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 进城》有感：从齐齐哈尔到新加坡

在我童年为数不多关于“遥远”的概念里，齐齐哈尔是一个很清晰的标记。它源于我见过的一个场景，或者根本就是一场曼德拉效应。

那个场景里，一个火车上的人端着一盒泡面从软卧的帐子里出来去接热水，边走边说：从这到齐齐哈尔需要三天三夜。很长时间，那个泡面的气味常常在我脑海里。

在十岁之前，我走过的最远的距离，应该是从盐山县到沧州市，因为有时会去三叔家住几天。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里，我会因为晕车吐的昏天黑地。据说晕车是因为耳蜗太过敏感，那么也就是说，坐车坐的太少。

后来父母带我来到了沧州，从来沧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掉向。某年暑假下大雨，水漫过马路牙子，我挽着裤腿穿着拖鞋走在路上能拾到车牌。

高中的三年，我是住校的。每周只有一个下午在家，而因为某些原因我极大的压缩了这一个下午的时间。一些假期，我也会待在学校刷题。我认识了从那时起就支撑我到现在的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特别好，但对我特别重要。

高考之前，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上海。那是一次集体旅行，长达二十个小时的硬座。那次上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高客车里的汽油和空调的混合味道，以及长达五天的晕车和呕吐经历。那时候的我，面对距离，身体的难受也带来心理上的局促不安。到上海的第一天，闷热以及下过雨后的潮湿，从那以后的十年里我也没机会刷新这个印象。

我大学去了大连，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其实也仅仅一半，因为我爸送我到了天津。我固执地不让他送我去大连，因为这让因为高考失利而痛苦的我更觉得自己的无能。

我自己带着一个行李包，站票到了大连。大连火车站旁边有个地下通道，里面有买烤串的，有算命的，还有男科广告。走下去后会觉得出口的光特别明亮，一如我艰难跋涉才找到学校接新生的车那样。

那年我认识的一个人去了齐齐哈尔上大学，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个人来自齐齐哈尔。这个萦绕着泡面芬芳的地方，终于不再虚无缥缈，也终于不用三天三夜才能到了。

那四年里，只有凌晨的火车从沧州直达大连，所以我在天津或者沈阳转车。每次都是拎着行李出站又进站，并在火车站里耗去所有开车前的光阴。直到毕业那次从沈阳转车，两个小时，我悠哉悠哉地出了站，找了个旁边的饺子馆吃了饭，还找人要了充电器给手机充了会电。那一次，我在特快的硬卧中铺听了车厢末尾的人谈了半夜的话，还有那浸入梦里的烟味。

来新加坡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北京起飞，需要杭州中转。我拎着妈妈和姐姐挑的四十寸的行李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瘸子一样爬上爬下。我从沧州坐火车去了北京，从北京站坐机场大巴去了首都机场，从首都机场到了萧山机场，然后几乎等了整个白天才登机，最终在第三天凌晨三点到达樟宜机场。没有地铁，也没法打车，我在冻死人的空调下睡了一个小时。很冷，也很狼狈，我也终于到达了比齐齐哈尔更远的地方。

至于后来，去圣保罗，去新奥尔良，去洛杉矶，去斯德哥尔摩，无非都是往这个“更远”加了一个比较级罢了。没有那么激动，也没有那么有意义。沧州和大连之间有了高铁，需要六个小时。新加坡到天津的飞机也需要六个小时。我跟我妈说，虽然我越走越远，但是回家都是六个小时，没有太多差别。我猜我妈没有信，我也没有信。

火车变成飞机的差别不大，而那个海关总会觉得是一道巨大的门一样，隔开了漂泊的我和父母姐姐。在新加坡的几年里，如无他事，一年回去一次。回到家里也很少待在家里，就像卫星从远地轨道到了近地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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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或者也终于变得不再恋家。不知有多少人如我一样，外面飘久了不愿回去，家里待久了不愿离开。

所谓家，或许是我们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