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慈黉爷起大屋，经典潮汕商人传奇！

粤商分三大帮：广商、潮商与客商。

潮汕平原所处地势为三面背山，东南临海，形成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小区域，故有“省尾国角”之称。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孕育出敢拼敢闯、勤俭刻苦、善于经营、重义崇信的潮人。潮人出海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400多年前明朝中叶的“红头船”和潮人特有的用品“水布”。潮商的历史则要溯源到中国近代，作为粤商的一个分支，其名气可与当时的晋商、徽商并驾齐驱。

近代潮商背井离乡远赴东南亚，泰国往往是首选之地。在泰国，不仅首富是潮汕人，总数超过400万人的潮人潮裔亦组成了一个在生活和生产各方面都影响巨大的移民社会。除了泰语，他们大都会操本族群的方言；抓吃泰国菜的同时，从不忘记潮汕家乡风味的传统美食。

陈慈黉(1843一1921年) 又名陈步銮，广东省饶平县隆眼城都前美乡人，现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人。少即接管其父业务，1871年于泰国曼谷创设陈黉利行专营出入口贸易，陆续创设各火砻于曼谷。与族人集资创设陈生利行（后改为陈元利行）于新加坡，联泰国、新加坡、香港、汕头经营于一环；61岁时回乡，捐资修桥筑路，倡建新村，创办成德学校。

在澄海，有一座建于20世纪前期、沉浸了一个家族几代人心血的老宅，占地2.54万平方米，共有厅房506间。这座老宅兼具中式典雅与西式堂皇，同时又保有潮汕民居的建筑特色，素有“岭南第一侨宅”之称。豪宅的拥有者，是澄海人称“慈黉爷”的传奇潮商：陈慈黉。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澄海的陈慈黉家族却创造了历经6代经久不衰的富贵神话。

“中国犹太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咸丰八年(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无奈与美国、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增开潮州(汕头)等9处为对外通商口岸。对于潮汕人来说，这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口岸对外通商后，潮汕地区先后有294万人离开故土，其中到马来西亚的约147万人，到暹罗(泰国)69万人，其余到达欧美、印度，越南等地。

历史上的潮商虽以长途贩运起家，但他们以海为路，诞生于海上走私活动，并以海贩业为主，其商业活动并不是在王权和官府的特许和保护下进行的，因此表现出较为独立的商人形态特征，其商业经营方式也不同于其他传统商人。传统商人多利用资本多的优势，以囤积居奇作为主要经营方式，但潮商的海上贸易使得他们必须根据风信定期起航航行，在短期内完成商业行为，所以，潮商往往有视时间如金钱的观念，更注重效率，具有抓住创业时机的商业魄力，被称作“中国的犹太人”。

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勾勒出了清末近代早期潮商的典型形象，“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生出洋，皮枕氇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一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正是因为潮商从事的商业活动具有极大风险性，使其较早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商业伙伴关系。例如，在一条商船中，船主、商贩和水手都是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商贩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抽取程度必须按照商人的盈利水平，赢多者多抽，赢少者少抽，无利者不抽。也正是这种伙伴关系，令古代潮商群体生长出商业信用关系与团体协作精神的萌芽，并在近代形成了潮商发达的信用体系与强大的团体精神。《潮州会馆碑记》中对潮商有这样的评价：“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则物我各得。”

“七兑票”制度

早期潮商经营的企业大多资本薄、现金少，难免发生互相借贷和赊欠的情况，有的靠写个欠条，有的仅靠口头协定，但潮商基本全靠信用维持。故潮谚有“无赊不成商”之说。以信用为基础的商业赊账，促进了近代潮汕商贸业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制度，营造了浓郁的社会信用氛围，以致“在信用未坠时期，市上商人一经口头应诺，虽转瞬市情丕变，至于倾家荡产也皆履行诺约，不甘食言”。

最典型的就是近代社会潮商创立的具有乡土情结基础的“七兑票”制度，这是潮商在历史上诚实守信的突出表现。“七兑票”是一种可兑银纸币，或称为“通用银”，是潮汕商场上习惯行使的通货单位。1861年汕头开埠后，潮汕商业经济日见繁盛。当时市面行使的银元，来源十分纷杂，重量又不一致，难以作为商场支付的标准。于是，商场复用银两为通货单位，取重量不一的银圆相配合，用纸封紧，标明重量，并加盖封银商号印章，表示负责。这种银封以每10元重7两为标准，因此被称作“七兑票”。

由于潮汕金融界商人资力雄厚，而且内部团结，组织健全，“七兑票”在商场上的信用甚至超过了港币。发行纸币一般是依托国家才能成功的事，近代中国远未建立起全国性的信用体系，然而，潮汕人适应商业经济的发展，率先创立了具有高度信用的“七兑票”制度，依靠的还是潮汕商人的诚实守信。

慈黉爷起厝

除了诚实守信，潮商的特点在澄海商人陈慈黉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澄海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樟林古港和盐鸿（西方传教士在潮汕较早传教的地点之一），都是与外来文化交流甚密的商贾之地。鸦片战争后，隆都青年陈焕荣曾在红头船（清朝广东的海上渔船及商船，穿透都要油刷成朱红色，便于与其他省份的船舶相区别，故潮汕一带称商船为“红头船”）上当舵工。后来，陈焕荣自购红头船，自己当上了船主。再加上精于计算，陈焕荣的生意很快做大，江湖人称“船主佛”。他把泰国的大米运到新加坡、香港、汕头等地出售，又从汕头、上海、青岛、天津把当地的特产运到新加坡、曼谷售卖。

陈焕荣敏锐抓住了香港开始成为南北洋物产贩运中心的契机，1851年，在香港文咸西街创设第一家南北行—乾泰隆。乾泰隆的成功经营，使陈焕荣完成了从“船主佛”到富商巨贾的角色转换，也为家族资本的积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4年，“船主佛”喜得长子，取名陈慈黉。陈慈黉不到20岁，就接替卧病的父亲全面掌管乾泰隆行。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颠覆了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产力的新陈代谢中，陈慈黉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转变家族长期经商的方式。

1871年，陈慈黉到暹罗开基立业，创设陈黉利行。他致力整体推进区域性经营，自设火砻，直接加工生产大米出口。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暹罗火砻业的重心，渐次由洋商转入华商之手。此间，陈慈黉相继在汕头设立黉利栈，经营出入口业和钱庄，以“暹米销汕”为重要项目。在陈慈黉的经营下，陈氏家族财富不断激增，一时为泰国首富。当时潮汕民间有句俗话：“再富也富唔(不)过慈黉爷。”

随着巨额财富的积累和资金实力的日益雄厚，黉利在汕头和各埠广置房地产，使黉利家族资本的根基更加牢固。黉利家族的造屋史和家族的创业史是同步发展，齐头并进的。

在澄海，一直流传着这样一段“共同富裕”的故事：19世纪90年代，陈慈黉和参股的族人，把19世纪80年代在新加坡合创的“陈生利行”的招牌敲锣打鼓地扛回乡里，大家喜气洋洋，每位均分得参股本利15万龙银，一举成为前美的新生代富裕户。在陈慈黉的带动下，大家纷纷跟着老大在家乡起大厝，一下子造出一个“新乡”。其中，最着名的就是陈氏家族所建的、被后人誉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黉故居，包括4座豪宅：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三庐。建筑总面积1.6万多平方米，共有506间厅房。自20世纪初期动工，历时近30年尚未最后完工。为了修建这4座豪宅，陈家还专门挖了一条小运河，从韩江出海口一直引至村前。所有的红毛灰、红毛瓷砖、红毛玻璃和泰国楠木、柚木等高级建材，就这样从泰国、西欧、上海等地一船船运进来。

4座豪宅中，以最后修建的陈慈黉幼子陈立桐的“善居室”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善居室大门右侧有一个巨大的莲花池，傍着莲花池的是双层围屋和高高的望楼。走进大门，迎面是一个大理石铺地、平整阔大的广场式阳埕，阳埕之后才是儒雅肃穆、落落大方三进的宅院，中间是高大挺拔的宗祠“传叶堂”，两边有四条巷子，双层护屋及空中走廊相连包抱，共组成9个院落，里面复道连廊，周阁相属，排空接翠，行人在巨宅中信步穿行，能避免日晒雨淋。

有钱的地方就有传奇。据说，由于陈氏家族经济力量极其雄厚，建这么大的工程，居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施工方案及图纸。据当地一些参加过建屋的老人讲，当时只请风水先生相地，然后凭慈黉爷的兴致和工头手上的竹竿，丈来量去，建到哪算到哪，稍不合意，即推倒重建。经济上也毫无预算，该用多少用多少，从南洋和西洋运来的洋货如磁砖、彩色玻璃、“红毛灰”，甚至到了堆砌的程度。什么洋气用什么，陈家豪宅还出现了西方纹样、罗马柱、大面积玻璃窗等元素。当然，陈家豪宅里最着名的，还是那些以西洋图案和瓷砖为外部装饰，以花岗石为内框，以闪亮的铜柱为窗棂，以泰国进口楠木为窗扇窗户，形态各异、数以千计。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是，陈家养了一个专职开关窗户的仆人，一早就挨门挨户开窗通气，全部开完已是中午，午后再逐个关上，到晚上吃饭时还常常没关完。

大老爷陈慈黉对工程的进度毫无要求，对建造者的态度却极为宽厚和善。当时，无论是何人，只要拿得起工具，都可以到陈家豪宅的工地上干活，无论干多干少，一天一个银元的工钱绝不少给。另外，还要注意一下工作进度，如果慈黉爷发现你干快了，就会问你家内是不是有事，有事就先去办事，工钱照付。几十年下来，4座巨宅不知养活了多少人。“慈黉爷起厝”也成了澄海的一条熟语，与富而好施、慢工出细活等同。

至今还有人疑惑，陈慈黉早已在泰国建有陈氏家祠和豪宅别墅，为何还要斥巨资在故里修筑家园？对于这个疑问，潮籍着名散文家秦牧曾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略窥了陈慈黉的心迹：“万里穿云燕，归巢恋旧枝。家乡甜井水，何处不相思？”

从集权到分权，从传统到现代

常说富不过三代，陈家又是如何营造出了一个历经六代经久不衰的富贵神话？ 这与陈家兼容广纳、任人唯贤的经商才略，以及严格的家庭制度不无关系。

为防后代产生“大树底下好乘凉”思想，陈慈黉建立了“延师课读”家庭制度。二战前后，在香港读书的慈黉子孙，一律住在香港“乾泰隆”行里，往返学校都是自己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学成之后，必须从家族公司的低层做起，“始视其才而试之以事，验其成，然后再委之以重任”。

1903年，59岁的陈慈黉将二儿子陈立梅叫到身前，把陈氏家族的事业交给了这位23岁的年轻人。陈立梅是早就选定的家族事业接班人，早在几年前，陈慈黉就安排陈立梅到黉利行在各埠的分行工作，以便全面了解家族事业，做好接班准备。

陈立梅不负众望，父亲回乡养老起大屋的时候，陈家事业又精进了。陈立梅处事果断。蒸汽船取代人力帆船后，陈立梅果断放弃红头船，租赁轮船，用于运输泰国大米。并与挪威BK船务公司合作，成立了中立暹罗船务公司，主管挪威船务。

1930年，陈立梅在曼谷病逝，将家族事业交到了26岁的长子陈守明手中。陈立梅对儿子交代的家族规矩是无论何人、何时都不许变卖家业，包括所有的固定财产、土地、物业；家庭后代必须接受教育，能考上学校的，无论是什么国家、学校，都必须由家族支付学费；学成回来后，进入家族企业必须从最底层做起，不许越级，拿同等的薪水，严防出败家子。

陈守明少年时代就被陈立梅送回老家隆都前美读私塾，1920年，16岁的陈守明和弟弟陈守镇回到泰国，一直跟在陈立梅身边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陈守明乐于接受新思想，富有开拓精神，颇具现代企业家的眼光。

1933年，陈守明创办了暹罗吞武里第一家银行：黉利栈银行，注册资金100万铢，同时在香港、新加坡、汕头设立分行。陈守明的考虑是：“由于在泰经商多年，商业范围已扩展到大米出口和航海运输，当时的外国银行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印支银行等，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泰国的资本领域，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作为当时主要大米出口商家的黉利，当然要创办自家的银行，以不必依赖外国银行。”

黉利栈银行的成立，对泰国的华商社会是一个巨大贡献：华商可以从中得到资金扶持发展事业，提高华商的整体经济水平；黉利家族的庞大事业也由传统的火砻业、运输业、进出口业等，一步步迈入现代金融业。

后来，陈守明又成立了銮利保险公司，体现了其强烈的家族观念和防范风险的意识。在陈守明时代，黉利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泰国华工商界执牛耳者，而银行业与保险公司成为陈氏家族的巨型双翼。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陈守明行车至湄南沙河岸英哥泰码头时，被抢手杀害。接任者是三弟陈守镇，这一年，他40岁。

这时的黉利始终处于守业状态，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泰国政府对大米贸易实行控制，1947年又颁布《统制部分货物出口法令》，对历来经营火锯、火砻、米业及出口的商人影响最大，黉利的碾米火砻陆续停产，业务重心从曼谷转向内地产粮区。

1961年，沉默了20年的黉利家族迎来生机。这一年，泰国政府颁布“五年期经济暨社会发展计划”，致力工业发展，陈守镇顺应时局，开设力成粉丝厂、西罗烘干厂等企业。同时，在欧美各国留学的黉利家族成员先后返回泰国，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科技知识的年轻一代，为家族企业的转型和振兴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陈家步入了新黉利时代：除了复兴出口贸易业，另外创设各种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厂，重建农工商贸一条龙；开发房地产业；整顿振兴银行业、保险业、开辟股票市场；投资兴建三所黉利大厦。

1982年，陈守镇逝世。这一时期的黉利家族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陈守镇的去世并未对黉利造成什么负面影响。随着家庭最后一位集权家长及精神领袖的失去，陈氏家庭成员皆拥有黉利的股份，因此，对家庭决策大事也都有权过问。这是由集权到分权、由传统到现代的一个大转变。黉利这一古老的家庭式集团企业，再次进入了新时代。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颖 申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