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参加革命，50年杳无音讯，妻子临终向党提出：寻找自己的丈夫

#追寻先烈足迹#大家都知道，前苏联出版过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里面有一个英雄人物叫保尔，中国也有一个叫“保尔”的共产党烈士，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1934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老刘”被国民党逮捕。敌人知道他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想从他的身上得到更多的共产党机密，就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凶狠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他的手指甲内……“老刘”疼得昏迷过去，醒来后，不说，就继续钉，直到十根竹签全部钉完。

这还没完，“老刘”虽然疼痛难忍，但他什么也不说，残忍的敌人竟然又往他的脚指甲里钉竹签。

“老刘”折磨得不知昏迷了多少回，全身上下被敌人毒打得是伤痕累累，但他就是什么也不说。

敌人没有办法，只好上报给南京。蒋介石签发命令，将“老刘”押解到位于南京雨花台的“中央军人监狱”。

在这里，想劝降“老刘”的说客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每个人都“真心”劝“老刘”不要这么执迷不悟，只要招了，蒋委员长一定会给你个大官当，荣华富贵都有了，何乐而不为呢？而“老刘”面对这些所谓的“良言”，只是轻蔑的一笑，就不操理他们了。

敌人看劝说不行，又开始对“老刘”用刑，他们想用这些严酷的毒刑，来折磨“老刘”的肉体和意志。

他们这回更毒：给“老刘”的伤口上浇盐水，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他的大腿和小腿，一直到皮开肉绽，而后再用烧红的烙铁烫其胸脯和肚子……敌人把能想到的毒刑都用遍了，可最终他们的企图还是失败了。

“老刘”因为被敌人一直毒打，伤势过重，牺牲在监狱里，时年35岁。“老刘”一直到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对不起党的字。

这个“老刘”的烈士，真名叫许包野，“老刘”是他在河南当省委书记的化名，他还有一个化名，是在当江苏省委书记时用的名，那个名字叫“保尔”。

许包野1900年出生在泰国，父母给他起名叫许金海，大概是父母希望他长大后发财致富成为侨民中的富商。

他七岁时，一家人搬回了广东澄海老家。幼年时许金海就进了私塾读书，后来又进了新式教育的澄海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许金海热血沸腾，决心要用自己的努力，去为国家做些事情。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正在组织招考赴法留学的学生。许金海听说后，立即报了名，改名“许包野”，意在雄心与志远。

许包野以汕头第三名的成绩，成了公费留法学生。

许包野留学，本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可是在法国，他遇到了中国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

这些人对许包野的影响很大，加上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正风靡一时，尤其是在留法的进步学生中广为传播。

当时，《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在留学生中广为流传，而且当时他的专业是哲学和法律，也需要学习这类书籍。

许包野对这些书籍阅读和研究后，思想发生了变化，觉得以前自己救国的想法有些“幼稚”，真正能救国的，应该还是现在接触的共产主义。

当然，此时的许包野只是心里对共产主义有了认可，而最后让他完全下定决心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后来又认识了一个人。

1922年，周恩来等在巴黎成立“少共”，此时的许包野在德国哥廷根的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兼修军事学。

1923年10月10日，一个偶然的机会，许包野遇上了一位军官，也是中国留学生的朱德。

朱德的成熟和稳重，让许包野觉得他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俩人经常来往，在一起谈革命理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许包野下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在这一年，朱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朱德自己则是由周恩来秘密介绍入党的旅欧支部负责人——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驻德支部执委。

其后，许包野开始加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

1925年初，朱德去了苏联，许包野也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到维也纳继续完成哲学博士学位。

次年，许包野获得哲学和法律“双博士”学位，按照组织安派，他去了莫斯科，在专门培养革命家的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国班”任教，同时还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

许包野在国外待了11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应共产国际要求，他带着哲学和法律两个博士学位以及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执教资格的“红色教授”等名誉，秘密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他先回到了澄海，与分别多年的家人团聚，看到牙牙学语的儿子已经长得和自己一样高了，而曾经年轻漂亮的妻子鬓角都露出了丝丝白发，他感到愧对家人，可为了革命，他又不能和家人长相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抓紧这段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尽自己的所能让家人快乐一些。

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那样短暂，仅仅过了半个月，就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到厦门组建地下党组织。

许包野含泪离开了家人，前往厦门。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许包野化装成一名海员，先乘轮船到了新加坡，再转至厦门。

由于当时形势十分严峻，与他接头后的同志不敢相信他，好在他的弟弟许泽藻（共产党员许依华)正好在这里工作，同志们这才相信了他。

由于交通不便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无人能证明许包野是党派来的市委书记，直到半年以后，厦门和苏区的交通线恢复以后，许包野才正式开始了工作。

他的工作能力非常突出，他在厦门工作了两年多，不仅在白色恐怖中恢复了厦门党组织，而且在厦门发展了17个支部，150多名党员；厦门中心市委所属的闽南地区十多个县、市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正是这支力量，让厦门和闽南地区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4年6月，组织上鉴于他的工作能力非常优秀，决定派他到形势更加恶劣的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疯狂的搜捕共产党，党的许多秘密联络点都遭到破坏，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成了可耻的叛徒，甚至有些人叛变后，又被敌人重新派回党内，若无其事地“继续革命”，这些叛变者有时装得比革命者更“马克思主义”。

地下工作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借用这种关系，有的叛变者就假冒自己是中央或上级新任命的“某某书记”，既骗下级，又骗上级，稍不留神，党组织就被“一窝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包野来到了上海。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保尔”。

和“保尔”接头的是当时原江苏省委秘书长杨光华。杨光华也是个老革命了，他是湖北人，参加过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曾在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任党代表、在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任书记。后调到上海互济总会工作，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许包野和杨光华商量后，决定实行“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组织方案，即杨光华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宣传部长只知道书记“保尔”的家，书记“保尔”只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部长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

由于措施得当，加上许包野、杨光华和同志们的一起努力，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

1934年9月，河南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野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

化名“保尔”的许包野在上海工作了三个月后，来到了河南，不过，这回他不叫“保尔”了，他改名叫“老刘”。

许包野的行动是秘密的，可是没想到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已经注意上他了，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敌人包围了接头的旅馆，许包野寡不敌众，被敌人抓捕，最后被敌人毒打致死。

许包野烈士妻子写给当地政府的信

远在老家的妻子——叶雁蘋知道丈夫参加革命，但具体在哪，她一直不知道，许包野已经牺牲多年了，她还以为丈夫在某个地方在为革命工作，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仍不知丈夫去向……

没有人知道“许包野”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个“保尔”的省委书记，在河南，许包野化名“老刘”，而且工作时间不长就被捕了，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了。

澄海老家的叶雁蘋，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白发鬓鬓，也没等回丈夫的一点信息。

1982年，她重病在身，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她向组织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

当地政府和党组织把这件事当成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去做，他们给江苏、福建、河南等省市发出信函，让他们帮忙调查许包野的情况。寻找叶雁蘋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

1985年，经过几个省市的联合调查，终于证实当年上海的“保尔”就是许包野。

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

苦等了丈夫52年的叶雁蘋，终于心安了，她想去现场再看一眼丈夫，却因为病重，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几个月后，她与世长辞，终于和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去团聚了。

许包野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最后说几句，许包野是革命队伍中，海外学习时间最长（11年）、学历最高（双学位博士）、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奥、西班牙等多国语言）的一位革命者。

向先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