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充满市井气俚俗味的长卷”——黎紫书笔下的南洋《流俗地》

怡保是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也是该国重要城市，华人比例高于马来人，市内通行粤语，文化多元。因曾是产锡重地，怡保也被称作“锡都”。 （受访者供图/图）

新近的专栏里，黎紫书写的净是老去。她即将50岁，专栏取名“老练习”。照母亲的说法，这个年纪“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人生到此，大体尘埃落定。

2019年9月回到马来西亚，黎紫书再没出远门。她待在家乡怡保，行动管制后更少出门吃饭，只能在网上与朋友聊天。“偶尔去采访，也不晓得去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带着病毒。”给新冠疫情困住，她不免心生懊恼。

黎紫书排行第二，母亲和大姐一起住。大姐考试几乎从未及格，高中辍学打工，卖物件、卖早餐，不愿考驾照，也没什么忧愁。由此，黎紫书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大女儿。母亲倒随遇而安，不畏病毒，唯恐染病连累家人。“那语气，并非人生再无牵挂，仅仅是活累了。”

变故还在衍生。怡保雨量丰沛，大大小小的降雨召之即来，不久前猛然干旱酷热，持续约莫一个月。气候骤变不同寻常，又好像与其他地方同甘共苦。雨水回来，生活就更熟悉一些。

黎紫书每天去后巷喂流浪猫狗，别人家的猫有时跑来凑热闹。她救活过狗群中的老大，三年过去，它的“傻气”已然消失。讲述种种“最安慰的事情”时，她身后飘起清真寺绵长的吟诵，一辆摩托突然轰隆驶过，迅速归于沉寂。

以“流俗”为名，黎紫书将周游于恒常与无序的生活搬进长篇小说。她初始就认定要写一位盲人女性，为她开放视觉之外所有感官。作家时常忘掉头等大事，不慎让主角银霞迎来光明。她赶紧闭上眼睛，尝试摸索椅子，重新体会无尽的黑暗。

2020年，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出版，距离前一部《告别的年代》恰好十年。小说入选了2020年《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的小说部分，并于次年推出简体中文版。书写又一次诱发病痛，作家“将每日能端坐在电脑前写作的时间当作回光返照般，被施舍得来的时光”。她时时告诫自己，也许这是“最后一部长篇”。

与黎紫书从前的作品相比，很多读者自《流俗地》读到了更多温情。作家说不出变化由何而生，或许心境改变，又可能源自人生崭新阶段。两部长篇小说精准对应两代人的生活，主角杜丽安与银霞，分别与母亲和黎紫书年龄相若。

以喧闹和孤寂并存的方式，《流俗地》记录了银霞的成长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对这个土地、那个时代的回忆跟见证吧。”黎紫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银霞背后拖着的影子，是我”

作为读者，黎紫书每每遇到未能“立起来”的小说人物。她为之惋惜，相信作者需要投入更多情感。她先给银霞吹一口气，“那些人物自然就找出来了”，生活静默地渗入小说。女孩定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但人生总体是平衡的，“不至于有那么夸张的大苦大难”。

生活于彼此同情又不乏各自盘算的地方，理应有真诚的朋友相守。华人男孩细辉被生活压制得性情软弱，毫不意外地崇拜依靠银霞。近打组屋“楼上楼”既然五方杂处，另一位伙伴不妨是聪明的印度裔男孩拉祖。在中国作家王安忆眼中，“三人牵手走在路上，罗汉护观音似的，没有芥蒂，没有罅隙，混沌一团天籁，简直要飞上天去。”这份友情，理想化地抗拒着成长带来的世故。

“小说就是传达无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东西。”线上发布会中，王安忆谈及日常生活的美学，“否则的话，我们何必再写小说？”

“这种东西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王安忆继续说道。随着书写，黎紫书拓展着认知。她只是当记者时接触过盲人，希望未来的小说读者能接受银霞。她试图去除视觉、形象，全然以盲人角度描绘银霞，但发现并不可行，“太难了，也不好看。”于是镇流器嘶嘶响动，理发室里弥漫着香气，猫儿不时擦身而过，它们融入银霞的人生，等待光亮到来。

那要太长时间。银霞十六岁时央求母亲梁金妹，想去盲人院学习本领以自立，未获应允便由委屈、憋闷滑向痛苦。“黑暗如一副厚厚的头罩套在她头上。”写到这处场景，黎紫书泪流满面。朋友读过小说，觉得银霞正像作家自己。“回头看看，似乎也能看到银霞背后拖着的影子，是我。”黎紫书认可了彼此的相通。

“我特别满意人物这部分，写出来的效果是可以接受的。”黎紫书喜欢自己笔下的角色。众多女性坚忍地生活着，她在成长过程里接触到了她们的原型。“我不过把生活中的真相写出来，没有特别地歌颂那些女性。”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觉察到改变命运如此奢侈，人们尽量保持着生活的尊严。梁金妹执意购买二十一件套的“安利皇后锅具”，攒钱经年累月，往后农历新年之前都拿出来仔细清洗。一套餐具，渐渐化身为传家之宝。作家少时生活拮据，在邻居持续推荐之下，辛苦多年的母亲突然下定决心，存钱买下一套锅子。自家的、朋友的，诸多淡忘掉的小事，借由文字重回世间。

黎紫书期待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成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同时必须精彩、好看，让读者享受阅读长篇小说该有的乐趣。此外，她也希望马华文学能够关注更加广泛的议题。 （受访者供图/图）

“河水不犯井水地在一个地方生活”

平日的闲言碎语透露着族群分野与历史伤痕。在密山新村的盲人院，银霞认真地学习了马来语和英语，结识了倾慕的马来人老师；她和两个好友，又占据三大族裔里人数较少的两个。相比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最少获得社会关注。在《星洲日报》担任地方记者期间，黎紫书更容易接触到印度人的生活与文化。

写作生涯早期，黎紫书就着意展现族群间的互动，《流俗地》依旧。小说取用怡保的绰号“锡都”，铺排开不同的神灵、语言、学校，乃至配套民间彩票的《大伯公千字图》，争先恐后地往来于日常生活。“我们各个族群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生活的，可是相对来说对彼此的文化还是关注得比较少，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地在一个地方生活。”黎紫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楼上楼”几乎是锡都最显眼的建筑。尽管那里“五方杂处”，拉祖一家仍像华人社区中的异文化楔子。拉祖的父亲经营狭小的理发室。“所有在楼上楼长大的男孩，不计种族，全都曾经被各自的父母押送到那里，坐在那张电椅似的黑色旋转椅上领教过这位印度大叔的剪技和刀工。”

大人凭手艺养家，与孩子最亲近的倒是墙上的鲜艳神像。盘坐的象头人是迦尼萨，印度教智慧之神，主神湿婆之子，一边象牙断掉了。黎紫书“第一个就是想到他们的象神”，却对它的名字和来历一无所知。

拉祖与华人孩子处得融洽，常拿迦尼萨的断牙测试银霞。黎紫书的印象里，有些印度人语言能力很强，英语、粤语应用自如，很多印度孩子就在华校念书。印度人占全国人口将近七成，不成比例地贡献了医护人员和律师等专业人士。因着努力和幸运，拉祖与偶像“日落洞之虎”卡巴尔·辛格成为同行，依着法律锄强扶弱。

采访临近结束，黎紫书突然想起拉祖惨死的场景。那是真实存在的，华人少妇目击凶案全程，竟是她的亲身经历。那条巷只有一户印度人家，与周围人家没有来往。男主人遇袭身亡，大家才知道他是公益律师，当晚太太抱孩子出门，家中正好没人。她记得自己供职的《星洲日报》报道了凶案，但没有关注新闻后续，不了解凶案是否破获。想来，印度人的报纸会更重视这条新闻。

拉祖只活了三十六岁，黎紫书一开始就决定让他像现实那般离开。事件在华人社区中反响平淡，按小说描述：“这么一宗血案，由于死者非我族类，在华文报章只占极小的篇幅；内容单薄潦草，也没有附上死者的遗照或其他照片。”

遇害的律师是五十七岁的巴拉苏德兰，血案几天后即有数名嫌犯落网，稍稍令人欣慰。2014年，即拉祖遇害后三年，卡巴尔·辛格在现世车祸去世。又过三年，一位华人乩童自称与“日落洞之虎”辛格通灵，筹款为印度英雄塑造神像，尊他为拿督公。

敬拜辛格的天峰宫在霹雳州，州府便是怡保。城市原名“坝罗”，意思是锡矿场，矿业早已由盛及衰，牵涉着现实世界的大事小情。毫不意外，拿督公混合着华人、东南亚地方信仰与伊斯兰教的众多元素。

黎紫书就读的华文小学在近打河畔，旁边的坝罗古庙也叫大伯公庙。大伯公通常就是土地神，这里则供奉着人格神张理。清代乾隆年间，那位冒险出洋的广东客家人因飓风意外到达槟榔屿。他留下造福当地，获得了崇高的声望。

至于迦尼萨的象牙，银霞总会认真地解说：“断掉的右牙象征迦尼萨为人类做的贡献。”

“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学作品吗？”

周六课外活动结束，若校车还没来，小学生黎紫书可能散步到组屋一带。人们住在对面的巍峨高楼，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虽然被称为城市，可是在我眼中永远是一个小镇的地方。”她回忆道，家乡仿佛自小就是停滞的，没有像样的书店，也见不到蓬勃的文化活动。

当然总有一些事情是特别的。平生仅有一次，黎紫书在公众场所因读书而泪流不止。那是中学图书馆，她身着校服，莫名地拿起《孔乙己》落座阅读。她不清楚角色们生存的时代，哭泣也许只源自同情，“想的东西比作者写出来的还要多”。

“那也是第一次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学作品吗？”黎紫书当时全然不了解鲁迅，但那种力量给她留下很大的影响。

“黎紫書”这个名字也在中学浮现。向华文学会壁报投稿时，她用过很多笔名。有一天她放弃听讲，低头在本子上练习签名，毕竟“当作家的话要用一个认真的笔名”。她密密麻麻地练习了几页纸，黎、紫、書，三个笔画颇多、兼具简繁的汉字凑在一起，像个好看的签名。自1980年代初华文小学采用，简体汉字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许多华人仍旧能辨识繁体汉字。就像报纸，现在还保持着正文简体、标题繁体的有趣体例。

虽然会考发挥不错，但黎紫书不想留在校园，就告诉母亲成绩不够上大学。母亲际遇坎坷，只念过三年小学，认识些汉字，丈夫又长期缺席，孩子们的学业便顺其自然。经过小学教师、鞋店销售、茶房洗碗等零散工作，黎紫书进入《星洲日报》工作。调去吉隆坡总社前，她常有机会去组屋釆访，看着它装上防盗铁花，如笼子堆砌起来，却仍旧不大熟悉楼中生活。

第一次参加《星洲日报》的花踪文学奖，黎紫书就意外拿奖，“迫不得已”地使用眼下的笔名。另一方面，她用本名林宝玲撰写报道、时评和专栏。“写那些报道、新闻的时候，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作家、小说家，必须用记者的、新闻人的笔来写东西。”她和自己约定。

两条线平行地延展，一位专栏读者就喜欢上短篇小说《州府纪略》。他想象作者是位成熟老练的作家，听人讲两边根本是同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打电话去报社核实。知道事情原委的读者非常激动，主动提出要帮助她。她不愿意上大学，这位马华商人后来资助她写成《告别的年代》。这并非孤例，后来豆瓣小组中也有读者兴奋地发现了真相。

2006年，黎紫书离开新闻业。这段职业生涯让她积累了众多素材，观察和书写陌生的过客。“如果没有当过记者，很难想象我可以写出今天这些小说。”她认为，自己曾是比较自闭的人。

依学者王德威归纳，黎紫书接下来“四处游历，常在北京、英国与德国等地停留”。《告别的年代》于201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其后她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遇到了许多人，见到许多我以前没想过的事情，在旅行中接触到的世界跟我以前熟悉的那个马华世界非常不一样。”当时马华文学的引进还相对罕见，如今张贵兴、黄锦树等马华作家的作品受到好评，《流俗地》与黎紫书反而显得新鲜。

黎紫书不曾如众多马华作家那样，前往台湾读书或写作，作品渐渐偏离马华文学常见的家国主题。她希望关注人的生存困境，丰富马华文学的种类。

2014年5月与黎紫书会面后，黄锦树在文章中评论，她初期在文学奖的成功“要么忽略了被模仿对象更深切的文学关切（譬如对某些大问题的思考），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得奖的工具”。他曾因对马华文学的直白批评闻名，被王德威比喻为“坏孩子”。他持守着自己的理想，定居于台湾南投埔里，“几乎处于自我放逐的状态”。

观念成型自有其过程。黎紫书回想，或许与自己年轻时受访有关，但关乎作品的答问已然遗忘。时过境迁，她想象关系应该好转，对话与会面之后，又有了报上的长文。“他可能对我有一种期望，我让他失望。”黎紫书有自己的看法，“我一直把我们当作平辈的作者，我觉得我们可以像文友那样交流。”

现在，有人想要黄锦树的作品，还能通过黎紫书联系到黄锦树。“我是中间人这样的，礼礼貌貌这样子。”她觉得，现在的状况很好了。

怡保的坝罗古庙供奉着人格神张理，与其他大伯公庙有所区别。清代乾隆年间，冒险出洋的广东客家人张理因飓风意外抵达槟榔屿，选择留下，指导当地人伐木做屋、开垦土地，由此获得了崇高声望。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图）

“经得起更广大的文学世界检验”

2020年，《星洲日报》请黎紫书列举“这阶段的你最喜欢的作品”。她给出的选择是：大卫·格罗斯曼的《一匹马走进酒吧》、希沙姆·马塔尔的《归来》以及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作家们来自不同族裔，或回忆录或小说，书中都蕴含着无可挽回的失落。

很多怡保年轻人借着上大学、找工作的机会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或邻国新加坡。许多年前，黎紫书也带着沮丧离开怡保。她的工作内容常年大同小异，方才申请调去吉隆坡总社。经历过长期都市生活，她却想念起家乡缓慢的步调。

回乡与探望母亲，黎紫书往往需要叫车。优步或本土品牌Grab等应用较晚在怡保流行，出租车数量有限，她与司机们聊天，和两家电台的接线员们熟络起来。“有一天这些东西会用到我的小说里面。”那时的经历留在了她的记忆当中。

所以银霞如此聪慧，背下整本《大伯公千字图》，以心算赢下棋局。她在成长和行走中了解自己的城市，直到成为出租车电台接线员，脑海中收藏着整张地图，无数人情与之关联。她终于得到恩典，遇见名为“有光”的先生，一同在她不曾见到的熟悉街巷中游走。

地图与年表，黎紫书在创作期间实在地绘制过。她希望《流俗地》将是“一幅充满市井气俚俗味的长卷”。“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里。”她认为马华文学当观察更多元的生活，“有点可惜，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书写《流俗地》，黎紫书吸取了《告别的年代》的经验。后者写到八成时，她突然眩晕呕吐，身体虚脱，英国医生未认真检查，“便判断是某种病毒，无可救药，说是待有一日它走了便走了”。这次她规划节奏，保障闲暇时光，没想到未到一半就耳鸣眩晕，几乎倒地不起。她更要为下一部长篇小说做众多准备，心理、精神、生活条件一齐聚合为勇气。

“各种各样的构想已经进入到我脑子里面，经常会想要这样写，要那样写。”但黎紫书短期内仍无法动笔，长篇小说着实带来巨大的消耗，“它好像掏空了你身体的什么东西，确实整个人会少了一些什么。”她正在空隙中翻译两本英文作品——小说，以及关于小说的讲义。

这当然与她对多元的期待有关。“我们应该想象自己能够面对或者经得起中文世界以外，更广大的文学世界检验。”黎紫书期待马华文学不止“游到公海”。她浏览豆瓣的评论，阅读英文作品，再检视自己的中文写作。

对《流俗地》的认可，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每次新书出版，黎紫书都拿一本给母亲，为留个纪念，向朋友炫耀也好。她不指望母亲读懂这些晦涩的文字，没想到母亲后来讲每本都看过，但没有确认好看或看得明白。

“只有《流俗地》她是真的喜欢看。”黎紫书回忆着那种不同寻常的反馈，“看了《流俗地》以后，她经常问我：‘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来？’”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