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倓：磨血兴学的商学先驱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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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南麓半山腰，古木林立，掩映着两座坐北朝南、相距不过300米的墓寝，虽然不及云麓峰下的黄兴墓、白鹤泉旁的蔡锷墓的高耸穿林，但亦不失端庄、大气。

这两座，一座为丁文江墓，一座为胡子靖墓。

我曾携友从麓山南下，友人问此处长眠者何人。我解释道，丁氏与李四光齐名，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胡子靖，为胡元倓，明德中学的创始人，当过湖南大学的校长。

为何我要先说胡氏为明德中学的创始人，而后言其当过湖南大学校长？湖大校长众，闻名者也多，做过一年校长的胡氏并不为大家熟知；而作为湖南最早的新式中学明德，办学迄今120年，享誉海内外。

“北有南开，南有明德。”南开办学的前一年，即1903年，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成归来不久的胡元倓，怀着教育兴邦的热热梦想，在做过光绪帝师的二姑父、前清刑部侍郎龙湛霖的支持和资助下，租赁龙家附近的长沙西园北里东侧左文襄公祠为校舍，建成明德学堂。胡元倓任监督，即为校长。

科举制下，创办新学，离经叛道，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卫道士集团的强烈抵触和刁难。董事长龙湛霖高官致仕，德高望重却年迈体衰，很快病逝。胡元倓作为私立学堂的主持者，只能顶住压力，左右逢源，前后寻剧，多方化缘，解决办学经费和师资力量。

他全国奔波，踏破铁鞋，使往日尊重他的人，都是闻风而逃。有富商问其登门拜访，赶紧从后门遁迹。

据明德校史载，办学的前26年，胡元倓的春节，“南京三年，上海两年，苏州一年，杭州一年，旅途两年，一在江轮之上，一在火车之上”。出身书香世家且取得晚清国子监入学资格，且入选湖南首批官费留日生的胡元倓，忙碌在异地过年，为的就是明德顺利办学，甚至有些以术取胜的味道，在人情世故上，既有诚的一面，也有蛮的色彩，但更多地是坚持不懈、乐此不疲的倔强与坚韧。

他甘于过苦行僧的日子！

他掌明德38年之久，为湘省有名的社会贤达，筹款数十万，修建校舍二十余座，建成当时“全国中等学校之冠”的四层教学大楼乐诚堂，而自己一家挤在校门口传达室旁的三间矮房里，一切炊灶洗扫皆由夫人动手。平日吃素，有客来时，添一碟荷包蛋就是盛宴了。1934年，民国教育部评选十佳中学，明德排名第一。胡元倓狂喜之后，嘱咐夫人：晚餐加一个荷包蛋。算作对自己的最大奖励。

他被讽为叫花子磕头校长！

他四处筹措经费，被人讪笑为“胡九叫花”。某次，明德要办“全国最大之理化实验室”，新设理化博物科，资金短缺万余元。胡元倓找到时任上海道台的湖南同乡袁树勋，寻求帮忙。袁拒绝，胡元倓一时心急，不顾当场有客，腰杆一挺，双膝下跪，磕起响头来，迫使袁只好口头答应捐款一万元。胡氏拔地而起，上前说：“我要现款。”胡氏急迫，袁氏大骇，立刻兑现。胡元倓曾自表心迹：“吾为校长，以筹措经费、伺候学生、敦请教员为要务。虽九死吾犹未悔矣！”

他不断地刷老脸打感情牌！

私立办学行路难，容易山穷水尽，资金严重不足。他风尘仆仆，奔走南北，不断刷老脸，对认识和不认识的权贵富商打感情牌。他进京，求助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范氏避而不见，于是，他自带被褥，蹲守在教育部的传达室，弄得范氏赶紧请回家，拿出一对金钏以夫人的名义相赠，让他去换了几百大洋。

胡与范之间的这件事，还有一个版本，称胡找的是国务总理熊希龄。不论是范，还是熊，他们迫于情面，自解私囊，自是钦佩老友的精神。至于熊氏辞官，在香山兴学蒙养六千孤贫儿童，是否潜在受了胡氏影响，也尚未可知。曾在熊氏慈幼院任教的陈树人，回忆起昔日盛况，动情地说：“只就经费一端言之，已远超过张伯芩先生之于南开，胡元倓先生之于明德。全赖秉老爱心独运，发为民胞物与，救死恤伤之信心，致其毕生教育及慈幼事业之辉煌成就，足以垂范后世！”

这是一代人终极式的价值追求！

胡元倓、张伯苓、熊希龄为了教育报国，不惜纡尊降贵，无惧冷嘲热讽，成就了无数人的灿烂辉煌，也成就了中华崛起的人才赓续。

就连与胡元倓毗邻长眠的丁文江，虽不是明德子弟，但也曾在青年留学东瀛时，得到了胡氏的精心照顾。1935年12月2日，已为“我国地质学巨子”的丁文江，再次来湖南，下车伊始即表示：到长沙一定要看两个人，一是胡子靖先生，二是师母龙砚仙夫人。“龙砚台”即胡元倓的表兄龙璋。在丁氏心里，胡与龙一样，都是他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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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编排顺口溜“人生大不幸，遇见胡子靖”，嘲讽胡元倓。

当我们翻读中国近现代史，很容易发现许多改变中国命运或影响国家发展的大人物，如黄兴、谭延闿、章士钊、任弼时、周小舟、周谷城、陈果夫、欧阳予倩、吴祖光、苏曼殊等一大批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以及丁夏畦、俞大光、肖纪美、刘经南、艾国祥等著名科学家，都与明德有着不解之缘。

国家危亡之际，办学艰难，实为胡元倓个体之不幸。

而民族复兴，引育人才，蔚然大观，又是国之大幸。

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黄兴，1903年留日归国后筹谋反清革命，被弘文学院同学胡元倓聘至明德执教。胡氏钦佩黄兴反清，给了他一个体育教员的身份，方便其在长沙组织反清团体华兴会，创办东文讲习所传播灌输革命思想，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

第二年，黄兴等计划利用慈禧七十过寿、湖南文武官员齐集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贺时，策划长沙起义。为了筹集武器，黄兴还在明德实验室里制造炸弹。

一华兴会员无意中走漏消息，被同在明德执教的王先谦门徒刘佐揖发觉，告知乃师。王先谦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曾积极推动洋务，兴办时务学堂，但又不满学堂助长革命风气。王先谦开具“三俞、黄轸、胡元倓、周震鳞、梁焕奎、翁巩”名单，要求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予以斥退。

陆元鼎命令巡防营统领赵春廷加强侦察。巡防营中有狡猾的营兵，与参与起义的会党首领、五路巡查何少卿、郭合卿秘密交往。何少卿被抓捕后，供出黄兴、刘揆一、彭渊恂等。

陆元鼎下令：逮捕黄兴！

黄兴闻讯，急忙逃逸，匿居于西园龙家密室。

胡元倓第一时间找到臬司兼学务处总办张鹤龄，说：“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以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拿我就是。”他的一片至诚凛然，感动得张鹤龄当即表示：“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们。”

胡元倓与龙璋、龙绂瑞等，设法营救黄兴脱险，逃出长沙。黄逃亡东瀛，同孙中山筹建同盟会，七年后发起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以辛亥革命肈造民国。

黄兴以临时政府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主导民国初建，成为开国元勋。他邀请胡元倓出任教育总长，被胡谢绝：我要办明德！

他对黄兴说：“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险而易；我办学校，乃磨血之举，稳而难。君取其易，我就其难。”

他刻印自署“磨血人”，意在磨尽自己的血，磨出中华自强的人才。

他把办学比喻成磨血事业，即为兴办新式教育，而不惜磨尽一生心血。这是一种坚韧，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决心和精神。

1919年9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四号《本会总纪》中，评点当时长沙城里的官办私立学校，说“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1934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来明德参观后，回天津在发表《湘省之教育》，肯定湖南教育，赞誉“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

从明德毕业考上武汉大学的著名城建专家潘基礩，曾口述道：“文夕大火，明德中学烧得只救下乐诚堂，乐诚堂是框架结构，冇烧完全。乐诚堂里，有蒋介石写的四个字，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与“明德”相辅相成，为儒家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蒋介石对胡元倓，也甚为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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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倓办学，虽为私立，却极具公心。

为了办开放式的现代教育，他聘陆鸿逵等名家来校主讲传统文化；又请黄兴、张继、陈天华、周震鳞等革命人士，来宣讲民主自由思想。他还把立宪派人物曹典球等聘为教员，邀省府都督谭延阔为明德总理。

他虚席待贤，前辈厚遇。1903年，他获悉弘文学院校友陈介回国省亲，登门求其至明德执教日语，竟当众在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年轻人面前，长跪不起，苦苦哀求，感动了陈推迟了一年返日深造。

他还在明德率先开设商科教育，开全国之先风。

1902年，他由官费派至日本留学，目睹明治维新后工商业发展快速。他要教育兴国，也要商学救国，立志效仿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一样，在中国创办一所如庆应义塾有着商学教育的新学名校。

他“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中级社会人材”，认为“养成中等社会，实为立国之本”。明德创办时便开办了商科，为中等教育，胡元倓并未满足于此，争取曾任湖南巡抚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两江总督端方，以及从湖南走出去的上海道台袁树勋、江苏巡抚陈启泰等的支持下，于1905年开始向朝廷商部争取筹办高等商科专门学校的立案事宜，并递上了《拟办高等商科呈文》。

他在报告中说：“窃维西力东渐，以商业为先驱；世界竞争，以生计为归宿。”继而分析中国和湖南社会形势，旗帜鲜明地要求“就时势之所急，明德学堂特设高等商业专科”。

为解决师资招聘、生源扩充和毕业生出路等问题，他还计划在上海设立银行专科，作为明德分校，创办高等商科的试验地。

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端文的邀请，出任其创办的全国唯一的一所高等商科学堂——江南高等商业学堂——的庶务长，从事该学堂的综合管理工作。胡氏用心地把明德学堂分校学生，植入了这一所官办的高等商业学堂。

这比湖南官办商学（即1911年创办的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至少早了六年。也就是说，他是湖湘大地上创办商学第一人。

一个私立学堂，在胡元倓的努力下，不仅与当时官方独立的商业学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以其开创性的高等商科，与之有着并驾齐驱的地位。这也见湖南人经邦济世、敢为人先的一个经典佳话。

1922年，胡元倓在《明德学校二十年之回顾》中说：“中国私立学校开办商业专门，自明德始。中国官立学校之有商业专门，亦自南京始也。”

胡元倓自豪地说此话时，他已在十年前的1912年7月，通过黄兴领衔，联合时任工商总长张謇、参议院副议长汤化龙、云南都督蔡锷、湖南都督谭延闿和湘籍名士陈三立、聂其杰、章士钊等，联合署名《呈教育部请准拨款增设明德大学于汉口文》，并转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文中称“兴、元倓等于前清光绪癸卯创设明德学校”，把黄兴奉为第一创始人，得到了正要拉拢黄兴与孙中山北上会谈的袁氏支持，欣然批复“财政部照数拨给，以资办理”，并充分肯定明德学堂的办学：“该校开办十年，成效昭著。肈造民国人才，多数出自该校。育德立功，全国攸赖。该校创始之际，经营惨淡。幸赖时贤之力，得有基础。”

获此殊荣与优待，胡元倓信心大增，考虑到资源利用，决定易址晋京。第二年春，明德大学在北京正式开学，聘章土钊为校长，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孰料，此时做了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胡元倓忿忿然，于1915年将明德大学停办，以示与袁氏决绝，四年后复建于武汉汉口。

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贪婪横暴，祸害湘人。长沙师生愤起反抗，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汤松，参与青年毛泽东策划的驱张运动，被撤职通缉，率易礼容等30余名学生，转读汉口明德大学。

胡元倓不但让汉口方面接收了汤松一行，容许他们在校组织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驱张据点；还在长沙领导湖南公私各校联合停课，参与驱张运动，直至成功，始行复课。

经费支绌，校务艰难，胡元倓四处筹募，甚至出国至南洋新加坡、槟榔屿、仰光等地，所得捐款全数用于维持教育。迄至1926年，由于无法支撑汉口明德大学的正常运转，胡元倓决心停办，集中心力专办明德中学教育，将其明德商科交由正参与筹建湖南大学的明德大学分管校务副校长向绍轩，“咨送湖南大学”。

湖南商专与湖南工专、湖南法专在岳麓书院合组省立湖南大学，设商科与商学系。商科学生75人，而自明德而来的两个年级44名学员，超过一半。而从明德来到湖大的教授，有首任商学系系主任张浑，后任文学院院长的向绍轩、政治系系主任唐德昌、商学系主任兼审计主任的陈朴等。

由于明德商科师生集体加入，为湖大商学的强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倾注了强劲的师资力量。

不仅如此，1929年7月，胡元倓出任湖南大学校长。虽然他的任职只有13个月，但在他的任内，南京政府颁发了湖南大学关防（公章）及校长专用章，省府决议通过了《湖南大学组织大纲》，明确规定“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本部设于长沙岳麓山”。他还根据在明德办商科的经验，为湖大的发展，及其后杨卓新、曹典球相继接任后，突破当时全国高校排除商科的范式，重新恢复商学系、招收商学新生，准备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纵然胡元倓的一生，主要与明德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也是研究湖大商学史乃至中国商学史不能绕过的奠基式人物。当我们走进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一楼大厅里陈列着他的头部雕像，作为教育后来的历史见证。

他与倡言“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曹典球一样，都是湖大商学百年传承的先驱，而其磨血办学、教育兴邦的经历和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校舍虽焚，精神犹存。”此为其在抗战期间，明德校舍被毁后，他的一句经典话语。而今我们重温，依然可以说：先贤磨血，精神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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