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

陈季冰/文 在看待国际关系时，许多国人经常本能地认为，这个险恶的世界不处处与中国为难和为敌就很好了。然而，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以后，有一个国家凭着它满满的善意和贴心，博得了中国国民发自内心的好感，这个国家是日本——当今世界上我们似乎最不可能感谢的一个国家。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崎岖路，长情在。”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

当贴着这一句句修辞恰到好处、情感暖人心脾的诗句的一箱箱捐赠物资送达中国各地时，东邻人民的一片片心意瞬间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了屏。也许是受到了民间情绪的感染，就连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都在2月4日的网上例行记者会上用“铭记在心”四个字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日本社会各界和日本人民的“衷心感谢”。

稍后，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2月1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随笔，再次表达了中国对日本的诚挚感谢。在这篇题为《邻里之道，守望相助》的文章里，孔铉佑大使十分动情地回顾了中日两个东亚民族在过去1300年里的友好交往，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和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期间两国人民间展现出来的患难与共的情谊。读罢令人心绪难以平静——“前两天，一位14岁日本女孩在初春寒风中身着红色旗袍为中国抗击疫情募捐，她的身影再次温暖了我们的心。”

一

正如孔大使在文章里说的，疫情发生以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外相茂木敏充、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齐藤铁夫等党政要人在许多不同场合表示过相同的意思，在中国发生的疫情如同自家亲戚和邻居生了病一样，日方愿向中方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

日本政府紧急调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当前中国紧缺的物资装备，通过包机运往武汉等地。东京、大分、熊本等日本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应急储备，及时向中方捐助急需物资。日本企业、社会团体和民众也纷纷慷慨解囊，向中国雪中送炭。

早在2月份的第一周、中国各地尚在延迟的春节假期中时，三井住友、瑞穗银行、三菱UFJ等三家日本大型银行就陆续在中国、特别是湖北地区推出专项贷款，向受疫情影响严重及从事口罩等医疗用品生产和物流业务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给予降低利率、简化办理手续的特别优惠。

三井住友银行在华专项贷款的第一期总额度就高达50亿元人民币，它还允许受疫情影响的中国企业延期偿付到期贷款或者延长贷款期限，并向中国捐赠了20万个口罩——这批口罩并非在中国购买，而是特地从日本运来的。

佳能、泰尔茂、住友制药、Miraca控股等日本制药厂商和医疗器械企业直接向武汉的

同济医院以及当时尚在建设中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家医院捐助了大量救治病患急需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其中包括价值数百万元的CT机、移动心肺仪（ECMO）、体温计、血压仪、防护服、医用口罩、护目镜和消毒液等。

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信息，截止到2月7日，日本国内（不包括在华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各界累计捐赠的各类医疗防护用品就已达数百万件，捐款金额更是超过了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仅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向中国捐赠了超过100万个口罩以及数万件手套、防护服和护目镜……

2月10日，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宣布，将从自民党国会议员3月的经费中统一先行扣除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8元）。加上其他党员中的捐赠，预计可募集到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7万元），作为执政的自民党向中国提供的支援资金。钱不多，但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冬季里，这条新闻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财物有价，真诚待人的心是无价的。

从东京的商业街到大阪和京都的药妆店，到处可以看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标语在风中飘扬，东京晴空塔专门点亮了红色和蓝色，为武汉和中国抗击疫情祈愿；日本各级政府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告诫国民，不要听信和传播因这次疫情引发的针对中国人的诽谤中伤；还有日本学校特地给学生家长写信，请他们一起教育孩子们，这种时刻，尤其不要带着恶意去谈论中国和武汉。

……

我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忆起2020年之初的这段艰难日子的时候，会不会仍然记得来自我们东邻的这真挚的点点滴滴？如果有一天他们也遇到同样的不幸和艰难时，我们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今天对待我们这样对待他们？

二

需要我们拿出回报的日子也许并不会太远。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自身的形势也不妙。

日本是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以来除中国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截至2月20日上午，已有706例确诊（当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是患者人数第三位的新加坡的8倍多。有些日本专家认为，从最近几天的态势来看，日本国内出现疫情扩散的威胁日益迫近。

2月8日，第一位日本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一位在武汉工作的60多岁日本男性，1月16日开始发病，在武汉当地医院病逝。在1月底随日本撤侨航班返回的日本人中，有12人被确诊感染。到2月13日，神奈川县一名80多岁女性患者死亡，成为日本国内首例死亡病例。她没有到过武汉和中国，很明显是在日本国内受到感染的。

那天之后，神奈川，东京、千叶、和歌山、北海道等地陆续出现多例暂时“无法追踪感染途径”的“新冠肺炎”患者，感染者分布的地区已扩大到10多个都道府县。

包括WHO及日本传染病学会的一些权威专家据此警告，日本目前可能正处于“疫情扩散的开始阶段”。 未来是否会发生大面积的疫情爆发，或许取决于2月中以后的一两周。他们呼吁日本必须提高警戒，加强应对。2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相关专家会议后，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对媒体说，“情况与此前不同”。日本政府现在认为，疫情未来在日本国内蔓延的概率是很大的。

看来，日本自己也已经到了必须为疫情扩散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自“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以来，2月3日停靠横滨港、从2月5日起被孤零零地抛在港口外海上接受14天隔离的“钻石公主号”（Diamond Princess）邮轮，就成了武汉之外全

世界目光的第二个焦点。对于船上的游客来说，这次本来应该舒适惬意的“亚洲之旅”变成了一次地狱般恐怖的孤岛囚禁。

这艘豪华邮轮隶属于美国嘉年华集团（Carnival），悬挂英国国旗。自1月20日从横滨出发之后，途径鹿儿岛、中国香港、越南、中国台湾和冲绳，2月3日晚间返回横滨时，船上的乘务人员和乘客总共有3711人。旅客中一半左右是日本人，其他乘客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两岸三地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1月25日在香港下船的一位80岁男子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它航行到横滨之后就被日本政府禁止船上人员下船。

在随后10多天里，我们每天都会从媒体上得知船上的感染者不断增加。少的时候一天新增三四十人，多的时候一天新增六七十人。2月11日那天，甚至一名登船检疫的日本卫生工作者也被确认感染。截止到2月19日，在日本有关方面已经完成筛查的3011名对象中，累计发现621例，阳性率超过1/5。而且，2月19日，这艘船上的感染者中还第一次出现了2例死亡病例，他们已下船，被送进医院后不多久便不治身亡

目前这艘船上有约一半被检测出受感染的人无症状，这大概是唯一值得庆幸的消息了。

虽然日本政府对“钻石公主号”的处理方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但却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国际舆论的猛烈批评。有人甚至夸张地说，这件事情是日本政府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不作为的一个“教科书范例”。

首先，就连一些日本专家都质疑像这样的隔离实际上是在扩大病毒传播的风险。因为游轮这样的封闭空间（绝大多数乘客住的不是单间，船舱多是4人间）大大加大了病毒感染的几率，不如让船上所有人第一时间迅速撤离，在其他条件更好的地方分散隔离。这凸显了负责应对此次危机的厚生劳动省与出入境管理及法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配合，也反应了日本政府迟迟未能就这次的“新冠”疫情达成必要的共识和应急协调机制。

其次，许多人追问：日本为什么不快速对船上的所有人进行病毒检测？日本方面就此发出的信息是含混不清的，包括官房长官菅义伟等多名高官曾表示，没有能力对船上的每个人进行检测。但有人反驳说，如果是像中国武汉那样的医疗资源不足问题，日本为什么不立即寻求国际援助呢？这本来就是一艘乘客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国际邮轮。再说，如果是这样，就更不应该将几千人隔离在船上了。

此外，日本负责处理“钻石公主号”事务的相关部门也没有举行定期的对外新闻发布会。船上又是有WIFI的，被隔离在船舱内的乘客在焦虑无聊中一刻不停刷着媒体上的相关新闻和社交网络上的帖子，而他们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人则每天都急切地与他们联系……这种信息状况致使各种揣测和谣言满天飞，让人们更加心神不宁。

但是日本方面似乎也有许多苦衷和委屈。这艘邮轮的“船籍”属于英国，根据国际法，能够对它行事主权的是英国政府，日本政府对它既没有管辖权，相应地也没有保障义务。如果严格照搬国际法，日本原本甚至是可以拒绝它在日本靠岸的。事实上，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么做的。另一家美国公司——荷美邮轮公司（Holland America Line）——运营的悬挂荷兰国旗的“威士特丹号” （Westerdam）就遭遇了这样的待遇。该船自2月5日驶离中国台湾之后，找不到能靠岸的港口，在海上漂流了一周多时间，直到最后被柬埔寨接纳。

不过，这种说辞也有难以启口的短处。毕竟“钻石公主号”上约一半的乘客是日本公民，而且它从日本启程，返航日本，要求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来照顾它，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政府在处理这次危机时显得软弱无力。

2月17日一早，美国政府已派出两架包机，将船上约330名尚未发现症状的美籍公民接回美国。据报道，乘坐该游轮的近400名美国人中，有44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将留在日本治疗。

由于隔离时间已满，2月19日，第一批500名乘客已登陆。预计21日，船上所有人都

将登陆，船员将在最后撤离。

但另一方面，已经有人开始担心，当这3000多名乘客各自踏上归途，散布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后，他们会不会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将“新冠病毒”蔓延开来？有一些专家甚至预言，“钻石公主号”就像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序幕，是日本可能无力地应对“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开端。

虽然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但它自己的医疗资源储备其实并不比湖北好太多。目前日本全国只有大约1800张传染病床位，已经有数百张被占用。如果接下来疫情在日本爆发，就将立刻捉襟见肘。为此，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已发出通知，除了具备专用设备的“感染症病床”外，也同意用普通病床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此外，一些医疗专家还担心，日本国内的检测体制将无法应付可能出现的大量疑似病例的筛查任务。

总体上看，到当下这个阶段，日本原来将防疫重点放在拦截和围堵上的策略基本已经失败。既然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下一步必须认真汲取中国武汉的教训了，将重心转向争取早发现和早治疗。

国际上对日本疫情扩大的警惕感也在持续提升，一些国际机构已经取消原定近期在日本举办的各类活动。

三

2月17日，日本内阁府发布2019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快报值，剔除物价影响后实际比上季度下降1.6%，如果换算为年率则下降6.3%。

这是日本时隔一年多后GDP再度转为负增长，也是5年多来的最大萎缩。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0月起消费税上调到10%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而9、10月间的超级台风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不小。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也像中国一样，正承受着“新冠”疫情的双重、甚至多重打击。疫情一方面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另一方面也重创了经济。这对本来就举步维艰的日本经济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认为，由于中日经济的依存度极高，疫情将会使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而且衰退可能将持续两个季度。

首先受到冲击的当然是赴日中国游客的消费。这段时间，从闻名遐迩的大阪心斋桥到东京新宿，从伊势丹、大丸百货到高岛屋，从东京迪士尼到九州温泉胜地……过去春节期间的人头攒动现在都不见了。据《日本经济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这些旅游、娱乐、购物的消费场所在今年春节假期里的人流量和销售额普遍下滑了2成以上。中国顾客特别爱去的一些地方，如关西地区的免税店，营业额甚至萎缩近一半，唯一热卖的是口罩和消毒液等病毒防护用品。

在一般正常年份，日本都是中国游客春节期间赴海外旅行的首选目的地。据日本方面的数据，2019年春节期间当月，共有65万人次的中国游客访日。通常，中国人占到访日游客人数的3成，旅行消费额占到近4成；而在2019全年，中国访日游客在日期间的消费额达到1.7718万亿日元（约合160亿美元）。

疫情发生后，根据日本旅行业协会的调查，3月份之前取消原本赴日旅游行程的中国团体游客可能会超过40万人。仅在今年2月上旬，日本各航空公司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班就减少了3成。这其中的损失一目了然。而且，不仅是中国访日游客，由于疫情的关系，这段时间日本本国的外出旅游者也明显减少了，这让一些日本景区的日子更难过。

还有供应链断裂的威胁。在武汉有巨大投资的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由于无法及时从中国获得零部件，其位于九州的整车工厂已经停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在上一篇《一次“去全球化”压力测试——“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有过详细分析。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距离近、产业互补性高的缘故，日本是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依赖最深的国家，自然也是这次疫情中受到经济冲击最大的一个国家（另一个受到很大影响的发达经济体是德国）。

当然，还有因为中国经济放缓而导致的日本对中国出口减少的问题。

一些国际投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疫情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那么日本2020年的GDP增长将被拖累0.2个百分点。但日本国内一些比较悲观的声音认为，由于日本与中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疫情会对日本经济造成0.45个百分点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加上提高消费税等其他原因，那么日本经济在2020年陷入全年衰退就将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日本政府日前已经出台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经济冲击的紧急对策方案：将在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等设置5000亿日元的紧急贷款与担保额度，支援旅游业等的中小企业。还将利用提高生产效率的补贴，支持企业应对供应链受损，推进设备投资。2月13日，日本中央政府还决定，启用2019年度最初预算中的约100亿日元预备费（国家经费总额约为150亿日元），作为紧急对策的第一轮投入，并将观察经济状况讨论决定以后的追加。

但这些举措显然并未能缓解政府面临的压力。据共同社在2月15日和16日所做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1.0%，较2020年1月的上次调查骤跌了8.3个百分点。这是自2018年3月以来安倍内阁支持率再度大幅下跌，而不支持率较上次调查上升了9.4个百分点，至46.1%。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共同社的调查中，对于疫情扩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回答“担忧”和“某种程度上担忧”的合计高达82.5%。这说明，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对政府应对这次疫情所做的努力是不认可的。

眼下日本上下还十分牵挂和操心的另一件大事是2020年7月底将要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这本是日本举国上下期盼多年的一场“盛会”。

按照先前的预估，东京奥运会将迎来国内外观众总计1000万人。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无法得到遏制，那么奥运赛事就有可能被迫调整。4年前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时，当时流行的“寨卡热”就曾给运动员和观众留下了很多痛苦记忆。在赛场内可能有很多蚊子的一些赛事中，例如高尔夫比赛，不少世界顶级选手甚至取消了参赛。

“寨卡”病毒从2015年开始在中南美洲蔓延，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通过感染孕妇而对胎儿造成严重健康损害。WHO于2016年2月宣布它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孕妇避免前往流行地区等。现任奥运相桥本圣子正是2016年日本奥运代表团团长，她对当时的混乱状况可谓印象深刻。

日本方面至今坚持不会取消或推迟2020年奥运会的态度，并且在2月17日发布了本届奥运会暨残奥会的主题口号：“United by Emotion”，日语为“感動で、私たちは一つになる”。对此，WHO对此也没有给出什么异议。然而这场四年一度的全球嘉年华究竟能不能如期举办，或许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决心和信心，关键还要看“新冠”疫情的发展态势。

原定于3月1日举行的东京马拉松也是一项拥有广泛影响力和关注度的传统赛事、今年本来预计将有3.8万人参加。但经过一波三折的多次讨论后，组委会最终还是在2月17日宣布，将取消大众选手组比赛，将赛事规模缩小到只有200名专业选手参加。

四

《诗经》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那么，万一接下来日本不幸也发生“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以及由此遭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多重打击，我们又能够为这个“邻居”和“亲戚”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来回报日本人民对我们付出的真情和善意。尽管日本官员曾多次说过“坏的是病毒，不是人”，希望以此劝诫国民勿要将此次疫情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但不管怎么说，病毒的肆虐毕竟肇始自中国。我们对他们的责任自然比他们对我们的责任要更大。

其次，客观上，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事情有很多，比他们可以为我们做的更多。因为中国虽不如日本富，但比日本体量更大，在应对这类危机方面能力也理应更强。

以当今中国举世无双的生产能力，一旦大多数地方和行业基本实现复工复产，救援和医护物资的充分产出将不是问题，足以对日本施以援手。

中国的疫情爆发、患者染病、投入防疫和治疗的时间上都比日本早一拍，中国感染者和参与救治的医护工作者人数也远多于日本。这意味着，在日本疫情有可能大面积蔓延之时，中国在针对这个病毒的防疫和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和科学方法。我们可以将这些宝贵信息充分及时地与日本有关方面分享，如果他们需要，还可以派专家前往日本提供指导意见，甚至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治疗工作。

此外，正如《日本经济新闻》不久前所称的，中国是“新冠”病毒的疫情发源地，也拥有众多优秀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中国可能比日本更早开发出针对这个病毒的的疫苗。如果真是那样，疫情爆发比中国晚一拍的日本倒是很可能比中国自己更有机会享受到疫苗带来的福祉。但这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法律问题，取决于中国方面的慷慨分享。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但日本并不是中国的最大进出口国，因为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近3倍于日本。这意味着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可以提升的空间很大，等到疫情平复，中国经济必有一次报复性的强劲反弹，那时中国完全有机会降低对日本商品的门槛，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对日本的进口，助困难中的日本一臂之力。

……

因为近现代历史原因，中日关系长期处于微妙复杂之中，近年来也是起起伏伏。如果一次共同遭遇的病毒疫情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化解过去纠结缠绕的恩怨，携手面对今天，共同迎接明天，那么至少在两国关系上未尝不是一次化危为机的幸事。既然日本已经先一步伸出了橄榄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接过来，并且在下一步做得更好呢？

更进一步说，灾难总是令人产生同情心，这是普遍人性中天然的善的一面。放眼世界，当今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外部舆论环境并不十分友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疫情对于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如果我们在面对疫情时充分展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在疫情过后还能够真诚地回报世界，那么经过了这次险恶的疫情，我们也许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个更加友善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