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卫生部，曾是“灰姑娘部门”，却提拨出一位“真命天子”

“保健储蓄政策是吴作栋留下的珍贵遗产，让人人皆大欢喜。”——潘家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医疗政策经济学家

李光耀可不是一个能被轻易阻挠或置之不理的人。可是自1975年以来，已经整整六年了，他的老战友杜进才始终拒绝妥协。时任总理的李光耀为了如何避免新加坡的医疗预算持续增加乃至最终失控而大伤脑筋，遂萌生了一个新想法：与其全然依赖税收来维持全国医疗保健开支，他希望每一个人也能为各自的医疗需求承担责任。李光耀的计划是，利用新加坡的退休金制度——“公积金制度”[1]来做到这一点。他在《李光耀回忆录》一书中是这么写的：“……我提出建议：要每一个人把自己一部分的公积金存款拨进一个特别户头，让大家也能各自承担自己的医药费。……而也因为个人得负责承担自己的医药费，这就可以防止人们滥用医疗服务。”[2]

可是当时的卫生部长杜进才断然拒绝这项建议。杜进才刚到过中国北京的医院考察，对中国政府为举国上下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做法十分佩服。专门研究卫生医疗政策的经济学家潘家鸿分析，这位元老级部长把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理念也引进了卫生部。“杜进才的意识形态观念很强，他主张建立一套以税收为基础的再分配医疗体系，向富人征税来救济穷人。这个理念如果那么容易落实，社会主义早就成功了。可事实却是，共产主义失败了。”杜进才所谓的中国经验，在李光耀眼中全是废话。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说我不相信他们能为所有北京人提供那种水平的医疗服务，更别说是为全中国人民。”[3]这位总理继续推动自己的想法，于1977年得以向前跨出了一小步：规定每个公积金会员从每月收入拨出1%，用以支付自己和家人的医疗开销。但这仍是不足够的。根据卫生部的计算，每个人必须拨出公积金户头中 6% 至 8% 存款，才足以应付医疗开销。

1981年，李光耀在好几个课题上都与杜进才意见相左；于是，他毅然撤除杜进才的卫生部长职务，将他调离内阁。杜进才当时的身份还是人民行动党主席，使得这次人事调动愈发显得突兀。而获李光耀钦点以取代杜进才坐上卫生部长位子的，赫然是蹿升迅速的吴作栋，这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当年，卫生部在外界眼中并非重量级部门，当时在卫生部任职的年轻官员许文远就透露，杜进才私下称这个部门为“灰姑娘部门”，意指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总是被外界视为理所当然，所付出的大多未受到应有的认可。吴作栋调任卫生部，在大多数人眼中就是贬职。可是卫生部的官员却有另一番解读。许文远说：“他可是迅速蹿起的政坛明日之星啊，怎么会突然调来掌管一个‘灰姑娘部门’？大家的反应也很惊讶，都在想：我们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重要了，须得由一位重量级人物来掌管？”

可是李光耀很清楚自己对这位年轻挺拔、真命天子似的吴作栋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和期许。“他了解我的构想：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务，但同时要求人们共同承担费用，以确保它不被滥用而又能控制成本。保健津贴固然有必要，却可能对预算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结果，吴作栋在三年内落实了李光耀的想法，制定了全球首个国家医疗储蓄基金，那就是：“保健储蓄计划”。

虽说吴作栋并非出身医疗界专业领域，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确实是担负起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多年后，他在1991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谈到自己年少丧父的经历如何形塑他日后对医疗保健政策的想法：“一个人早逝对家属造成的冲击，我能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我还能为当事人和他的家属做些什么，我一定会设法避免让这个人过早离世。所以我一定会确保每一个国民都能负担得起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曾对吴作栋卫生部长任内的作为做过大量研究工作的潘家鸿分析，他出身贫寒，在卫生条件恶劣且拥挤不堪的巴西班让长大，这样的环境让他愈发渴望为人们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位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经观察家说：“经历过蹲坑茅厕时代的人，会对保健与卫生服务心存感恩。”

吴作栋掌管卫生部，不光是为医疗体系引进了经济学家的诠释和方法，也融入了私人企业界的原则——扩大价值、减少浪费。生产力和效率遂成了医疗体系的关键词。潘家鸿说：“新加坡是第一个将经济动力融入医疗保健领域的国家。政府要新加坡人保持健康，不仅仅为了强身健体，也是为了加强生产力，让自己更有能力为经济作出贡献。政府也不准备乱花钱造成浪费，钱绝对要花得有效率。这种视角，也只可能出自一位经济学家！”

吴作栋说，类似改变，都是他那一代领导层在“转型思维”的大方向下所作出的努力，当中几位还将市场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施政方针。“我们并没经过事先讨论，但不约而同地在各自负责的政府部门里推行重大改革。这形成了一股集体效应，也促使老一辈的部长一起加入。”例如，国家发展部长丹那巴南开始为组屋实行不同定价，高楼层、景观好、地点方便的单位，定价更高。在那之前，组屋的定价就是简单地按区划定。交通及新闻部方面，部长杨林丰则将电话费的计算法从按通数计费改为按通话时间计费。李显龙认为，这些改变使整个环境更具竞争力也更公平，从而创建一个能将资源妥善分配的体制。“这些显然都是合理、明智之举，既能提高效率，创造适当的诱因，也足以涵盖成本；会让整个经济体系更好的运作，创建一个更公平的体系。”

然而，要在政府部门内落实这些改革，其实并不容易。丹那巴南回忆起当年的经历：“我们引进的视角是之前老一辈部长所没有的。”许文远也有同感：“那个时候，想法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普遍对私人领域有所顾虑，担心这些出身私人企业界的新一代领导人会把事情搞砸。所以需要进行很多游说工作，反复地辩论，也意味着得说服李先生本人，这就相当费时了。”

对吴作栋来说，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他在政坛上的第一幅画布，让他不只挥洒出一幅愿景，也同时为许多微小细节精心绘上斑斓色彩——寓意上也是字面上的色彩——并绘出一幅可长久持续的伟大医疗画作。而这幅巨作中最耀眼的亮点，莫过于保健储蓄政策了。这项计划背后的思考再清楚不过：在人口不断老化的大背景下，劳动力会日益萎缩，税收也会相应减少，因此新加坡的医疗制度不能再以税收作为主要融资来源。取而代之的解决方案是，实行强制性个人储蓄计划来应付住院费。这类计划也能将医疗保健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变数脱钩。当人人都承担各自的部分医药费，自然也能有效减少滥用和浪费的现象。“否则到头来，用的是大众的钱，责任却无人担当。”潘家鸿如此总结。

可是要向公众宣传保健储蓄计划却很棘手。吴作栋在1982年3月第一次宣布计划大纲，当时距离安顺区补选才刚过五个月，坊间民怨高涨，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享有民众近乎20年不容置疑的绝对信任之后，初次感受到民心动摇。更何况保健储蓄政策是政府自1968年允许动用公积金购屋后，第一次大动作把手伸进人们的公积金存款，取之充作非退休用途。民众当然起了戒心。吴作栋回忆道：“我们这一回是要动用人们的公积金存款充作前所未有的新用途。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政府究竟想要怎么样？大家有理由怀疑。这只是第一步吗？接下来你还会如何动用我的公积金存款？这笔钱可是要留到退休的，怎么就突然间冒出了个保健储蓄来。”

这项政策也在行动党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弹，杜进才的反对尤其强烈，甚至在1983年8月31日国会为保健储蓄政策进行表决时，以不在场的方式拒绝投票。[4]他在前一日的国会辩论上阐释立场时说：“为国民提供医疗保健设施必须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说一个人不幸患上某种疾病，就是咎由自取，得自己负责寻找医疗设施来治病。医疗保健是每个政府应负起的社会责任，是全世界政府都公认的社会责任，在把每个个人组织成社会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针对医疗设施被滥用的可能性，杜进才以丰富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吴作栋：“认定人们喜欢生病，仿佛像上超市购物一样可以自由选择患上哪一种病症，或者以为人们喜欢把医院当酒店去度个周末，或是把医院提供的食物视为菜单点菜或自助餐，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假设。简直是有悖常理的政治宣传。”[5]

吴作栋从一开始就知道，保健储蓄计划要顺利推行，他必须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他说：“我们这些年轻部长缺少的是与人民之间的默契。人民信任的是李先生，相信的是上一代政府。”于是，他启动了长达一年的民意征询活动，到全岛各地走透透，去解说政策，搜集民意。如此这般大规模征询民意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加坡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李先生会说：‘何需如此大费周章搜集民意？做个决定，然后行动。’”吴作栋笑着说。“可是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李光耀。做人一定要实际。必须量力而为。想要有什么作为，就非得先问自己能不能办到。”

许文远回忆起这段过程时说，吴作栋付出了很大的耐心，领导民意征询活动，还亲自主持多场对话会。“卫生部办了好多场大大小小的对话会，单方面广播、小范围广播、互动对话会，也通过电台、电视、报章广为宣传。当时还没有社交媒体。大家都踊跃参与。我自己也主持了近乎上百场对话会，对象包括工会、基层组织、专业团体、雇主、学者等等。”

民间抛出了不少尖锐提问。有些人唯恐他们也许这辈子都用不上保健储蓄存款，甚至还有人冷不防地问吴作栋，自己死后能否动用保健储蓄存款来给自己买副棺材。他说：“答案是可以。我告诉他，保健储蓄存款在人死后仍会是属于他的，这是他的遗产。可是当然，人死后不可能为自己买棺材，必须由别人代劳。但钱肯定可以由保健储蓄来支付，因为到时候保健储蓄会成为已故者的遗产。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

其他人关注的是，为什么自己需要自付部分医药费。许文远说，吴作栋当时引用“自助餐症候群”的比喻向人民作出解释。“这个比喻很容易就让新加坡人产生共鸣。自助餐价格以人头计算，人人都付同一个价，所以食客总是将食物盛满整个碟子，多过自己所需要的或吃得下的，造成浪费食物。食物消耗量大，意味着餐馆的营运成本增加，业者到头来只会调高自助餐收费，把更高的营运成本转嫁到食客身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绕了一圈后病患还是得承担医疗开支，只不过从保险投保人身份换成纳税人而已。”

这些对话会、交流会何其累人，但吴作栋却觉得很受用，因为可以让他和卫生部团队更好地体察民情。许文远说：“我记得他当时说过：‘每一回，我们都会有所收获。’”民意征询活动如此频密而广泛地开展，乃至后来对话会与会者都对吴作栋和卫生部官员的说辞听得有些烦了。“好多人甚至坦白对我们说：拜托你们就直接行动吧！”许文远说着，笑了出声。“后来出席率越来越低，我在基层活动上主持的最后一场对话会才吸引了区区两个人出席！吴作栋这时告诉我：是时候了，将计划付诸实行吧！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学到了该如何在推行一项具争议性的政策的同时，也能维持人民的信任。”

保健储蓄政策的基础工作成效斐然。在后来吴作栋当上总理、并以协商式民主奠定其鲜明的领导风格之后，保健储蓄政策更成了他深具代表性的一项政策。吴作栋说：“制定保健储蓄政策的经验成了我对自己的一个重要提醒，日后再遇到棘手问题，我一定会再次走进民间去说明解释，而不是写一篇滴水不漏的讲稿然后公开发表。”征询民意绝非只是一场公关秀而已。人民的顾虑和关注点，他全听进去，再对保健储蓄计划进行适当修订。原本拟议将公积金总缴交率调高六个百分点，但这却会无形中压缩了雇员的实得工资；最终，吴作栋只将公积金缴交率调高一个百分点，余下的再从公积金特别户头存款拨入保健储蓄户头。[6]有了人民的信任为后盾，也让他更有信心迎接党内就保健储蓄计划而向这位卫生部长发出的重重挑战。

李光耀担心吴作栋无法招架杜进才在国会中的连番攻击。吴作栋说：“李先生很好，他问我需不需要他在国会中发言，回应杜博士。毕竟杜博士掌管卫生部好多年了，对卫生课题他肯定懂得比我多得多；而我当时不过是个才刚上任的年轻卫生部长。李先生担心我无法很好地说明政策。我说不需要，我可以自己处理。”他果然从容地应付了质询，论述清晰却又不失体面地消除了反对者的敌意。他在1983年对国会作出总结时说：“他（杜博士）的基本论述是：医疗保健是任何政府的社会责任。就这一点，我们无从反对。医疗保健的确应该是任何政府的基本社会责任，却并非只该由政府独自扛起。但这也不意味着政府只能通过大量配发免费药物或大量津贴医药费来履行这项社会责任。”

吴作栋也向杜进才回抛几个尖锐问题：“他能不能保证我们会持续取得8%的经济增长？能不能保证新加坡再也不会面对失业问题？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才刚在不久前经历过超出10%的失业率。”他接着补充说：“众所周知，新加坡非常依赖出口贸易，输出货品和服务。万一国际金融体系崩溃，或者全球陷入经济萧条，我们要上哪儿、去向谁征税？太多人会连饭碗都保不住！这个国会能不能担保新加坡绝对不会出现一位恣意挥霍的财长？我们可以保证10年、20年，但绝非永远。一旦出现一任挥霍无度的政府或财政部长，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将化为乌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上哪里找足够资金提供医疗服务？要怎么为医生护士支付薪水？又该如何确保医院和门诊都维持高水平？”

不过吴作栋也并不认为杜进才是在存心“找茬”，因为他并没有试图推翻自己的这位卫生部长接班人提出的论点。吴作栋说：“他就是阐述了反对保健储蓄政策的理由。我后来一一回复了……他也就没再纠缠下去。”不出所料地，保健储蓄政策在行动党主导的国会中表决通过。但让人侧目的是，民众居然在毫无一丝争议的情况下全然接受了这项政策。到了1984年4月保健储蓄政策在政府医院实行时，吴作栋已足足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许文远称之为良好政策的范例。他说：“因为有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和耐心，真正执行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任何好政策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准备工作未做足就仓促推行政策，人们在政策推行后才纷纷在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质问政府为什么要那么做。那就会是非常恶劣的施政作风。”潘家鸿也同意这个说法：“保健储蓄计划开始推行时，简直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保健储蓄政策是吴作栋留下的遗产，让人人皆大欢喜。吴作栋堪称是医疗制度的革新者。”

吴作栋对医疗体制的改革远不止于这个标志性政策。他为医疗护理体系注入了成本意识，也在不止一个方面拉近了政府医院和私人医疗之间的鸿沟。他也主张医院迁出黄金地带，例如位于市中心的密驼路医院，一方面让医院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腾出高价值地段作其他用途。到了1984年，他在卫生部的四年任期届满，新加坡的医疗版图已从一个带着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系统，蜕变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新加坡日后将公共医院企业化，让它们以自治代理机构或完全自主自营方式营运的做法，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吴作栋一开始在卫生部采取的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复制他当年在海皇率先推行的那套“管理信息系统”，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个部门相关的所需成本和财务状况。“治好一个C级病房患者需要多少费用？公务员根本不清楚。收费怎么计算？他们就只根据他们认为公众负担得起的水平来计算费用。那政府又该提供多少津贴？相对于C级病房来说，又该如何界定A级病房的价格？给予A级病房病人的津贴很可能还比C级病房病人要来得多。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得支付更多。可是对顾问医生、冷气设备等等各方面条件的投资究竟有多少？你确定政府的津贴不比C级病房多？不，他们全无概念。”

尤有甚之，医疗护理领域内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在当时原是楚河汉界。离开公共医院转投私人领域执业的医生被视为背叛了卫生部。这些“出走”的医生被迫与政府切割，完全断绝联系，同样令他们心有不甘。许文远记得当时的分裂是很明显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间隔了一道厚墙，你要嘛在里头，要嘛就是被严拒在外。”

对杜进才以及更早几任的卫生部长来说，他们的责任就只局限于公共医院。但吴作栋不这么看。“卫生部的工作是要照顾全国人民的健康，不光只服务那些到公共医院看病的人。卫生部负责的工作不是只有住院和综合诊疗所，也包括医疗护理。”为了结束医疗领域的冷战，他召集了公共和私人领域两大阵营的医生开会，交流想法，进行讨论。他说：“私人领域的医生显然很高兴，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试着将两边结合起来。”许文远补充说，吴作栋也鼓励卫生部广邀私人医院的顾问医生到政府医院提供服务，包括教导和培训政府医院的年轻医生。“他积极地从旁推动卫生部向私人领域学习，借助他们的专长和经验，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他说道。“他也促成了国大医院成立眼科部门，由私人眼科顾问医生主导……这些都是非常创新的做法，模糊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也进而促成了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内建立起来。”

说到向私人医院学习新点子，吴作栋以身作则、不落人后。一发现私人医院的护士身上的制服颜色鲜艳又舒适，他也要求政府医院仿效。他说：“我们的制服全是厚棉质，全白，配上帽子。还得像军人制服一样上浆，一切都得整洁、端正、笔挺。非常英国式的作风，一成不变。”吴作栋也发现政府医院的婴儿床都是用生铁制成，漆料斑驳；他立刻指示将婴儿床全改用透明塑料。然而，一如既往，改变也需要提出符合经济效益的理由。旧的婴儿床让护士很难从远处看到床上的婴儿，所以必须每隔半小时就得离开办公桌，走向婴儿床检查。如果婴儿床改用透明材料，护士一眼就能看到婴儿是否显得不自在或不舒服。“所以我问她们会不会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他们说会的。也显得较干净。所以我说，那就换吧。”

不过一切并非全然一帆风顺的。他接下这份工作时怀着满腔热忱和抱负，立志拯救生命；却很快发现在生死当前，政府能做的原来那么有限。当上部长的最初几个月，他就得眼巴巴看着许多肾衰竭的年轻人因为洗肾设备有限而无法使用洗肾机控制病情。“为什么我们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决定谁可用洗肾机谁不可用？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洗肾设备不足而拯救不了一条生命？我们的工作就应该是设法拯救每一个生命的，不是吗？”他如此说道。“我父亲很年轻就离世了，而我现在只能看着这些年轻人，问自己为什么救不了他们？”

他盘算了一下，结论是，政府确实有能力多添购几部洗肾机。可是当时卫生部的常任秘书周元管提醒他。“他说：‘部长，我们要担心的不只有肾衰竭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病症，如癌症；而如果您都这么做的话，我们不会有足够的资金。要设法救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样的本钱。财政部长也不会答应。’”吴作栋忆述著。“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还是得作出决定。这很不好受，但总得有人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个经历后来变成了切身之痛——跟他最亲近的叔叔，那位曾在1960年代带着他去体验竞选群众大会的叔叔，在吴作栋当卫生部长任内，心脏病发送院不治，离世时才44岁。普辛德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次事故让他深受打击，因为他居然什么也做不了。”

问答

问：1982年，您从原来的卫生部长一职调为卫生部第二部长。这个调动很不寻常。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答：是总理要对卫生部和国防部作一番人事调动。首先，他不满意杜进才在卫生部的表现，也对当时的国防部长侯永昌不满意。所以他调我到国防部担任第二部长替补侯永昌，跟着他学习。我当时是卫生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不久后，大概有人反映说我准备好了，有能力接任国防部长了。

但李光耀还得找个地方安置侯永昌。他选择了卫生部。可是他也知道将侯永昌调任卫生部必定使他的士气大受打击，甚至可能会试图推翻我之前启动的计划。所以李光耀让我继续留任卫生部当第二部长。就是继续看守卫生部。可是我很明智。我改为第二部长后，就不再踏入卫生部。

问：为何如此？

答：当侯永昌是国防部长而我出任第二部长时，他能接纳我，没问题，因为我是跟着他学习的。可是当他调任卫生部长，且让我担任第二部长，他心里清楚李光耀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如果我以第二部长的身份出席卫生部会议，就好比在充当李光耀的线人，随时向总理打小报告。我当时是很明智的，所以一次都没去出席会议。他可以骂医生——由得他去——我不会去理会。我只负责看好保健储蓄计划，是不是如期推行或胎死腹中。不过我从不进门。可是李光耀也从不过问我是否到卫生部上班。侯永昌也从不曾问过我怎么从来不出席他召开的会议。如果他当时问了，我会去出席，不过他从来没过问。

这些全攸关人际关系。谁教会我的？我不知道。是人之常情吧。一开始一起在国防部，我是去学习、准备接班的。我毕竟是年轻部长，侯永昌愿意支持我，他愿意支持领导层更新。我在当常任秘书时就认识他了，彼此间一直合作愉快，我想他也能明白这是责任交接的必要环节。可是到了卫生部，我成了第二部长，责任变成是在监督他，确保他不会干出什么荒唐的事——那还实在是很为难。我好像还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当年身为卫生部第二部长，却从未踏进卫生部半步。

问：您认为自己如果继续积极参与卫生部事务，跟侯永昌之间会有摩擦？

答：是的。调任卫生部第二部长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我不会再踏进这个部门。而我绝对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当时得专注于国防部的工作。

问：李光耀可曾告诉过您为何把您调到国防部？

答：他说，要领导新加坡，我就必须懂得国防事务。所以，这算是比较早期的迹象，显示我可能会是领导新加坡的其中一个人选。他的意思是，我必须很清楚我们的武装部队有多少实力。如果将来有一天必须与来犯的邻国面对面对峙，我必须知道自己什么做得到、什么做不到。如果自己只是空手道褐带，面对的却是黑带高手，那就别轻举妄动，大家都别吵，我们坐下来谈。

问：当今的领导者可还相信必得先熟知国防事务才可能当上新加坡总理？

答：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不是总理了。不过，你多少得了解军队的运作。可是也许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不再那么重要了，毕竟当今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管理上比过去好很多，部长当中军人出身的也不少。所以问题不大。反观我的年代，同代领导班子中没有一个有武装部队背景；后来加入的显龙是唯一一人。所以我们这批人都可能变得……这么说吧，面对威胁时可能过于自信。不过你实在必须很清楚自己有多少实力和能耐。切勿蛮干逞能，却也不能当缩头乌龟。你不需要事事轻易地逢迎屈就——你得清楚自己的实力，要展现应有的骨气，知道自己的背后又有多少后盾。如果你对自己的军事实力不甚了解，那应对起来就难了。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对手，对方一向你怒目相视，你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乱了阵脚。

问：您从贸易与工业部长调任卫生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当时是不是有人窃窃私语，说您是被贬职？

答：身边的几个同僚的确给我这样的感觉。他们并没直接说出口，但是有时候从他们的一些反应，你会知道他们认为你惨遭贬职。在好些人眼中，贸工部在那个时候是个重要部门。卫生部嘛……你给我资金，我会把医疗卫生管好，但毕竟靠的还是医生，我不过就是在国会里回答质询而已。所以有些人会视之为贬职。但你总不成只听着人们的议论过日子吧。

问：您有些什么反应？

答：跟往常一样，我是有自信的。我履行了职责。即便自己不是排在第一位，那又如何？我从没争取要排第一，不过就是在执行任务而已。李先生跟我说的是，卫生部有些事情需要你来完成；而国防部，你必须去学习去熟悉。所以我清楚自己并不是被丢在一旁。换句话说，外人可能觉得我被降职了，可是他的说法是，他有任务要我去担当。而且是个至关重要的重任。我其实喜欢卫生部的工作，因为它让我有机会走访各大医院，推行改革。身为卫生部长，让我觉得充实而有意义。

问：是李光耀委任您接管多个不同部门，他也向您扼要地交代了他希望您在各个部门里完成的任务。那之后，他对您的实际工作介入程度有多深？

答：他对很多微观问题其实都心里有数，也很注重细节。但他并不是一个事必躬亲、只懂得微观管理的领导者。事情一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他必定会质问；但他放眼的永远是全局。对于细节性事务，他想知道的时候会很快掌握。有时他会问起一些数据，然后会很快厘清条理，结果反倒比你懂得更多。他深信得用人得当的道理：一旦找到对的人做适当的工作，就放手让他独自去完成。那是他的领导作风。

问：可是一旦有什么课题是他认为异常重要的，他就会深入研究？

答：噢……就说恐怖主义吧！他会看遍有关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更快更深。

问：可是说回保健储蓄计划。那可是他的主意，而对于您会怎么包装执行，他居然完全不介入？

答：他有个文件夹，记录了他的一些想法，其中一个就是怎么利用公积金来支付医药费。但是他对这个课题并没有很深的研究，而是把课题交由我处理。他交给了我那个文件夹，就是这样。我详细看过。当时，我也正在思考一些创新的、大胆的想法。我正在暗自计划自己可以在卫生部做些什么，就那么巧，他把这份文件夹交到我手中。我当下恍然大悟：“啊，是了，这正是我可以做到的，也是我很想去做的事。”所以这是个好主意，是他播下的种子。

还记得另一个例子。1979年我出任贸易与工业部长时，曾与严崇涛[7]和温斯敏[8]见过面。严崇涛当时是常任秘书。两人尝试说服我，早期维持工资低水平的政策对新加坡的发展是会造成伤害的。工资压得低，必会吸引大批海外投资。再加上我们的土地价格也偏低。到头来，我们吸引到的许多外资其实是在利用新加坡的低成本进行生产。结果是我们就一味在生产低成本货品，而经济又在不断膨胀。但有不少工业其实是在囤积人力和土地，因为人力和土地成本低，而商家预见到生意还会继续扩展，所以预先囤积人力与土地为将来的扩充做准备。

就这样，他们成功说服我，我们必须摆脱低技能工作，开始发展高技能工业。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年轻部长，不难被说服。你是个年轻部长，这才是你的第一次；温斯敏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经济学专家和顾问，而严崇涛之前曾是我的前辈，对我来说他就像菩萨一样；这两人都非常有说服力。于是我提交了一分内阁文件，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分内阁文件。出席内阁会议时，李先生看着我，问我可知道温斯敏和严崇涛这两人尝试说服他推行高工资政策已经好几年了！我瞠目结舌。他们过去三年来都在尝试说服他，可是他不为所动！接着他问我对他们的说法是否信服，我说是。我都已经提交内阁文件了，文件中列明了种种理由，我必须说是。

当下他看着我，说，你既然信服了，就去做吧。这就是领袖该有的风范。他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现在负责的是这位部长，如果部长被说服了，就应该让他试试。

问：他难道不曾跟您争辩，否决您的决定？

答：他说自己是在早几年前不认同这个说法的，但我说我信服。他之前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新加坡必须能吸引外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如果工资调高了，投资商就不会进来了。高工资政策需要冒风险。如果投资商不来，哪来的资金？而且工资一旦调高，就不可能再降下来了。所以千万要审慎行事，因为一上去就下不来了，而如果投资商不来，那国家会怎么样？他大可以这么质问我，但是他没有。这就是他的作风，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可是，我认为经过了三年的游说，也许他已经渐渐接受了这个说法。

他并没有咄咄逼人。我的理由全写进内阁文件里了。只是严崇涛从来没告诉过我说总理三年来都一直反对这个想法，我还得过总理这关。他们两人从未跟我说！如果我提前知道的话，至少我会预先想好法子说服总理。无论如何，他的反应让我大松一口气。如果他跟我辩论，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应对。

问：那您是否也跟李光耀一样，放手让常任秘书执行任务？换句话说，您也不会选择当一个“超级”常任秘书？

答：我也不会愿意当一个超级部长。我的记忆里那些老一辈部长也是这么做事的。部长会提点子，问问题，由常任秘书去执行。然后常任秘书会再向部长汇报，再由部长提出更多问题，将想法逐步完善。但是这些年来，部长和常秘的关系大不相同了，如今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直接而频密地沟通交流，交流过程中，部长也难免成了超级常秘。到了今天，我想某些部长有时对自己管辖的事务甚至比常秘懂得更透彻。

问：您会刻意不采取微观管理的方式来管理您的官员吗？

答：让我告诉你一段故事。当年在海皇，我有个行政经理。他很能干，但是总喜欢凡事亲力亲为。我觉得他不懂得如何妥善有效地委派任务给下属。所以有一天我告诉他，你是个很优秀的员工，而且非常勤奋，凡事亲力亲为。可是你知道吗？你如果想升级，就不能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这就意味着没有其他人能够接替你现在的职务！换句话说，必须学会分配和下放职务。如果想升级，就一定要懂得培训员工，分配任务。好好培训你的团队，那你才能腾出更多空间做其他事。

所以，顺着这个职场哲学来看，身在政府部门，如果你想要做得更多，首先就必须学会委派职务、授权团队。招揽优秀人才并敢于用人。李光耀先生也是同一番思维。他不说委派、授权，但是他总是在寻找贤才能人帮他做事。只要找到了一位好部长，就放手交托给他，让他去完成任务。你可以偶尔与他讨论、询问，但不要干涉。重要的是要用人得当。

他教会我的另一点是，在机构体制与人才之间，永远以人才为先。别想尝试改变机构体制，将之完善，再来为一个完善了的体制寻找人才。一定得先找到对的人。一个优秀的人才可以形塑机构体制，使之优化、完善。我认同李先生的这套管理哲学。他以自己的方式治理新加坡，而后建立起了完善的体制，确保在他离开以后，完善的体制会继续存在。

他并没有摆出政治强人的姿态，要求所有政府部门或者所有公务员都向他汇报。不像独裁者如萨达姆[9]，下令所有部下和一切决策都得由他通过；到头来他离开后，没人有能力接管。这个样子行不通的。你不可能一手遮天，让自己的权力无所不在。

像我的情况也一样。如果我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总理，我就永远没法退位。李先生从来不让自己无可取代。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会让自己可以被取代。所以啊，我现在才有时间跟你聊天。

问：今时今日情况还是一样吗？现在的部长似乎觉得自己必须知道每一个细节，部分原因会不会也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压力？

答：部长并不需要知道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那是常任秘书的工作。社交媒体上的贴文也无须一一回应。我向来不太去理会。他（部长的新闻秘书）会把他认为应该让我知道的信息传给我，其余的，我不会理会。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污言秽语、谩骂诅咒。可是如果我对每一个咒骂我的人都很在意，那我根本做不了事。对称赞你的人也一样——别想细读所有的赞誉，因为这么做只会让自己飘上天。就是，必须对民间情绪有所体察，否则就是完全无知了；感受周遭的情绪、氛围，然后适当改变自己的作风，或换个方式进行游说。不能对情绪氛围完全无感。可是这不等同于就必须细读脸书上的每一则贴文每一则留言。

到了1984年4月，保健储蓄政策正式执行，吴作栋已经在政坛和政府累积了八年的工作经验与成就。对这么一个懵懂出道、每一步又总是走得如此出乎意料的政治人物来说，如此成就算是非常了不起了。他统筹并率领人民行动党打胜了一届全国大选和一场补选；却也领导过一次失败的补选，见证了安顺区支持率偏离常轨地陷入低谷，遭遇重挫。在政府中，他发表过三次财政预算案，也曾成功推动一些重要却棘手的政策，例如高工资政策和保健储蓄政策。《亚洲杂志》在1989年为吴作栋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犹如被吸入公共服务体制中，所接触的每一份工作都实现了转型蜕变。”

他在1984年交出的这一份八年成绩单，虽然也谈不上是完美无瑕，但却也堪称亮丽辉煌，足以让他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领导层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接班人。这一地位也在同一年年终正式奠定。新加坡建国史上头一回，李光耀的接班人将在国人眼前正式、公开地，粉墨登场。

[1]“公积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 Scheme，英文简称CPF）是新加坡政府为公民和永久居民所设的强制性储蓄计划，雇员和雇主双方每月须把工资的一部分拨入“公积金”储蓄户头，由人力部属下的公积金局掌管。雇员可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全额或分阶段提取公积金累计存款，充当退休后生活的经济保障。

[2]李光耀着，《联合早报》编务团翻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第118页。

[3]同上。

[4]“针对全民保健计划，议员纷纷提出批评”，《联合晚报》，1983年8月31日，第 7 页；“国会原则上批准保健储蓄计划”，《联合早报》，1983年9月1日，第1页。

[5]“杜进才大力反对实行保健储蓄计划”，《联合早报》，1983年8月31日，第7页。

[6]新加坡政府原本拟议自1983年7月1日实施保健储蓄计划起，将公积金总缴交率从原有的45%增加到50%，当中40%拨入普通户头，4%进入特别户头，6%存入保健储蓄户头。而后为了避免削减雇员实得工资作出调整，修订后的保健储蓄政策为公积金总缴交率46%，只比原来稍加了一个百分点，当中40%仍拨入普通户头，其余6%拨入特别户头，作保健储蓄用途。详情见“公积金特别户口供保健储蓄用途”，《联合早报》，1983年8月31日，第1页。

[7]严崇涛投身公共服务四十余年，曾任总理公署、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常任秘书；退休后受委为公积金局和建屋发展局主席。

[8]温斯敏（Albert Winsemius）是荷兰经济学家，1960年率领联合国代表团到新加坡评估这座小岛城市推行工业化的潜能，隔年留任新加坡首席经济顾问至1984年，在24年任期里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于1996年病逝，享年86岁。

[9]萨达姆·海珊（Saddam Hussein）是伊拉克前政治强人、独裁者，1979年至2003年任伊拉克总统，也集总理、阿拉伯主义复兴党、最高军事将领于一身。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其政权被美国推翻，流亡多年后被美军虏获，经审判，于2006年判处绞刑处死。

本文摘自白胜晖著作、林琬绯翻译的《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由八方文化创作室授权新加坡眼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