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山地的少数民族，如何逃避国家统治？

《逃避统治的艺术》

内容简介

这部著作所关注的是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问题。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作者简介

詹姆士·斯科特是美国人类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领军人物，其《农民的道义经济》一书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都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农业研究”是一个跨国的高水平博士后研修项目，至今已经延续了近 20 年。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赞米亚（Zomia）是一个新的名字，包括了从越南中央高原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 300 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 5 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 4 个省或自治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其面积有 250 万平方公里，居住着 1 亿少数族群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地理上，赞米亚也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因为这个巨大的区域位于 9 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却不在任何一个的中心上，而且跨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地理区域（东南亚、东亚和南亚），此外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它的生态多样性以及与国家的关系，正像跨国家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一样，赞米亚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

我这本书的论点简单、有启发性而且容易引起争论。赞米亚是现存最大的地区，那里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但它的时间屈指可数。虽然在不久前，大多数人类还是这样自我管理的人群；今天，从谷地王国的角度，他们被看作“我们的活祖先”，“在有水稻种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我们”。与此相反，我主张最好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在过去 2000 多年中，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建设工程的压迫——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也许更适合被称为碎片区（shatter zones）或避难区。

实际上，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他们分布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和亲属结构，他们适应性极强的民族认同，以及他们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热衷，这些都有效地帮助他们避免被统合入国家体制，也防止他们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他们大多数人要逃避的国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国汉王朝。逃避的历史可见于许多山地传说。尽管公元 1500 年以前的资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这之后的文献足够清楚，包括明清时期政府经常发动针对山民的战争，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这导致数百万人寻求避难所。此外关于逃避缅甸和泰国国家发动的劫掠奴隶行为的记载也同样丰富。

尽管赞米亚所横贯的亚洲范围已很广阔，但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在这之外引起共鸣。

无论是当代或历史上，大量有关国家形成的文献都不曾注意到它的另一面：蓄意和反应性的无国家历史。这是一个逃避者的历史，离开了逃避者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国家的形成。正是他们造就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

在国家形成和非自由劳动力体制中，许多人群的历史被排斥在外，包括吉卜赛人、哥萨克人、新世界中由逃避西班牙殖民归化区（reducciones）统治的人所形成的多语言混杂部族、菲律宾人、逃奴群体、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San-Bushmen）等。在这本书中，这些历史也被涵盖。

我的论点推翻了那些被广为接受的有关“原始主义”的论调。草原畜牧业、觅食、轮耕和分支世系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经常是“次级适应”，一种人们采取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采取“自我野蛮化”人群的活动地区、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管理。对于那些生存于国家管制下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逃避与山地中派生、模仿和寄生的国家形态是一致的。

我的观点要解构文明历史中关于“野蛮”、“生”和“原始”的论述。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这些词汇实际意味着“未被统治”和“尚未被纳入国家体制”。在有关文明的论述中从来不考虑人们可能会自愿走入野蛮，因此这些状态被谴责和认作非正统。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就是少数族群或“部落”开始的地方——在罗马帝国和中国都同样如此。

生存形式和血缘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先天赋予的，由生态和文化所决定的。但是通过分析不同耕作形式、作物种类、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人员流动特点所蕴含的逃避价值，我宁愿相信这些所谓的“先天赋予”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

山区成为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逃避国家人群的庇护所，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话题。我发展了“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这为理解前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空间和国家建设困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对这本书我是唯一该负责的人，我是作者。在我开始道歉和对一些批评进行预先回应（我知道是徒劳）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个说清楚。我可以预见到这些批评正向我压来，甚至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经常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但很少被指责为含糊不清或晦涩难懂。这本书也不例外。不可否认，我对于东南亚大陆的山民所持的主张是非常大胆的，但是我相信，也许会有细节上的错误，总体来说我的主张是正确的。当然，对错的判断并不由我掌握，而是读者和评论人。但是对于书中的主张，这里我要强调三点：第一，这里没有原创的内容。就是说，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个想法都不是来自我。我所做的只是从我仔细阅读过的大量文献中看出了一种内在的规律和观点，把这个观点提炼出来，看它能把我带到哪里。如果有任何有创造性的地方，那就是理解这种格式塔式整体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融会贯通。我知道我引用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它们的原创者可能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已经告诉了我，其他人好在不大会抱怨了。我在他们的意见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他们无须负责，正像别人如何使用这本书内的观点与我无关。

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成为历史学家——尽管不是特别好的，但的确是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老历史学家，老的两个含义都适用。我熟知历史学家的职业病，比如他们可能准备写作 18 世纪历史，但结果大部分写的却是 17 世纪的事情，因为这对要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也毫不例外。我在阅读有关山民的民族志和缅甸军队在少数民族地区侵犯人权的报告时，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为古代曼陀罗（mandala） 王国运用强制手段的国家建设过程所吸引。我的有关东南亚的前殖民和殖民时代的研究成果要归功于两门不同的研究生阅读课。一门是阅读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教科书，就像是知识分子的新兵训练营，我们读的都是这方面的基础著作，也就是那些多数学者书架上有但却不好意思承认没读过的书。最开始的著作是两卷本的《剑桥东南亚史》，让我们耳目一新。第二门课是关于缅甸的，也是从基础读物开始。

由此引出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 1945 年开始，或者甚至更早，国家动用消除距离的技术的能力，这些技术——包括铁路、全天候公路、电话、电报、空中战斗力、直升机，以及现在的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减少，因此我的分析也基本没有用了。与此相反，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现在忙于把其权力伸展到最远的边界，将那些弱者或尚未被统治的区域清扫收编。由于需要“部落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希望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生产能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并”的战略，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认为忠诚并渴求土地的谷地居民被移居到山地。如果我的分析不适用于 20 世纪后期的东南亚，别说我没早警告你们。

最后，我担心这里描述的有关种族形成的激进建构主义个案会被误解，被当成是在贬低甚至诋毁那些勇敢的人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民族认同。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无一例外，所有的认同都经由社会建构：不论是汉人，还是缅甸人、美洲人或丹麦人。这些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认同，经常首先是由强有力的国家构造的，比如汉人想象出了苗人，英国殖民者造出了克伦族（the Karen）和掸族（the Shan），法国人制造了加莱族（the Jarai）。不管是被生造还是被强加的，这些民族都选择了某种特性作为自己的理想，尽管有些特性比较模糊，这包括宗教、语言、肤色、饮食，以及生存的意义。这些分类，一旦通过疆域、土地所有权、法庭、习惯法、指定的领袖、学校和文字被制度化，都可能成为强烈且充满活力的认同。如果这种认同为更大的国家和社会所诋毁，反而更容易促使形成抵抗和挑战的认同。这样构造出来的认同与自我奋斗的英雄主义相结合，从而使得认同成为一种荣誉。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具霸权的政治单元，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自我确认的过程往往采取排斥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形式。因此对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谋求某种形式的独立和认可的掸族人、克伦人、钦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满怀敬慕。

我在知识上至少从五位“死去的白人”中学到很多——将来我也会加入他们。他们是先行者，我沿着他们的道路蹒跚到这里；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发现这条路。最早的一位是皮埃尔·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他在《反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中对南美洲被征服以后逃避国家（state-evading）和抵制国家（state-preventing）的本土居民所做的大胆解释被后来的资料证明是很有洞察力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汉族中国和边缘地区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透彻的远见卓识帮助我看到，在中国西南边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关于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Berber-Arab）之间关系的分析使我了解到，君权和税收无法到达的地方就是“族群”和“部落”的空间。所谓的“野蛮人”（barbarian）是国家描述那些自主治理、尚未臣服的人民所用的词汇。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不断地参阅爱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才能有所成就。很少有著作这么“值得深入思考的”。最后我要感谢詹姆士·G. 斯科特（James G. Scott），即施韦·尤义（Shwe Yoe），他身兼军队的将领、殖民地的官员，《上缅甸志》（Gazetteer of Upper Burma）的编纂者和《缅甸人》（The Burman）的作者诸种身份。我们不是亲戚，但是因为我从他敏锐的观察中受益匪浅，而且按照缅甸星象学的测算，我们应该有同样的缅甸名字，所以我也采用了他的缅甸名字以取悦他的神灵。

那些强烈质疑自命的统治者如何来教化边缘人群的论述，以及重新审视边缘人之所以会被边缘化的著作激励并指导了我的研究。贡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Gonzalo Aguirre Beltrán） 30 年前出版的经典小书《避难的地区》（Regions of Refuge）对拉丁美洲大陆的研究相比卡拉斯特得出了更普遍的结论，而斯图尔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z）和弗兰克·所罗门（Salomon）又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和阐明了这一结论。与我所关注的地理区域接近，罗伯特·郝夫纳（Robert Hefner）关于爪哇腾格里高地（Tengger Highlands）和乔弗瑞·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对马来西亚的原住民（orang asli）的研究都是极具说服力的杰出案例，他们鼓励我用类似的观点去看赞米亚。

赞米亚的概念要完全归功于威利姆·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他预见到这样一块向西延伸到印度的巨大高地边界区（在他的看法中甚至更大）具有鲜明的特色，应该成为一个有特定称谓的研究对象。在陈述“赞米亚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必要性时，他质疑了传统的地区（area）或区域（region）的概念。我读了他关于这个词令人信服的议论后，立即报名成为拥护赞米亚的军中（心理战争分支）一员。威利姆、我，还有其他几位同事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召集第一届国际赞米亚研究大会。范·申德尔关于孟加拉边境地区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表明如果我们真正听取他的指导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如果有耐心，或者想做一个更为综合全面的研究，那么至少应该再包括一章讨论江河湖泊中的避难所。我只是顺带提及他们，却遗憾地没能好好地讨论他们。如同山上流动的居民一样，东南亚海岛中人数众多的水上游民（orang laut，海上游牧民，海上吉卜赛）也是在海岛中不断航行，居无定所。如同许多山民一样，他们也有尚武的传统，可以很容易地从抢掠海上的运输船和掠夺奴隶，变为马来王国的海上警卫或水军。他们位于主要水上通道附近，可以迅速地进攻然后消失，形成了一个水上的赞米亚，这应该在我的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像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在鼓励我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时所说的，“海洋的面积更大，比山地和森林更空阔。可以看到现在的海盗仍然可以沉着轻松地躲避开七国集团和新加坡等的围剿”。但是有目共睹，这本书已经太厚了，而且我必须将这个主题留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继续：埃瑞克·塔格里亚克左（Eric Tagliacozzo）已经出色地开始了这一工作。

题图来自：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