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历史转折中的西方政治学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最近总会想起本科学经济的时候，老师教的一堂课。他当时在讲述市场如何从一个均衡状态移动到另一个状态，在公式和图表的帮助下这并不难。可老师说，理论上看，市场的调节是有效而顺利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调节，在现实的经济中却可能要经历失业、通胀，或者消费下降等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所以当时他向我们反复强调一点，我们分析经济不光要看到图表上曲线的交叉和点的移动，更需要思考在这个过程中，真实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知为何，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的时候，又会想起另外一个魔兽世界的老梗，在《德拉诺之王》的开场动画中，那个经典的段落：早已堕入魔道的术士古尔丹向兽人领袖地狱咆哮许诺，他将让兽人称王。而地狱咆哮就冷冷地问了一句：

“但是，古尔丹，代价是什么呢？”

虽说兽人并不以哲学思考见长，但是这句话倒是充满了辩证思想。

无独有偶，这学期老师在讨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喜欢那种好事情凑一起的理论。比如李普塞特（Lipset）的现代化理论，宣称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民主。现代化是我们喜欢的，民主也是我们喜欢的，于是这样的理论就会流行，大家就会愿意去相信。可是这些理论的弱点也就在此。在现实中，往往好事不成双。”

我想，老师也无意中概括了，二战后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主题：这世上到底有没有成双的好事，不用付的代价？

如果要评出对当代西方甚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理论，其中肯定是要有刚才提到的现代化理论一个位置的。现代化理论虽然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但是如今我们所熟悉的版本是美国政治学的产物。

当年李普塞特提出的理论其实直到现在听起来都是很有市场的：现代化会带来教育、财富、城市化、中产阶级、宽容价值……而所有这些都会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社会走向民主和谐。再引申一点，这样的理论也反映了当年的一种乐观情绪，就是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传统和现代是截然对立的，所有的好事情都在现代那一头，人类就是不断地走向现代，不断地遇到好事情。

当然，这样的现代化理论很快就在学术上遇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批判。

从左派来看，是摩尔（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提出了质疑。摩尔的观点是，现代化不是只有民主一条路可走，社会基础不同，农民、地主，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现代化的路径也不同：既可能是英美法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可能是德日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抑或是中俄的共产主义革命。当然，摩尔只是从国内阶级联盟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化，如果结合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他也许会发现，那些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往往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

摩尔

但是除此之外，贯穿摩尔全书的，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暴力。他着重批判的是对西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在他看来，所有的现代化无一例外都要伴随着暴力。有的时候暴力是以革命的形式直截了当地释放出来，比如美国有南北战争，法国有大革命，这些自不用说。但是另外一种暴力，则是隐蔽的合法的，比如英国。

虽然英国的光荣革命以不流血被称赞了多年，似乎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典范。但是摩尔仍然注意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数的英国农民并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对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保护，而是被合法地剥夺了财产和地位，好一点的年轻人可以流落城市成为低端劳力，剩下的便只能自生自灭。英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代价，是上层地主和资产阶级用合法的手段毁灭了农民阶级，让他们彻底消失在了政治舞台。

究其根本，现代化之所以一定要有暴力，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割裂，对他们所熟悉的生活的抛弃，以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真要客客气气地问人们想不想要现代化，大多数人是不想要的，只有靠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才能实现。

当然，摩尔仍然认为暴力和革命是必要的，渐进主义的神话是不成立的。如果没有革命，要么是像德日一样，由于无法与反动的旧秩序彻底割裂，从而兴起法西斯政权，造成本国和他国的苦难。要么是像印度那样，虽然有幸未经革命就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但却陷入到了落后与贫困之中，其人民遭受着的长久的苦难，怕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还要高昂。

所以最后摩尔自己也只能悲伤地发现，无论是古今中外的新旧制度都是建立在牺牲之上，压迫总是要落到人民头上，无非是在一种压迫和另一种压迫之间选罢了。

另一方面，从右派来看，亨廷顿（Huntington）则是对民主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社会的现代化不会自动带来和谐稳定的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大众不断被动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旧的秩序被破坏，新的冲突被点燃，无论是城镇化、教育，还是经济发展，都会带来政治动荡。而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制度民主与否，而是这个制度是否足够强大，可以将被动员起的民众纳入到政权里。

从这个角度看，亨廷顿认为民主的英美和不民主的苏联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被强制的还是自愿，这些国家的民众都在“参与”着这个政权，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与之相反，那些制度孱弱的国家，不管民主不民主，社会的动员能力超过了政体的容纳能力，动乱和政变就会成为常态。没有稳定的政治现代化，其余的一切发展也都无从谈起了。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亨廷顿的理论实际上契合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需要。毕竟当年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一搞民主大多都是左派上台，左派上台又大多跟美国不对付。对于美国来讲，根据亨廷顿的理论，用独裁的右派来“解救”饱受左派民主之苦的广大亚非拉民众，岂不是两全其美？

现代化理论虽然从提出开始就不断有学界的质疑，但都实属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损其理论根基。真正给现代化理论致命一击的，还是来自美国政府自己在越南的所作所为。

冷战期间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其实给美国学者们真正实践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罗斯托（Rostow），当年就积极地参与越战，试图通过一小撮精英和官僚搞模范试点，自上而下以点带面地在越南按照自己的理论推动现代化。当然，越战的惨痛结局最后把罗斯托和整个现代化理论的名声都葬送了。罗斯托这样一个曾经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学术明星，在越战失败脱离公职之后连麻省理工的老同事都不想接收他了。

说起来现代化理论也是有点冤，毕竟越战本身就不是一个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思路再正确，也不可能靠美国占领军的炸弹和子弹来推行。但是另一方面，罗斯托那样的现代化理论家很清楚美国在干什么，自己在干什么。正如他的名著《经济成长的阶段》副标题“一篇非共产主义宣言”所揭示的，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打算为政治服务的。坚信美国的对外干涉能够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现代化，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是不可开脱的。

当年踌躇满志的罗斯托给约翰逊总统讲解他在越南的计划

这同样拜冷战所赐，现代化理论式微带来了依附理论的崛起。冷战时期的反殖民和反帝斗争启发了学者，让很多人意识到，广大亚非拉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不发达国家处在体系的边缘，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永远只能靠出卖资源为生而无法发展自身的工业，他们不光不能照搬英美的现代化道路，甚至连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也无法模仿。特别是对于离上帝太远而离美国太近的拉美地区来说，依附理论的逻辑是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依附理论跟现代化理论虽然对立，却共享了同一个优点兼弱点，那就是好事成双的美好愿望。反殖民是好的，现代化也是好的，如果一边反殖民就能顺便现代化，可谓是一举两得。然而，且不论反殖民本身的难度，将问题过多地归咎于体系，又会带来对自身原因的忽视。随着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崛起，依附理论也随之衰落了。因为当时依附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些亚洲不发达国家，明明应该是边缘国家，却可以融入世界体系并以此完成现代化。

当然，依附理论关注全球体系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在后来的全球化理论中得到了继承，但是其中反抗国际秩序的成分消磨掉了。更重要的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被总结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理论界开始相信，亚洲国家之所以成为二战后难得的现代化典范，正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积极减少国家干预，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真正了解日韩那些国家历史进程的人当然知道这并不是真的，但是这种解读毕竟满足了很多人又要市场又要发展的美好愿望。

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春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吹遍了亚非拉各国，冷战结束后又席卷了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巧合的是，这些国家本身也大多在经历着民主转型，于是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再一次变得紧密。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虽然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来说，市场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俩东西凑一起似乎没什么代价。可是呢，那些因为改革丢了福利丢了工作的一般民众不这么想啊。于是搞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官员就很尴尬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焦头烂额的学者们的对策是，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就好像倡导休克疗法的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Sachs）教育改革者：“一般民众是不知道改革的好处的……如果你想要搞价格放开，就不要讨论，直接去做，因为所有人都会反对你……”

学者们的建议还是比较天真，不过是想着偷偷摸摸先斩后奏，而政治家们的手段就要犀利得多了。比如拉美在搞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时候，普遍的一个规律就是，上台之前告诉大家自己反对改革，指责想搞改革的竞选对手不顾民众死活，从而获取选票。等他们一到台上，马上就照着自己竞选对手的政纲搞改革，留下一脸懵逼的民众。

比如秘鲁前总统藤森，以局外人身份竞选，痛斥建制派政党的改革方案，宣称不需要新自由改革也能解决经济危机。结果等他上台，很快就全盘接受了IMF的改革方案。IMF也是投桃报李，在藤森后来解散议会搞“自我政变”的时候坚定地支持了他。

当然，至于藤森做这一切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有人说藤森是有苦衷，发现国家经济状况不改革不行，只能依靠IMF的外援，所以最后藤森还是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赢得连任就表明改革是成功的嘛。但是也有人表示藤森早在上台之前就计划好了要搞新自由主义改革顺便给自己捞好处，藤森连任不是因为改革成功而只是反恐有功……当然，随着藤森腐败和滥权的丑闻被揭露之后，这些争论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1992年，由于改革受阻，藤森下令坦克上街，议会解散，实施了一次“自我政变”

但是不管怎样，冷战胜利后，西方国家又开始恢复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这些民主与市场的不合只不过是一些不和谐小插曲罢了。曾经饱受质疑的现代化理论，乘着乐观主义的东风，当然也要改头换面重出江湖。毕竟到最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跟民主绑在了一起，什么好事情都占全了，你需要有个理论去解释。

比如普沃斯基（Przeworski）就回顾了二战后几十年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并发现：虽然比较悲伤的是，民主与否似乎是个随机事件，经济发展并不像李普塞特所说的那样，可以自动带来民主。但是呢，经济发展可以让民主政权生存得更好，而民主政权又可以使经济发展更健康，既有民主又有面包，好事情还是可以凑一起的，用普沃斯基自己的话说就是“毫无代价”。

就在大约同一时期，政治学理论也迎来了几个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与民主有关的重要成果。一个是帕特南（Putnam）在《使民主运转起来》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公民组织越活跃，民众联系越紧密，社会资本就越高，就越有助于民主。虽然帕特南实际上没有很好地给出到底社会资本具体该如何定义如何测量，也没有讲明白运作机制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个理论仍然流行了起来，毕竟，社会和谐带来民主，听起来就很美。

另一个成果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在《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里面提出的收入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他们的基本逻辑是，民主会推动收入再分配，如果收入很不平等，那么民主化后精英就会失去更多，精英的强力镇压会阻碍民主，或者让已经建立起的民主崩溃。同样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一理论成了爆款。不光是因为他们有看起来酷炫的经济学模型，也是因为他们契合了很多人心中的常识，收入公平促进民主，都是好事没毛病啊。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研究还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话，上述这些政治学成果大概跟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常识很接近了。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收入公平……当然，把这几样条件综合起来，还可以总结出美国政治学的最爱“中产阶级”。总之，所有这些好东西都集齐了，就会毫无代价地召唤出最好的东西，民主。

然而冷战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只要看到最新的世界大势，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再次拜欧美所赐，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一代民粹以及欧美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民主衰退，又要推动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了。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那套收入分配理论是最早受到质疑的。因为虽然他们的经济模型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对政治和历史稍有常识的学者都会发现，他们所描述的跟事实不一样啊，收入差距大的国家也能民主化，而民主化的国家也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

只不过当年这一理论如日中天，很多学者们都觉得“虽然跟我所熟悉的案例对不上号，但是说不定我的研究是个例呢。”直到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大家频繁地讨论，终于发现好像自己的想法并非个例，才对这套收入再分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质疑。

比如考夫曼和哈加德（Kaufman and Haggard）就发现，收入再分配只能解释一部分的民主化，而其它的民主化案例都是精英内部分化和妥协的结果。同样的，民主的崩溃也不是源于精英对收入再分配的恐惧，而是制度虚弱，经济危机，军队干政，民粹主义等众多因素所导致的。

其实看到如今从拉美到欧美各国的经济现状，我们就会明白，收入再分配这套理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民主其实没能有效解决民众对收入分配的需求。不管是因为精英把持了政权，还是因为政府无力推动经济发展，最终民众仍然无路可走，使得他们只能诉诸民粹。

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的名声第一次被二战前的德国人搞臭，但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社会资本的理论也是一样。很多学者，包括帕特南自己也发现，过于强大的公民社会并不一定是好事。就像二战前的德国，公民社会过于强大而民主政权过于虚弱，一旦希特勒对公民组织加以动员和利用，魏玛共和国就不堪一击了。同样的道理，如今欧美的民粹主义也是来自于成熟的公民社会。

所谓的公民社会本身不带有任何进步的光环，完全取决于公民自身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凑巧如今我们看到了他们丑陋反动的一面罢了。当然，话说回来，公民社会的光环也是最近才被加上的，其实之前的很多政治学家觉得大众总是吵吵嚷嚷无理取闹反而会坏事，民主这么优雅高贵的事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只能靠精英协商来解决。不知道如今是否又是一个轮回。

当然，说到轮回，如今最受打击的，大概就是普沃斯基好不容易绕了一圈想要复兴的现代化理论了。如果按照普沃斯基的理论，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人均收入在6055美元以上，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就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为什么是6055？其实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理论依据，只是因为普沃斯基所记录到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民主崩溃案例就是1975年的阿根廷，当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就是6055美元。

然而我们想想也能明白，过去没有记录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这样的标准迟早是要被突破的。但是这一标准的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了安全感，让人们相信，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民主国家就会江山永固，那些民主崩溃的国家只不过是不够努力罢了。如今欧美的民主衰退，击溃的就是这样一种安全感。

在以前，大家在提到民主国家的时候，总要区分“巩固的（consolidated）”西方民主国家和“未巩固的”新兴民主国家。可是现在，这样的区分变得毫无意义，曾经被认为巩固的民主国家一个个都在经历民主衰退，没有国家是安全的。

委内瑞拉三十多年的民主在短短几年崩溃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自我安慰这是石油的缘故。等如今土耳其这样的中东模范，甚至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高收入欧盟国家都开始变天，就再也没有任何借口了。几年前大家还在赞颂东欧国家经济转型顺利，民主制度坚实，公民社会繁荣，简直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整天被拎出来说事，用来敲打更东边的那些国家。可是如今波兰和匈牙利国内搞威权国外怼欧盟的时候，大家再去回顾他们的转型历史，这才发现精英腐败，民众愤怒，民主早已成了空壳。

波兰和匈牙利早就结成了“非自由主义联盟”，互相帮对方否决欧盟制裁

当然，美国政治学界看这些他国的民主衰退，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那个如今稳坐白宫，让全美政治学界不停被打脸的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利坚分裂国”。当年信心满满的普沃斯基，如今谈到美国的现状，也在感叹：“我们的体制是被操控的，而且极其不公平，大多数人对它其实没有真正的信心……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总归好不到哪里去。我能说的只是，我们当前的危机也将在可见的未来持续下去。”

所以大家如今又一起回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没有什么道路是确定的，没有什么结论是永恒的，其实这本就是科学的常态。只不过政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立志于改变世界，但是跟变幻莫测的政治打交道久了，也迟早会被拖下水，被现实世界改变。更何况，即便很多人都明白世界有多复杂，都知道没有任何结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把模棱两可的学术分析变成简单粗暴的政策建议。路这么多，没一条是好的，你也只能选一条走下去。

有意思的是，老师给我们布置这一学期比较政治的课程论文，就是对当今的几个民主衰退的案例进行分析，找出背后的原因。结课的时候我问老师，他到底怎么看待当前民主衰败的现象，原因在哪里。他的回答是：

“哎呀我不知道呐，所以才给你们布置这项任务的……

“如果非要我说个原因，我想，大概是以前被认为只会发生在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事情，如今也出现在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政府是有社会契约的，美国政府可以在全球贸易体系下保障工人们有车有房，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可是现在这个契约维持不住了。自从中国加了进来，美国工人的高生产率就没有了，收入也没有了，他们自然不愿意再相信政府。产业转移这样的事情当然以前也有，但是中国这样的体量，还是不一样的……

……其实说到底，我们总觉得民主制度已经那么多年了，应该足够稳固。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的民主狭义来看不过几十年，广义来看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多年，我们就觉得时间很长了。可是当年罗马共和国延续了几百年，最后不是也亡了？罗马帝国又挺了几百年，照样亡了。然后东罗马帝国又续了几百年，亡了。最后奥斯曼帝国过了几百年，还是亡了……每个人都以为存在多年的事物就不会灭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就处在那个历史的转折点。”

阿根廷裔老师的这番话在我听起来可以说很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