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公园街18号：战乱时期的异乡中国人 | 正午

在去国万里的加尔各答的一幢洋楼，三个中国人短暂的相聚，却迎来命运对他们的重重一击，然后各有归途。

讲述 | 曹寅
采写 | 花木僧

1943年1月5日下午两点，印度加尔各答，气温应在14度左右，凉爽干燥。公园街18号外突然出现了大批警察，数量约为40多名。他们迅速包围这栋三层的洋楼，突袭进去。在二楼警察发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想要从窗子跳出去，另外一人情绪激动，与警察扭打起来。两人很快都被制服。警察并没有离开，他们等在屋里。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人，立即被警察控制了。

被捕的三人都是中国人。他们被控卷入了中印之间的走私大案，让时任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大丢颜面，蒋亲自移文英印政府抓捕，所以才出现了这诺大的抓捕阵仗。

这件走私大案已尘封近八十年，最近才从中国台北国史馆和印度国家档案馆的故纸堆中被清华大学历史学院的年轻学者曹寅翻检出来，他把它作为全球史研究的个案，剖析了三个微不足道的人在国民政府的国家建构的冲撞中被碾压的命运。在接受“正午”的访谈中，曹寅讲述了这三人在遥远时空中发生的故事，并借此阐释了全球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扬弃宏大叙事、关注边缘人和边缘文化。

主犯陈孟昭

最后进屋的人是本案的主犯，也是公园街18号这栋楼的大租户——陈孟昭。

台北国史馆有专门的陈孟昭走私案卷宗，印度国家档案馆也有关于此案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勾勒的线索，陈孟昭第一次出现在记录中是1940年，当时他在云南申请了一张护照，事由是要到安南和缅甸去做手表和药材的贸易。护照上面写的名字是陈某秋，英文名MC陈，出生于1908年，四川人。

1942年初，日军分三路进攻缅甸，英军节节败退，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也无法挽回败局。运气不好的陈孟昭此时正在缅甸，滇缅公路已经被切断，他无法回国，只能和难民们一起跟着军队撤向印度。这些难民既有英国殖民缅甸时期移民到此的印度人和华人，也有陈孟昭这样的在缅甸做生意的客商。虽然缅甸与印度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但是绵延着高山与原始森林，可走的路不多，且充满危险，无论是军队还是难民，在撤退的途中死伤极重。陈孟昭算是其中的幸运儿，他带着财产安全到达印度。四月，他到了印度东北最繁华的城市加尔各答。

陈孟昭抵达加尔各答之时，这座城市正经历着战争带来的畸形繁华，各种走私与黑市经济蓬勃发展。加尔各答1858年至1912年间是英印政府的首都，是印度东海岸的第一大港口。在盟军基本丢失了整个东南亚之后，这里成为准备日后反攻的物质集散地，也是盟国援助中国的后勤基地，驼峰航线的起点就在加尔各答。从印度向中国走私商品的起点也是这里。

此时的中国，损失了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能力，海上陆路对外的交通线基本被切断，一切物质都紧缺，任何商品只要有办法带进国内，都能获取暴利。《民国日报》1943年1月28日的一篇报道称，在印度市场上购买价值16000元的商品，带到昆明或者重庆，能以8万元出手，500%的利润率。

陈孟昭对这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战时物质短缺，中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政府的半崩溃以及不断变化的海关政策，使得每一个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都主动或者被迫的在合法贸易与走私之间游走，其间的差别根本无从界定。陈孟昭在缅甸的药材和手表生意想来也是这样。到了加尔各答，他立刻重操旧业。1942年6月25日，加尔各答的英国情报部门截获到一份电报，他们长期窃听在印度的中国人与国内的通讯。电报是一位叫changzucai的人从昆明发给Mc陈（即陈孟昭）的，汇报说他从加尔各答安全抵达了昆明，但是藏在衣服里的两块手表和携带的女士化妆品、衣服，全部被没收了，他觉得海关不会还给他了。最后，他提到，所有从加尔各答到昆明的旅客，都受到海关的严格检查，没有办法走私。

这份电报今天还在新德里的印度国家档案馆里。陈孟昭的第一次走私尝试失败了。但是他没有罢手，既然由中国人携带货物无法逃过海关检查，那就想别的办法。

经过在加尔各答的一名华商孔庆福的介绍，陈孟昭认识了为中国航空公司（CNAC）执飞航班的美国飞行员J.Curler，后者同意为陈带货，陈还联系他在昆明的朋友葛尊贤作为国内的对接人，葛是川康银行昆明分行的职员。1942年8月，距第一次走私失败后不到两个月，陈孟昭再次购买了药品、手表、钢笔、圆珠笔等一批货品，由Curler借执飞航班的机会带往昆明。加尔各答和昆明的海关都不会检查美国飞行员，行程非常顺利。这批货由葛尊贤在昆明黑市出售，大赚了一笔。第二个月，又复制一次，照样成功。

飞行员Curler并不是孤例，这已是一个半公开的走私路径。1942年5月缅甸陷落后，中国航空公司主要承担印度与中国间的民用运输，因为中国缺乏有经验的飞行员，所以大量雇佣美国退役空军飞行员。而军事运输主要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执行。印度政府已经注意到，因为被豁免海关检查，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中印走私的积极参与者。1942年9月，CNAC加尔各答至昆明航班的飞行员波特被发现一次走私50根金条。1944年12月21日，美军在中缅印战区办的报纸RUN UP报道，一个走私团伙被破获，从1942年起至当时，该团伙在中印之间走私获利400万美元，走私者主要是美国军人，尤其是飞虎队飞行员。

搞定了美国飞行员这条安全的通路，仅仅到十月份，陈孟昭就赚了60万卢比，要知道，当时加尔各答码头工人的月工资才25卢比。他决定大干一番。于是在加尔各答公园街18号租了一栋两层的宅子，成立了陈孟昭贸易公司印度分公司。这里远离加尔各答的中国城，紧邻英国人在此建城定居最早的威廉堡，是英国人和上层印度人居住的地段，今日仍是加尔各答最高级的街区。18号宅子今天还在，不过往上加盖了几层。陈孟昭之所以要在这里租房，是为了与在加尔各答的中国官员交往，争取他们的保护。他还买了两部汽车，供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官员及从国内到此出差的国民政府官员使用，载他们去高级餐厅、舞厅。

几个月间，陈孟昭成为加尔各答华人圈里很有地位的人。

中国航空c-47运输机在加尔各答机场

“上校”药商高文杰

想要跳窗逃跑的人叫高文杰，一位拿着“上校”军官证的药商。他在陈孟昭公司的二楼租了一间屋子存放药材。

高文杰1942年初从中国来到加尔各答，本是做正经的药材国际贸易。战争中的中国急切的渴求各种药材，1942年这个时点，印度又成了为数不多的可靠来源，于是大量药材从加尔各答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进到中国。缅甸失守后，印度面临迫在眉睫的战争，而且，在欧洲战场，对德作战也需要大量药品。于是，英印当局3月出台了一项限制赴印采购的法案。高文杰的生意没法做了，因为从印度运出药品无论怎样的方式都属于走私。和陈孟昭一样，要继续生意，他必须找别的办法。

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入印度后，经美国斡旋，英国人同意他们在印度东北部的兰姆伽驻扎下来，由美国人给予训练和后勤保障，作为未来反攻的重要力量。之后，源源不断的中国士兵、军官来到兰姆伽受训。

相比物质匮乏且有生命风险的国内，兰姆伽就是天堂，军饷是用卢比而不是每天都在贬值的中国货币支付，食物、装备都按照美军标准供应。一份回忆录里说，从昆明坐飞机去兰姆伽的中国士兵，赤手空拳只穿裤头，军官告诉他们，到了兰姆伽，美国人什么都有，不要浪费国内紧缺的军装武器。于是，招募去兰姆伽的过程未免充斥腐败，一些申请者用贿赂得到机会，到了兰姆伽之后开小差逃走，一些军官甚至鼓励士兵逃走，以便吃他们的空饷。这些开小差的士兵大部分去了加尔各答的中国城，在那里建立帮派，有的操纵黑市生意，为走私者提供货源和保护；有的敲诈勒索，也抢劫走私者。陈孟昭和高文杰之所以要把库房设在远离中国城的公园街，也是为了避开纠缠。

越来越多中国军官们到印度参加盟军会议，学习军事技术，采购军事装备，但是经常被英印政府复杂严苛的签证政策所困扰。结束公干之后，他们会在市场或者黑市买一些中国缺乏的商品带回去，或者作为伴手礼，或自用，这些行为总是遭到印度海关严格而粗暴的检查。随着中美英驻印度盟军合作的加深，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军人的抱怨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愤慨，不断通过外交部抗议。蒋介石也给英国驻华大使Kerr写了措辞严厉的信，声称这是不愿意把中国作为平等盟友的表现，是英国人一贯歧视亚洲人的表现，还帮助了日本的宣传。中国提出，可以派宪兵到印度，由自己人检查中方军人的走私问题，处理逃兵问题。

但这一下反倒引起了英国的警惕，英国一直担心中国国民政府把势力延伸到印度。宁可让你们走私，也不能让你派人来印度管理。至此之后，海关对于中国军官从印度离开携带的行李，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军官们从当时的购物天堂加尔各答回到百物缺乏的昆明或者重庆，多少都要带些东西，有的带些牙膏、钢笔（这些都是国内紧缺的，比起不断贬值的货币能起到硬通货的作用）回去自用送礼，也不乏有人带药品、手表、黄金以谋财。

这样就衍生出一个新的商机。加尔各答的档案里记载了一个案件，一个叫杨建平的远征军逃兵，在加尔各答的中国城成立了一家报社，取名印度日报社，但从没出过报纸，专做假军官证、假文件，证明你是中国军官，来印度出差。

这就是高文杰继续生意的新办法。他买了一个假军官证和一些证明文件，他现在是中国远征军的上校，在加尔各答执行某项秘密任务。从此，“上校”药商高文杰生意兴隆。为了扩大规模，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库房来存放药品，经人介绍认识加尔各答知名华商陈孟昭后，他在公园街18号的二楼租下了一间库房。

真正的军官王礼安

高文杰租下公园街18号的时候，王礼安已经住在这里了。他是一名真正的军官——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参谋。

他的故事还是与缅甸战争相关，由于缅北大量难民涌入云南，昆明爆发了霍乱与疟疾，日军长期围困下的中国已无力生产各种药品。尽管印度政府援助了500万片奎宁，但仍是杯水车薪，医院普遍缺乏药物以控制疫情。从印度进口更多药物的申请，紧急递交给了专门成立以协调此类事务的中印医药技术会，该会也转交给了印度卫生部，然后迟迟没有下文。云南省防空司令部附属医院等了五个月，决定派参谋王礼安前往印度自行采购，至于这个行为算走私还是合法，估计他们也没多想。不过，在申请签证的时候，王礼安出示的由司令卢国藩将军签署的文件表示，他是去学习防空系统的，并没有透露买药的目的。

1942年12月初，王礼安抵达加尔各答，向人打听谁有实力一次性提供所需要的全部药品并带到昆明。朋友告诉他，这里最有实力的中国药品商人叫陈孟昭，他在加尔各答租金最贵的公园街有办公室和库房。

支付了佣金后，陈孟昭答应帮助王礼安在黑市上购买药品，并安排他住在公园街18号。很快，陈孟昭就帮助王礼安采购了价值8万卢比的约500磅药品，等待运送（或者叫走私）回昆明。

就这样，在去国万里的加尔各答公园街18号，各有所图的三个中国人短暂的聚集在一起，迎接命运对他们的重重一击，然后各有归途。

案发与结局

在高文杰和王礼安还没有和公园街18号发生关系的时候，陈孟昭的厄运就已注定了。

1942年11月，一份情报送到中国第五航空队司令王叔铭的案头，称美国飞行员与在印度的不法商人勾结，利用不受海关检查的身份大肆走私药品和珠宝手表。王将情报转给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请他采取行动。11月25日晚，加尔各答飞来的CNAC航班降落昆明，美国军警冲上飞机，在驾驶室里搜查飞行员，发现他随身携带了两包价值超过30万卢比的药品和珠宝，人赃俱获。这名飞行员正是Curler，他很快就供出了葛尊贤，在葛的家里搜出的信件、文件，揭示出幕后的老板就是陈孟昭。

走私带来了外汇的流失，特别是走私进来的奢侈品，无用且腐化官员，并在长期生活于物资匮乏中的民众中引发强烈不满。华人勾结盟军飞行员走私，此事更让政府脸上无光。此时盟国领袖即将会晤，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开罗会议正在筹备之中，中国能否与美英苏同时参会，还不是百分百确定。此案让蒋介石大为光火，他给驻印大使鲍君健发电报说，“这些暴发户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国民经济，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名誉。”他指示一定要将陈孟昭逮捕回国。

其实，当时英印政府并不在乎陈孟昭这样的走私，通过飞行员夹带走私能带多少东西呢？当时在印度走私的人当中，真正的大鳄是伊拉克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船运公司，整船整船的从孟买港到伊拉克巴士拉港走私货物，其中最大的是一个叫阿布加宾的犹太家族。英印情报部门关注的是这些人。

但是，既然盟国有要求，英印警方也就采取了1943年1月5日的行动。陈孟昭立即被移交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8日就被带回重庆。尽管他上诉说自己只是为其他大老板跑腿，在走私中只是一个小角色。但是最高领袖钦定的案件，怎么翻得了呢？1943年10月，陈孟昭和葛尊贤被处决。民国当时所有的大报都报道了此事。尽管战时也因为走私处决了一些人，但都是官员和军人走私。商人因走私被处决的，陈和葛是唯一的个案。

而高文杰呢，本就是走私，所以警察进来时，他心虚要跳窗。王礼安则觉得自己是从事公务，所以要与警察扭打。他们不在蒋介石的名单里，印度警方很快把他们放了，高文杰被剥夺了财产，无法回国，后来不知所终。王礼安也无法回国，他不停的申诉，云南防空司令部也不断给他申辩，十个月后，他才获准回到昆明。飞行员Curler被带回美国，很快释放。

小人物与全球史

讲完三个人的不同命运，曹寅谈起了自己的研究初衷。之前他研究的是在上海的锡克人，也就是俗称的“红头阿三”。研究完这些在中国的印度人群体，他想，为何不去看看在印度的中国人呢？然后他找到了陈孟昭的档案卷宗。曹寅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件走私案，也是一个政党进行国家建构的鲜活样本。

国民政府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其致力的重要目标是终止不平等条约，恢复民族平等。英国在印度竟然对已经成为盟军的中国军人苛刻检查，加上英国人对中国人长期的傲慢态度，让国民政府不能再接受这样的羞辱。他们提出，要在加尔各答机场派驻海关官员和宪兵。这侵犯了印度的海关权力，也让英印政府警惕起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侨撤到印度，在当地谋生展业，新加坡的华侨银行（OCBC）把总部都迁到了孟买，加尔各答的中国海员成立了战时海员工会，还建立了国民党支部。英国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是有意识要在印度施加影响力，推进移民，把中国城变成中国的租界，甚至帮助甘地这样的反英势力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于是，英国政府宁可放任走私，也不允许中国插手海关缉私事务。这个案例说明，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民族复兴，绝不只是局限在国内，它一定是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被限制，被影响的。

陈孟昭的死与这一历史大进程有关。开罗会议是国民政府的国家建构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其成就的巅峰。借二战与盟军并肩作战的时机，之前的“东亚病夫”，竟然成为四大国之一。而陈孟昭利用盟国合作，勾结盟国军人走私，让国民政府蒙羞，让蒋蒙羞。所以，蒋介石在出席开罗会议前一个月下令处决陈孟昭。

站在更大的研究层面，曹寅谈及他对近年在中国越来越火的全球史的一些看法。

曹寅介绍，全球史的发迹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是21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10年。它在中国兴起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大国崛起的语境，大国崛起必须要有全球视野。但人们对全球史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它要涵盖很大的理论，很大的空间，但这种宏大叙事恰恰是全球史所要批判的。全球史的兴起本就是为了批判国族史，要推倒国界和民族的界线。它认为，人、物品、文化都是流动的，所以不能仅仅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面讲述一个事物。

曹寅说，近年全球史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提倡从下往上的研究，即local issue，既有全球，又有在地。所谓的在地，就是底层人，就像曹寅研究里的陈孟昭、高文杰、王礼安，这些人全都是底层小人物。除了底层人物，曹寅还关注被边缘化的文化，关注那些不起眼的东西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及背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过于关注精英，而没有去关怀底层人物。

曹寅关注这些边缘人物，关注在全球联系的宏大叙事底下他们怎样被剥削和压迫。这也是他还原陈孟昭、高文杰、王礼安，还原公园街18号故事的原因。

——完——

题图：印度，加尔各答，公园街18号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