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向中国的黑手：解密美对华隐蔽行动之一

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中断，国共内战爆发。在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和宗教运动被看作是冷战这场全球性意识形态战的一部分，因此，亚洲的冷战形势尤为严峻。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卷人到冷战中，谁将胜出还未见分晓。

美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亚洲争夺战之中。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停以无果告终之后，杜鲁门总统最终选择与蒋介石结盟，给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取得了胜利。1949 年，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北平和华南地区之后，国民党的溃败之势达到了顶峰。

为了打击当时还未稳固的共产党政权，华盛顿计划启动一个新的远离中国海岸的国民党基地。朝鲜战争给这个计划注入了极大的动力，但是也使秘密战的组织者们进退两难。原因是，尽管此时美国进行隐蔽行动的能力发展迅速，但是隐蔽行动好像只具有政策意义，而在其他方面收效甚微。

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之后，国民党势力就在远离大陆的岛屿上安顿下来。台湾是这些岛屿中最大的一个。海南岛是第二大岛，当时还有一些来自福建和浙江的游击力量在那里活动。也有一些国民党残部在广东和云南活动，直到1950年上半年，这些残余势力才被驱逐到印度支那和缅甸。

岛屿与大陆的形势截然不同。中共没有海军，也没有两栖作战的经验，只有一些小船，而且大部分是舢板。1950年年初，解放军挺进海南岛，发动了几次进攻，消灭了无数国民党军队。与以往一样，国民党的士气又崩溃了。蒋介石意识到战役失利在所难免，于是下令让军队撤回台湾。当时有人担心中共会乘胜追击到台湾去，但是进攻台湾并不容易，中共也没有试图这样做。

至此,美国向国民党提供的价值22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无数军事装备总算没有白费,美国的政策终于取得了些许成功。

早在国民党溃败大陆之前，美国国内就有人提议在中国实施隐蔽行动。1949 年年初，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并委任“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与中共就和解问题进行谈判。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建议华盛顿给华南的国民党余部提供军事援助，并秘密资助忠于李宗仁的游击力量。陈纳德曾在抗日战争中指挥过飞虎队，“二战”期间曾担任空军十四分队的队长，随后又成立了一个私人航空公司，即民航空运队(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

陈纳德与蒋介石、宋美龄

但是美国国务院对陈纳德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于是他转而求助民航空运队的合伙人托马斯·G.科科伦(Thomas G Corcoran)。科科伦与政府部门关系很熟，他介绍陈纳德与中情局的官员联系，双方在1949 年夏季多次会面。8 月份，陈纳德与政策协调处远东司司长史迪威将军会面，史迪威对提供军事援助-事很感兴趣，他认为组建一个像民航空运队那样的航空公司可以为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提供许多便利。在此期间，杜鲁门总统也指示国务院重新审核陈纳德计划的可行性。

美国国务院的审核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就已宣告瓦解,美国不得不将隐蔽行动的重点调整为从外围发起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民航空运队就显得尤其重要，恰巧此时民航空运队面临经济困难。10 月上旬，中情局接到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对陈纳德计划的反馈，凯南并没有表明观点，但威斯纳却坚持认为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最终民航空运队也参与到秘密战中。1949年10月10日，民航空运队开始为中情局服务。11月1日，科科伦代表民航空运队与中情局的财务处正式签订了一份协议。

1949年10月28日，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将军给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在中国进行隐蔽行动的计划。马格鲁德援引自己在战略服务处的经验，强烈建议在中国实施隐蔽行动。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Johnson)将这份建议和威斯纳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一起转呈给总统。1949年11月份，杜鲁门总统表示出对这两份文件的浓厚兴趣，但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却暂时打断了这个计划。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表现出对民航空运队的兴趣。1946 年陈纳德和怀丁·魏劳尔(Whiting Willauer)成立民航空运队时便是属于准军事行动，任务是在中国内战中运送军队、物资以及重要人物。在整个1948 年，民航空运队成就斐然:总计飞行 3400万吨英里(ton-miles)，运送人员 223700名，运送货物 88238 吨。1949年，由于中国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溃败，民航空运队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与中情局签订的协议为民航空运队带来了生机，中情局预付了 20 万美元，解了民航空运队的燃眉之急。民航空运队随即将设备运到台湾，并在香港设立了公司总部(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后，陈纳德与蒋介石的友谊和与国民党的独家合作宣告终结)。但是中情局的资助并没有完全解决民航空运队面临的市场问题，民航空运队一次又一次向中情局伸手要钱，直到最终完全从属于中情局。

在欧洲，中情局的空运任务必须经美国或英国空军之手，每次任务都必须通过各部门的讨论，甚至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之后才能实施。在接手民航空运队之后，政策协调处手里掌握着大批飞机，中情局在亚洲的飞行任务就可以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曾有人担心民航空运队的飞行员不愿意执行任务，令人欣慰的是。飞行员们都态度积极，并非常乐于展示精湛的飞行技术，因此执行飞行任务不成问题。

中情局收到的第一个援助请求来自马步芳。马步芳是中国西北的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军阀，据称拥有5万兵力和20万受过训练的后备队。1949年11月份，在讨论如何对反华势力进行援助时，杜鲁门唯一提到的一个隐蔽行动就是对西北的马步芳提供援助。

馬步芳（1903年－1975年7月31日），字子香

但是正在美国准备物资时，马步芳却已战败。在这之后，他携带价值150万美元的金条，乘坐民航空运队的专机离开中国去了麦加朝圣。

于是美国不得不重新挑选愿意在大陆进行隐蔽行动的人员。这倒不难，因为国民党重返大陆心切。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的发言主题就是“重返大陆”,在整个50年代这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的、亲国民党的“中国游说团”的口号也是“重返大陆”。

中情局在亚洲遇到了不少困难。国民党内部分裂成许多派别，每个派别都想独占美国提供的援助。受中情局派遣时任驻香港民航空运队总部的政策协调处官员阿尔弗雷德·T.考克斯(AlfredT Cox)不得不在美国和国民党内部那些吵闹不休的派别之间进行协调。

自隐蔽行动开始实施，中国的政治形势就让美国尴尬不已。1949年12月，65岁的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离开大陆去纽约接受治疗，并受到杜鲁门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官方”访问。李宗仁声称忠于他本人的队伍有17.5万人，大多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1950年2月22日，李宗仁还给杜鲁门总统递交了备忘录。其中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组织游击战;第二,进行地下活动;第三。在海外华人中进行渗透;第四，动员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心存不满的自由主义者。

在出访华盛顿期间,李宗仁下榻于白宫斜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杜鲁门本来准备于3月2日举行一个正式的午餐会来欢迎这位“政府首脑”。但是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突然单方面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合法领导人”，并恢复“总统”职务。李宗仁即刻被剥夺权力,被迫滞留美国,不得不与蒋介石竞争在美籍华人中的影响力。

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些政策协调处的情报人员还是认为，李宗仁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择，也就是说，既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也没有受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玷污的“第三种力量”。但是蒋介石控制着近海岛屿，而这些岛屿恰好可以作为美国启动秘密战的基地，因此最终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台湾当局。

政策协调处远东司负责策划在中国的活动。“二战”时远东司司长史迪威曾服役于驻缅甸的战略情报局 101服务小分队。副司长是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二战”中曾在缅甸战场给国民党军队做过顾问。这两个人都狂热于在中国开展隐蔽行动。

早在1949年5月，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曾请求国防部成立一个参谋部，帮助中情局设计一个准军事训练计划。两个月之后，陆军部长同意帮助政策协调处处理游击战问题，并在美国佐治亚州西部城镇本宁堡开辟一块训练基地。1949 年 11 月，国防部成立了一个参谋部，目的是协调国防部与中情局制订的心理战和隐蔽行动计划。尽管两个部门之间有军事合作，但是史迪威却拒绝将中情局置于国防部的正式管理之下，他声称只要“基本确定”中情局会通知战区指挥官其将要进行的行动，战区指挥官可以批准其在战区内进行隐蔽行动。

在保留了一些余地之后，中情局开始着手布置对华秘密战。1950年，中情局佯装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商业公司，叫西方公司，员工们称之为“西方汽车”，紧接着中情局在台湾南部和其他近海岛屿都建立了培训基地和活动基地。

1950年年初，中情局针对大陆的隐蔽行动开始了。4月份，中情局特工指挥游击力量在广东的南伟码头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突袭;5月份，在浙江的石浦镇进行了一次规模稍大的突袭，并暂时切断了码头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到 1950 年年底，台湾当局声称在大陆积极活动的“游击队员”人数超过 100 万。美国情报部门的保守估计则是60 万到 65 万，且只有一半人忠于台湾当局。

中国共产党公开确认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并提出实施剿匪计划。1950年6月，在给党代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到有40万土匪在大陆活动，到了 10 月份，周恩来将这个数字减到了一半，不久北京声称从1949 年年初抓捕了总计 20 万“美国军事间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中和华南动员了115.7万人的军队，此次动员可能与其他军事行动有关,但很显然其主要目的是剿匪。11月份，美国的情报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福建调动军队去浙江打击当地的“游击”活动。

起初在大陆活动的“反共游击队”很多，但与中情局没有多大关系。当时在中国很多地区还有国民党的余部、地方军阀，甚至真正的土匪存在。但是“游击队”的活动并没有妨碍中共从华南撤出军队去参加朝鲜战争，因此可以说“反共游击队”造成的影响很小。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秘密战上升到了个新阶段。像德国一样，“二战”结束时朝鲜也被分成不同的占领区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苏联占领朝鲜北部，美国占领朝鲜南部,随后南北方各自组建了新政府。不同于德国的是占领朝鲜的两个超级大国相继撤出，将问题留给了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和韩国相互威胁要通过武力重新统一半岛，结果朝鲜战争爆发。几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决定介入，从而将美国带入了战争的泥潭。

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给针对朝鲜的隐蔽行动提供了机会。针对中国的隐蔽行动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朝鲜战争之后重新恢复。起初，美国的准军事资源和实施突击活动的资源都很有限，中情局的活动主要是搜集情报，由驻扎在日本本州岛东南岸港口城市横须贺的特别行动处(OSO)负责。当时，特别行动处设在一家旅馆中，只有六名工作人员。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是妨碍特别行动处快速扩张的一个因素。远东司令部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还有别的头衔，如战区司令、军队指挥官等。麦克阿瑟对于在他的战区实施特殊行动不感兴趣，“二战”期间他就曾禁止战略情报局(OSS)在他的辖区活动，因此有人担心他会同样地禁止特别行动处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中情局并不占优势，因为中情局曾避免确定与国防部的上下属关系。

远东司令部(Far East Command,简称FECOM虽然没有阻止中情局介入朝鲜半岛，但麦克阿瑟还是不愿意实施隐蔽行动。远东司令部不但不鼓励实施隐蔽行动，而且还要强化军方在隐蔽行动中的领导权。尽管美国陆军已经将实施隐蔽行动的职责移交给了心理战参谋处，麦克阿瑟还是继续将特殊行动委托给军方的情报处，因为情报处的主任与他私交甚密。

起初军方实施准军事行动的资源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军方在日本有几个空军基地，随时可以执行飞行任务。海军从圣地亚哥派出“贺拉斯·巴斯”号驱逐舰，“巴斯”号配有4艘登陆艇，能够运送162名突击队员。1950年8月6日，一些海军侦察部队的士兵和水下爆破小组联合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Special Operations Group,简称SOG)。几天之后，潜水艇“佩克”号也加入进来。“佩克”号经过改造，可以运送 160 人。英国也派遣了一支皇家海军陆战队加人特别行动队。

尽管中情局有民航空运队担任空中卫士，但当时还没有军方这样强大的准军事行动能力。新上任的政策协调处主任汉斯·托夫特(Hans Tofte)是一位船长的儿子，他精通汉语，“二战”前曾经在北平一家船运公司就职 10 年，也是 OSS 的一个老兵。托夫特在“二战”期间的工作是把武器从意大利东部海港巴里穿过亚得里亚海运送给游击队，后来又负责将 OSS 的突击队员空投到法国东部城市第戎。他管理的舰队船只一度多达 44 艘。

左一为汉斯·托夫特，其身后为民航空运队（CAT）的飞机

托夫特本人是丹麦公民，战后回到哥本哈根，担任泛美航空公司的地区经理，后来与一美国女子结婚，婚后移居到美国艾奥瓦州，在那里任陆军预备队的一名军官。当政策协调处开始准备在中国实施隐蔽行动时，远东司司长史迪威和副司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都极力推荐托夫特。朝鲜战争爆发时，托夫特 43 岁，正在陆军预备队进行短期服役。两天以后，他出现在中情局总部，威斯纳看中了他的阅历和语言天赋(托夫特会说六种语言，包括汉语)，于是雇用了托夫特，并派他到日本执行任务。

托夫特很快便动手建设基础设施。在厚木空军基地，托夫特和副手科尔维尔·比尔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块50英亩的空地于是便开始建设一个预计可容纳1000多人的营地。托夫特还在韩国釜山的济州岛设立了一个培训基地，专门培训韩国人学习如何开展敌后活动，这个培训基地由海军中校“荷兰人”克雷默负责。军方的特别行动队负责海上运输，民航空运队为隐蔽行动提供了40架飞机。

政策协调处扩张之后的第一个行动是“野风信子行动”，目的是搜集有关朝鲜和中国军队动向的情报。政策协调处派遣几千名朝鲜难民出发去战线之后，要求他们尽量返回，返回后汇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中情局后来的结论是:孩子们提供的情报最有用。

另外一个行动是1950年年末开始的电影放映活动。这部电影根据战后被囚禁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一位日本上校的日记拍摄而成，在20家日本影院放映，首轮放映便超过 700 场。据政策协调处计算，美国财政部从这部电影中收益10.4万美元，这算是反苏宣传的一笔额外收获。

还有一个准军事行动称作“圣衣”，意在阻止中共领袖毛泽东获取印度提供的人道主义医疗援助。当时一艘装载着可供三个野战医院使用的医疗物资的挪威货船驶往中国，“圣衣”行动就是要不计代价地阻拦这艘船，为此中情局划拨了 100 万美元。托夫特在东京与其他政策协调处远东活动站的头目们会面，商讨具体计划。驻香港的阿尔弗雷德·考克斯提出，一旦货船停泊在香港，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人员就开始进行破坏活动。事实上，当这艘船经停香港时，中情局准备了一个更加巧妙的计划:托夫特与蒋介石会面商讨此事，蒋介石非常乐意将巡逻舰借给托夫特，以便托夫特在公海上逼停这艘船，再霸占船上的物资。当国民党的炮艇抢劫这些医疗物资时，考克斯和其他中情局人员其实都在场，不过他们藏在甲板下。

中情局隐蔽行动的扩张引发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哪一个部门对隐蔽行动拥有领导权?在东京，远东司令部在情报机构之下成立了一个联络组来监督军方和中情局的所有活动。一位中情局的官员负责所谓的文献研究司，职责是策划所有行动;韩国联合咨询委员会(Joint Advisory Commission Korea,简称JACK)负责实施这些行动，其负责人由军方指派。为了解决军方和中情局在准军事行动方面的角色重叠问题，1951年12月又成立了韩国隐蔽秘密及相关活动协调组(Covert Clandestine and Related Activities Korea,简称 CCRAK)，但是收效甚微。

华盛顿决定扩展隐蔽行动的范围，这进一步激化了隐蔽行动内部领导权矛盾。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总统就命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保卫”台湾海峡。1951 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01号文件，同意实施强有力的隐蔽行动来支持反共力量。1951 年年底，杜鲁门试图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中国共产党。NSC-118号文件详细讨论了切断中国共产党补给线的可能性，1951年年底，杜鲁门批准了这个计划。

1952年年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海军为中情局提供船只和设施，用以在韩国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登陆。军方的策划人员对忠于李宗仁的力量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支持一切持反共态度的华人。2月份，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议拨款3亿美元，用以支持在中国大陆进行的隐蔽行动。考虑到中情局和蒋介石各派系之间的联系，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警告道:“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反革命运动、政治计划以及明确的组织和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在中国进行的隐蔽行动务必不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因为此时中国国民党好像不具备这些条件。”

1952年夏季，政策协调处与特别行动处合并为计划处，中情局成立了北亚司令部来统一领导从日本、近海岛屿和泰国发动的针对中国大陆的各种行动。威斯纳还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网络，囊括了新加坡、缅甸、日本、韩国和塞班岛上的基地。民航空运队为这个网络提供飞行服务，海军则协调海上运输。

中情局支持的主要是准军事行动，在韩国和日本进行具体活动的都是韩国人，这些人在釜山的济州岛培训之后奔赴各地。中情局也招募中国人，主要是台湾人，在台湾接受培训后参与行动。

中情局还在塞班岛上的一个秘密基地里培训招募的韩国人等。事实上，使用这个岛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塞班岛是联合国的属地，是太平洋托管地之一，美国只有管理权。1951 年到 1952 年间，托管权从军方移交给非军事机构之后，美国海军部成功地将托管领土的总部设在塞班岛，并负责保护塞班岛的安全。

为了掩护这些设施，中情局将这个秘密培训基地称作“海军技术培训小组”。招募的特工要在夜间由C-47飞机运送到岛上，在去基地的路上还要被蒙上双眼。基地设在岛内的最高峰上，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尽收眼底。岛上其余地方的生活水平和建筑风格与中情局的基地完全不同。当联合国托管专员来岛上视察时，基地会被迅速伪装，并关闭“海军技术培训小组”以应对视察。

在经过培训之后，特工们被派回到各个活动站接受任务，任务包括对目标实施突袭和破坏活动等。有1200多名韩国人在济州岛经过培训后，组成突击小组执行秘密任务，搜集情报的分队在朝鲜半岛四处活动。大约有几百人在中国活动，这些人与各地的反共组织建立了联系。

军方特殊行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最终几个小组合并成一个机构，称为远东司令部联合分队(韩国)，也叫作8420 陆军分队。通过这个分队，远东司令部实施了大量准军事活动。其下属的贝克分队用C-46和C-47型飞机提供空中运输;猎豹、柯克兰和狼群分队则在地面执行任务。以狼群分队为例，该分队成立于 1952年3月，由4000名韩国人和7个美国人组成(包括指挥官、主管和通信专家)，分为6个营，每个营在韩国海岸都有不同的基地。狼群分队的突袭任务包括海军炮火支援和轰炸。到 1952 年年末，狼群分队已经增加到8个营，人员增加到6800名韩国人和 12 个美国人;猎豹分队有 5500 人。1953 年年初，远东司令部从狼群分队和8420陆军分队抽调人手，组成驻“韩联合国军”(United Nations Partisan Forces in Korea，简称UNPFK)，在几个月之内人数就达到2万人。“驻韩联合国军”效率极高，援引远东司令部的报告，1952年11月15 日到21 日期间，“驻韩联合国军”总计发动了63 次突袭，敌军伤亡 1382 人。与此同时，驻印度支那的法国特殊战军官模仿了“驻韩联合国军”的组织机构，用美国提供的资金扩充了法国的准军事力量。

中情局针对中国大陆行动的规模小一些，但形式更加多样，包括为蒋介石的军队提供咨询、培训和物资等。据蒋介石所说，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年初，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发动了15次突袭。“中情局驻台北活动站”的特工人数超过 600 人，执行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任务，包括对大陆空投传单等。传单主要由民航空运队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进行投放，飞行次数高达每月 30次，仅1953年就向大陆投放传单3亿份。

中情局还实施了一个单独的计划，代号为“热带行动”，目的是援助并非忠于蒋介石的“满洲游击队”，在夜间由民航空运队的飞行员驾驶无标志的C-47飞机从日本出发执行任务。约翰·T唐尼(John TDowney)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加人这个行动据他回忆，耶鲁大学51级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参与这个行动。当时唐尼被指派到中国的吉林省组建抵抗力量。1952年他去塞班岛挑选了四名队员，这些队员在6月份被空投到吉林。11月，唐尼和理查德·G费克图(刚加人中情局五个月，也是民航空运队的飞行员)在试图接回另一名中情局人员的过程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并俘虏。这次失败导致“热带行动”暂停。22岁的唐尼-直被监禁,直到1973年才获释,他的同事费克图被监禁到1971年。

“纸张行动”是中情局针对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纸张行动”始于1952年2月，目的是帮助国民党游击队从缅甸北部的掸邦入侵中国大陆。这次行动没有隐瞒缅甸政府，最终引起了一场没有必要的国际争端，并导致国民党参与到海洛因走私活动中。

在“纸张行动”中，中情局和一位蒋介石军队的将军李弥进行合作。李弥是国民党在大陆的一位指挥官，既精明又冷酷，曾下令处死其叛变的属下。在渡江战役中，李弥的部队溃不成军，他伪装逃跑到云南，在昆明领导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1949年12月撤出昆明后，李弥的部队占领了云南。1950年年初，随着人民解放军逐步向西南推进，李弥撤退到边境地区。

李彌（1902年11月4日－1973年3月10日），字炳仁，號文卿，雲南騰衝人

李弥的部下中大约有1500人撤退到印度支那，遭到法国人的监禁，被解除了武装。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有一支军队，在缅甸只有很小一支军队，而且完全掌握在反政府的凯伦部族人手中。在这样混乱的形势下，李弥毫不费力地带着国民党 97 师和 193 师的余部2200 人穿过中缅边境来到缅甸，控制了凯伦部族人，并补充兵员。李弥的部队与缅甸军队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其军队人数还是在1950年年底增加到4000人。

“纸张行动”打算重新武装李弥的军队，并帮助其回到云南。民航空运队的飞机从曼谷的基地出发，将特工从中国台湾运送到缅甸，将武器从冲绳的中情局军火库空投给李弥的部队。整个行动由“中情局驻香港活动站”的阿尔弗雷德·考克斯和驻曼谷活动站的谢尔曼·乔斯特共同协调。

为李弥部队的军火运输所做的掩护也非常有创意。在此期间，泰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演习，训练并武装本国的准军事力量。中情局在迈阿密给海外东南亚供应公司(俗称“海上供应”，电报挂号是“Hachet”)授权，与泰国政府签订了一项总额高达 3800万美元的合同。在这个商业伪装下，海上供应公司为与泰国人和中国人合作的中情局人员提供掩护。到 1953年年底，海上供应公司有200名雇员，加上在大使馆工作的、公开身份是顾问的 76 名美国人，大约训练和武装了 4500 名泰国士兵。泰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良多。资助李弥的活动和海上供应公司的活动对泰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政策协调处驻曼谷活动站的谢尔曼·乔斯特有丰富的“二战”经验，他并不介意泰国政府知道这个行动。

“纸张行动”开始时，民航空运队的三架飞机将物资空投给李弥的部队，很快空投次数就增加了。据泰国政府派往监视李弥的人说，短时间内就看到了五次空投。

在此期间,李弥召集了云南境内的“反共救国军”。1951年4月,“反共救国军”两个纵队共 2000 人，加上中情局的人员，向云南发起了首次进攻，很快就挺进云南，但是在短短一周内就被赶出云南。李弥派部下刘阔川(音)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也被驻当地的人民解放军快速击败。

本来这次失败应该使中情局重新审视“纸张行动”，但是中情局并没有这样做。美国驻缅甸大使大卫·凯从仰光向美国政府报告，缅甸政府已经得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也知道美国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他指出“这次冒险将会让我们失去缅甸政府的友谊和信任”，但是华盛顿不但对这个报告无动于衷，还进一步增加了对李弥的援助。

中情局任命詹姆斯·A加里森(JamesAGawison)为后勤主任负责统一管理武器装备，将这些武器运往中国台湾、泰国和缅甸。美国还派遣工程师去泰缅边境的勐撒,重新修整那里的简易机场。此后，中情局不再局限于降落伞空投，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空投军用物资。大约有700 名从中国台湾来的士兵加人李弥的军队，到1952年，李弥的军力已经增加到1.2万人。

195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公开指责美国将国民党士兵从中国台湾运送到泰国和缅甸，此后苏联又在联合国的一个政治委员会数次指责美国，美国国务院则一再否认。国务卿艾奇逊和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声称国民党承诺要从缅甸撤出军队，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履行这个承诺。缅甸驻联合国的代表也指责李弥得到了外国的援助，国民党的代表矢口否认，于是缅甸代表公开了缅甸军队截获的蒋介石给李弥的密函。在各方的相互推诿中，《纽约时报》在1952年2月11日的报道中称，在缅甸有目击者亲眼看到李弥的士兵在炫耀崭新的美国武器。4月，缅甸指责美国人(包括一些已经退役的飞行员)正在给李弥走私武器

美国坚决否认这些指责。蒋介石说服李弥回到台湾以平息事态。为了解释李弥的部队获得武器装备的途径，国民党当局透露李弥的手下一直在贩卖鸦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为了掩饰中情局的行动从而鼓励李弥的部队贩卖鸦片，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从那时起,国民党军队一直靠贩卖毒品来筹措军费。

这对于美国来说得不偿失。

不论这个借口多么拙劣，美国一直都在否认支持李弥的军队。这个秘密被政策协调处内部严格保密，甚至连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处都被排除在外，国务院基本上对“纸张行动”也一无所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请求国务院告知真相，他得到的答复是美国确实没有向李弥提供援助。但是亚洲国家却拒绝接受美国的解释，鲍尔斯不得不称，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大选之年停止对蒋介石提供武器，如果这样做的话会被对手指责为“放纵共产党”。国务院也向新任驻缅甸大使威廉·席波做了类似的保证。在一次外事招待会上，席波又一次否认美国向李弥提供援助。缅甸的总参谋长尼温将军说道:“大使先生，我清楚地知道真相。如果我是你，我就会闭嘴。”

1952年夏季，李弥回到缅甸，对云南发动了第二次进攻。8月，2100名国民党士兵行军60英里进入中国境内，但是很快就被赶出来，这是李弥“救国军”最后一次无功而返的人侵行动。此后，国民党军队突然将矛头对准了缅甸政府。李弥一直把驻缅军事基地保护得很好，保护基地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人侵云南的人数。李弥放弃人侵中国大陆之后，与反政府的凯伦部族取得联系，甚至与缅甸共产党也取得联系。1952 年秋，李弥渡过怒江，对缅甸政府军展开攻势。

李弥的行动导致美缅关系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很糟糕。1952年，缅甸政府拒绝了联合国的调查，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可能接受自己。1953年，缅甸提议将国民党在缅甸的存在定性为对缅甸的侵略。在美国拒绝这个提议后，缅甸外长吴努单方面停止了所有美国对缅甸的援助项目。

中情局一些官员却看好李弥的行动，尤其是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菲茨杰拉德也是哈佛毕业生，“二战’时期在战略情报局驻缅甸的分部工作，当时任国民党第6军的顾问。菲茨杰拉德对于冷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狂热。1951年，李弥进攻中国大陆失败之后，菲茨杰拉德坚决反对撤销“纸张行动”，但是1952年李弥又一次失败，加上缅甸、中国和苏联一再指责美国，他最终不得不终止这个行动。

1953年4月，一位印度尼西亚大臣向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如此评价“纸张行动”:“美国的武器被用来武装一个叛徒组织，这个组织根本无法对共产党中国造成任何伤害，相反却妨碍了民主的缅甸政府的反共活动，使缅甸政府麻烦不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可笑?"

七年后，1959年5月，情报官员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缅甸的中国国民党“除了制造麻烦之外一无所成”，他们让缅甸政府对美国产生不满，“总之，他们给我们的朋友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是却连牵制解放军的能力都不具备”。

在短短几年内，美国中情局和军方在亚洲都实施了大量准军事行动。中情局建立了许多基地，又收编了民航空运队，这为隐蔽行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尽管如此，许多准军事行动却毫无意义。在朝鲜的准军事行动取得了一些军事方面的影响，但是影响很有限。在中国东北和云南实施的行动完全失败，而且使中共加强了安全措施，最终妨碍了中情局在中国大陆的情报网络发展。而在缅甸的行动对美国的外交利益则更是有害无益。

无论如何，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隐蔽行动规模和组织迅速扩张，这无疑反映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模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在利用隐蔽行动达到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