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时代的德国模式：追踪小数点后一位的精准防疫

5月12日，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保时捷汽车工厂，戴口罩的工人在Taycan电动跑车组装线上工作。图/欧新

在抗疫中表现突出的“优等生”德国，自5月6日全面复工以来，三个州都出现了聚集性感染。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肉类加工厂，1200名员工中有超过200人确诊，工厂所在地科斯费尔德区随即宣布要对州内所有肉类加工厂的约20000名员工进行检测，并将原定于5月11日放松的封锁政策再延长一周，但学校和日间托儿所仍按原计划开放。因一个小镇的屠宰场有109名员工被测出核酸阳性，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也计划检测所有的屠宰场员工。在东部的图林根州，6家养老院和一家老年病医院内都出现了聚集性感染。该州行政长官Martina Schweinsburg表示要启动“紧急机制”，重新讨论渐进式解封的具体对策，但强调“不会将整个地区再度封锁起来”。

小范围的点状聚集性暴发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出现疫情反弹。事实上，绝对数字的增长或小范围的局部暴发，都在德国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意料之中。欧美各国在做出放松封锁的实质性决定前，已经形成了两个基本共识：一是在1~2年内缺乏有效疫苗的背景下，人类不得不做好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处的准备。二是复工后，新增确诊数字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在防疫的漏洞处也会有聚集性感染。问题的关键，是要防止这些散发疫情演变成第二波大暴发。

Martina的言论或许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口。为了应对复工后可能的反弹，德国设计了一种“紧急刹车机制”，每10万人的新增确诊数如果在一周内超过了50例，各地就必须考虑重新收紧政策。而且这种收紧将采取更灵活的方式，而非实行此前一刀切式的“全面封锁”。

这个机制运行的基础，是一个完善、严密和全面的疫情监测预警系统，辅之以大规模的检测和尽可能还原所有感染者轨迹的接触者追踪。在“复工时代”防疫策略的选择上，德国在防控疫情和发展经济之间找到了一条“黄金道路”。

“我们的退路和余地非常小”

在德国复工三天后，R0从0.65回弹到1.1，这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而言，是个危险的信号。

4月15日，默克尔在视频会议上对各州州长强调，R0

这些等式背后有着复杂的换算，但其核心思路是，对基本传染数R0值的持续性动态监测是德国防疫的关键支点。以此为圆心，德国各地的卫生部门可以提前调度本地的医疗资源，了解疫情在当地的传播趋势并作出研判，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对应的防疫政策，并且决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始复工。

德国为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和拉平曲线，从3月22日开始封锁全国，原计划持续四周，一直到4月20日。但在4月15日，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封锁延长两周。这一天，德国的R0值已经从前一天的1.2降到1。但科学家出身的默克尔对此非常谨慎，她说：“我们只是取得了一点暂时的胜利，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胜利。”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主席洛塔尔·威勒警告说，R0值降到1以下不能代表什么，关键要看这个状态是否可持续。事实上，由于患者从感染到发病有4~6天的间隔期，发布核酸检测结果、数据上报和进行参数计算等也都需要时间，在R0数值和它所能反映的真实现实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的每日疫情监测报告，当天的R0值实际上反映的是1~2周前的疫情传播情况。

整个4月下旬，德国的R0值基本维持在了0.7上下。这给了德国的政策制定者更多的信心。5月6日，默克尔宣布开启大规模的复工：允许餐厅、酒吧和商店再次开放，但人们被要求严格遵守1.5米的社交距离和公共场所戴口罩等规定。此前，从4月20日开始，小范围内的解封已经开始，书店、自行车店和汽车代理重新开放，不超过800平方米的小型店铺也被允许营业。

复工后的一周内，R0出现了短暂的反弹，5月11日时升到了1.07，但从5月12日开始重新降到了0.94，此后一直维持在1以下。RKI副主席Lars Schaade指出，如果小数点后一位大于1并且持续了较长时间，比如1.2或1.3，我们就必须非常警惕，并作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但如果是在1以下，比如1.1或1.07，就无需太过担心，因为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的基数越来越小，一点点小范围的暴发就会引起R0的波动，比如复工后北威州肉类加工厂的聚集性感染，这并不意味着疫情整体走势出现了变化。因此，虽然复工后三州相继出现了聚集性暴发，但联邦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做出过激的应对，在新增确诊这个绝对数字之外，他们还看向了R0。

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对每日新增确诊数字非常重视并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对R0的重视和讨论在流行病学家之间并不罕见，但少有国家像德国这样建立起一整套对疫情的动态监测机制，其中不仅包含对每日新增、致死率、住院率、ICU床位占用率等基本的数据监测，还有对R0的即时动态统计。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视上反复强调，美国的新增确诊数字已经连续下降数日，美国已经顺利度过了疫情高峰之时，默克尔却在警告德国人，R0每个小数点后的变化都会对病毒的传播轨迹产生彻底颠覆的影响。她说：“我们的退路和余地非常小。”

德国伊尔默瑙工业大学专门研究R0的数学教授Thomas Hotz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从短期来看，对每日新增确诊数和R0的监测都很重要。每日新增直接指向在当下有多少人住院，需要多少张床位，再根据具体的致死率可以测算出对应的新冠死亡人数，这对医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床位储备和资源调度决策非常重要。简单地说，每日新增病例数反映的是疫情在当下时点的传播速度，R0则反映出疫情传播的加速情况，也就是病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传播趋势。

在很多流行病学家看来，德国模式的优势之一，是它的监测系统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幅更完整的疫情传播图景，其中的关键是对R0不断修正的计算和持续地动态监测。在地方层面，复工之后，这些具体的数字还需要转化成一套更可落地的监测预警机制。

默克尔在5月6日作出复工决策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求：每10万人中如果一周内的新增确诊数超过了50例，就必须重新收紧政策，直到数字下降到50以下。这相当于一个“紧急刹车机制”，并且有一个明确的门槛值，便于各州执行。

目前，全球各国虽然都在讨论复工后出现反弹政策如何收紧，但只有极少数国家在中央政府层面出台了明确的机制来调控政策的“收”与“放”，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德国“刹车机制”的设计也存在一定风险。在触碰门槛值后，各地要将政策回调到何种程度，联邦政府并没有统一的要求。目前，各地大多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比如北威州科斯费尔德区一家肉类加工厂发生聚集性感染后，该地区一周内每10万人中的新增确诊为61例，超过了50的门槛值，成为德国第一个触发紧急机制的州。但当地政府并没有封锁全境，只是将该工厂关闭。

陆蒙吉表示，虽然聚集性暴发只发生在工厂内，但也无法排除这些工人在确诊前已经在社区内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因此只封工厂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同样，如果只是在一个特定场所内发生了小范围的暴发，在管控上却封锁全境，这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触发警戒线后如何二次封锁，封锁的范围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这些都是在未来几周需要审慎讨论的。

5月16日，在德国莱比锡进行的莱比锡对阵弗赖堡的德甲足球比赛结束后，莱比锡队主帅内格尔斯曼（右）保持社交距离接受媒体采访。图/欧新

追踪和检测

疫情动态监测系统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充分的检测和全覆盖的轨迹追踪。前者有助于尽可能识别出所有感染者并了解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真实情况，后者则是阻断社区传播链的关键。

对“复工时代”的欧美防疫而言，充分的轨迹追踪和对所有密切接触者的有效隔离非常重要。专家们普遍认为，复工后如不能及时阻断社区传播链，第二波疫情一定会比第一波更加严重。

陆蒙吉指出，在德国的“刹车机制”中，50例门槛值的设定就是根据地方卫生部门追踪能力的上限而设。疫情暴发以来，德国各州陆续加强了自己的追踪人力配置。3月25日，联邦政府要求每州每20000人至少配备5名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在疫情最严重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目前有3385人从事这一工作。在巴登-符腾堡州，流调员从3月1日的549人增长到了5月7日的3036人。按目前各州的追踪力量，至少可以保证在一周内将50名感染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全部追踪并隔离。一旦超过这个门槛，就意味着地方卫生部门无法追踪到每一个感染者，也就是说，无法有效阻断所有可能的传播链。

也有专家表达出一些担忧。慕尼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Eva Grill认为，50的门槛值过高，地方的公卫系统将无法处理这样大量的追踪工作。陆蒙吉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德国一开始定的门槛是35，后来考虑到目前德国的新增确诊数字较低，各地区一般都是个位数，而且如果某地出现了小范围暴发，可以抽调其他地区的追踪人员来支援，弥补当地的追踪能力，最终将门槛提高到了50。

事实上，与韩国相比，德国的追踪能力并不强。这与欧美等国在大数据防疫上的先天劣势有关。早在3月下旬，德国卫生部长Jens Spahn就拿出一份关于追踪疫情的法律草案，要求通信运营商授权政府获取确诊者的手机定位数据。但这部草案遭到了极大反对。最终，Spahn被迫将关于手机定位信息的内容删掉，但仍被驳回。

实际上，类似的轨迹追踪App在亚洲当时已被普遍使用。在韩国、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大数据防疫的核心就是个人手机定位数据的分享。在欧洲，则出现了一种新的蓝牙技术。其技术原理是，依据病毒基于距离和时长的传播特点，在2米和15分钟内，当两部手机同时打开蓝牙并自动搜索到了对方的信号时，就被定义为二者形成了一次“接触”，将自动上传到各自的轨迹追踪App上。当其中一人被确诊后，App会自动通知另一个与之“接触”过的人，并建议他向地方卫生部门主动申报并进行核酸检测。这一方案的好处是绕过了欧洲隐私保护中最敏感的手机定位问题。

4月1日，由德国等8个欧洲国家发起的“泛欧洲隐私保护邻近追踪”（PEPP-PT）诞生，倡导在欧盟内部采取上述蓝牙技术进行轨迹追踪，有40多个欧洲政府表达了对这一协议的兴趣。该协议建议数据存储在一个国家支持的中央服务器上。4月19日，26个国家的超过300名研究人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反对这种中心化的数据存储方式，他们担心这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社会监控。仅仅一周后，PEPP-PT就承认自己“曾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并决定采取分散式的解决方案，数据将暂时存储到个人的手机上。目前，苹果和谷歌正在联手开放基于这一解决方案的应用开发接口。

PEPP-PT代表了欧洲大陆在大数据防疫上最高级别的尝试，目前来看，结果并不乐观，这给欧洲各国复工后的轨迹追踪蒙上了阴影。

陆蒙吉说，德国一直在参考韩国模式。韩国防疫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增加检测量，二是用现代化的手机定位进行追踪。

根据韩国于2015年底颁布的《感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在紧急状态期间，该国的疾病对策本部可获得较大的数据获取权限，包括可收集闭路电视录像、手机GPS、汽车ETC数据、信用卡交易及入境信息等能够涵盖民众生活的所有数据。目前，韩国已经可以做到将行踪路线精准到某个咖啡厅、酒店等具体的商铺。

但在德国，手机追踪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折中的方案是让人们以自愿的方式下载追踪小程序，实现轨迹追踪。但目前仍有很多人反对，且最后下载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也未可知。因此，目前德国的所有防疫政策都是以人力追踪为基础制定的。

至于检测，德国和韩国一样，一直领先全球。自2月以来，超过300个德国实验室已被委托研发检测试剂，在疫情真正在德国流行之前，已研发出快速的全自动分子诊断测试，可以在2.5小时内检测出新冠病毒。

陆蒙吉指出，德国检测的重点人群一直在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在调整。4月20日初步解封后，是否又要再次调整检测目标、扩大检测范围是讨论的重点，比如年轻人是否要检测，是否有必要定期在养老院、医院等高危地点内进行筛查等。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检测执行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比如对医生的大规模筛查要考虑到成本和医生的接受度。德国不像中国，可以先在小区域内进行试点，一旦推广还涉及不同地区之间的统一问题。

一种“黄金中间道路”

4月底，德国四家独立科研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这份名为《遏制COVID-19大流行的策略》的报告对德国复工后的防疫模式进行了推演。从德国目前出台的渐进式复工路线图来看，基本是参照了这个模式。

报告指出，从长期来看，彻底消灭病毒或通过快速感染以获得群体免疫都不切实际。德国复工后的更可行防疫模式是采取一种“适应性遏制策略”。具体说来，在第一阶段，将维持社会接触限制，同时扩大检测和密切接触者跟踪能力。当新的感染数减少到可以进行有效追踪的程度时，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用轨迹追踪取代社会隔离，以抑制传播链。

全球来看，各国基本都采取了渐进式的复工策略，只是开放经济的节奏各不相同，相比德国的严谨小心，美国则看起来更加激进。

近日，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谨慎、逐步放松的策略不仅在公共健康方面是可取的，在经济上也是有益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过早解封或过于轻率的复工虽然在短期内会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但会使轻度管控的阶段延长很多，以至于带来更大的总的经济成本。因此，在复工和防疫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也非零和博弈，也有一条黄金的中间道路，这个最优解就是德国模式。

研究指出，当R0为0.75左右时，总的经济和健康成本最低。如果为了将R0控制得更低，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如果R0反弹回1，则会带来更多的死亡。该研究还基于一个假设：每天的新增确诊数可以控制在300例以下。从德国目前的数据来看，单日稳定在300例以下还需要一段时间。

研究还指出，该策略有效性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人们的行为调整。正如默克尔在复工后的数个公开场合中反复强调的：“不要放松警惕，一定要戴口罩，事实上，这场新冠大流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