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前沿大会秘书处秘书长Ole Øvretveit：超越纬度的北极

北极常被称为气候变化的风向标，其暖化程度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约两倍。北极的变化不仅仅是对气候变化预警，在这个区域发生的事情已超越了区域纬度的限制。

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对资源不断增长的欲望，世界对北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这个过去被认为是边缘地带的区域如今已和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被认为是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核心区。它能够改变生态系统、改变海洋以及大气循环，对地球和居住在上面的人口造成可怕的后果。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新加坡总理公署、人力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振泉（Sam Tan）在2017年1月造访了挪威特罗姆瑟。在当时的北极前沿大会上，他曾提醒听众们，发生在北极的事情不会只停留在北极，新加坡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并不在于机会主义，而是关乎自身生存。

新加坡与中国、印度、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都是跨政府组织北极理事会最近加入的观察员国，看起来多少有点令人惊讶。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这个能够将八个北极国家召集到一起进行合作、谈判的安理会表示出兴趣。

作为在北极圈中拥有领土的国家，挪威、瑞典、芬兰、冰岛、丹麦/格陵兰、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等八个国家目前是北极理事会正式成员国, 只有他们才拥有投票权和否决权。

而北极地区的土著居民则被六个组织所代表，理事会的决策过程也需要咨询这六个组织。

然而，正如前面所讲的，陈振泉并不是来到北极去“观察”一场闭门部长级会议，而是像其他的约3000名来自35个国家的与会者一样，积极地参与到北极前沿会议当中，就影响所有人的问题进行对话。

在每年的1月份，北极前沿大会的讲台上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者，他们会有关注的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只是为了对话，还是为了聆听和学习。

北极前沿大会已经延续了十余年，这是北极地区事务中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变得日益重要的一个案例。在2007年会议兴起时，它还是基于挪威特罗姆瑟商业、政策和科学社区之间的合作倡议。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以指数级方式成长，来自不同行业、背景和国家的人们相聚一堂，虽然议题仍然停留在商业、科学和政策三大支柱上，但是参与者已高度多样化和国际国家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极讨论议题的转变 – 从原来注重资源开采等发展性事务，转为涉及更加广泛的利益以及体现更高的包容性。这意味着虽然以前工业巨头可能主导了北极事务的讨论，但大会不断努力聆听本地的声音。这是对以前社会批评的回应；同时也认识到各地代表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并不只是希望倾听高层政客或商业领袖在其他场合的类似发言。

人们来到北方极夜中的北挪威，也是为了能够与北极当地人民在北极当地展开交流。

在各国首相和外长的面前，来自特罗姆瑟的高中生Anna Bjørn发言时感谢听众前来目睹“我们的北极”。然而, 她的声音和行动要求远远超出了会场的围墙，更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 这个来自北极的年轻声音被一个想要倾听、学习和参与的地球村所听到。

北极前沿大会以这种形式体现出更广的趋势：北极地区真正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

北极的各种活动、会议和聚会越来越多，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需要积极对话和彼此交流，这包括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例如北极前沿大会，也包括地区以外的众多海外研讨会和论坛。

应对北极地区的各种挑战必定需要采取全方位的态度，充分考虑到各人民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各种动态关系，而人与生态均不会局限于无形的纬度界限。正如英国学者Duncan Depledge和Klaus Dodds指出，北极的治理安排好比是一个“集市”，在这里商界、治理、科学和社会的“界限模糊”。这并不会引发争夺上风的混乱竞争，反而给更多视角和利益提供了开放的空间。

一方面，北极的各种关系非常独特，上至高层外交、下至本地学校、人民和文化。而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环极地的北方关系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应该说任何关于环境及其资源的讨论都理应包含当地人民的声音，也应该包含在其他地区受影响人民的声音。

在北极，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身份认同是透过与他人的关系而形成的。透过互联网、旅行、媒体以及这类活动，远离北极的人逐步建立起对北极的意识；而北极当地的人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些关系中的角色。

参会代表到达特罗姆瑟并住了几晚之后，往往便会开始思考他们如何为这个迅速变化的地区做出贡献 – 包括奉献他们的专长、研究、知识或者投资。而对于在此长期生活的居民而言，每年一度的大会吸引来的人潮、以及对‘北极’相关议题的欢庆与推广，都是北方生活与文化的一场盛宴。

与别处相同，这里有着骄傲且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并与此同时，在与外界的交汇中蓬勃兴盛。在这各方交汇之处，在会议室、走廊和午餐的众多交谈之中，北极地区的未来正在逐步成型。

（本文作者为北极前沿大会秘书长Ole Øvretveit、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政治地理学讲师 Ingrid A. Me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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