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交部副部长：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每年从香港拿走了上千亿

在自己的自传《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中，原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谈起了香港回归之前中英的谈判。

当时英国显而易见地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归还香港的诚意，中方外交人员因此做了大量幕后的材料准备工作，其中就有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每年从香港拿走了上千亿之多。

如今有些香港的年轻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只觉得是因为英国香港才发展成为亚洲经济中心之一。

他们没看到的是，在英国“租界”香港期间，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始终是二等公民，受人歧视；彼时香港发展的红利，也大都落入了英国人手中，中国人连半分都未分得。

回顾英国逐步侵占香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尽管英国是在1898年6月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提出“租借”香港一事，但英国对香港的实际占领自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就已经开始了。

《南京条约》割出了香港本岛，英国人在实际执行中将九龙和新界合并其中；1856年的《北京条约》再割九龙司地方；在《展拓》中，原本只有一岛之大的香港，被贪得无厌的英国人强行扩大到了九龙半岛，外加附近的两百多个岛屿。

仅就一点来说，香港便提供给了英国非同小可的利益：一战之前，香港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唯一一处海军基地。

因当时的大英海军还荣膺着“世界第一”的威名，因而在香港建起基地后，英国人擅自将长江流域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

驻港英军

自1841年开始，英国便在香港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由英女王直接任命的香港督察成为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君主”。

从1842年的首任港督璞鼎查开始，直到1997年末任总督彭定康离港，155年间，这个“君王”的位置上从来没有任命过中国人，也从没有一任港督是由选举产生。

在他们的职责中，甚至不包括向香港民众负责。

诚如鲁迅曾经写下的文字：“（看报才知）今天的香港，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

璞鼎查

歧视华人的行为不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甚至还被写进了法律里。

1843年港英政府实行宵禁，以“盗贼横行”为由限制华人夜间行走，强行命令华人夜间外出时必须“手持灯笼，以便识别”。

这就是在明晃晃地将“盗贼”与“华人”划等号。这一项宵禁规定，直到1897年才被废除。

法律意义上的废除并不等同于真实生活中的平等，这一点想必每个人都很清楚。

曾经香港在法律意义上不准华人与英国人共用包括马场看台在内的公共设施；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港中国人仍不被允许进入外国人的家庭、会所和某些娱乐场所。

1950年，在香港卖土豆的小女孩

对于当地华人地位有多低，中英混血港星黄秋生也有一定的感触。

他的父亲费德烈是港英政府物料供应处主任，退休离开香港后便抛弃了黄秋生和他的妈妈。

黄秋生小的时候曾经和父亲去东方酒店吃过一次饭，当时费德烈叫了一份炒牛河，上来是凉的，第二份换来还是凉的。

费德烈愤怒地将碟子甩到了地上，侍者则不停地鞠躬道歉：“Sorry，Sir！”

当时还小的黄秋生被吓到了，他当时觉得“不用这样吧”。等到他长大了，有社会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时，便觉得当时那个画面“真的很殖民地”。

黄秋生

从黄秋生的经历也能看出当时英国人对香港华人的蔑视：费德烈这样一个在香港娶妻生子的英国人，不仅因退休便轻易抛妻弃子回英国，甚至在儿子黄秋生患病要做手术、黄母打电话到联系他时，要求必须香港方面支付这通电话费才肯接听。

当时的黄秋生只有12岁，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联系自己的生父。

黄秋生父母

香港社会活动家杜叶·锡恩女士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许多欧洲人除了透过被他们称作‘阿妈’的中国佣人了解一些情况以外，对中国人简直是一无所知。……换句话说，‘阿妈’老是要求加薪和干活时善于偷奸耍滑，成了衡量所有中国人的尺度”。

这与如今某个以家庭佣人著称的国家多么类似啊，而今的我们和欧洲人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当时的香港便在同一个地位上。

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那么“先进”的香港，华人童工屡见不鲜。在当时的香港，社会福利援助很少被提供给中国贫困家庭，因为“他们未成年的孩子在做工帮补家计”。

1946年，香港某码头裝卸货物的苦力，这里有很多工人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这个理由让许多穷苦家庭不得不真的让孩子出去做工养家，女孩子们尤甚。

当时香港学校中的男童比例远远高于女童，很多出生于那时的香港女孩，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成人的工作待遇也没有更好一些。因为一些仁人志士的抗议，在港中国人的工作时间由一周七天、每天12小时甚至更久缩短到了每天8小时，但其中加了一个明目张胆的附加条件：任何人都可以自愿超时工作。

不难想象，所有的工厂都会要求工人“自愿”加班。在有紧急活计时，厂主们甚至会将大门锁上，直到工人们忙完为止。

香港底层人民居住的船屋区

可能有反对意见会提到英国对香港的税收政策。

在英国强占香港之初，这里就被定位为“贸易自由港”，因而税收极低，入息税也是在二战之后才正式支出。甚至在1958年后，香港正式取得了财政自主权。

但这能说明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大笔的钱吗？当然不能。

对于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来说，税收一般是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对于将香港视为殖民地的英国来说，它不需要收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大肆从香港搜刮财富。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一条间接的税款之路——英资公司在香港获益后，以税款的形式贡献给英国政府。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香港的巴士直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都规定了必须采购英国货；九广铁路、地铁列车、电气设备也同样都必须是英国货；垄断香港对外通讯的大东电报局、电话公司、国泰航空等等，通通都是英资公司。

交通、通讯等大块民生产业，都被握在了英资公司手中，收益还能少得了？

除了民生性产业的间接收入，英国在香港还有一项数额巨大的直接收入——保卫香港本土的国防开支。

关于这笔钱支出多少，怎么支出，1947年至1957年的香港总督葛量洪同英国财政部之间扯皮了很久。

葛量洪

葛量洪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硬生生拖到英国内阁决定全球收缩军队规模，以此为由将原本要求的一千六百万港元“保护费”砍了半。

1956年香港政府总收入4.54亿元，相当于拿了1.75%出来“孝敬”伦敦。

为什么香港总督要替香港争取财政权，是为了建设香港吗？可能有这方面的表面原因，但最终原因还是为了将钱都塞进自己的腰包里。

上世纪香港贪污腐败之严重可谓举世闻名，其中更有时任香港总警司葛柏被查出名下拥有超过430万财富。

葛柏

在杜叶·锡恩的书中，她将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称为“罪恶的天堂”，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香港的印象：富有，新潮，但犯罪率极高。

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男人举着横幅出现在香港大街上，横幅上写着，他曾经帮助抓到一些劫匪，但后来却被劫匪抢了。

这些劫匪在法庭上被指控犯了伤人罪，却没有被指控抢劫，因而判刑很轻。这名年轻男子觉得很委屈，便用横幅把警署围起来求一个公道。

杜叶·锡恩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张太太遭到了一名邻居的殴打后向警署报了案，警署让她去指定的诊所检查，但诊所的人却告诉她她身上没有伤。

看着自己骨折的手指，摸着明显疼痛的眼睛，张太太气不过地到警署要求换一家医院检查。这次她去了伊丽莎白医院，医生也如实记录了她的伤情。

但是，一名警察在她离开医院之前公然表示，只要张太太愿意给他一些钱，他可以帮忙“搞定”这个案子。

已经是受害者的张太太愤而拒绝，但几天后的法庭上，她发现那张真实记录她伤情的诊断书被替换为说她没有受伤的诊断书，且诊断书的日期被篡改了。

法官指责她说谎，并撤销了这个案子。

当杜叶试图帮助张太太打官司的时候，一名英国高级警官用“疏忽”解释了这个错误。而当杜叶进一步要求警署为此向张太太道歉时，警官表示：就算警方没有出具错误的诊断书，那名邻人也会摆脱罪名，结果不会变的。

杜叶锡恩

显然，这是因为张太太没有给警署一定的“小费”。从这个案件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香港腐败到了什么程度。这样腐败的警署，当然会任由罪恶滋生。

葛柏案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震惊了香港全体公众。这名总警司是九龙区警方的第三号人物，曾经获得过英女皇警察服务勋章，受到过英女王嘉奖，在香港极有威信。

他贪污腐败一事在1971年初露端倪，这是因为当时加拿大某部门对一笔存在加拿大银行的存款产生了怀疑。

这笔1.2万加元的存款属于一名叫“卓柏”的外交官，但加拿大方面调查得知，“卓柏”其实是一名香港警察。

身份之间的差异让加拿大开始怀疑这钱的来历，便通过英联邦内部渠道将此事通报给了香港。

葛柏

香港警务处长得到消息了也不会亲自调查，他通知了反贪污室调查此事。而身为第三号人物的葛柏几乎是立刻得知此事，便着手通过各种反侦查手段转移财产，规避调查。

为了逃避惩罚，他甚至使出了釜底抽薪的一招：提前退休。香港警务处觉得只要他退出警界，调查的难度会有所减少，便批准他于1973年7月退休。

就在退休之前，葛柏被暂时停职接受调查，同时专案组首次引用《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解释清楚自己的财富来源。

就在葛柏暂时停职的当天，专案组在他的寓所和汽车上搜出了三本账册和一批与财富有关的文件，这批文件被高度怀疑是受贿记录。

那三本账册的内容已是令人瞠目结舌：总共两百多页的账册，显示葛柏受贿的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和离岛，受贿的行业包括了歌厅、妓院、麻将馆、烟馆等各种黄赌毒场所，受贿所得不少于430万港元。

葛柏

在当时，这样一笔财富几乎是天文数字。

在香港警界拥有非常灵通消息的葛柏得知自己的账册被搜查出来时，知晓自己这次大事不妙，继续待在香港便只有束手就擒。

凭借着自己还没有离职的便利，葛柏捏着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止区通行证，于1973年6月8日买到了一张前往新加坡的机票，又从新加坡逃回了英国。

葛柏自己自认安全了，香港的市民却愤怒了。当葛柏逃跑的消息被公布时，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游行者们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

压力一时间全部来到了时任总督麦理浩头上，焦头烂额的他下达了一道手令，让香港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调查葛柏逃脱原因，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

这种人尽皆知的事情还要调查，显然一是为了拖延时间，消耗市民激情；二是为警察机关找借口。

果不其然，在后来出具的《百里渠报告》中，将反贪室隶属于警察部门，导致反贪机构无法独立办案列为了关键原因，这也使得香港在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

麦理浩

葛柏本人最终没有完全逃脱惩罚。回到英国一年半后，1975年1月7日，他再次被引渡回香港。

当时机场等待了大批记者，为了防止人员混乱给葛柏逃脱的机会，在下飞机之后他被立刻押上了直升机，直接转到中央裁判署。

2月17日，香港维多利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为了表示公平还特意选了一名中国籍法官主审。

然而，葛柏被起诉的贪污款没有430万，而是只有2.5万港元，因为最终人证物证俱在的只有2.5万港元。

所以，葛柏最终只被判入狱四年，其中还加上了他在伦敦受审时的一年。1977年，这名因贪腐震惊世界的总警司就出狱了。

葛柏被抓

香港的腐败和犯罪变好了吗？答案恐怕还不能令人满意。廉政公署的人同样在贪污受贿，同时因警署和廉政公署之间的关系十分特殊，廉政公署常常因为警署的干扰无法正常办案。

20世纪70年代末，大批警察因在油麻地水果批发市场经营中贪腐而受到了检控，当地帮会三合会用大笔钱款贿赂了警察，让警察对该帮会控制的批发市场“放手不管”。

很快，一大批下级警员被定罪入狱，但就当案情涉及到警队中的高级人员时，大批警察闯进了廉政公署办公室殴打工作人员。这样严重的行为，总督却在后来宣布了赦免。

英国殖民时代下的香港警察

除了这些有形资产的掠夺和剥削外，英国在香港获得的无形资产同样是无价之宝：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英国的情报中心之一。

在全西方阵营中，只有英国有这样一个和中国接壤，而且靠近广州这样的重要城市的“租界”，他焉能不好好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之于英国的价值几乎不能用钱来衡量。

香港回归之前，英国对中国的情报机关全部设在了这里，最高峰的时候在不大的香港就有四个情报站同时存在。

香港小西湾，现在的住宅和运动场，曾经是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对中国最大的监听中心；在香港的最高点大帽山上，除了气象设施，也曾有监听站和军用雷达。

即便明知道这些，也有人喜欢用“民主”来粉饰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殊不知香港的民主从来不是英国给的，而是中国给的。

1922年英国爱德华皇储乘坐八抬大轿经过干诺道中

自1843年英国成立了行政局和立法局两个重要政治机构起，之后这里37年没有任何一个华人议员，也从没有有过“民选”这回事。

杜叶曾经这样描述她1951年来到香港时看到的景象：“成前上万的人露宿街头，睡在用纸板搭建的小棚子里，或者山坡的寮屋内。成千上万的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医疗更是几乎谈不上。”

这些都是当时从内地去到香港的人真实经历的。就连她这个英国人，都在1966年忍不住想要到伦敦去游说议员，为香港中国人争取一点点民主。

而当时英国议员给出的回答是：1966年距离1997年租期结束已经太近了，无法实行这样的变革。

20世纪60年代的寮屋

实际上，某些人所“憧憬”的民主，是在1992年才真正开始的。

这一年，在中英两国谈判早已开始的情况下，末任港督彭定康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单方面宣布了“政改方案”，改变了《基本法》规定的间接选举性质，变相扩大了直选名额。

这种改变当然不是为了香港好，而是为了给中国制造麻烦。

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便清楚点明：“鉴于1982年9月与小平同志的会谈没有进展，现在应该发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实现独立或自治，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样。”

1982年，撒切尔夫人与小平同志会谈时正式提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显然，英国的目的只是为了用“民主”留下祸患。而“民主”一词成为西方吹捧的招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培养“二鬼子”这方面，英国政客有相当的经验。

他们先是制造出一批香港本地的“上流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造就一支对英国忠诚的公务员队伍。

当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消息被确定后，这些人便粉墨登场。

一开始，这些人开始鼓吹“自治”，以新加坡为标杆，希望香港“独立”。当发现根本没有这种可能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大肆宣扬英国的建议，鼓吹1997年后香港仍应让英国治理30年。

好在，这些人终究是少数，他们的声音音量也不算太大。

香港回归前，香港青年高兴的走上街头庆祝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部分“二鬼子”便开始恼羞成怒，甚至有人在立法局内公然辱骂温和派为“赤色猪猡”。这群人的立场是如此鲜明，甚至丝毫不加以掩饰。

这一切的争执似乎随着香港回归落幕，但最终阶段的“民主政策”还是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但，也只有那些年轻的、冲动的、容易被蛊惑又不读历史的人，才会觉得英国给香港带来的是“民主”。

诚如香港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卢业樑所说：“我出生在英国殖民时代的香港，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二等公民，那种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卢业樑

英国实际控制香港157年，将华人真正当人看，赋予公民权利的时间其实只有五年。

在此之前的152年时间里，华人都是“二等公民”，是不被允许进入外国人专属场所的、没有法律保证，被贪污腐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一群人。

香港的繁荣是英国带来的吗？不，香港的繁荣是那些在工厂里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12个小时乃至更久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命拼来的。

他们的心血与汗水不仅被英国政府、英国官僚以各种名义搜刮去，填充自己的口袋，还要摆出一副“上帝”的样子，声称自己建设了一个繁荣的地方。

对照这157年的历史，不难发现，英国从没有想过要将香港治理成一个多么先进的地方，更没有想过要好好对待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从军事基地，到交通要道，到情报中心，再到给中国添麻烦的筹码……

香港在英国手中，从没有被当作香港。只有中国，愿意给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耐心，让他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