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研究

摘要：阳明思想的域外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明清之际，在“东学西渐”的洪流之中，包括阳明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入欧洲，并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欧洲启蒙运动者的精神世界。通过梳理五百多年的传播历史，可以发现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呈现出传播历程的阶段性和传播路径的交织性两大显著特征。

关键词：阳明思想；欧美传播；浙学；域外阳明学

引言

阳明思想根植于儒学学术传统，是融汇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该学派思想家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军事、文学和教育等领域重要思想的学说体系，作为“形成于明代中叶，而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心学”，是浙学“起到主导性作用的思想形态”1。阳明思想的域外传播与东学西渐的洪流多有交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16世纪至今，经过输入国的文化改造和转化，一些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域外阳明学现象，阳明思想在欧美不同国家的传播及接受也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2然而，由于史料占有的局限，对于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历史，学界尚存在发端语焉不详、阶段划分不清、轨迹追溯不畅和非英语国家挖掘不足等问题。

因此，进一步厘清阳明思想的传播历史、传播路径以及传播内容，对于归纳标志性浙学思想流派如何参与中西文明互鉴的意义重大。在五百多年的域外传播中，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表现出传播历程的阶段性和传播路径的交织性两大显著特征。

一、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历程的阶段性特征

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历程可划分为孕育期、形成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16世纪初至19世纪上半叶，阳明思想的西传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孕育期。期间，16—17世纪西方外交使者、传教士和旅行家在中国的游记、报告为阳明思想的欧洲传播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法、德两国的汉学研究培育了阳明思想在欧洲传播的萌芽。19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是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的形成期，英语世界引领了这一时期的风潮，20世纪初，译著《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出版成为形成期的转折性节点。（见表 1）

20世纪下半叶至今，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经历了持续的发展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儒学研究的兴盛与阳明思想研究的兴起交织贯通。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复兴”与“国际阳明学研究的繁荣”交相辉映，阳明思想的欧美传播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16世纪初—19世纪上半叶）：阳明思想在欧洲传播的孕育期

王阳明事功在欧洲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王阳明在世之时，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传播的重要输入国。与王阳明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甫一发生，便见之于葡萄牙外交使者和传教士的中国游记及信札中。当时跟随武宗归京的葡萄牙外交使者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记载了正德皇帝对宸濠的处置：“1521年一月……，他（武宗）在距该城（北京）两里路的地方（通州）停驻，审判一名在一个省叛变，反对他的亲戚（宸濠）……”4。使团中的另外一位成员克里斯托弗·维埃拉（Cristóvão Vieira）也在一封信中记载了宸濠在通州被诛的情形，“他（武宗）审判一个反叛他的亲戚，并命令吊死后把他（宸濠）焚尸。”5两份记录彼此咬合，互为印证，前者收入1552年葡萄牙史学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的《亚洲十卷书（卷三）》（Terceira Décadas da Ásia），后者《广州葡囚书简》（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编入《1513-1753葡中外交史的报道》。6宸濠伏诛通州为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画上句号，葡萄牙人的目击式记录还原了这一历史细节。显然，欧洲人对中国时局变化和社会进程的探测使得相关事件很快进入他们的视野，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同样记录了“宁王宸濠之乱”。7

明末清初，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社会之时，也是心学深刻影响中国士人之际，欧人与阳明思想的碰撞有其历史的必然。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与中国文士的交游贯穿其在华生涯，阳明后学构成其重要的交往群体。1595年至1598年，利氏在南昌生活期间,他多次受邀讲学白鹿洞书院，当时担任山长的是江右王学代表人物章潢。8 1599年冬，泰州王门焦竑、李贽与利氏在南京会面，双方围绕人性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基督之道”与“孔孟之道”的对话。9此外，利氏还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郭应聘、王泮、郑一麟、瞿汝夔、石星、王肯堂等阳明学派人士交往密切。利氏《天主实义》《交友论》等重要论述的写作和出版得到章潢、冯应京等人的直接帮助。10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往颇具思想交融性，前者执行“合儒”、“补儒”和“超儒”11的理论路线，后者奉行“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信念。12利氏深悉儒家思想精髓，加之，阳明学学术圈子的耳濡目染，他的论著中多有融合心学要义之处，他在《天主实义》中论及：“理者……或在人心……事物之理合乎人心之理，方谓真实焉……”13，利氏此处的行文近乎是对“物我一体，心物一体”的同义转译。徐光启笃信王阳明“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14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徐光启主张实行以“无心”融“有心”的会通大道，言：“我善无大，故人善无小，而言与行俱会通于不穷之中”。15徐光启将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视为实学实心，致力于用科学知识补足儒学，最早提出“师夷长技”16。近世学者兼教士的方豪坦承传教士文化吸取的表象下有其宗教融通的目的，“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中国人）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以接受的。”17

17—18世纪，“中国热”席卷欧洲，西方传教士成为欧洲哲学家了解中国思想的中介，他们译介和编写的中国思想文化著作持续在法、德、意等国刊行。1713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致法国学者尼古拉·德·雷蒙的信中引用和讨论了“心即理”学说。18此后，在汉学研究先后确立的法、德两国，“王阳明”被正式编入两国的汉学典籍。

1735年，法国著名神父、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录有关王阳明（Ouang yong ming）的译文10段，其中文录6段，《传习录》2段， 外集1段，续编1段。内容涉及语录以及阳明与弟子、地方官员的论学书信。19原著为1536年版《王阳明全集》，即嘉靖十五年闻人诠刻《阳明先生文录》。选段译者为法国传教士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vieu），该书索引中有专门的“王阳明”款目，所收录内容皆以主题索引的形式清楚列出。20同时收录的还有阳明后学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稗编》选录 40 段译文。21 1770年，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c）编译的法文版 《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Chine）中记载了王阳明通过军事策略平定宁王叛乱的事功。22

1840年，德国汉学家硕特（Wilhelm Schott）在其编纂的《御书房满汉书广录》（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中盛赞了王阳明及其学派对于那个时代灿烂思想的贡献。23阳明思想所代表的道德生活秩序引起法、德汉学家们的关注。1835年，法国儒莲（Stanislas Julien）在译作《功过格》（Le 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中谈及王阳明与王艮论道德的对话。24 1841年，德国格拉迪施（August Gladisch）在《世界史理解入门》（Einleitung in das Verständnis der Weltgeschichte）中讨论王阳明的静坐思想（Stillschweigen）。25

英语世界对王阳明的认知最初来源于欧洲汉学著作的英译本。1741年《中华帝国全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发行，王阳明正式进入英语典籍。1818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主编的 《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翻译和发表了王阳明的《谏迎佛疏》（The Systems of Budha and Confucius）一文。1834年，美国传教士、汉学家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其主持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转载刊登了此篇翻译。译文的编者按介绍了王阳明创作该文的用意在于劝谏正德皇帝化佛为儒，以儒为宗(induce him to following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同时指出这篇文章是认识儒家学说思想和 “中国逻辑的典型案例”（a tolerably fair specimen of Chinese logic）。26

（二）第二阶段（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中叶）：阳明思想在欧洲传播的形成期

19世纪下半叶，阳明思想在英语世界的密集传播开启了其在欧美传播的形成期。一些具有中国或远东实际生活经验的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成为活跃的阳明思想传播群体。1856年，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的《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介绍了王阳明的历史地位，为了帮助英国人更好地了解王阳明的军事才能，他提及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率军打败苏格兰人的战役。27 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国文献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介绍了王阳明和《王阳明集》的条目分类，同时敏锐地指出，王贻乐刊本虽然号称全集，“但总量不及王阳明原作的一半”28。

1879年，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在 《孔 庙 从 祀 者 介 绍 》 （A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梳理了王阳明的生平及思想，明确了他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托马斯将王阳明视为陆九渊的追随者，他指 出陆王心学对禅宗的借鉴，并介绍了清代理学家陆陇其对陆王心学的批判。29 1886 年，艾约瑟（Edkins Joseph）在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探讨了阳明思想与佛教和基督教的融合发展。30

1886年，道格思爵士（Douglas, Sir Robert Kennaway）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汉籍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中将王阳明两部作品收入典籍目录。31 1898年，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特意提及王阳明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获得从祀孔庙一事，32该事件在明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阳明思想持续传播的态势进而拓展到包括欧洲和北美更广阔的区域。1871年，德国人类学家阿 道 夫·巴 斯 蒂 安 （Adolf Bastian）在 《东 亚 见 闻录 》 （Die Völker des östlichen Asien：Studien und Reisen）中，谈及王阳明与宗教信仰的问题。33 1892年，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在英文著作《中国的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of China）讲述王阳明与佛教的故事。34

1899年，美国《一元论者》季刊（The Monist）主编，德裔美国学者 Dr. Paul Carus 发表文章《日本的哲学》（Philosophy in Japan）， 他向美国读者介绍了王阳明对日本哲学的塑造。35 1913 年，朗巴特（Frank Alanson Lombard） 的著作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教育研究》（Pre-Meiji Education in Japan）深入分析阳明思想经由教育领域对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36至此，王阳明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地位开始为西方学者熟知。

20世纪初，英文译著《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出版成为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的里程碑事件。译者美国人恒吉（Frederick Goodrich Henke）与中国渊源颇深，曾两度来华。1900年底，恒吉作为美国卫理公会的成员来到江西，并在此生活了7年之久。1907 年春，恒吉回到美国，并先后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1月，恒吉受聘成为金陵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任教金陵大学期间，他开始着手翻译王阳明的著作，翻译工作得到包括刘靖夫（Liu Ching-fu）、李瀛（Alexander Y. Lee）和刘靖邦（Liu Ching-pan）等中国同事和朋友的帮助。37

译著在美国出版后，1917 年，The Open Court 杂志在“名家荟萃（Miscellaneous）”栏目编者按指出，王阳明作为东方圣人的地位得到西方人士的认可， 其在思想传播史上的重要性，可与康德（Kant）的实践唯心主义相提并论。38 1918 年，《皇家学会北中国分会会报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赞誉：“王阳明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Mr. Wang is coming to his own.）”39

恒吉的译著成就了美国汉学研究摆脱欧洲汉学附庸地位的一次突破性尝试。胡适对从事海外汉学的外国研究者一向不以为然，但是他很早就对恒吉的阳明学研究流露出巨大的兴趣。1914年4月10日，在研读了恒吉发表的相关论文后，他在日记中认真写下：“殊有心得，志之于此，他日当与通问讯也。” 40

1921年，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认为恒吉的译著将长期成为西方有关中国哲学史最有价值的书籍之一。41 1936年，神学学者夔德义（Lyman V. Cady）完成了关于王阳明的硕士论文：Wang Yang-ming’s “Intuitive knowledge”（《王阳明的良知之说》），他探讨了中西哲学视野下的致良知思想，恒吉的译著是他手头必备的参考书。42值得一提的是，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非常认同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他称赞王阳明是“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43恒吉的译著也促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汉学领域对阳明思想的广泛探讨。

同一时期，法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1935年出版 《中国智慧与基督教哲学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essai sur leurs relations historiques）选录了部分王阳明的诗词和信件。1936年，华人神父王昌祉（Wang Tch’ang-Tche）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 《王阳明的道德哲学》（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这是法语世界第一本研究王阳明的学术专著。44德国汉学学者佛尔克（Alfred Forke）解析王阳明的“心即理”与“致良知”哲学思想。45

1935年，苏联东方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撰写《动乱与革命年代的中国文化》，王阳明被冠以“晚期儒学最著名的改革者” 称号。1936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 педия1-е изд）出版，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及阳明学派的形成被收入词典《中国哲学》部分，编写者为苏联汉学家彼特罗夫（B·B·петров）。1942年，阿列克谢耶夫译介王阳明入选《古文观止》的三篇文章，俄语世界对王阳明文学贡献的认知得以加强。46

（三）第三阶段（20 世纪下半叶至今）：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的发展期

20世纪下半叶，北美华人学者群体以巨大的热情投入阳明思想的译介和研究当中。在张君劢（Carsun Chang）、秦家懿（Julia Chia-Yi Ching）、陈荣捷（Wing-tsit Chan）、黄秀玑（Huang Siu-Chi）、杜维明（Tu Wei-ming）、余英时（Yu Ying-Shih）、成中英（Cheng Chung-Ying）、李植全 （Jig-Chuen Lee）等人的持续推动下， 阳明思想在北美迈入系统研究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新儒学研究的兴起，一批美国汉学家纷纷加入该研究领域，包括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柯雄文 （Antonio S.Cua）、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安乐哲（Roger T.Ames）、艾文贺（Philip J.Ivanhoe）、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等。1972 年，陈荣捷在《欧美的阳明学》中指出，“欧美王学已开其端， 近十年进步更大……王学研究，当必日进无已也。”47

阳明思想研究兴盛之风在美国催生出一批研究重镇，其中以夏威夷大学最具代表性，该校拥有哲学系教授摩尔（Charles A. Moore）和陈荣捷于1950年创办的《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成中英于1973年创办的《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两份季刊，上述刊物成为英语世界发布阳明思想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1972年 6 月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纪念会更将阳明思想研究推向国际学术舞台。此外，彻谈慕学院（Chatham College）、达慕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和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研究机构皆对阳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48

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哲学出现了主动转化阳明思想的趋势。在伦理学领域，2007 年，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出版《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性伦理与后果论》（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49 2009年，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出版《圣人之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 -Confucian Philosophy）50，两部著作都重点论及如何实现王阳明伦理思想的当代转化。在哲学领域，当代西方主流 哲学家开始关注如何将阳明思想 “为我所用”。

2002年，弗里西纳（Warren G. Frisina）出版《知行合 一 ：通 往 知 识 的 非 表 征 理 论 》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 Toward a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Knowledge），他认识到知行合一的普遍意义，即是可分享的世界价值。51 2010 年，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开创者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尝试着在阳明伦理思想中挖掘有益于其学说发展的思想资源，并发现西方同情（sympathy）概念与王阳明伦理哲学中“同感”观念非常接近。52

此外，瑞士哲学家兼汉学家耿宁（Iso Kern）、任教于中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伊来瑞（George L. Israel）和新加坡的田伟廷（David W. Tien）分别从现象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助力， 使得阳明思想逐渐成为世界学术领域重点关注的思想流派。

二、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路径的交织性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阳明思想欧美传播的孕育期和形成期，西方来华传教士、访日传教士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构成了主要传播群体；在发展期，西方汉学家、学者和中国港台华人学者成为主要传播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加强了阳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研究，大大丰富了在欧美传播阳明思想的参与主体。围绕不同的传播群体，不同时期阳明思想西传的三条主要路径逐渐浮出水面，即东学西渐、东渡西传和中学西进。三条传播路径脉络清晰，彼此交织，书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的缤纷一页。（见表 2）

（一）东学西渐

东学西渐指的是经由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将阳明思想传到欧洲的路径。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初期，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外扩张，大量西方外交使者、来华传教士与旅行家开始全方位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在这一趋势中，西方来华传教士群体扮演着阳明思想传播的“媒介”角色，充当起东西方文明邂逅时的对话介质渠道。

在对中国古代哲学、道教、佛教以及宋明理学的介绍中，阳明思想进入西方，从而丰富了17世纪包括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等人的思想理论。53 16世纪的欧洲将儒教（Jukiao）视为“一些有学识者的宗教、哲学，或政治”54。莱布尼兹在对“心即理”和“万物一体”思想的诠释中创造性地将儒教与自然神学联结在一起，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理性主义的内在一致性，故而倡导“宗教融通主义”55。显然，这一理论与当时西方传教士的中国传教实践互为表里。加之，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与阳明后学徐光启等人的儒耶对话“成就斐然”，这让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一度产生“借道” 阳明思想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幻想。1886年，主持《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即认为宗教思想融合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写到：

宋代，哲学与宇宙起源论式微，投机主义盛行。明代，在王阳明的引领下，思想领域发生了变化。王阳明是佛教徒，并试图融合佛儒。凡此种种，久久为功，教派合流终成潮流。不难发现，明代及当世那些主张信仰一体、折衷取法的经典书籍都有其发端源头。宗教思想一旦有所发酵，现状便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占据公众思想， 并获得迅速传播。56

早期西方传教士研究中国佛教和译介佛教经典的出发点，是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的思想信息收集。艾约瑟是传教士中研究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他虽然错把王阳明当作佛教徒，但是其译介活动间接推动了阳明思想的传播。

1818年，《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也是在比较儒教与佛教思想时，译介了王阳明的《谏迎佛疏》。《印中搜闻》的创刊者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该刊是英语世界第一份有关中国的刊物，定期收集整理关于中国思想、信仰和医学等情报信息。1844年，裨治文将《谏迎佛疏》译文收录到《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他基于神学思维从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中解读出儒家对“生命的藐视”，认为这是“儒家学者群体普遍对不朽精神命运的漠不关心”的典型。57

帮助恒吉在美国出版译著的 Paul Lucas 热衷研究东方哲学和宗教，他与日本高僧铃木大拙（D.T. Suzuki）交往密切，曾邀对方翻译《大乘起信论》《六祖坛经》 等中文佛教典籍， 铃木大拙亦可是Paul Lucas 了解王阳明的一个渠道。深谙中国哲学思想的 Paul Lucas 对王阳明与佛教的关系非常清晰，为了照顾不熟悉中国哲学的西方读者，他甚至将王阳明比作基督教圣人托马斯·阿奎那（Christian sage Thomas Aquinas）。阿奎那向公众宣教基督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相容性，王阳明试图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调和佛教与儒家思想。58

20 世纪交汇之时，恒吉以传教士兼汉学学者双重身份开展阳明思想研究，他的译著出版将阳明思想在欧美的研究拉抬至东西方文明对真理的探讨范畴。Kia-Lok Yen（颜任光）指出，王阳明“知行合一” 之学代表着东方文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成就，王阳明这一最实用的观点与他同时代的西方人有许多共同点。59

通过对恒吉传播阳明思想的脉络考察不难发现，“布道事业现实之需要，传教区域地理之便利，儒学发展脉络之清晰，真理思想追求之契合，中国朋友交游之积淀，中西文化汇通之趋势，中国社会变革之恢宏”，这些综合要素立体地反映出对话传播的本质是精神的契合，在阳明思想的欧美传播中，对真理的卓绝探索已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传播行为。60 20 世纪上半叶起，欧美学者开启了对王阳明思想的广泛探讨，在诸如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文学等领域形成了世界文明和以阳明思想为代表的中华儒家文明的深刻对话。

（二）东渡西传

东渡西传特指阳明思想经由东亚，主要是从日本传播到欧美的路径。伊来瑞认为，“在 1893年，王阳明及其学说从一篇有关日本哲学的文章中被传入西方”61。这种观点虽不准确，但是揭示出东渡西传是阳明思想传播至欧美的一个重要路径。自明代以来，日本的阳明学研习者对阳明思想进行长期挖掘、传播或理论践行，进而形成日本社会对阳明思想的改造和再生产。62张君劢认为日本社会具有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日本对阳明学的成功改造高度关联。63中西互补的包容特质使得日本成为阳明学西传欧美的摆渡者。

1898年，道格思爵士（Douglas, Sir Robert Kennaway）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日文目录》（Catalogue of Japanese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收录1880年出版的两部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一部是冢原苔园（Tsukawara Taiye）辑《王阳明先生诗抄》上下册；另外一部是村濑诲辅（Murase Kaiho）编四卷本《王阳明文粹》，书中这两部著作的名称都以汉字呈现。64

1908年，英国传教士沃尔特·德宁 （Walter Dening）在《日本亚洲学会丛刊》以英文撰写《日本阳明学的传承》（The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of Wang Yang-ming in Japan），该文对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o） 的阳明学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65 1913年，在日本传教的英国东方学者朗巴特（FrankAlanson Lombard）聚焦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教育，他通过对中江藤树等日本教育家的研究， 发现阳明思想对学生个体的人格塑造和对社会的深刻影响。66

美国社会通过与日本的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阳明思想的了解。1870年至1874年之间，美国东方学家格里夫（William Elliot Griffis）曾在福井和东京工作，格里夫发现王阳明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他说：“王阳明（ōyōmei，王阳明的日语发音）的思想为日本的文明开化和国家再造打下了基础。”67格里夫认为王阳明的哲学滋养了日本的思想界，其覆盖面之广，数量之巨，远比陆军、海军或者与外部思想和力量碰撞所培养的多。68

在与井上哲次郎的学术探讨中，Dr. Paul Carus 指出中江藤 树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日本阳明学的地位是通过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而确立的。69需要指出的是，1914 年，恒吉的论文《王阳明：中国之唯心学者》就发表在 Dr. Paul Carus 主持的《一元论者》杂志上。恒吉的译著能够顺利出版与身为 出版社负责人 Dr. Paul Carus 的支持密不可分。70 1908 年，美国学者盖伦·费舍尔（Galen M. Fisher）在《日本亚洲学会丛刊》撰文《近江圣人：中江藤树生平及教育思想》（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NakaeToju, the Sage of Omi）。作者认为中江藤树及其高足熊泽蕃山一生践行阳明思想，他们可谓是日本民族思想和生活的缔造者。71

经由日本传播到欧美国家的阳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打上日本文化的印迹。1950 年，日裔美国作家米尔顿·村山（Murayama Milton）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其硕士学位论文《王阳明与禅》（A Comparison of Wang Yang-ming and Zen Buddhism）。在经过日本文化改造之后，王阳明和禅都被赋予了拥抱生命体验的意义。72 1947 年，苏联汉学家拉杜里-扎杜罗夫茨基（Радуль-Затуловский）的《儒学及在日本的传播》出版，日本阳明学者的观点成为俄语世界研究王阳明的主要参考。73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Мисима Юкио）是王阳明的忠实追随者，因为他的巨大声誉，其哲学随笔俄语版《阳明学是革命哲 学 》（Учение Ван Янмина как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出版后在俄罗斯风靡一时。

阳明思想经由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传播到欧美国家亦是东渡西传的重要观测点，韩国江南大学系统神学教授金洽荣（Heup Young Kim）为代表性人物。金洽荣成长于儒家思想浸淫千年之久的韩国家庭，基督徒身份给他带来无比的生命挣扎（existential struggle），最终在儒家修省（self-cultivation）与基督成圣（sanctification）两种完人文化（how to be fully man）的引领下，他实现了内心的和解。1996 年，金洽荣在美出版《王阳明与卡尔· 巴特：一场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Wang Yang-ming and Karl Barth: A Confucian Christian Dialogue），论著从儒耶对话的视域比较阳明心学与基督教要义，并把致良知引入了基督教神学。74阳明思想东渡西传的韩国路径值得深入研究。

（三）中学西进

中学西进特指由华人学者群体主动发起和参与的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活动，活动被西方学界接受，并产生较大影响。20世纪初，华人学者开始主动承担起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他们利用本土文化身份的优势向西方介绍阳明思想，并通过各种努力投入到与世界分享阳明思想的学术活动中。在颜任光（Kia-Lok Yen）、刘伯明（Liu King-shu）、张煜全（Chang Yu-chuan）、张君劢（Carsun Chang）、冯友兰（Fung Yu-lan）、王昌祉（Wang Tch'ang-tche）、陈荣捷（Wing-tsit Chan）、唐君毅（T'ang Chun-I）、黄 秀 玑 （Huang，Siu -Chi）、 秦 家 懿 （Julia Chia -Yi Ching）、杜维 明（Tu Wei-ming）等 人 的 持 续 推 动下，20世纪后半叶阳明学研究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刘伯明，名经庶，1911 年赴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哲学与教育学位，1913 年完成硕士论文 《华人心性论》（Prolegomena to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他在文中对阳明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多有阐发。他将良知翻译为“Conscience”，将阳明心学总结为良知之学， 他认为良知之学是中国哲学家们经过无数反思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想， 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分析良知：“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75刘伯明是目前文献可查的最早将王阳明思想写进英语硕士论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归国后，刘伯明曾任教于金陵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他与同时期任教金陵大学的恒吉多有交集。刘伯明倡导“惟真是求”的科学精神，与吴宓等人一起创办《学衡》杂志，成为学衡派的灵魂人物。76

张君劢（Carsun Chang）是阳明思想中学西进路径的开拓性人物。1954年，他以西方哲学概念检视中国哲学传统，发现在认识论领域的理性哲学传统中，阳明思想可占据一席之地。77他再以理智与直觉（Reason and Intuition）观察，阳明思想的内涵同样丰富而开放。78 1955年，张君劢进而系统介绍王阳明的生平、思想体系和阳明学学人。79以前述研究为基础，他于1962年出版《十六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Wang Yang-ming,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a），该书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系统诠释了阳明思想。80此外，他在《新儒家思想史》中也对王阳明在新儒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做出介绍。81他还在《比较中日阳明学》中介绍了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成功推动，并畅想应用包括阳明学在内的孔孟之学完成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82

华裔汉学家秦家懿的研究历程透视出阳明思想中学西进路径中的深刻性。秦家懿出生于上海，先后求学美国和澳大利亚，后入籍加拿大，有过近二十年的天主教修女生涯。秦家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投入王阳明研究，其初衷是“寻找通往学问与智慧的捷径”（discover a short-cut to leaning and wisdom）。秦家懿最终超越了个体的学术和精神启蒙为西方世界展现了阳明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世界意义：在阳明思想史脉络上，她探讨了王阳明思想发展的巅峰——万物一体思想 （All in One）；83在中国思想史脉络上，她探讨王阳明与明代思想的关系；84在世界思想史脉络上，她以“真我”（Authentic Selfhood）的概念比较王阳明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异同。85

陈荣捷是在向英语世界推广中国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展开阳明思想系统研究的。86 1963 年，陈荣捷在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中翻译王阳明的重要文献《大学问》（Inquiry on the “Great Learning”）。87同年，陈荣捷出版译著《王阳明〈传习录〉及其他著述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他翻译《传习录》的动机，是他认识到恒吉译本不完整和不完善，不利于充分传递中国思想内涵，如他所言：“非读足本，殊不可解。”88陈荣捷的译本被英语世界的王阳明研究者奉为经典。1972年，《西方的王阳明研究及参考书目注释》（Wang Yangming: 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一文89发表，史料追溯虽有缺憾，但该文毫无争议地成为首次全面梳理阳明思想在西方传播的力作。

北美汉学界一向重视儒家的经世传统。1976年，杜维明出版《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Neo -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 -ming’s Youth（1472-1509）]。杜维明坦言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在《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中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精神分析启发了他对王阳明的诠释。杜维明认为王阳明内圣人格的发展蕴藏在他解决自我精神世界危机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经世传统和家庭道德传统双重作用于王阳明的自我价值塑造。90杜维明开启了王阳明良知概念与西方行动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对话。

1982 年，出生于菲律宾华裔家庭的美国汉学家柯雄文出版专著《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道德心理学 研 究 》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柯雄文从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阳明思想，他将“知”理解为道德知识，并进一步将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提升到道德认识论的范畴。91阳明思想的价值导向和现实关照为解决诸多普遍性、世界性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单就这一鲜明的特质而言，阳明思想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杰出价值观念代表。

20 世纪下半叶至今，欧美见证了中国港台和大陆地区阳明思想研究群体的崛起。中国香港地区牟宗三（Mou Tsung-san）、唐君毅（T'ang Chun-I），劳思光（Lao Ssu-Kwang）、黄勇（Huang Yong）以及横跨中国港台及北美的刘述先（Liu Shu-hsien）等学者，中国台湾地区的方东美（Thomé H. Fang）、杜保瑞（Duh Bau-Ruei）、黄信二（Huang Hsin-Er）、蔡龙九（Tsai Lung-Chiu）等人皆致力于从儒学的现代化研究阳明思想。

进入 21 世纪，中国大陆地区卢盈华（Lu Yinghua）、姚新中（Yao Xinzhong）、彭国翔（Peng Guoxiang）等学者的英语学术作品大大丰富了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影响。吴光（Wu Guang）、陈来（Chen Lai）等中国大陆学者因在阳明思想研究的贡献受到英语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学、浙学的优秀代表，阳明思想的欧美传播已与促进文明互鉴和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同频共振。

结 语

美国学者伊来瑞注意到改革开放后阳明思想研究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之势， 他将这一现象归纳为 “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Wang Yangming Studies in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92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的复兴相伴而生。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个体的理想追求提供智力支撑， 这是时代赋予包括阳明思想在内的浙学及中国学的全新使命。

进入 21 世纪，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与学者日益成为国际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挖掘阳明思想的人类性、世界性特点成为其国际传播的重点：一是发扬“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阳明思想的精神价值，将学说文化内涵与世界共享， 言之有据地传递包括浙学在内的中国学的“可分享价值”。二是从中国文化形象塑造的高度，为中国文化自信熔铸更深厚的力量，进而推动包括浙学在内的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传播。93三是挖掘各国不同思想间的价值共识，发展文化间的对话功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内容和路径依托。

注释

1.吴光：《“浙学”与“阳明学”论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

2.关于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研究的论文较多，版面所限不一一列出，重点请见 Chan W. T,“Wang Yang-ming：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Philosophy East & West，1972，22（1）：75～92；伊来瑞：《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阳明学刊》2015 年第 7 辑，第 198～211页 ；George L. Israel,“The Renaissance of Wang Yangming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hilosophy East & West，2016，（3）：1001～1019；王宇《亨克〈王阳明哲学〉及其中文底本〈阳明先生集要〉考述》，《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 期；曹雷雨《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综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吴文南《阳明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9年第 2 期；费周瑛、辛红娟《〈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 5 期；司马黛兰《王阳明研究在西方》，倪超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4 期。此外还包括拙作《恒吉行迹及其王阳明思想研究考略》（《日本阳明学》2019年第3 期）、《阳明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宁波日报》2021年5月13日），以及笔者团队与《宁波日报》策划的专栏。

3.本表意在追溯16—20世纪初阳明思想在欧美传播的主要轨迹，无法穷尽所有语种和文献。进一步的收集有赖多语种数据挖掘和考据整理。本表制作涉及诸多考证难题，浙江传媒学院胡智文教授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夏向阳副教授在信息检索方面给予巨大的技术支持，笔者在此诚表谢意。

4、5、6、54.巴洛斯 （Jo觔o de Barros） 的 《亚洲十卷书》（Terceira Décadas da 譧sia）和《广州葡囚书简》（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觔o）相关内容汇编入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何高济在翻译中对两份记录的发现过程、版本细节和收录出版等情况进行了细致考释，在脚注中辅以详实文献史料交叉印证，如明代陈洪谟在《继世纪闻》中记载：“乃令宸濠等自尽，扬灰江中。”链条完整，还原史实清晰。详见巴洛斯、艾斯加兰蒂等《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37～44、46～52、64～77、81～85、294页。

7.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孙家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

8.肖朗：《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以文献整理视角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 1 期。

9.张西平：《跟随利玛窦到中国》，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 37～44 页。

10.黄文树：《阳明后学与利玛窦的交往及其涵义》，《汉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1.刘聪：《明代天主教对阳明学的融摄——以利玛窦的〈交友论〉为中心》，《求索》2011年第6 期。

12、15.徐光启撰：《徐光启全集》第九册，朱维铮、李天纲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8、344 页。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会通超胜”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批中国士大夫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态度。

13.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 梅谦立注， 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 第 37、90页。《天主实义》是利玛窦在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属意下撰写的一本“旨在要专门针对儒家士大夫， 向他们提供哲学论证以作为天主信仰预备”的传教著作。

1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 1059页。

16.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17.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册）， 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676页。

18.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bardi）、西班牙传教士利安当（A. Sainte-Marie）先后于1701年和1703年在巴黎发表关于宋明理学的文章。莱布尼茨认真研读上述两文后，在致法国学者尼古拉·德·雷蒙的信中批判了二人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并就中国哲学中“理”的概念进行系统论述，行文中引用了“心即理”的思想，他说：“心即理，以我的判断，这个词的大意大概是双关的，有时指至高无上的心，有时指的是全部的心，……”莱布尼茨认同中国思想家的观点：“心和理是一个东西，从而理是万物之体。”

学界普遍认为回信是莱布尼茨围绕朱熹理学中“心即理”和“万物一体”思想的讨论，然而考虑到莱布尼茨回信德·雷蒙，是对他前信所附上的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一文中有关宋明理学的回复，亦考虑龙华民、利安当两人的文章同样是关于宋明理学的讨论，存在一种可能，即以“心即理”和“万物一体”为连接点，莱布尼茨的思想已经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围绕莱布尼茨与访华传教士的更多信件进行考释。关于莱布尼茨与中国哲学，详见安文铸、关珠、张文珍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关于德·雷蒙回信，详见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4期及1982年第 1 期。

19.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版，第222～223、229～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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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0、70.关于“亨克”何以为“恒吉”，以及他对王阳明的翻译研究，参见拙作《恒吉行迹及其王阳明思想研究考略》，《日本阳明学》201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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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陈荣捷在英语世界对阳明思想的推广始见于 196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参编的王阳明词条。此后， 陈荣捷参与编撰 1967 年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和 1969 年出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等词典中的王阳明条目。参见华霭仁《陈荣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传的选录》，彭国翔译，《中国文化》1997 年第 Z1（15/16）期；崔玉军《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87.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88.Wang Yangming,Instructions of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ed. and trans. by Chan W.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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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Antonio Cua，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A Study in Wang Yang -ming’s Moral Psychology,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108.

93.张伟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5 期。张宏敏：《“阳明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显学’”》，《国学学刊》2020年第1期。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若有侵权，敬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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