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我迷人的坏男友

印尼活动摊贩（伊丽莎白·皮萨尼 摄）
印尼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伊丽莎白·皮萨尼形容印尼是她“迷人的坏男友”。作为外国人，像皮萨尼这般持续多年关注这位坏男友，非常少见。皮萨尼的印尼探寻之路，留下很多冒险、惊奇的故事，最后结集成书《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印尼拥有两亿五千万人口，主要集中在爪哇岛上的首都雅加达和几个大城市。有一大群爪哇岛上的年轻人，热爱上社交网站，对脸书上瘾。虽然如此，伊斯兰宗教复兴运动也旺盛地开展，仍有数百万人花很多时间阅读《古兰经》的课程，这些人反对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摒弃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希望回归“以伊斯兰作为生活方式”。
一般被认为得以让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阶级流动或翻身的教育，在印尼的许多家庭就因为付不出（上学路上的）通车费而被迫停止。少数人幸运地上了学院，往往也因为必须支付亲人葬礼的礼仪费用而辍学。也有人说：“如果印尼人能省下葬礼的开销，就足以让年轻人圆一个梦。”（李美贤《“模范生”和她的“坏男友”》）
印尼群岛拥有许多不同的封建领地，各地居民从不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领土完整的大国。然而，由于商人频繁往返于各岛，世居岛上的居民变得乐意包容与接纳彼此的差异，养成一种“几近调情的好客态度”，这些岛屿也成为诱惑外来者探险的地方。因为印尼是地球上最好客的民族之一，“凡事点头就对了”。皮萨尼在书中写道。
印尼贪污横行无忌，“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全然不事生产，五名成年人当中有四个人没有银行账户，银行却不断借钱给民众买东西，而非让他们拿去创业。”
……
就不再素描了，有兴趣的读者朋友，阅读这不可思议的国度吧。

印尼：我迷人的坏男友[英]伊丽莎白·皮萨尼

01

印尼恐怕是最被世人忽略的国家

“小姐！进来见见我奶奶吧！”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下文简称印尼）东南方默默无闻的松巴岛（Sumba）上，一位笑容灿烂的小伙子迎我入门。
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约，当时天气热得像火炉上的煎锅，四处灰尘弥漫，我步履蹒跚走在一条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里想着：有何不可？说不定他奶奶会讲几个故事给我听，陪她喝一两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于是我费了番力气爬上一道梯子，来到一座竹栈走廊。几名年轻人在那儿敲锣打鼓，制造一阵恼人的噪音后，旋即躬身穿过低矮的玄关，一溜烟地消失在不见天日的暗处。我借着竹席墙的缝隙透进来的点点微光，瞥见一幅耶稣画像，还看见一个像是装着脏衣服的大袋子被搁在一张竹椅上。除此之外，屋里空荡荡的，不见老奶奶的踪影。

“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个洗衣袋，然后顺手解开袋口，拉掉覆盖在顶端的布巾，老奶奶终于现身。她昨天刚辞世，依当地习俗，四日后才会发丧，中间这段时间，每天须接见前来吊唁的客人。小伙子替归天的奶奶道了声“幸会”，我们就坐下来喝茶。

松巴岛

印尼总是充满这类令人跌破眼镜的奇事。比方说，一位身兼苏丹和全国商会会长的总统候选人，在宫廷里养了一批据说可带来好运的患白化病的侏儒。一名地方警长会向别人解释如何召集一群没干过坏事的鳄鱼，让它们来指认另一只吃掉人类的不肖同类，好活捉那畜生。在这个国家，你可能有机会和某个乐于承认自己为了增加预算而故意延长一场游击战的军事将领共饮啤酒，也可能陪某个死人喝茶。
这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度。领土涵盖一三四六六座岛屿，居民种族超过三百六十个，方言多达七百一十九种。它之所以存在至今，是因为境内的火山土壤与海洋气候相结合，孕育出令欧洲人趋之若鹜的各种香料，而较欧洲人先一步踏上印尼诸岛的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商人，曾与各地亲王和苏丹做买卖。欧洲人认为此种贸易方式无法满足其商业利益，遂引进垄断企业，日后给印尼带来了大小冲突、殖民活动、剥削统治及独立战争，现代印尼正是由这段残破的历史拼凑起来的国家。
1945年，开国元老宣布印尼脱离荷兰殖民统治之际，全文仅寥寥数语的独立宣言有云：“我们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独立，将尽快谨慎完成权力转移及其他事宜。”
此后，印尼一直在处理所谓的“其他事宜”。
世界上有许多殖民国家曾经为生存而奋斗，不再接受昔日殖民统治者所划定的疆域，然而像印尼这种不得不将众多生存元素混合在一起的国家实属罕见。印尼国土环绕地球赤道，跨距相当于从伦敦到伊朗首都德黑兰，或者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东岸的华盛顿特区那么长。位于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北端的亚齐省，住着笃信伊斯兰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马来族（Melayu），并骄傲地给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麦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亚齐省东南方、与之相距约五千二百公里的省份是巴布亚，占据了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西半边大部分地区，居民皮肤黝黑。

苏门答腊岛和亚齐省的位置

我初访当地时，发现许多原住民一丝不挂，男性仅以葫芦遮掩生殖器，但他们却发展出某些复杂的农耕技术。巴布亚省和亚齐省居民惯吃的食物、吹奏的音乐、祈求的神祇、所属的种族都不一样。两地之间的其他省份，还存在着各种多彩多姿的文化，并采取彼此迥异的方式引领古老传统融入现代社会。
当今地球上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人以印尼为家——据最新统计，印尼人口已破两亿四千万，世界排名第四。首都雅加达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喧嚣嘈杂，全国约有六千四百万人（超过英国总人口）使用脸书，却有八千万居民（相当于德国人口总和）无电可用，另有一亿一千万人（与墨西哥人口总数相当）每日生活费低于两美元。
印尼拥有一长串“世界最大”、“数量繁多”、“成长最快”的统计名单，然而正如该国企业家里亚迪（John Riady）所言：“印尼恐怕是最被世人忽略的国家。”
1988年，我以路透社记者的身份首度被派驻印尼时，对这个国家也是几近一无所知。1983年，年仅十九岁的我曾经扛着背包去过爪哇（Java）和巴厘岛（Bali），也曾为了探访红毛猩猩而在北苏门答腊省短暂停留，于是产生了几个印象：印尼是个友善多变的国家，尽管日常生活一团混乱且难以预料，却存在着异常精致的文化，你会看到身披蜡染华服的舞娘们随着加麦兰（gamelan）乐团演奏的旋律，在精雕细琢的神庙建筑群的阴影底下曼妙地扭动双手。
那时我脑海里的印尼地图只聚焦在爪哇岛上，就跟大多数外国人一提起印尼便想到爪哇没两样。爪哇面积与希腊相当，仅占印尼领土7％，但全国60％的人口（一亿四千万人）都挤在这座岛上。因此，首都雅加达当然是设在爪哇；自12世纪以来，爪哇统治者便对印尼群岛众王国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

爪哇岛

路透社指派我从印度首都新德里转移阵地到雅加达，而且是在发布调职令的十天前才通知我，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国家还包含其他数百种文化，记忆中只对崇拜印度教的巴厘岛妇女头顶着神庙供品、姿态优雅地款款摆动身体，或者是印尼东方的迷人珊瑚礁、苏门答腊或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酷热丛林、印尼西部的精彩冲浪活动还有些印象。
接下来的两年半，每当我可以忙里偷闲、不用报道每日股市行情，就四处溜达晃荡，努力认识“印尼”。我曾探寻红毛猩猩的足迹，追踪分离主义者的反叛活动，造访盗挖黄金的矿工和非法移民，也曾与雅加达的银行家、当红影星和昔日政治犯共进午餐。于是我的印尼话愈说愈流利，和当地人的对话也变得愈来愈有趣，然而当我得知的事情愈多，才逐渐意识到外界有多不了解这个国家。世人永远无法预期印尼发生的一切。
由于军方对我报道的正确性（尤其是关于亚齐省即将爆发内战的消息）意见纷纭，我在1991年离开了印尼。后来印尼军事发言人努哈迪（Nurhadi Purwosaputro）将军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喜来登大酒店，以私人笺纸亲笔写了封短信寄给我，内容如下：

我想因为你是记者，我们始终维持着相当正式（职业性）的关系。此刻我认为我应当以军事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告诉你，你已善尽职责且表现优异，对于我国人民、政府、国事与真正面临的问题皆有深入的了解。

现在你的职务已有变动，我只把你当热爱印尼的普通人看待。

努哈迪接着表示，下次我回雅加达时，务必接受邀请去他家做客。此人曾经恬不知耻地欺骗大众，隐瞒同僚残忍对付亚齐、巴布亚、东帝汶以及印尼其他动乱省份的真相。他捏造的谎言往往理由牵强、几近荒唐，有时为了避开我们这些记者的追问，还会从后门溜出办公室。有一回，他在我的截稿日期逾时很久以后，才为了先前没能及时针对某次小型屠杀事件表达意见而来电致歉，理由是：当时他奉命将总司令视为圣物的一把短剑送回该长官出生地，忙得没工夫跟记者们谈话。
这种无厘头的事情难免令人抓狂，但我发现它也带了点趣味，一位高级军事将领居然会因为不想开门见山地抖出战友的残忍行径，而跟一名外国记者胡诌神剑的故事。虽然我常恨不得扭断努哈迪将军的脖子，但实在没办法讨厌他，而且他说对了，撇开诸多政治领导者的恶形恶状不谈，我的确热爱印尼。

02

这个国家像一个“坏男友”

2001年，我怀着这份情愫重返故地，此时与抗议学生包围国会大厦，导致苏哈托（Suharto）结束三十二年政权一事已时隔三秋，而我在离开印尼的十年间也转换了跑道，成为专攻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家，返回雅加达之后的任务是协助印尼卫生部追踪艾滋病扩散情形——印尼的毒品注射者、跨性人、性交易工作者、男同性恋、囚犯之间艾滋病感染率虽高，但卫生当局巴不得这些人不存在，宁可对他们视而不见。

投票区的印尼人（伊丽莎白·皮萨尼 摄）

接下来四年，我照旧四处奔走，也看到印尼呈现迥异于往昔的风貌。我有一半的时间必须和基层公务员一起被关在某些省会的三星级旅馆里参加讲习会，整天与书面协议、投影报告，还有无数黏糊糊的蛋糕为伍。而我在这些场合中发现，印尼官僚似乎没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么颟顸无能，但自私心态丝毫未减。
其余时间我大都在隐秘的巷弄中跟毒品注射者打交道，或者与从事性工作的跨性人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聊，要不就待在装潢俗丽、方兴未艾的男同性恋俱乐部里，而且总会发生奇遇。
有一天，我在一座肮脏的火车月台上跟一名身上刺青的毒虫闲聊了几句，他不但请我喝芬达汽水，还告诉我：“小姐，我们本来想抢劫你，但你实在满有趣的。”除了遇见怪咖，我也跟某些奇人建立了友谊。比方说，我认识一位曾是雅加达知名性工作者的人妖，至今仍不时在网络上收到他提供的摄影建议。
2005年，我再度离开了印尼，但每年总会设法回当地待几个星期，而且还是住以前住过的房子，用从前用过的手机，骑昔日借来的摩托车，找同样几位老友去某些省份游荡。我开始觉得待在这个国家仿佛交了个身材巨大的“坏男友”。他会撩动我的感情，令我思绪活跃，时而令我开怀大笑，待我温柔体贴，时而与我共享如胶似漆、有点令人羞于启齿的亲密关系。接着我又发现，他也会忘记重要纪念日，用言语冒犯朋友，说一堆低级谎言。当你以为你真的了解他，他就露出马脚或原形毕露。一旦摸清这个坏男友的底细后，你明知会以眼泪收场，却不断重蹈覆辙，继续和他交往。
有时候，无论你多想赏他一巴掌，总会期待别人也能欣赏这头怪兽、能再多了解他一些。然而，过去这些年来，我早就习惯了一件事：每当我在伦敦或纽约酒会中向别人提起“印尼”两个字时，他们总是露出紧张茫然的表情，心里肯定在想：“噢，天哪，印尼……是柬埔寨、越南还是泰国附近哪个国家……的新名字吗？”
2011年岁末，我决心写本有关印尼的书，把我的“坏男友”介绍给世人认识，也让自己有借口在这个国家多待一段时日，以便进一步了解我为他付出真情的这些年来，他是如何改头换面的。于是，我暂时抛下伦敦公共卫生顾问的工作远赴这万岛之国，打算自印尼东南部展开旅程，然后大略以逆时针方向穿越东方诸岛。一切顺利的话，我将跨海北上苏拉威西岛（Sulawesi），再西进婆罗洲（Borneo）和苏门答腊岛，接着去苏门答腊东南地区绕一圈，最后从聚集了印尼近三分之二人口的爪哇岛离境。

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和桑义赫群岛与塔劳群岛（北苏拉威西省）

我对行程规划只有粗略的概念，一方面想去追踪早年在印尼旅游时邂逅的某些人的下落（搞不好还能见到在松巴岛请我和他奶奶一起喝茶的小伙子），一方面也渴望探访全然陌生的地域，但我的计划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在印尼，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船班不是迟到三天，就是根本没开，航班会在半空中临时更改目的地，新的签证规定会突然把你赶去边境，意外的遭遇会打乱你的行程。
不拟定任何计划还有一个理由：印尼仿佛变幻莫测的万花筒，拥有五彩缤纷的组合元素，并随着每一次的历史和环境变迁而产生不同的模式，我不敢奢望能窥其全豹。虽然我想捕捉印尼的庐山真面目，也想探究他是拉着哪几根“红线”将不同的岛屿和文化牵系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我心知肚明这个国家在我旅游期间肯定是说变就变，我尝试窥探印尼全貌的过程中，每每只能看到零星的片段。
因此，我采取流行病学家惯用的原则之一：随机取样。换句话说，如果你无法研究每个人，又想了解一大群人发生了什么事，最好的办法就是随机挑几个样本。与其事先安排好要去哪里、跟谁交谈，不如相信只要我去的地方和观察的人够多，就可以将零星的片段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印尼画像，揭露某些深刻隽永的印尼特质。
我只抱着一个原则上路：“凡事点头就对了。”因为印尼人是地球上最好客的民族，盛情难却—跟苏丹喝杯茶怎么样？乐意之至！一起参加婚礼游行吗？恭敬不如从命！要不要参观麻风病院？当然要！愿不愿意跟游牧家庭睡在大树下？有何不可？晚餐吃狗肉可以吗？呃，行啦！
这个策略使我在印尼得以畅行无阻，踏足闻所未闻的岛屿，成为当地农夫、教士、警察、渔民、老师、司机、军人、护士家里的座上宾。我大部分时间不是搭乘船只，就是坐着一路颠簸、漆着俗气颜色、播放着震耳的印度流行歌、车顶晃着晕吐袋的巴士旅行，不过有时也能幸运地钻进包机或是坐上装有深色玻璃和皮质座椅、受到严密保护的私家轿车。一路走来，我多次获得善意的款待，鲜少聊到政治腐败无能、法律不公不义、百姓命运悲惨的话题。
我总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游走诸岛，偶尔才会经过最热门的观光地点，例如巴厘岛某个海滩酒吧（里头挤满了身材保养得宜、脸上略带风霜、和巴厘男孩腻在一块儿的白种男人）以及雅加达某餐厅（该餐厅专为那些想趁着华尔街股市开盘和手上黑莓机吱吱作响以前，赶紧喝杯安神酒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提供餐饮）。不过我发现，我骑着摩托车、搭着巴士、乘着渡轮长途跋涉两万一千公里，又搭着飞机航行两万公里的过程中，遇到这些场合的机会少之又少。
总而言之，印尼有三十三个省，我去了二十六个。虽然这本书是从印尼群岛的历史演变以及我和这位“坏男友”初相遇的经历拉开序幕，不过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此行发掘的故事。这个国家与我的认知颇有出入，他迷人的多样性和强劲的凝聚力超乎我的预期。

03

印尼就是这样嘛！

从散布着蜡染工坊和稻作农场的爪哇乡间返回雅加达的途中，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此行所见所闻全部写进一本书里，也知道印尼还有很多事物值得探索。
旅游期间我曾数度进出雅加达，在某一次的雅加达惜别晚会上，我曾穿着一双紫色缎带凉鞋赴会，不但迟到了一小时，还坐在餐桌前用手机跟一位远在两千七百公里外的塔宁巴尔群岛跨性人聊了很久，出席那次惜别会的印尼朋友都笑我变得像印尼人，我把这句话当作恭维。
记得搭乘渡轮展开第一段旅程时，有位太太带着一个不停尖叫的小家伙坐在我旁边，她为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就指着我说，快去给那个慈祥的奶奶亲一下。我看了看后面，没瞧见什么奶奶，而那小家伙已经朝我走过来用力地抱了我一下。我十分错愕地想着：我是个酒量不错、偶尔吸烟、能用好几国语言在酒吧调情、连做瑜伽时都充满竞争意识的女人，现在居然有人说我是慈祥的奶奶？

白化病人、矮人与皇室：爪哇的魔法（伊丽莎白·皮萨尼 摄）

在印尼游走了一段时日后，我已逐渐习惯各地的生活节奏。虽然每天只能说重复的话题、不动大脑地干活、老是得听别人祷告，这种显然没有酒精、香烟、与陌生人调情的生活，我一点也不介意。
在船班误点了十八个小时后，我只会耸耸肩一笑置之。要是看到把汽油罐扛在头上、肩上、背上的印尼妇女，也不会问她们怎么不考虑弄个推车，因为她们肯定会说：“我们早就习惯了。”我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印尼还存在着许多我永远不会了解的生活和事物。
不过，有些事情是我比较确定的。当我结束了十三个月的旅程，搭着出租车前往出境机场时，司机先生在路上告诉我，他认为印尼无法抵挡地方自治产生的离心力，国家恐怕会走向分裂。我想起一年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忧虑，不过现在我很乐意替印尼辩护：这个国家自1945年宣布独立以来，已经平平安安地度过了风风雨雨，将全国牢系在一起的几条线不会轻易被拆散。
最坚固的一根线，当然是集体合作——以爪哇村落为基地，然后扩及大部分地区的宗族，最终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推展到全国。印尼几乎所有人民至少都归属于某个（通常是好几个）必须履行共同义务的族群，因此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安全感，比较不会为日常生活焦虑。宗教信仰（和宿命观）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相信未来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里，没有理由担惊受怕。
印尼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私人义务与公共义务往往交缠在一起，集体合作也和利益输送、营私舞弊产生牵连。虽然许多国际观察家谴责印尼因为贪污而付出高昂代价，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利益输送促使印尼将破碎的岛屿和不同的族群结合成完整的国家，是国家统一过程中必须投入的代价。

爪哇、巴厘和龙目岛

慷慨大方、容纳异己的精神，也是印尼人得以融为一体的原因。他们欢迎陌生人走进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老百姓或许曾经过度纵容少数社会恶势力或自私领导人，未能实时采取坚定立场争取更多自由，也曾因为忍耐超出限度而展现大规模杀伤力，不过，印尼是个多元化国家，这类失控状态并不多见。它在七十年内融合了大量不同的组成元素，使全国大抵维持和平状态，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
印尼和所有的坏男友一样，当然也会有几个坏毛病，例如旅游服务处的员工总是一问三不知（但也非常可爱、毫无心机）、警察经常就想跟你要点红包（但如果你搞丢了摩托车钥匙，他们会帮你把摩托车偷回来，还会开车送你去跟锁匠讨价还价）、政府未做周全准备就宣布重大政治改革（但如果新方案不可行，政府官员很快会想出另一个方案—某位退休将领曾笑着对我说：“印尼是靠尝试和犯错来建设国家。”）。但是，印尼也拥有某些更迷人、更重要的优点，例如人民开放、务实、慷慨、以轻松的态度面对生活。
我在出境机场发现了一个舒适、干净、新颖的卡布奇诺咖啡吧台，这是新加坡甜甜圈连锁专卖店JCO的分店之一。吧台左边有个小伙子在帮一杯价钱昂贵的咖啡拉花，右边则有十来位顾客在排队购买甜甜圈，打算作为伴手礼送给远方的亲人。“我要两个巧克力和四个干酪的，还要……不，等等，给我四个巧克力和……喂，布迪，你觉得卡马叔叔会喜欢草莓口味吗？”店员一下把这位客人点的甜甜圈放进一个盒子，一下又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那个名叫布迪的顾客身后的队伍愈拉愈长。
煮咖啡的小伙子已经为刚才那杯咖啡拉好花，现在没顾客，于是我走到他面前，向他点了一份大杯卡布奇诺。“你应该排队，妈妈。”可我没瞧见他前面有任何队伍，他指着想买甜甜圈的那群顾客说：“队伍在那边。”
我只好乖乖加入队伍。“你说特价促销品不含蓝莓甜甜圈是什么意思？盒子里有几个（甜甜圈）了？五个？好吧，你把它们都拿出来，然后换成两个巧克力和三个椰子的。”我排了十五分钟的队，才再度回到咖啡吧台前，中间这段时间，煮咖啡的小伙子没有服务过其他任何一位顾客。
他帮我煮咖啡时，我对他说：“你必须承认，当我只想要一杯咖啡，而你却叫我去甜甜圈那边排队很没道理。”他笑着点头同意。
“印尼就是这样嘛！”小伙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杯咖啡，上面的奶泡呈现了一幅美丽的心形拉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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