新,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
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权力有效规范问题。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秩序,社会的秩序有赖于权力的秩序,如果权力边界不清,甚至出现僭越,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就是权力不受控制。之所以北方人的官本位主义思想严重,这其实和经济发展有关,北方经济发展不如南方,那么利益的满足从哪里来,权力可能就是最好的有效直接通道,所以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官,就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旦监管不善,公开不到位,权力就会出问题,权力出问题就会阻碍经济正常发展。所以要有效的规范权力的运行,特别是以此次国家监察改革为契机,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力推权力公开透明,让更多公众参与进来。
其次是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的问题还是政府管得太多,所以才都想当官。这个世界上所有经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混合经济,没有绝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的平衡点在哪?我们的政府管得过多,对经济工作管得过于具体,甚至继续走向包办,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却被“边缘化”。其实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政府要跟老百姓讲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更要跟老百姓讲清楚,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不能做到什么,而且有些东西还需要我们探讨,政府轻易出手,可能效果适得其反。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要代替市场。现在老百姓有戾气,为什么有戾气呢?因为现在政府什么都管,而责权利是对等的,既然你什么都管,那么什么责任都是你的,就要承担这个社会面临的所有风险。
再次解决好政府应该管哪些的问题。为啥山东人都想当官,因为我们山东的政府管得实在是太多了,多了就又好处。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带来的人力、物力的浪费以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流失综合起来计算的话,我们集中力量还是办大事吗?还是高效率吗?不见得。而且我们政府管得太多,掩饰了很多事情真实的面目,很多事想做也做不成。政府管得太多太杂,不让老百姓参与,没有公众参与,老百姓不理解,所以老百姓坚决反对,最后不仅是效率不高,而且是没有效率。所以我就讲公共参与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即便公众参与使得制定政策的时间长了一点,但是因为符合民意了,就会提高政府的执行效力。如果政府管得太多就会严重限制发展的活力,山东这两年为什么发展缓慢,这其实就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所有的领导干部要对法律的敬畏,不要认为自己是领导就是为自己是老大。当我们把自己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框架里,老百姓的权利才能保障。
滨州要变之四:带有包袱特点的保守思想状态要变
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外地来苏州的招商团队,有一次我和安徽淮北的招商局的领导交流,他对我感慨道,他们淮北人的思想这几年真的变了,我问他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给我简单的讲了讲,我不禁联想到了我们滨州人。
主要是如何解决思想保守问题。都说山东人保守,其实这个保守的背后是思想禁锢包袱过多。山东人喜欢讲稳当,喜欢讲个差不多,而这个稳当和差不多的背后其实就是缓慢,说白了还是做事情包袱过重,特别是面临当前的改革大形势,宁可拖等靠,也不愿向前试探一步,遇到困难又不愿意继续前行,缺乏钉钉子的精神,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在于束缚思想观念的东西太多。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不一样的思想,滨州再出发,思想要先出发。要想成功,就要有思维的发散性,要敢想敢干,没有思维的发散性,也就失去了活力,失去了考虑问题的动力,就会简单、机械。前几日新闻联播里面播出了青岛海关因为企业舍近求远而改革的事情非常让我感慨,这就是我们山东人思想变化的典型,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宁可搭上运费成本到上海到宁波去出关,而不是在青岛,原因就是你青岛实在是太慢了,不论做什么都照本宣科墨守成规,企业是要效益的,如果做什么都这么慢,经济发展能快吗?所以要加大思维的发散性,来加快对外学习与发展的速度,更要拓展思想的宽度,才能够让我们自身有更多的发展之路。尽管我们滨州在山东发展相对靠后,但是这使得拥有了加速发展的基础优势。在新一轮的改革发展中,我们反而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一个是背景机遇,目前的经济发展压力,这有利于倒逼我们加速升级;一个是开拓机遇,国家和省市各项措施的出台,这有利于我们的进一步开展工作和拓展市场;还有一个是跨越发展的机遇,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必然包含着上级的殷切期望,这自然的给我们滨州的发展带来无形的动力,这有利于我们后来居上。这些优势和机遇,前所未有,稍纵即逝。我们虽然刚刚起步,但是绝不能错失机遇,不能与机遇擦肩而过。我们要以强烈的机遇意识,以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的胆识去抢抓机遇、用好机遇。
思想有深度,才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办好。思想有高度,才能让滨州走得更远。只要是适合我们自己的,不是错误的,都要大胆去尝试。凡是阻碍我们的、束缚我们的,都要及时提出来,做到互相提醒,坚决摒除。现在我们滨州面对的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大赛场,我们需要的是百战不殆、不胜不归的决心和斗志,我们需要的是攻坚克难、顽强拼搏的坚强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敢于担当、舍我其谁的非凡胆识,勇于创新、勇于争先的果敢气魄来开创滨州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边瑞鹏,江苏越湖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凤凰网苏州特约评论员,早年就职于山东电视台,后进入检察系统工作,曾荣获全国检察机关十佳年度报告获得者,全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素能比武优胜标兵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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