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珍藏的一幅《朱竹图》

文/慕津锋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中，珍藏着一幅冰心先生捐赠的《朱竹图》，此图以朱砂绘画而成。在中国民间，用朱砂画图或写信是有特殊意义的，其寓意为绝交。此图是陈伏庐老人1946年送给冰心吴文藻夫妇的。

在该图中，陈老以朱砂画竹，并在画作右下角题了两句自作诗：“莫道山中能绝俗，此君今已着绯衣。”题款为“写奉文藻冰心贤梁孟一笑”。朱竹、题诗、题款，意味非常，似有讥嘲之意。

陈伏庐（1874至一1949），名汉第，字仲恕，号伏庐，杭州人。清末官至翰林。辛亥革命后，他历任水灾督办处坐办、印铸局局长、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和参政院参政等职。陈伏庐自幼聪慧，能承家学，对诗词古文、书画金石均有很深造诣，并擅篆刻,有《伏庐印谱》传世。他“尤嗜研究古玺印，藏印颇丰”，有《伏庐藏印》6册（后于1940年据《伏庐藏印》另辑《伏庐选藏鉨印汇存》3册）。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伏庐便与画家陈师曾、金城等发起成立了北方最有影响的美术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定期观摩(展览)，招收研究员(学员)，聘请画学评议(教员)，以培养中国画人才为主要内容。陈伏庐是研究会的“早期评议员”，其他评议员还有陈师曾、贺良朴、徐宗浩、萧谦中、俞明等十数人。后来，陈伏庐又在杭州参与创办新式学堂“求是书院”及 “林社”。陈伏庐擅写花卉及枯木竹石，尤善画竹，其朱笔墨谨严，格调淡冶，生动有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伏庐与冰心、吴文藻先后来到陪都重庆。在重庆时，他们常有来往。因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三人均远离重庆政治上层。在重庆，冰心和吴文藻的“清高”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冰心，她辞去了既清闲又高薪的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文教组组长的职务，要知道这个职务可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亲自为她安排的。为了离开黑暗的政治旋涡，冰心与吴文藻躲到了重庆嘉陵江边的歌乐山。大诗人郭沫若说那时的冰心是“贞静立山头”。

历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冰心与吴文藻对未来曾有多方面考虑与选择。当时国民政府许多机构已开始陆陆续续回到南京，有些人则回到上海，重庆空出了许多房子，冰心一家先从歌乐山搬到了重庆市区。之后，冰心与吴文藻商量要么一起回燕京大学继续当老师，要么到上海教书，要么就去南京，当时吴文藻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参事室当参事。1945年底，冰心一家决定先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准备在那里稍停几日后就返回久别的北平。

到南京没多久，好友朱世明将军来访，说他已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朱世明是吴文藻清华的同班同学，后到美国西典军校留学，而朱太太谢文秋又是冰心留美的同学。这次来访朱世明说自己很邀请学兄吴文藻担任代表团中的政治组长，并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一职，冰心可随之前往日本。担任此职，吴文藻可享受公使衔待遇。听说可以到战后的日本去工作一段时间，吴文藻有些心动。作为中国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很想有机会考察战后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现状情况，以及日本的天皇制、社宪法、政党财阀、工人运动等等。他认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这时到日本做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是有很多研究课题可做。而他即将负责的政治组的任务恰恰就是研究日本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动态。该小组受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领导，这个职务非常便于他做社会学的调查与情报的收集。由于这些因素，朱世明发出邀请后不久，冰心与吴文藻经过多方考虑最后决定去日本。但他们又顾及此职为国民党所派，便设法托人请教中共在南京的负责人周恩来，周得悉后力主他们去。周恩来跟他们讲了自己的考虑：抗战胜利后，中国需要了解战后日本的具体情况，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了解现在的日本。

当冰心、吴文藻夫妇决定代表国民政府前往日本，这引起了他们一些朋友们的非议。这些朋友认为冰心、吴文藻夫妇抗战胜利后攀附国民党权贵，一扫过去的清高与斯文，要去日本担任民国政府的外交高官，享清福去了。正是在这时，当陈伏庐听到冰心、吴文藻要去日本担任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后，愤然用朱砂画下这幅《朱竹图》送给他们，表示要与他们绝交。因任务的特殊，冰心吴文藻无法向包括陈伏庐在内的朋友们做过多的解释。

1946年10月，吴文藻先期抵达东京，冰心带着小女儿宗黎随后也到达日本。抵达日本后，吴文藻为战后的中国尽自己全力去争取地位与利益。可日本投降后，强大的美国实际上早已架空了盟国，一家独大，他们牢牢地占领和控制着日本。而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因蒋介石要依赖美国的援助打内战，国民政府对美国在日本的政策一再退让和妥协。这导致吴文藻在很多外交谈判中为中国争取更多权益与地位的努力常常付之东流。面对如此的现实，吴文藻愤慨而又无力。理性思考后他并没有懈怠，而是积极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他利用自己便利的身份开始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专题考察。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后来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这都是后话。

这次造访已是冰心第三次到东京。冰心第一次到访日本是在1923年8月，那时她在赴美留学途中初次访问了日本。在第一次访日前，冰心的小说和诗歌就已开始被翻译到日本。1921年8月15-16日，大阪《读卖新闻》连载了周作人翻译的冰心小说《爱的实现》。1922年3月5日、12日与19日，《北京周报》开始连载译成日文的冰心诗歌《繁星》(1-26、27-52、53-81)。此后，冰心的作品便大量被介绍到日本。从1922年1946年的二十二年中，冰心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在日本面世。这之中就包括了冰心《繁星》《春水》《超人》《寄小读者》等著名作品，这也使得日本民众很早就对来自中国的女作家冰心熟悉了。再加之这次冰心到访，是日本战后中国第一位踏上日本土地的知名作家。这也使得冰心的到来引起了日本当地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冰心经历并目睹过战争的苦难，而此时的东京早已是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美军轰炸后的废墟，日本人民的生活也极为困苦，这激发了冰心对战争的厌恶。此次到访，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战后的日本人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是冰心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冰心是一位有思想深度与普世价值，是一位呼唤人类同情与爱的作家与诗人。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又看到了日本战后的惨况，冰心的观念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仇恨，她从人类共生发展的高度，开始建构自己在日本战后的基本话语。此时的冰心有一个重要观点：对日本人民不应该有怨恨，应该以人类之爱制止战争。之后，在一系列的记者招待会、女作家见面会上，冰心高举起自己“爱的大旗”，宣传同情与博爱。冰心“以德报怨”的言论，使战后处于迷惘的日本人民深为感动。后来，冰心还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主讲中国文学，致力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

此时的中国，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作为代表国民政府的中国代表团，在东京的处境非常尴尬。吴文藻早已不愿为国民政府服务，他几次向朱世明辞职但均未果，便只得将自己的精力继续放在学术研究上。这一时期，受中共地下党员谢南光（吴文藻助手，代表团政治组副组长）的影响，冰心与吴文藻开始大量阅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中共著作。毛泽东在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理想和“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主张，非常契合吴文藻的学术追求和冰心的切身感受，这使得他们心中为之一亮。通过谢南光，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更加密切，吴文藻与冰心秘密着手准备回国事宜。

1949年，冰心夫妇的一位林姓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横滨领事）因同情共产主义而被国民政府召回台湾后枪毙。受此触动，吴文藻决心再次向代表团提出辞职。1950年6月，吴文藻的辞职报告终于获批。但他们还是不能离开日本，更不可能回国，因为他们持有的是台湾国民政府的护照。此时，居留在日本的华人只有记者和商人。于是，冰心、吴文藻夫妇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身份，在东京滞留了一年。1951年，美国耶鲁大学来函聘请吴文藻到该校任教，吴文藻和冰心认为这是一个难得回国的机会。吴文藻很快便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个星期赴美申请被批准。当年秋，冰心和吴文藻从日本横滨乘上一艘印度的轮船，名义上是去美国，但上船后，他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原燕大国文系主任马鉴和中共驻港机构的周密安排下，他们经深圳、广州和天津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将他们安排在崇文门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居住。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冰心和吴文藻为一切新的景象而兴奋。

当他们在北京见到之前的许多老友时，终于有机会将自己当年为何要去日本的原因解释给他们听。遗憾的是，老友陈伏庐已于两年前在上海去世。当年对她们有所误解的朋友，在听后均相视一笑，冰释前嫌。这幅《朱竹图》正是那一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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