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G、富士康产业转移纷纷选择越南，“越南制造”有可能创造下一个增长奇迹吗？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3期，原文标题《全球产业转移，越南的位置》

利好的政策因素，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持续改善中的基础设施，似乎都构成越南这一新兴经济体复制中国经验的充分条件。但以全球产业转移中固有的“雁行”现象作为参照，中等国家越南远不是国际贸易环境剧变的最终答案。北雁南行中，越南创造的并非新模式，它折射出的更多是21世纪初亚洲经济的共性。

文/刘怡 摄影/李亚楠

在越南最大高端出口家具制造商凯胜股份位于平阳省的1号厂区，工人正在板材车间内准备切割作业

三星的“城”

时针指向下午3点整，三星显示公司1号厂区灰蓝色的栅栏背后，隐隐约约已有身着帆布制服的身影在聚集。阮氏香（Nguy?n Th?H??ng）把口罩从脖子上提回到了正前方，拧开燃气开关，开始朝锅里倒油。

与河内—北宁公路两侧最常见的小吃摊一样，阮氏香这家有四张桌子的小店只出售最简单的本地食物：河粉、法包、炒饭，价格统统是4万越南盾（约合1.73美元），也兼卖啤酒和香烟。严格说来，这甚至不算是一家真正的“店”，而只能被称为“摊”——它由几摞撑开的防雨布、两台二手冰柜、一具小燃气炉以及不到20把最便宜的塑料靠背椅组成，可以迅速收纳成一堆不起眼的道旁物。但这样一家没有招牌和菜单的街边摊，却维持着和一街之隔的韩国电子业巨头相当的工作节奏：24小时不打烊。两台摩托车让阮氏香和丈夫、妹妹、妹夫可以每隔几小时便返回附近的家中稍作休息，同时又不至于错过永远在交替往复的上下工客流。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越南北宁省（B?c Ninh）安峰工业区，距离河内不过40多公里，却有着与首都截然不同的气象。从公路、厂房到电子门禁，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新到还没有准备好成为全球电子产业版图上的重镇。在初夏的午后，建筑工人正忙着给呆板的灰色外墙涂上红黄蓝三色油漆标识，打着绿色领带的Grab网约车司机需要时常停下来、向在道旁小吃摊的员工打听某个厂区的具体方位，为外籍员工新建的几幢宿舍楼也是刚刚才接上水电。若不是一群高声谈笑着的换班女工正从阮氏香的小吃摊前经过，我甚至会怀疑自己在统计报表上看到的数字：过去两年里，全球有将近1/4的电脑、液晶电视和手机安装的显示器面板是从马路对面那几座庞大的厂房中生产出来的。在占地25平方公里的安峰厂区内，有4万人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北江省安丰工业区的三星显示器公司1号厂区附近，小吃摊主阮氏香正在清点零钞

42岁的阮氏香并不是一街之隔的韩国巨头的目标客户。她使用的是一台4年前上市的本土智能手机Bkav Bphone 1，摔裂的屏幕还没来得及修理。“三星显示”（S-LCD）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之间复杂的股权关系并不在她的关心范围之内，但她依然感激韩国企业的扩张给她的小吃摊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客流：2015年夏天，当三星显示公司投资10亿美元兴建的安峰1号厂房投入使用之后，阮氏香和她的家人便结束了农民生涯，做起了面向外省工人的饮食和摩托车维修生意。在那之后，雇员超过2万人的2号显示器厂房以及经过扩建的1号手机厂房也陆续投入全速运转，带动了工业区周边一系列廉价餐饮、房屋租赁乃至休闲娱乐产业的兴起。发型屋、文身店、卡拉OK房和小诊所夹杂在密密麻麻的集体宿舍之间，与中国东南沿海诸多地区的情形别无二致。唯一的不同在于，巷道内张贴的广告上大多标注有韩文，暗示着这里的流行风尚。

“一年多以前，有传闻说韩国总统要来这里参观，我曾想当面向他表示感谢。”阮氏香的语气里带着些许遗憾，文在寅总统2018年3月的越南之行最终只停留在了河内市，没有抵达稍嫌偏僻的北宁。不过今年2月河内“特金会”前夕，一个朝鲜代表团在本地政要陪同下的来访，还是令这位小吃摊主感到了难得的好奇。“我父亲参加过抵美救国战争，当时和他一起作战的就有朝鲜人。”阮氏香回忆道，“现在他们也开始对韩国在越南设立工厂感兴趣了。或许朝鲜也希望建立几座‘三星城’，毕竟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对不对？”

与阮氏香的父亲并肩从事抗美战斗的朝鲜军人中，有14位把他们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越南。他们被安葬在北江省（B?c Giang）的一处烈士陵园中，受到当地政府的高规格礼遇。但在历史记忆之外，韩国企业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利税收入才是今天的越南人更看重的——除去与北江省相邻的北宁省有一座“三星城”外，在位置更靠北的太原省（Thái Nguyên），三星电子投入巨资修建的2、3号手机厂房雇用了超过6万名员工，每天仅食堂消耗的大米就重达13吨。长期关注三星集团在越经营业绩的《商业韩国》杂志记者金允辰（Kim Eun-jin）告诉我：截止到2019年初，三星系企业在越南的累计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173亿美元；其全球员工总数的35%被配置在越南分公司，创造了集团总业绩的30%以上。而在2018年全年，三星越南分公司的营业收入创造了65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越南全国GDP的28%，连续两年位居该国百强企业榜单第一位。

不只是三星，更不只是韩国企业：随着全球贸易环境2018年以来的剧变，越南作为亚洲对美出口避风港和产业转移桥头堡的角色正变得愈发突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LG电子宣布将在2020年1月以前关闭其位于京畿道平泽的手机工厂（年产能500万台），将现有的订单全部转移至越南海防的新厂区。加上北宁、太原的两处三星手机工厂以及台湾鸿海科技（富士康）位于北江省的HMD诺基亚手机代工厂，预计到2020年底，“越南制造”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中的份额将会突破10%，这一比例刚好接近2008年前后韩国本土手机产能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版图中的比例。换言之，短短12年时间里，韩国智能手机产业的制造环节几乎被完全转移到了越南，连带引发了亚洲、乃至全球电子产业的供应链分布调整。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样不遑多让：从运行历史超过20年的纺织、服装加工业，到方兴未艾的汽车、摩托车制造业，再到经由东北亚转移而来的钢铁和冶金工业，面向全球市场的越南经济表现出了足够充沛的活力，也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

“假使能将GDP增长率始终稳定在不低于6%的水平，越南的经济体量有望在10年内超过新加坡。”星展银行（DBS）执行董事谢光威（Irvin Seah）在5月下旬的一次演讲中预测，“这其中，对美出口的增长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事实上，进入2019年，和GDP增速出现放缓的泰国、马来西亚等邻国相比，越南经济几乎完全是靠对美商品出口额的激增维持了强势表现。今年第一季度，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整整40.2%；倘若维持这一速度，到今年年底，越南将以690亿美元的规模超越英国成为美国第七大贸易进口伙伴。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新一波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涌入，则预示了随后的进一步变化：在全球贸易规则可能出现较长周期波动的背景下，移师越南不仅是应急之举，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长期选择。

在全国总人口即将突破1亿之际，中等国家越南，是否正在成为下一个可能创造增长奇迹的国家？

在胡志明市近郊的光中软件园，几名结束工作的程序员正在等待同事共进午餐

南行的北雁

1974年12月20日，78岁的一桥大学荣休教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因患脑溢血病逝于东京家中。直到去世之前两天，这位“日本经济政策学第一人”、20世纪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还在修订他的最新论文《海外投资与雁行形态论》，希望为彼时日本的产业升级之路以及日企进军东南亚提供宏观指导。

从20世纪30年代初涉外贸问题开始，赤松要的一系列研究就没有脱离一个元命题：作为全球经济循环中的后发国家，日本及其亚洲邻国需要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继而在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版图里获得一个稳固而有后劲的位置？在长达近40年的思考中，赤松要及其弟子小岛清、山泽逸平等人经过反复争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变迁的系统论述——“雁行形态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

完整的雁行形态理论由三个基础模型构成。模型一通常用于描述一国自身的雁行式发展路径：在工业化初期，后发国家获得资本积累和技术经验的方式是向发达工业国出口初级产品，同时进口工业制成品。一段时间过后，随着本国产品与进口工业品逐步趋于同质，产生了进口替代效应，进口工业品趋向减少。到了最终阶段，国内工业品在成本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日趋凸显，于是转入大量出口，先是向更后进的国家，最终则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进口、生产、出口三项指标的变化曲线彼此交叉，犹如正在列队飞行的大雁。

模型二则被用于描述产业据点的转移，即“地区级的雁行形态”。根据这一模型，由于后发工业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比较优势最显著、投资回报也最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它度过进口替代阶段之后，势必要淘汰比较优势逐渐缩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此时，这类产业便会以FDI的形式进入该国周边发展阶段更加滞后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生产据点的外移，继而推动周边区域进入模型一描述的成长周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淘汰的落后产能可以就近转入韩国和中国台湾；当这两个地区也实现高质量的工业化之后，比较优势不足的产业又会把东南亚国家当作新的转移据点。如此便会带来整个亚洲范围内后发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与升级。

至于雁行理论中的模型三，它试图解答的是整个分析框架存在的最大漏洞：倘若模型一、二的适用范围被无限扩大，最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实现产业结构的最优化，被淘汰的产能将再无可落脚之地。届时国际贸易活动岂不是丧失了进行的必要？对此，赤松要提供了一种解释：尽管在理想状态下，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结果将导致一切发达工业国优势出口商品的同质化，但在实际环境中，各国由于区位、幅员、资源等天然禀赋的差异以及人口、政策等不确定变量的影响，会更倾向于进行协作，在一个互通有无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各取所需。只要发达工业国不以实现一切工业制品和原材料的自给作为出发点，产业转移就可以持续。

尽管赤松要的理论远非无懈可击，但它恰恰精准地预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大致顺序：第一阶段是“雁头”日本向“雁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转移产能，形成的阶段性成果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进入90年代，“雁身”的一部分产业又开始向位于“雁尾”位置的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及东盟诸国疏散，使“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成为直接受益者。而东盟中的第五只“小虎”越南，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波产业外移的目的地，在21世纪初呈现出上升势头。

河内还剑湖公园附近，一名摩的司机正在等待客人。摩托车依然是大部分越南人最常用的通勤工具

按照赤松要和小岛清的看法，“北雁南行”并非自然可得的结果，它需要以后发国家和地区积极奉行出口主导、善于利用外资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作为前提。并且处于“雁身”“雁尾”位置的国家和地区，在通过接收低附加值的转移产业完成初始积累之后，同样必须实现自身产业的优化升级，才能使“雁行”序列继续传递下去。例如，“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初是通过承接日本外移的钢铁、化工、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完成了经济起飞阶段的初始积累。尔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泥潭的收缩期，首尔和台北当局当机立断，决定大力扶植当时方兴未艾的半导体产业，从而提前占据了未来20年的优势制高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是针对本地区土地资源紧缺、人口规模缺少增长空间的先天劣势，将金融服务业作为了进一步的转型方向。反观东盟“四小虎”，由于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长期无法恢复元气，实际上至今未能完成支柱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升级，在全球贸易体系乃至亚洲产业的雁行序列中依旧处于相对弱势位置。

不过，雁行理论毕竟是一种建立在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方式的理解、并且相当程度上从日本的特殊经验出发的分析框架。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通过研究美国汽车、电机、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向海外转移的轨迹，就提出了一项与赤松要的理论大不相同的判断。按照弗农的解释，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并非总是始于技术上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那些部门；相反，发达工业国完全可以在依旧占据技术垄断地位的基础上，通过FDI的方式提前将前沿产业的部分环节（例如电子工业中更依赖劳动力的组装部分）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海外地区。转移的目的地由于尚处在缺乏定价权的“雁尾”位置，每每乐于承接这类对优化产业结构帮助不大的非核心部门，结果反而进一步延长了发达工业国对尖端产品市场的控制权。换言之，即使是在雁行理论设想的“非同质化”市场空间中，来自“雁头”的产业转移也绝不会必然导致“雁尾”地区的高附加值出口优势，相反还可能对后者造成破坏。

不仅如此，雁行理论实际上一直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大洲级强国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适用“雁行”模型的中等强国并不处在一个等级上。被赤松要用作主要研究样本的19世纪英国、20世纪日本以及一系列东南亚国家，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资源规模方面其实都存在极为明显的缺陷。这使得它们对世界市场，尤其是全球工业制造品市场的影响力存在一个可估量的上限，并且更倾向于缩短产业转移周期。但这一模式并不适用于体量和潜力超过了整个“雁阵”的中国或美国——在1997年和2008年两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受创最重、恢复最缓慢的恰恰是对外贸市场依赖程度极高，同时显著缺乏抗压能力的“小龙”和“小虎”们。而在危机之后的复苏周期中，具有更强资源动员能力的中国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还主动进军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IT）、生物和新能源产业。这使得木场隆夫、黑田笃郎等日本经济学者不禁惊呼：“大鹏”冲入了“雁阵”，赤松要设想的模式已经宣告瓦解。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环境的剧变显示：美国以其手中的高附加值产业作为杠杆，依旧具有快速干预世界市场、打乱“雁阵”排序的能力。经济学家设想的“最优”模式，再度为复杂的现实所击破。

河内市中心的圣若瑟主教座堂前，一群放学的少年正在踢足球

“越南模式”

和三个多月前第二次“特金会”期间人山人海、举世瞩目的情形不同，在这个细雨绵绵的下午，河内万豪酒店（JW Marriott Hà N?i）以及一湖之隔的越南国家会议中心多少显得有些冷清。除去大厅悬挂的特朗普签名照以及咖啡厅内作为装饰物的峰会新闻照外，一切都回到了不温不火的旧态。全球500强企业瑞士ABB集团的自动化部门正在这里举行小型闭门会议，此外便只有河内街头出现频率最高的韩国和日本商社职员不时进进出出。“主要是韩国人，偶尔也有美国人。”一名服务生搭了个腔。毕竟，这里依然属于亚洲的“雁尾”。

尽管早在1986年，越南政府就宣布开始推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革新”（??i m?i）路线，但直到将近20年后，河内才完全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全球市场，并在2007年获准加入世贸组织（WTO）。已故历史学者、原越南驻广州总领事杨明易（D??ng Danh Dy）曾经反复提及一个细节：1999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出访河内，与越南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在茶歇时间，女国务卿信口问及几位越方代表的年龄，这随即被解读为美方怀疑越南政权的稳固性，两国双边关系因此裹足不前长达5年。在2018年因病去世之前，杨明易依旧公开对英国BBC记者抱怨：“如果越南在2002年就能够加入WTO，一切会有多么不同！”

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假设，但也仅仅是假设。身为中等国家的越南，在经济现代化路径上恰恰更服膺于赤松要的“雁行形态理论”。作为东盟诸国中基础设施和市场法规完善度相对滞后的“雁尾”国家，越南在大宗FDI方面只能指望处于“雁身”位置的“四小龙”；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的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2002年前后尚未彻底恢复，根本无暇在东南亚做大规模投资布局。而以从市场化转轨启动到人均年收入突破1000美元花费的时长作为指标，越南花去了整整22年，是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将近3倍，这正是该国外向型经济基础的真实写照。而为了达成这项指标，越南本币在这22年里实际贬值了整整34.8%。

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江林看来，所谓“越南模式”相较此前的“四小龙”“四小虎”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不过是再度印证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成功，也同样遵循着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农业产值比重下降的一般规律。实际上，受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和国企连年亏损拖累，越南经济在“入世”前后甚至出现了反常的逆工业化现象，制造业产值一度出现萎缩。但这一困境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获得了解决——越南政府宣布在全国开辟超过300个专注于制造业的工业园区，允许外商直接参与规划。

在光中软件园内的一间咖啡厅，两名女职员正趁着午休时间商讨工作

赵江林认为，在吸引FDI方面采取如此激进和冒险的主张，恰恰是越南市场经济转轨不充分的写照之一。她指出：“一般而言，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反之亦然。越南却并非如此，它的开放起点低，但后来的开放水平提升速度却是最快的，超过了之前的‘四小虎’。”政府主导的“过度”开放政策，隐隐有孤注一掷之势，却踩在了意外契合的时间点上：“入世”前后的3年里，东盟相继与“雁阵”上游的日本和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东北亚资本的登陆铺平了道路。为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入驻，越南政府在新设工业园区方面推出了优惠程度空前的政策：凡在当地投资于制造业的国外企业，自厂区投产之日起4年内可免征企业所得税，随后8年里也只按5%的优惠税率征税，北方部分内陆省份甚至一度宣布免缴厂房租金。政府同时还承诺，将出资为工业园区修建公路等配套设施。

空泛的口号当然不构成外资争相抢滩的充分理由。真正的奥秘存在于劳动力结构和河内当局做出的实际努力上：人口将在2019年突破1亿大关的越南，国民年龄中位数刚刚超过30岁，其中有2/3是尚待进入城市的农民。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投入的资金规模，以及甘冒债务风险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实绩，都给外国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地理上靠近中国以及港口众多（拥有东盟国家中数量最多的20个主要商港）的天然优势，意味着“越南制造”可以继续向此前已经形成良性循环的东北亚跨境物流网络借力，从而在减少磨合的情况下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网络中的新据点。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在2012年前后逐渐消退，建设越南“后院”开始成为东北亚制造业南下的动力来源。全球电子消费品市场的大举扩张，以及对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忧虑，推动韩国企业成为进军越南的主力。从2010年开始的短短5年间，累计有超过250亿美元的韩国资本进入本地市场，到今天已经进一步增加至350多亿美元。与欧盟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在2016年最终达成，则为主攻欧洲市场的台湾纺织、石化企业的南下添上了“临门一脚”。群雄逐鹿之下，北方部分省份的政府甚至决定将外商签署协议后并非实际投资的工业园区土地重新收回，出让给愿意启动立竿见影的项目的竞争者，这让谢光威感到目前的越南正处在东亚FDI的红利周期内：“连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也开始青睐越南，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趋势。”

汇丰银行（HSBC）越南籍经济学家郑阮（Tr?nh Nguy?n）并不讳言，在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环境的剧变中，她的祖国成为了直接受益者：“倘若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考虑移出中国，就近前往越南会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即使全球市场需求不再有大的增长，一方的流失也将直接导致另一方的获利，这是时势使然。”

北江省安丰工业区的三星手机工厂门前，换班的工人正在排队等待通过电子门禁

“富士康小道”

占据全球电子代工业市场半壁江山的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在这场登陆越南的竞赛中赶了个晚集。

距今12年前，2007年初春，鸿海系创始人郭台铭率公司管理层从深圳龙华出发，驱车300多公里，经广西南宁抵达河内，论证在当地设立富士康手机组装工厂的可行性。据台湾《天下》杂志报道，当时郭台铭判断从南宁到河内的陆路交通有望缩短至6小时左右，加上从深圳到南宁的车程，仅需13个小时就可以将深圳富士康工厂生产的元器件陆运至越南，在当地完成最后组装，而彼时越南电子业流水线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过是广东的1/3。雄心勃勃的富士康因此在北宁省拿下400公顷土地，计划将鸿海精密至少1/3的产能迁移至此。一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富士康的越南攻略陷入停摆状态。

到2019年春天为止，鸿海系仅仅将从微软手中收购而来的子品牌HMD诺基亚（内含老式非智能手机）的组装安排到了北宁和北江的3处厂房内，最受市场关注的iPhone生产厂依然留在中国大陆。不过，郭台铭当初规划的那条“富士康小道”，如今已然成为连接越南北部一系列电子产业园区与中国大陆供应链的生命线。“雁尾”越南，依旧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台资跨国物流企业中菲行（Dimerco Express）的越南分公司经理陈皎麟在河内机场与我们匆匆一晤。这是他在越南度过的第四年，也是最感繁忙的一个春天。“中菲行在本地的客户涉及机械、汽车、纺织、印刷等多个行业，但主要是电子业”，陈皎麟介绍说，“其中有台湾企业，也有新近前来试水的中国大陆商家，大部分过去在广东开展业务”。放弃在中国东南沿海经营多年、妥善可靠的供应链，勉强挤入群雄逐鹿的越南北部，既无可能，亦无必要。但国际贸易环境骤变，在北美市场客户的施压下，各大厂商实际上不得不把越南当作备份据点和避风港。而在东南亚市场深耕8年的陈皎麟要承担的任务，也远不止包揽运输那么简单。

“北越的主要产业园区已经有人满为患之势。好在如果只涉及组装环节，土地和工人问题目前还可以解决。”真正的麻烦是供应链厂商的匮乏——即使是已经决心扎根越南的三星电子，目前也只和不到30家本地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好在陈皎麟有他的独门武器：自1991年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以来，中菲行物流已经和东南沿海台资电子代工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今这部分业务被打包移交给了越南分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我们会为他提供整套服务方案”，陈皎麟介绍说，“从陪同选择越南工厂的厂址，到计算出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案，最终把广东的上游业务和越南终端彻底打通。”用于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核心元器件等基本物料依然在广东订购，经深圳—南宁公路陆运至广西凭祥，由友谊关入境越南，只需24小时便可送抵北方工业区内的组装厂。待成品下线之后，再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选择空运或海运发往目的地。

位于胡志明市第一郡的“大曼哈顿”精品公寓是越南本地开发商针对韩国投资者推出的高端地产项目

在2019年春天，平均每天有超过800辆货车载着45英尺（13.72米）长的标准集装箱从友谊关入境越南，并且仍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驶入越南北部之后，车队会首先前往距离河内30多公里的北宁省新加坡工业区，在那里将整箱的电子元器件卸至海关监管仓。中菲行的负责人员则在监管仓完成分货作业，由不同的车辆将其分头送往北宁、北江、太原各省的50余家组装厂。反过来，装配完成的手机和电脑也会首先被运回监管仓，再借助不同的交通工具运达销售地。随着四车道新公路的竣工，从这里前往河内机场的时间已经缩短到了40分钟。

在拥有4万名员工的富士康北宁工厂附近，一位经历过深圳龙华设厂时代的台湾籍员工笑称：“还是那几家代工企业，还是那几拨管理层，只不过见面的地点从广东挪到了越南。”据他介绍，鸿海集团越南分公司在当地的生产线主要负责组装服务器等网络通讯设备，部分模具仍需从深圳陆运而来。考虑到未来运销北美市场的笔记本电脑可能被加征关税，台湾老牌“电子五哥”之一、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仁宝工业也已经考虑重启此前外租的越南永福省（V?nhPhúc）厂房，作为江苏昆山工厂的后备。无独有偶，总部设在广东的iPhone供应链厂商立讯精密、蓝思科技以及德赛电池已先后在北江省挂牌设厂。制造AirPods无线蓝牙耳机的山东潍坊企业歌尔声学（GoerTek）则启动了耗资2.6亿美元的新厂房建设计划，准备将生产线悉数移至北江。

位于北江省廷蘸工业区的富士康科技越南一期厂房

与钟表、塑料制品等遭遇关税加征的出口商品相比，消费类电子产品由于迭代周期较短，被迫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策略，以免流失订单。短短半年时间，越南北部凭空多出了超过10万人级规模的用工需求和同样惊人的厂房土地刚需，部分工业区的地租直接上涨了50%，这令陈皎麟感到格外吃惊：“越南只有1亿人口，即使其中半数可以视为合格劳动力，也不过和广东省持平。如果把中国沿海厂商的出口订单全都转过来，以越南的体量是吃不下的。”2014年5月越南排华暴乱的影响依然令他心有余悸——“从广东带熟练的班组长和管理人员过来，薪水至少要加50%。雇用本地员工要和其他厂商抢人，在基准工资基础上也得加20%。新厂的生产效率要想达到广东老厂的水平，至少要花两年，两年后人工只会更贵。何况还有不确定的政治风险。”

在这位老练的物流经理看来，如果说“中国制造”的红利周期已经延续了超过30年，那么在中等国家越南，冲刺般的高速增长至多只能维持10年。在赶回位于胡志明市的办公室之前，陈皎麟幽默地揶揄道，“到了第六年，我就要开始寻找下一个有潜力的据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