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在地化”

【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专题】

编者按

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在海外收获大批拥趸，极大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日前辞世的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就因为对《红楼梦》的兴趣走入汉学研究，以博士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开始了学术生涯。本期专题推出文章回顾百年美国红学之路。研究之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态远非一途。《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在地化”》聚焦传统文化海外活态传播的案例，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域外热度和独特价值。

作者：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

东南亚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中，尤以粤籍的华侨华人为最多。与流行于广东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地区相一致的粤剧、潮剧、外江戏（广东汉剧）成为东南亚粤籍华人中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华族戏剧剧种，与源自福建的“福建戏”相区别，被东南亚华人华侨称为“广东戏”或“广府戏”。东南亚这些肇始于17世纪的广东地方戏从落地生根到发展嬗变走过了风雨几百年，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在地化”现象，成为海外中国戏曲文化生态的重要人文景观。

早在18世纪，中国戏曲的域外传播问题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关注。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汉学家都主要致力于中国戏曲的译介。大概从1970年以后，海外的中国戏曲研究才渐趋成熟和专深，出现了中国戏曲研究的大家，如美国的柯润璞、奚如谷、章道犁，英国的杜为廉、龙彼得，荷兰的伊维德，日本的田仲一成等。国内学者对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问题的关注则稍晚。1928年，陈受颐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十八世纪中国对于英国文化的影响》较早涉及《赵氏孤儿》的海外传播，此后百余年间，更是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力作。伴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推进，中国戏曲在北美、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传播，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相对于北美、欧洲、日韩的中国戏曲研究热，东南亚中国戏曲研究则相对冷寂。自上个世纪初，东南亚各国报刊有很多关于华人圈的粤剧、潮剧、外江戏等戏剧演出的散篇介绍与评价，如1938-1939年泰国《中国周刊》、《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登载了十余篇有关泰国潮剧的评论文章，包括罗恬的《如何制止潮剧的畸形发展——谦献尹声涛先生》、林林的《提供几个促潮剧当局觉悟的办法》以及玉人的《看了〈大义灭亲〉后的话》等。类似报刊评介文章数量众多，但并未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该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学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容世诚教授和新加坡戏曲学院的蔡曙鹏博士。容世诚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展开的有关祭祀与潮剧演剧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蔡曙鹏集编导演多种才能于一身，积极投入新加坡华人戏曲的研究，但更致力于新加坡华语戏曲的改编与推广。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高校博硕论文有力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如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莎雅蒙·乍能叻的硕士论文《“潮州戏”在社会戏剧中的身份：泰华民族特征》（2001）、马来西亚林瑞鸾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潮剧研究——以酬神戏活动为探讨对象》（2008）、新加坡郭坤福的博士论文《新加坡现实主义华语话剧的思潮演变（1945－1990）》（2010）、新加坡赖素春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华族戏曲发展史》（2011）等。

国内较早关注东南亚中国戏曲的学者是赖伯疆，成果有《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1993）、《广东戏曲简史》（2001）。此外，陈骅的《海外潮剧概观》系列论文（1995-1997）、谢彬筹的《广东戏曲传播海外的途径和特点》（1996）开启了国内东南亚华语戏曲研究的坎坷路。潮剧梅花奖演员陈学希编著的《潮剧潮乐在海外的流播与影响》以翔实资料取胜，包罗了潮剧在海外传播的众多珍贵资料。近几年来，亦有各级的专项项目研究，如2014年沈有珠教育部项目“近现代粤剧海外传播研究”、2019年康保成教授结项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新加坡藏“外江戏”剧本的搜集与研究》等，研究成果非常令人期待。

对中国戏曲的域外传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戏剧史，如原始戏剧、宋元杂剧、明清传奇，集中于经典作品经典作家的研究，关注范围主要集中于北美洲、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近代地方戏域外传播的研究则比较薄弱，且关注焦点主要是京、昆为主，对非英语世界的东南亚地区华人戏曲则关注更少。东南亚的华语戏曲研究从20世纪末的零星、冷寂，到近几年成果的逐渐精深，研究队伍相对齐整。此一现状表明，东南亚华语戏曲研究这一领域，已经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的认同一直是跨学科关心的主题，而承载宗教信仰、娱乐、乡音的家乡地方戏某种程度上成为族群意识、族群认同相当重要的指标。东南亚华语戏曲存在的重要性和研究的价值自是不可忽视，但其作为海外华人的文化仪式的价值，曾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学界主流视野之外。前辈学者或同行筚路蓝缕，着手拓荒，不过他们的考察侧重于福建华侨与福建剧种。广东戏中潮剧研究相对集中，粤剧、外江戏研究比较薄弱，将粤剧、潮剧、外江戏作为广东戏的整体探讨与粤籍华人华侨关系的研究，仍然付之阙如。类似散篇单论的单一剧种的研究，不足以体现广东地方戏在数量与影响上占绝对优势的粤籍华人华侨生活中的地位和应有的学术关怀。就此而言，广东戏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嬗变问题的探索，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在地化”问题的考索，具有三个层面的重大意义。

从戏曲史的意义上看，东南亚粤地地方戏研究是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从大量的华侨资料、民间家谱、族谱、方志、文人笔记等相关历史文献入手，对粤剧、潮剧、外江戏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戏传入东南亚的路线、分布等进行严谨认真的梳理，追溯这些华语剧种如何传播、在他国的政治文化空间中如何艰难地自适与调整，对他国的文化艺术、人们生活有何影响，进而讨论广东戏传入东南亚的历史源流与发展，将是对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发展轨迹尽可能做宏观的历史把握的必要工作。在此基础上，对粤剧、潮剧、外江戏三个有代表性的广东戏剧种做个案研究，梳理它们在东南亚各国的演出与受众接受情况、戏班经营、剧本剧目和唱腔音乐的接受与改编、舞台语言的改造、报刊剧评等史料，对它们在东南亚的辉煌与没落、发展与嬗变做专题的考察，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揭示各自发展与嬗变的过程、特点和规律，考察所在国的政治与文化艺术政策对各剧种与各族群华人华侨生活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均有助于推进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就华侨史研究角度而言，家乡地方戏之所以能在东南亚华人圈中广泛流行，源于这些移民在异乡酬神祭祖的文化仪式和心灵慰藉的需要。考察广东戏与粤籍华人华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关系，考量华人华侨在面对家乡戏作为意念家国的载体与融入他国的矛盾下，内心的追寻或背离。无疑，从家乡带来的地方戏能在东南亚各国传承、存活，是因为它们在新的流行区域中获得新的不可取代的各种功能，包括祈祷祭祀的宗教功能、文化认同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族群凝聚功能等。如能从发生环境、发展的社会条件及其生存的人文背景等方面，做深层的调查、分析和探讨，挖掘粤剧、潮剧、外江戏为代表的广东戏在东南亚赖以生存发展的宗教、民俗、仪式等客观的社会基础条件，并结合各国文化特点、华人华侨的心理变迁，揭示其可能发展的趋势，将极大有益于揭示华人华侨的日常文化艺术生活，了解华人华侨丰富而深层的精神世界，从而推动华侨史相关领域的研究。

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社会，是广东地区的戏曲生态、族群生态、语言生态等在东南亚他国的生存与自适。以粤剧、潮剧、外江戏为代表的广东戏东南亚“在地化”，这一重大文化现象与精神存在，是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范畴。从民族文化传播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着眼点考量，勾勒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在地化”历程，不仅可以揭示其与他国文化政策、侨民心理变迁的关系，展示其艺术本体价值，反思作为移民艺术的历程、经验与教训，有益于考察“全球化”语境下重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意义，更有助于推动海外汉学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进一步说，东南亚地区家乡地方戏的展演，代表家国意念的精神家园意味的文化仪式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作为娱乐方式的欣赏价值，广大侨胞也能由此获得心灵故乡的中华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必然是对我国乃至广大华人华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与深入研究的需要，更是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构建人们对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现实情感和文化心理的认同的需要。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3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