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向隆万教授：靖国神社严重歪曲史实，刻意回避东京审判

8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日方涉靖国神社错误行径答记者问。华春莹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8月15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这段历史，不容“无知”》文章指出：日本侵华史，是中华民族感情里无法抹去的伤痕。那段历史警醒我们，历史不容否认、篡改或淡忘，必须时刻牢记，砥砺前行。可惜总有一些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轻佻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前几天，国内某位顶流艺人在靖国神社开心合影的多张照片流出。

那么，靖国神社如何通过大量展品歪曲史实？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广大年轻人认清靖国神社的真实面目？晨报记者今天就此采访了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向隆万教授是当年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2011年参与发起了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详见本报报道）。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翻译张培基

向隆万告诉记者，日本靖国神社创建于1869年，由明治天皇下令，目的是纪念戊辰战争中为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最初的名字是“招魂社”。1874年，明治天皇首次亲临拜祭，大大抬高了招魂社的地位。1879年，根据中国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国也” ，招魂社被改名为靖国神社，意思是使国家安定。神社供奉着自明治天皇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长期由日本军方专门管理。每当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日本天皇就要去拜祭。例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大正天皇前往拜祭；1932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甚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昭和天皇三次到靖国神社拜祭。

直到1947年颁布了日本新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才改组为独立宗教法人。尽管神社从“官办”改为“民办”，是否参拜仍然是日本高官对待历史的试金石。昭和天皇曾携香淳皇后先后于1952年、1969年和1975年三次拜祭。

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投降之后到2019年，共有56届内阁和33位首相，而其中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就有33届共15人，参拜67次。

2009年初夏，向隆万访问日本期间出席了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恳谈会。京都大学东乡和彦教授对他说，日本过去犯过可怕的错误，今后决不能重复。东乡教授的祖父东乡茂德在二战期间曾任日本外务大臣，是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东乡教授本人曾任日本驻荷兰大使，他从职业外交生涯退休后，积极从事历史研究。他在《历史和外交》一书中，对“慰安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以冷峻理性的态度，发表了独立见解，令人钦佩。

2009年，向隆万教授访日期间与东乡和彦教授（左一）进行学术交流

但当时与会的中外学者也告诉向隆万，日本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团体或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而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就是系统反映这种观点的场所。

“游就馆”是靖国神社中一幢非常重要的建筑，建于1882年，其取名也是源于中国先秦著作，即《荀子-劝学篇》中的一句话： “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意思是居住要选择合适的地方，交游要接近贤德之人，从而免入歧途，做正确的事。实际上，“游就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国立军事博物馆，为宣传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游就馆”（网络图）

2019年，为纪念靖国神社建立150周年，“游就馆”更新了布展内容，对历史事件做了最新的诠释，反映了今日神社主办者的历史观。从靖国神社出版的日英文《游就馆图录》来看，首页就在“馆名的由来”中引用了上述《荀子》的话，并阐述了靖国神社和该馆的宗旨：

靖国神社祀奉着2460000多亡灵，“游就馆”收藏着他们遗留下的珍贵历史资料，传达出英灵的事迹和精神。本馆的历史，追溯到明治十五年，以陈列当时的匾额和武器开馆。十万件收藏品中，包含许多绘画、艺术品、盔甲和武器。馆名“游就”，意味着与高尚人士交往，并向他们学习。展示的每一件物品都体现了创建者的意愿，以及致力于建设和平国家的诚意。希望每一位参观者有机会思考各方面事态和历史。作为日本人，我们不能忘记英灵们将他们的生命献给了热爱的祖国、故乡和家庭。

“游就馆”在馆名由来中引用了《荀子》的话（网络图）

向隆万对此指出：“一般而言，尊重为国捐躯者并无不当；但是，靖国神社祭祀的亡灵，真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和平吗？ ”

除了展示室1-5展出的“戊辰战争”和“西南战争”，以及展示室14-15提到美军反攻和投掷原子弹在日本领土之内，从展示室6-13展出的“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和“突袭珍珠港”等战争，都在日本境外，而且都由日本挑起。因此，这些绝不是日本“建设和平国家”，而是发动侵略战争；绝不是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故乡和家庭”，而是掠夺外国的土地，奴役、杀戮外国的战俘和平民！

“游就馆”19个展示室布展内容

东京审判落下帷幕之时，日本社会几乎是一片礼赞之声。《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所著《东京审判》长达8卷，详尽记录了审理过程。但是，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否定东京审判的议论迅速蔓延。1959年4月19日，在日本热海市伊豆山，树起了一座“七士之碑”。碑下埋葬的，就是当年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 此后，日本出现了“释放战犯”和“促进合祀”的运动，为被奉天惩处的战犯招魂。1978年，14名东京审判被判有罪的战犯灵位，被迁入靖国神社进行“合祀”，包括东条等7名判处绞刑的战犯，这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感情。1978年也成为一条分界线，人们抗议在此之后到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首相等高官。

随着否定东京审判、为战犯翻案声浪的增高，“游就馆”对“皇姑屯事变”“沈阳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等重要事件，采用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甚至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完全否定东京审判《判决书》的历史定论。在描述日本投降前后的展览图片中，竟然对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长达二年半的东京审判只字不提，代之以“1946年2月19日至1954年8月，昭和天皇全国御巡幸”，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竟然无端“蒸发”！

“游就馆”展示室19（网络图）

与此同时，“游就馆”的展品中逐渐加入这些甲级战犯的遗物遗书，加以颂扬。在展示室15中，展出了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集体签名的日本国旗；在展示室19（见上图）中还有荒木贞夫、畑俊六、大岛浩、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宣的手书条幅。值得注意的是，展示室19是纪念“靖国神社之神”，可见，在神社主办者心目中，这些发动侵略，带来亚太地区浩劫的战争贩子，已作为神灵供奉。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席

靖国神社本是纪念日本本国军人的场所，却建有一座印度人帕尔的纪念碑，并镌刻如下碑文：“帕尔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印度代表法官。在法官中唯独一人提出判处被告团全体成员无罪的意见。为表彰其功绩，于2005年建立此碑。”

靖国神社不仅为帕尔树碑，而且为他立传。“游就馆”近年还让帕尔的介绍却登堂入室。在展示室15中，帕尔的大幅照片与东条等人签名的日本国旗并列，放在东条、松井等战犯的照片之上！

向隆万认为：为了捍卫公理和正义，帕尔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其他10位同盟国法官的否定。作为一名法官，有自己的独立观点无可非议，允许个别有异议，本身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更说明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但是靖国神社如此颂扬帕尔，明白无误地昭示世人，他们对东京审判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图说东京审判》（上海交大出版社 出版）

向隆万指出，人们常把日本的战后的态度和德国做比较。如果有人企图在柏林建立一座战争博物馆，不仅供着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纽伦堡审判的德国战犯的亡灵，还按戈培尔当年的口径，描述德国如何“征服”捷克、波兰、法国，如何攻击苏联、英国，并播放当年纳粹纪录电影，这有实现的可能吗？德国学者基特尔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一书中，专门比较了德国和日本在“历史清算”与政治文化中的巨大差别。他在该书的《导言》中尖锐地指出：“仅就日本而言，东京靖国神社里的战争罪犯甚至被以另一种方式加以纪念。一位幸存的美军俘虏对此评判道，这就好比德国人计划‘在柏林市中心建造一座纪念希特勒的大教堂。’”

《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上海交大出版社 出版）

在书中，基特尔还转引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1992年得出的结论：“不幸的是，日本人与德国人不同，他们对自己在二次大战中所犯下的残忍行为和所造成的可怕灾难，既不坦诚面对，也无诚实可言……”

“是非自有公论，七十五年前就在东京发生的审判，铁证如山，历史是不会被肆意歪曲和否定的。也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认清这段历史。”向隆万这样说道。

来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