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鬼子、嘴子和腿子”的来历

　　綦国瑞

　　在烟台，有一句流传十分广泛的话，说是“掖县鬼子、黄县嘴子、蓬莱腿子”。因为此话流传久远，一些人有意无意间，把它做为了评判这三地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总认为“掖县人有心机，黄县人耍嘴皮子，蓬莱人能活动”。其实，这是一种误导，是因为对于历史缺乏深入探究而出现的误解。追本溯源，这句话与当年胶东人“闯关东”有着直接的关系。

　　数百万山东移民“闯关东”开垦荒地

　　东北是一片丰饶美丽的土地，又有着大片的处女地，同山东只有一水之隔，清以前就有山东人零星地进入这片土地谋生发展，至清一代“闯关东”成为山东人连续不断的活动，总数逾800万人。山东人闯关东一是走陆路经山海关进入东北，二是走水路经掖县（今莱州）、黄县（今龙口）、蓬莱的港口进入东北。因交通之便利，这三县的人闯关东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清代莱州人口急剧增加，人均土地连续减少，到东北谋求发展成为当地人一种重要选择。

　　闯入关东的三县人大部分开荒种地，逐步发家。清代三县贫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东北，初到之时不少为旗人所雇佣，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当时土地所有者“旗人咸耽安逸，不知力作”，故“始而佣工，……渐向旗人佃种田亩，又多借旗田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亦借以广取租利，巧为护庇”。随着旗人出租旗地，永佃制盛行开了，起初旗人将自垦地转租与民，或招民开垦，私收地价，并按年按垧收取租粮三二斗不等，谓之小租。及后民私垦，认旗为东，亦按年交纳小租，或钱或粮不等，均书立永不增租夺佃契约。有的佃户将租佃地再转租给别人，光绪年间吉林旗地已“大半归民垦种，而佃户亦辗转兑卖几至无可根查”。在租佃的基础上，旗人又将土地卖给山东等省移民，旗人典卖土地早在顺治时已出现，康、乾时达到高潮，嘉庆后典卖旗地更为普遍，吉林将军辖区内的旗地几乎典卖殆尽。这使得清初以来旗地上的农奴制得以削弱瓦解。

　　清代三县移民和其他鲁民还开辟了大片官荒，乾隆四十年在岫岩官荒上“有山东流来民人，偷垦地亩，私造房间”，经户部议准，仍着伊等居住耕种纳租，并令交纳地亩租粮米石。道光时政府在查办山东流民占种官荒时称：“山东省出海岸较多，登莱各属贫民往往前赴盛京边外，占种官荒，一次就有二三万人在此种地谋生。”咸丰后清政府开禁放垦，更多的鲁民涌到官荒土地上，其中有些人在放荒领垦过程中成了中小地主或自耕农。大片官荒被开垦，民地大量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也随之增加，解决了一定的财政困难。

　　莱州、登州移民和其他山东移民还垦辟了大片蒙荒。清前期奉省之北、吉省之西北、黑省之南之地是内蒙古哲里森盟，共分四部十旗。由于山东等省移民的开垦，被改置府县，设民官，分隶于东三省。蒙旗地是蒙古王公的领地，清王朝原禁其招佃，但蒙古王公贪图“高坐而致富饶”，“始招汉民为佃，任劳力，供租佃”。山东人最早开垦的蒙荒是郭尔罗斯前旗，即今之长春、德惠、农安地区。清廷鉴于“蒙古等不安游牧，招民垦种，事阅多年，相安已久，且蒙古每年得收租银于生计亦有裨益，是以仍令其照旧耕种纳租”，并设长春厅管理民务。

　　杜尔伯特旗境内清末民初仍流传着汤克音“垦田教稼之功不衰”的故事。汤克音，山东莱州府掖县人，寻父赴北，迷路至杜旗境内，从一尤姓山东人学会蒙语。并在此租地耕种。他把种地的技术传授给当地蒙民，更教以春粟、渐米、烹饪、饮食之乐，蒙人从克音学稼圃，“榛狉游牧之风自此为之一变”。山东移民不仅以自身力量开辟蒙荒，而且也影响了蒙人，“蒙旗之区亦多弃牧畜之俗，而从事于种植”，到清末，蒙古十旗已基本上变成了农垦区。

　　以登莱移民为中坚的清代数百万山东移民开垦东北的旗地、官荒、蒙荒而为熟地，今天的松辽、三江平原等产粮区在清代也已初具规模。虽然不能说所有耕地全为山东人所开垦，但耕地的绝大多数是由山东人民以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清代移民对东北荒地的垦种，与内地经济连成一片，变为全国经济的一环，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北三省成了登莱人的经商战场

　　陆续进入东北的三县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商业发展。三县人到东北经商已是很早的事，隋、唐、元、明时政府曾多次海运登莱粮食给辽东戍兵，仅洪武年间就达70万石。入清后特别是康熙年间及其后，山东商人到关外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强大的“山东帮”，登莱之人，即蓬、黄、掖人又是其中的骨干。

　　康熙初年，在关外山东贾客很多，此时的商贾多为行商，不携家眷，获利即归。其时莱州人汤克音在开垦蒙荒而其父则在齐齐哈尔经商，他说：“官、商客此者，得资辄携以去，归故里值（置）田园，长子孙，为牖下终老计。今吾犹是志也，他日得巨资，必即归。”嘉庆时清廷对东北部分地开禁，在农业移民的浪潮下，鲁商也日渐增多，并定居各地，坐贾增加。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鲁商在东北各城镇商业中均有实力，有清一代的东北大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内陆到边境，都有鲁商的足迹，并且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当时的商业。在东北的鲁商中，人数最多实力最雄厚的是登莱商人。这里“地狭人稠，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其商于外也，东北为多，京都次之，地距辽东数千里，风帆便利，数日可至，倏往倏来，如履平地，常获厚利，大贾则自造舟鬻，获利尤厚，于是人相艳视，趋鹜日众矣”。“东北三省更成了登莱人的经商战场了，大至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登莱人。”

　　三县商人主要经营油坊、烧锅、粮食、杂货等业。经营杂货包括绸锻布匹、茶、糖、烟等日用品。在所有经营者中，登州的黄县人是佼佼者，在盛京城，黄县商人控制了该城的百货行业，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前后，黄县单家村的单文利、单文兴兄弟二人在盛京城中街创办了天合利丝作坊，专纺绣花丝线，他们除在自设的店铺零售外，又派人到辽中、铁岭等地推销丝线，为了营业发达，还到苏、杭购进绸锻布匹，配合丝线销售，扩大了经营范围。当时八旗王公贵族讲究穿着绸锻，妇女尤喜爱绣花制品，单氏的丝作坊买卖兴隆。此后，又在盛京、法库、铁岭、辽阳、营口等地开设了20余处分号，营业项目增加了洋广杂货，嘉庆元年（1796）正月，单氏后代单于于将天合利丝作坊改称天合利丝房，资本两万元。丝房成了百货行业的代称，因为丝房中并不售丝，专贩绸锻布匹、中外杂货。日俄战争时天合利被洗劫一空，战后，单氏财东重整门面，改名为老天合丝房，至清末民初老天合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盖于奉天城所有商家，人们称颂“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黄县人以外当属莱州的掖县人。一批掖县人在东北商界中摸爬滚打，最终成为东北商界的骨干和旗帜。张廷阁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张廷阁字凤亭，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曾任哈尔滨代市长。他是掖县石柱栏村人，幼家贫，仅读几年私塾。青年时期去关东谋生，在海参崴一家茶庄学生意，很快熟悉了业务，能说一口地道的俄国话。后被同乡“双合盛”杂货店老板郝升堂看中，委以“双合盛”执事，掌握一切业务权力。在郝升堂的信任、重用下，他利用各种手段，广泛结交俄国军需要员，承揽生意，获取经济情报。1904年利用日俄战争、1906年至1907年利用帝俄两次增税的机会，大发其财。后来在海参崴雪特兰斯克街租地建房，扩大经营范围，在莫斯科、大阪、横滨、香港、新加坡等地派驻专人直接进行业务联系。“双合盛”遂成为资金雄厚、货物齐全、批零兼营的大型百货商店。

　　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倡导实业救国，张廷阁积极劝说犹豫不决的郝升堂和其他股东抽资回国，转商为工，发展民族工业。1912年亲自办理回国转工事宜。1913年在黑河设分号。1914年赴京买下捷克商人经营的啤酒汽水厂，改建为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由郝升堂直接经营。1915年又在哈尔滨买下俄商经营的制粉厂。1916年在哈尔滨买下双城堡制粉厂，并迁总帐房至该城，管理“双合盛”一切事务，张廷阁任总经理。1919年建哈尔滨双合盛制油厂。至此，“双合盛”资金全部抽调回国。此后又在哈尔滨创建大型机械制革厂，与人合资创办奉天航业公司。后又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双合盛股份无限公司”，张廷阁任总经理。

　　以登莱商人为骨干和中坚力量的清代鲁商到关东开展贸易活动，促进了东北地区货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清初东北尤其是吉、黑地区仍盛行物物交换的买卖方式，促进了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兼并及旗地制度的瓦解。东北输出品向以毛皮、人参等著称，然而自土地被垦辟后，农产品的产量急速增加，并渐渐取代毛皮等山货的地位而成为东北主要的输出品。这就促进了东北一些城镇工商业的繁荣，也加速了东北经济变成全国经济重要的一环。山东商人在东北经商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山东部分人民的生活条件，鲁商每年贩运数万石粮食至山东，也赈济了山东民生，这些都缓和了山东地少人稠的矛盾，使得清代山东社会基本上处于平和状态，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总之，清代鲁商懋迁东北的结果，不仅促进了东北商业的发展和地方的繁荣，而且也加速了东北土地的开发，更加强了东北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奠定东北迈入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其中登莱人当记头功。“蓬、黄、掖”人为骨干和中坚的“山东帮”在东北商业中的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民国，当时东北大多数的商会中都有“蓬、黄、掖”人，相当多数都是商会的领导，这种状况至建国初期也隐形存在。对于这种状况，当地人内心不服又无力改变现状，就带着一种酸溜溜的心情编了一段带有贬义的顺口溜：“黄县嘴子，掖县鬼子，蓬莱腿子。”后来这段话传回胶东，传到山东，甚至全国。虽为笑谈，但这是对“蓬、黄、掖”人为东北商业发展做出的另类肯定和赞扬。有的人把它作为评判莱州人、龙口人和蓬莱人的标准，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缺乏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

其实，莱州人多忠义之士，龙口人多儒商大贾，蓬莱人多将相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