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由清华赴德留学，乔冠华一年半写完论文，季羡林为何花了六年？

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毕业后，他回母校省立济南中学当了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员。

1935年，季羡林报考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被录取，当年9月，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与他一同前往德国的还有哲学系毕业的乔冠华。

在德国留学的季羡林（左）

不过，仅仅一年半之后，乔冠华就写完了哲学博士论文，并于1937年回国。

而季羡林却费时六年才写完博士论文，直到1946年，35岁的季羡林才学成归来，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而此时的乔冠华，已投身抗日工作和革命多年，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助手，担任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这二人完成博士论文的早晚差别，一来是读书章法不同，乔冠华个性特立独行，读书往往“独观其大略”，但求宏旨要义，而季羡林却“务求其精熟”，讲究求真务实、“考据与义理并重”；二来，是性情有异，乔冠华外形高大俊朗，活跃自信，擅长外交、热衷社会活动，一心要早日完成学业，投身火热的社会事业，而季羡林是个内向拘谨的老学究，最擅长攻书，因此，他反复考虑后，终于决定长期坐冷板凳，扎实做好“真学问”，留下“历史上的地位”。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二人也确实是求仁得仁、殊途同归，都尽情展现了自己的才识抱负，先后名满天下，可见，他们当初的自我定位和个人规划都设计得非常精准，攻研学术，一快一慢，尽现人生智慧。

1、季羡林笔下的乔冠华：旁若无人、好大言

乔冠华比季羡林高一年级，算是他的师兄，但却比季羡林小两岁，是清华大学1929年学生中最年少的，高中一毕业就考入了哲学系。

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后，与同一年入学的胡乔木成了好友，来往密切。胡乔木和乔冠华一样都是江苏盐城人，都用笔名“乔木”写文章，人称“盐城二乔”，由老乡而成为好友，如此一来，季羡林也就注意到了乔冠华。

青年季羡林

胡乔木和季羡林的性情有相近处，都治学严谨、稳健，二人外表看起来“土”味十足，一副老学究模样，不引人注意。

而乔冠华就不同了，他从小特立独行、旁若无人、自信心爆棚，因聪明好学在初高中都跳了级，16岁考进清华，人称“苏北神童”，他曾自诩“天下文章班（班固）、马（司马相如）、乔”，再没第四人了。

左为乔冠华，右为季羡林

在清华园时，乔冠华的志趣还是治学，除了哲学外，他精通诸子百家、纵横古今中外，懂得多国语言，最喜欢收藏世界地图，养成一种独特的业余爱好，一张张满布几十万个城市、港口、岛屿地名的世界地图，乔冠华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为其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了学哲学，乔冠华也认真攻读了德语，据季羡林在《留德十年》回忆，当时的乔冠华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公众场合的：“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

乔冠华后来称自己在清华园的时候还是“百分之百的书生”，“是一个书呆子”。

这一点也得到季羡林的认可，季羡林到德国柏林后，与乔冠华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一起上课、吃饭，甚至睡在一起，他说：“我们都是书呆子，念念不忘逛旧书铺，颇买了几本好书。他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往来，同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无共同语言。”

刚到德国的时候，季羡林与乔冠华都是清高贫寒又具有名士派的书生，但二人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巨大变化。

青年乔冠华

季羡林眼中的乔冠华“人还不坏，好大言”，乔冠华的个性比较洒脱旷达，缺乏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绝不低调稳健，固然有其魅力四射的一面，但在传统的世俗社会里，未免算是个异类，不懂得韬光养晦，因此他光上中学就被开除三次，1933年，乔冠华从清华毕业后去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很快又被驱逐出境，李克农就曾劝告他：“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但乔冠华毕竟是优秀的，与个头中等、其貌不扬的季羡林相比，他身高1米83，外貌俊朗、为人豁达、经历丰富多彩，敢作敢言，行动能力强，不甘寂寞，这也决定了他后来走出书斋、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著名外交家。

2、不满官二代留德生，“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

季羡林虽然在清华是学德语的，却是哑巴德语，与乔冠华初来柏林，都无法熟练地用德语交流学习，因此，二人读了一段时间的语言学校，在这段时间，他们认识了不少留德学生。

当时，德国是世界军事强国，国内不少权贵、军阀都把子弟送到柏林留学，如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就读于德国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当时在德国读政治经济学，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有亲戚在德国留学。

与这些专门学习外交、政治、军事的“官二代”比起来，季羡林、乔冠华学的专业很冷门，一个读梵文，一个读哲学，均不受人重视。

左为乔冠华，右为季羡林

“官二代”们镀完金回国后，早就有安排好的肥缺位置等着他们，飞黄腾达可期。而季羡林早年丧父、靠叔父养大成人，留德期间由婶母摆小摊养活一家人，清华毕业后曾当中学国文教员，经济濒于破产之际才突然得到这个留德机会。乔冠华虽然家境稍微富有一点，父亲也只是盐城乡下的一个小乡绅，无官无职。对此之下，二人感到自己一身才气，却无用武之地，不知将来前途在何方。

同时，和“官二代”们相比，他们在柏林的生活囊中羞涩、捉襟见肘，只能相互安慰取暖。

当时汪文婴在德国留学时，曾向厂商订购与希特勒同款的劳斯莱斯轿车，后来没有遂愿，便买了一辆限量版的奔驰车，花重金改造，在柏林招摇过市、惹人注目，而其他权贵子弟也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整天下馆子跳舞，却不肯认真读书，这让季羡林与乔冠华更感到命运不公。

留德时的季羡林

对此，季羡林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到了德国后，看到许多离奇古怪的留学生，他们简直不念书，昨天乔对我说：‘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真的，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他们不但空空如也，且骄气凌人，非常令人讨厌，非干一个样不行，不然简直辜负了这两年时光，也对不住自己。”

此时，德语补习班已经告一段落，乔冠华去了图宾根大学读哲学，而季羡林则选择了哥廷根大学读梵文。

临别之际，两个才气横溢却无法拼爹、自感没有出头之路的穷书生互相告诫勉励，相约有所作为。

3、听说乔冠华提前写完博士论文，季羡林心中纠结

1936年，入读德国图宾根大学后，乔冠华不甘心只当“书呆子”了，当时国际风云急转直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意图明显，关心国运的他积极前往柏林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还“不务正业”地钻研起军事科学，和来自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一起认真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三册《战争论》，并自学了很多欧洲战争史与军事地理等书籍，对着他了如指掌的世界地图，反复思考当时乃至日后整个世界的战争局势。

乔冠华与妻子龚澎

1937年初，他与留德同学一同创办了油印刊物《抗战时报》，与胡乔木一样走上了抗日图存的道路。

1937年2月19日，季羡林收到乔冠华寄来的明信片，得知乔冠华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此时，他们到德国刚刚一年半，乔冠华只在大学里攻读了一年，就速战速决地完成了学业，堪称奇迹。

乔冠华与龚澎

收信后，季羡林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有些嫉妒，又有些不屑。

第二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两天是我思想最痛苦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生平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种Inferiority complex （自卑）。我总觉得我应该比别人强，应该比别人先走一着。倘若别人比我先走了，我就不痛快。昨天听到X作了考试，心里就立刻不安起了。倘若我这样骗，也可以骗到手，但自己又不。然而别人骗到了，却又不痛快，这矛盾我不能解决。其实一个考试也算不了什么，我自己所要的是真学问，是历史上的地位，然而话虽这样说，心里终于仍然不痛快，我要随波合流骗一骗回国呢？还是立稳脚跟求真学问达到自己的梦呢？最后还是第二个占了胜，于是心境泰然，到现在我才知道成圣成贤全在一念，然而这一念却并不容易得到啊！”

季羡林与德国女友

乔冠华在大学本来就是学哲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庄子的《逍遥游》，对于德国哲学界来说是比较新鲜的题材，因此论文一下子就通过了。

而季羡林原来是学西洋文学的，进了哥廷根大学之后，他对研究方向还是犹豫不决，直到半年后才决定研究梵文，完成博士论文，此时仍涉猎不深，当然不可能产生创见，短时间写出论文了。

他内心自视甚高，认定乔冠华这么快写完论文是在捣浆糊、胡弄洋人、骗取学位，在日记里批评了乔冠华一通后，季羡林心底也就平和多了，认为只有多坐几年冷板凳，才能找到真学问，获得“历史上的地位”，也就安心在书斋读书了。

4、出世入世，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

事实上，乔冠华并没有把德国博士学位放在心上，国内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他听到了大时代的召唤，一心要以救天下为己任，再也不想埋头在故纸堆中。七七事变后，已经通过论文答辩的乔冠华决意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证书，回国投身抗战。

1937年11月18日，乔冠华前去哥廷根，向季羡林辞行，季羡林听到乔冠华的决定，内心又生出万千感慨。

中年乔冠华

他羡慕乔冠华的决绝，也“恨不能立刻飞回故国，在那一个大生命里活一活，不管这生命带我到死或生”。

此时，大片国土沦陷，留德的热血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季羡林感到“一走到街上，我仿佛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大问号，问我为什么不回国去打日本。”，让他“简直恨不能地上生个洞钻了进去了事”，可另一方面，季羡林也清醒地洞察到，他手无缚鸡之力，更缺乏搞社会活动的能力，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报国，因此，平静下来，季羡林理性地考虑到，他就这样放弃学业回国，施展不了太大的能力，还不如咬紧牙关精读梵文，细梳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打通东方文化之间的壁垒，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在异国他乡的孤寂生活中，季羡林日以继夜地精研学问，并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讲师来糊口，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以五个优的成绩通过答辩，并在哥廷根大学任教。

中年季羡林，在国际研讨会上

乔冠华从法国辗转回国后，彻底打消了做“纯学术”的念头，他先是在香港《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发表政论和国际评论文章，接着创办了“中国通讯社”，1941年又拟出任新加坡《文汇报》主笔。

香港沦陷后，已是共产党员的乔冠华只身来到重庆，任《新华日报》国际新闻主编，毛泽东曾称赞乔冠华的文章“可以顶得上几个坦克师”。

后来，乔冠华与同样才华横溢的龚澎结婚，走上了外交道路，1946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建国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1971年，身为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在联大会议上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而开怀大笑的经典照片登上世界各国报纸，见证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

“乔的笑”

而季羡林则在1946年归国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依旧埋首书斋。

归国之后，季羡林与乔冠华的交往不算密切，季羡林曾称赞乔冠华“没有架子”，他偶然邀请已身为高官的胡乔木与乔冠华来北大讲学，二人一请必到、绝不推辞，而乔冠华无论后来如何沉浮，季羡林都视他为友。

晚年季羡林与乔冠华

文革中，季羡林被打入牛棚，当门房多年，他在门房里日夜读书，翻译出了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文革结束后，季羡林的一本散文集《牛棚杂忆》，以其散淡优美的语言、富有思辨力的文笔而畅销全国，此时，年过六旬的季羡林，已经著作等身、弟子遍天下，很快以国学大师、学界泰斗的身份驰名于世。

晚年季羡林

无疑，这二人都是卓有成就的，没有庸庸碌碌度过一生。

作为才识过人的平民子弟，他们缺乏与生俱来的平台和人脉，无法与那些在德国镀金的官二代相提并论，但二人均以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成功的规划：一个火速完成博士论文，以求尽快入世、投身革命洪流、尽显横扫千军的笔力、书生报国；一个衣食寒窘、三餐不继仍静心埋首书斋以求真知，以出世的姿态钻研冷僻学科，竟令寒灰更燃，为往圣续绝学。

知人者众，自明者寡。

而乔冠华与季羡林却都是罕见的自知者，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清醒地审视出了自己的长处与短板，从而扬长避短，尽情发挥所长，也收获丰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