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干部，没有花架子

作者 | 站长本人

来源 | 大数据透析站

有个段子说，苏州有两个土特产，一个是丝绸，一个是干部。

在当下的体制下，城市的政治能级不但决定了地位的高低，也决定了干部人数的多少。

城市能级高，干部级别就高、编制就多，城市能级低，干部级别就低、编制就少。即便你是最强地级市，即便你拥有了2万亿的经济体量，也跨不过这条门槛。

体量大，事情就多。

因为人少事多，所以，不耍花架子，成了苏州干部的一贯作风。

2020年，苏州GDP超2万亿，全国第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全国第五，2021年上半年，苏州GDP总量居全国第6，人均GDP全国第3，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7。

表现炸裂。

苏州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实力，原因固然有很多。比如，她地处长江三角洲，水运条件得天独厚；她比邻上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她还是千年古城，旅游资源丰富，等等。

但站长认为，更重要的，是苏州人尤其是苏州干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干劲。

苏州前任市委书记在离任苏州的时候曾深情感慨，苏州的干部身体里流的不是血液，是汽油。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抢跑每一步

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来访时，谈起中国的乡镇企业面露喜色。他颇为自豪地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所说的“异军突起”，最为生动和典型的范例，当属苏州。

1979年中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方针，苏州成了最先跟上步调的地方之一。

那几年里，苏州各县的领导班子，打了鸡血一般“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大力扶持社队企业。

到1983年，苏州成功创办和扩建社队企业2200家，吸纳了超过10万名职工。

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苏州创造了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1984年5月，继沿海经济特区之后，中国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推动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没有苏州，苏州的干部看了眼热极了。

昆山人更是偷偷在县中心的玉山镇自费把一块3.75平方公里的农田划成了开发区，因为担心摊上事，起初还冠了个“工业小区”的名字。

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就是这样诞生的。

开发区第一个客户是日本人三好一郎，想在这里建个手套厂。为了让三好一郎实地考察，昆山人动用了县里唯一一辆吉普车把他拉到了玉山镇。

三好一郎看着眼前的一片庄稼地直接懵了，撂下话说：三个月这里的路修好，我就在这里投资办厂。

一穷二白的昆山，咬着牙花光了底裤里300万把路如期修好，昆山也迎来了它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日本苏旺你手套有限公司，这也是江苏省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政策不够，只能服务来凑。

在那个审批难的年代，为了拿到批复，昆山的干部全权受理审批流程，光南京就跑完102次。

代办制，这种在今天的营商环境下稀松平常的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绝无仅有的。

苏州干部永远不对企业说不的传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甚至有段子流传：市长要敢于给外商端洗脚水。

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昆山开发区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人终于扬眉吐气。

（来源：昆山日报）

目前，苏州有9个国家级经开区、3个国家级高新区，除去姑苏区因古城保护在开发上受限，苏州其余4区及下辖4县均拥有至少一个国家级开发区。

这些开发区中，除了苏州新区作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在很多的地级市进行布点以外，其余都是像昆山这样一个一个地，经过主动、积极的争取、策划得到的。

提着脑袋干

昆山开发区晋升国家级开发区的那年，张家港吹了一个大牛皮：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

其实张家港在当年真的是一穷二白，连个像样的宾馆都没有，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000万元。

此后6年内，张家港人充分发扬了跑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

创造了28个全国“第一”：抢到了第一个长江内河港口开发权，抢到了全国第一个内河港型国家级保税区，抢建了全国县级市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城市步行街……

后来，时任张家港书记秦振华回忆这段岁月感慨到，“要我干，我就提着脑袋干......”

也是在那一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第一次来到苏州，李光耀的备选城市有苏南的苏州、无锡，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浙江的杭州、宁波。

如果光从城市能级和当时数据指标来看，苏州没什么胜算。

1991年候选城市基本情况对比

但第二年（1993年），苏州市政府就与新加坡展开了合作，第三年（1994年），中新双方就签署了《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协议。

要知道，这可是一笔总投资200亿美元的巨无霸项目，苏州不但从众多强大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效率更是快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多说一句，那可是1994年200亿美元，那一年，新加坡全国的GDP也就500亿美元，那一年，苏州全市的GDP还不足1000亿元人民币。

苏州坊间传闻普遍是：曾参与接待任务的苏州市长章新胜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说服了新加坡投资苏州。

后来的事我们也知道了，2003年园区经济总量达到了开发之初苏州全市的水平，等于10年再造一个新苏州。

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连续5年位居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综合实力排名第一名。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无数城市来抄苏州工业园区的作业，但无一复制成功。站长认为，关键之处，是没能把那批观念更开放、更上进、敢做事、能做事的人学了去。

1979-2002年，苏州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由第14名升至第5名，仅次于北上广深四城。

这些老脚本，实际上也是苏州最引以为豪的三大法宝，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苏州干部敢闯敢试、敢开先河、改为人先拼出来的辉煌。

敲门式招商

苏州政府在80年代就形成了“要发展、靠上海”观念。

在那个年代，你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苏州干部来到上海浦东的各大酒店、上海虹桥机场蹲点，向来访的外国客商推销家乡，拉着全世界的客商去苏州考察。

虽然每次看到这些个故事，脑海里都浮现出火车站门口的黑车司机......

毫无疑问，苏州当时的做法引来了很多人的嘲笑，但苏州的干部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相反的，尝到甜头的苏州干部开始盯上了上海的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

然后，每到周末，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们带者先进技术和经验，穿梭在苏州的小桥流水中，成为苏州发展重要外援。

（1992年，星期日工程师在太仓提供咨询服务）

当时的上海人其实对苏州干部的这种做法很反感，但同时也很佩服苏州干部，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做不到这样。

这种做法被当时苏州干部称为：放下无谓的面子，想尽办法求发展的致富之路。

上世纪90年代，苏州GDP总量就已经稳居全国前八。

多说一句，虽然这些年，江苏的盐城、常州、泰州、南通相继赴沪展开政、商、文等层面的合作洽谈，浙江嘉兴、宁波、杭州、湖州与上海的合作发展如火如荼开展，甚至不接壤的安徽也千里跬步、千里借力。

但在对接上海方面，苏州就没怕过谁，也确实没人能抢过苏州。

凭借着在早起对接上海中形成的经验，苏州干部慢慢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的招商打法，并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借助苏州工业园区的系列政策，形成了完善的体系！

敲门式招商！

这是苏州首创的招商方式，即在全球设置招商办事处，收集当地跨国公司产业转移需求并将信息上报至经济发展部门，由部门派专人逐个负责“敲门”，对接其需求完成招商引资。

苏州工业园区是全国最早利用敲门招商的园区，招商局设立特有的招商资源办事处，在全球举办招商会、洽谈会寻找有客观产业转移需求的企业并逐一敲门。

敲门式招商因配备专业招商部门、能准确抓住企业需求、主动出击诚意十足而成效显著。

这个时期，苏州的干部们忙得很——如果没事先约好，直接去办公室大概率要扑个空，因为都是“三三制”：

三分之一国外跑，三分之一国内跑，三分之一留在家里。

凭借苏州干部这种想干敢干会干的冲劲所营造出来的营商环境，苏州迅速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

截至2020年，苏州引进了156家世界500强企业。

你今天看到的各地驻点招商、外派招商、小分队招商等各种形式的招商方法，基本都是源自于苏州的敲门式招商。

总结来说，在中国城市的版图里，苏州，一直以来是个不可思议的存在，而这次疫情发生以来，苏州这座地级市的各项政策反应最快的城市。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想，也许能在苏州干部身上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