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还需做好机制化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开放合作，聚焦互联互通，意在开放共赢。六年来的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需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因而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畅。当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沿线国家的普遍愿望。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之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长，“一带一路”中心首席研究员刘宏教授接受中国网智库中国专访，围绕 “一带一路”发展经验、如何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智库应发挥哪些作用等话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下为采访实录摘编：

中国网：“一带一路”从提出到现在发展得怎么样？您对此如何评价？

刘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我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积极变化，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成效。“一带一路”项目不断增加，参与国越来越多，“朋友圈”不断扩大，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

当然，作为一项世纪工程肯定会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冷静思考，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改进需要弥补的地方。我认为过去几年中，“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等硬联通方面做得很好，但软联通还有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软件和硬件相互搭配，相互支撑，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中国网：您认为“一带一路”如何能更好地做到民心相通？

刘宏：我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衡量建设和发展的不同尺度。有的是重视经济效益，包括投资带来的回报，基础设施长远使用的回报；有的重视政治效益，这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的友谊。

但是，我认为还应该增加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可以从民心相通的角度来衡量，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等，怎么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诠释“一带一路”倡议，了解当地人的需求，站在共建国的角度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真实地告诉当地人“一带一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以及长远的正面影响。

另外，还要在围绕怎样推出更好公共产品的目标去努力。比如，希望工程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我想中国是不是能够推出类似希望工程的公共产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教育与经济发展，这类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资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是长远性的，也是全社会性的；还可以设置专门的“一带一路”国家奖学金，让这些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学成毕业后回到各自国家能从事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工作；也可以围绕当地民生问题做相关的努力，比如把医院、社会所需的就业工程联合在一起，让“一带一路”的理念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播种到民间，让当地社会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并不仅仅只是高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毕竟这些对当地民众来说，与其利益有一定距离性。因此，有益于民心相通的公共产品尤为重要。

中国网：“一带一路”是一项世纪工程，在目前来说，您觉得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让这一世纪工程发展得更好？

刘宏：我认为“一带一路”要想更好走下去就需要加强制度化建设，需要相关的机制。

机制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第一个是中国自身主导，比如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的推动；第二个是多边的机制，类似亚投行，亚投行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多国的参与而且也获得了比较好的效益与口碑。另外，我认为也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的多边机制，比如“一带一路”基金会。基金会可以由中国发起，邀请多国参与，治理的规则上秉持共同协商和讨论的原则，支持一些社会化的民间项目，推动具体落实“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就像亚投行一样，中国在亚投行出资比例将达30%，但是中国已经表示不行使否决权，而是使用多边协商的机制。在这样的设想下，“一带一路”基金会面向社会、面向民间的跨国协商，所产生的影响会非常广泛，而且是能超越经济和投资领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这也需要参与国自身的机制建设。新加坡政府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因此，新加坡政府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局（Infrastructure Asia）致力于打造成为区域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平台。这一类型的机制会让“一带一路”项目在各地更好地落地。

中国网：中国智库应该如何加强与国外智库的合作，共同助力“一带一路”？

刘宏：首先，智库机构要真正了解“一带一路”建设，不要回避“一带一路”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正确应对这些困难和障碍，最终提供智力支持，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误解时，中外智库的学者可以研究从哪个角度回应，或者在政策的制定中发挥智库支撑引领作用，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智库可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比如中国企业在当地雇佣的工人有不少来自中国，那么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来使当地的工人更多地被雇佣，通过这种沟通的结果产生直接的效益。这些都是中外智库可以共同去做的。

当然，中外智库合作举办面向公众的国际型论坛与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论坛与活动不一定在中国举办，因为中国人已经非常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以需要走出去，让智库的学者面向世界。南洋理工大学成立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在非洲、缅甸、新加坡举办了很多场的论坛，目的在于如何站在当地机构和社会的角度，把“一带一路”和中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您觉得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借鉴的？

刘宏：新加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国际化人才培养，而且把国际化人才与本土化人才结合，并没有把它中间划一条线，作一分为二的区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有两个基础，一是培养本土人才，二是引进国际人才。一方面推动本土人才国际化，同时引进国际人才本土化。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在这方面一直是走在前列的。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有一整套的机制，这个机制不仅仅注重怎么引进人才，而是更注重怎么样培养人才，让人才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同时有一系列措施作为配套，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这是值得借鉴的地方。（记者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