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今晨驾鹤大行。本报记者李天扬曾为“夜光杯”独家专访这位学术泰斗，那次，他第一次公开对媒体说出了那句“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东方既白，在微信群里惊闻饶宗颐先生逝世。到各大网站搜索，未见权威报道，便祈愿，这是误传。却不料，这消息，竟是真的。

饶公2月6日凌晨驾鹤大行，先生出生于1917年8月9日，享年101岁。

饶公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学问精深，涉猎广博，我一后生小子，难述其万一。但在五年前，我有幸采访了先生。按理，记者采访名人，是正常工作，应避免用“有幸”一词。但在2012年夏天，饶公北来，就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并在上海办书画展。6月27日，经王运天、丁和两位同道牵线，我在先生下榻的西郊宾馆，独家采访了他，确有三生有幸之感。访谈中，饶公思维敏捷，谈笑风生，笑言“香港原来是文化沙漠，因为有了我，沙漠变绿洲”，并第一次公开对媒体说出了那句“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我把这句话，写作标题。报道于2012年7月1日刊于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这次采访，成为我新闻生涯的难忘一折。

饶宗颐先生一路走好！

这个六月，九十五岁的饶宗颐先生格外地忙。

6月22日，在香港主礼“饶宗颐文化馆”开馆仪式；

6月28日，出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饶宗颐教授上海书画展”；

6月29日，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后首次莅临杭州西泠印社。

真可谓行程满满，成果满满。

在学界，向有“南饶北季”之说。“北季”，即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曾撰文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季先生之自谦，众人称誉。那么，季先生外，还有谁能当得起“大师”“泰斗”“国宝”之称呢？恐怕，唯有“南饶”饶宗颐先生了。许嘉璐教授有言：“饶宗颐先生在当代是唯一的丰碑！”

海上因缘

6月27日上午，我来到西郊宾馆，有幸独家采访了饶宗颐先生。饶公面容清瘦、神采奕奕、谈笑自若。

此次“上海书画展”，名曰《海上因缘》。我便从这四个字问起。饶宗颐先生确认，这名字是他亲自起的。我好奇，饶公与上海，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缘？

饶公的学识，博大精深，他于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词学、经学、楚辞学、考古学、潮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却不知，他在诸多学术领域，均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饶宗颐先生告诉我，他与谢稚柳先生是故交，正是因为几十年前，谢先生给他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手卷，激发了他研究敦煌的兴趣。他说：“那时候，我还没去过敦煌。而谢稚柳先生已经在敦煌学研究上颇有心得了。”

跟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合作最多的，要数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沈之瑜先生。两位先生的合作领域，是甲骨学。1982年，沈、饶二位先生共同发起编写《甲骨文通检》。沈先生逝世后，其遗稿《甲骨文讲疏》出版时，饶公亲自为书题签，并作《金缕曲》追念，词中言道：“向壁虚词庶可免，经艺本根共系。犹记得，沪滨联辔，绿醑黄花屡尽兴，每念君，抚卷漫屑涕。”沈先生之女沈建华后来也在甲骨文研究上协助饶公工作。他说：“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忆及沈先生，饶公深情地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饶宗颐在西郊宾馆接受本报专访 丁和 摄

上海博物馆的另一位老馆长马承源先生也是饶宗颐先生的老朋友。两位的合作研究领域，则是楚简。当年上博入藏的一批楚简，正是发现于香港古玩市场。马先生曾说：“这批战国竹简的发现，其意义比新造一座博物馆还要大。”而饶、马二位的研究，揭开了先秦、战国史上的许多不解之谜。

历数了在各个学术领域与上海的关系之后，饶公提高了声音说：“我的学问之根在上海！”

身为书画大家，饶宗颐先生还跟上海的书画家唐云、谢稚柳、钱瘦铁、刘旦宅等，都过从甚密。而“海上”二字，意蕴深远。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生存方式和创作趋向。所谓“海上画派”之意，亦在此。有意味的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便是“海上画派”的一代宗师。如今，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的饶公，在他的“上海书画展”开幕之后，便驱车赴杭，踏访孤山，不也是一段“海上因缘”吗？

东学西渐

饶宗颐先生堪称文化昆仑。可能许多人会像我一样好奇，为什么在被有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会生长出如此伟岸的一棵“文化大树”？听到我这样发问，饶公开起了玩笑：“香港因为有了饶宗颐，沙漠变成了绿洲。”看我开怀大笑，他俏皮地提醒：“这可不是我的意思，是别人说的。”

说到为什么能取得几乎是两岸三地独一无二的巨大学术成就时，饶宗颐先生坦言，这确实是得益于香港的独特优势。饶公用敦煌学研究来举例说明。在内地学术环境封闭、与海外交流极少的岁月里，饶公有机会到美国、欧洲、日本接触许多流落海外的敦煌学材料。而祖国改革开放之后，饶公又率先与内地学界广泛合作交流，更有机会到敦煌实地考察，研究留在内地的敦煌学材料。仅仅在材料的占有上，饶公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敦煌学研究是如此，其他学科亦然。

香港，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交流、交融的桥梁。身居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也正是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桥梁。1956年，饶公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经卷中，搜寻到千年秘籍《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其全文录出，并作笺证，阐发原始道教思想，引发了欧洲学界确立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

记忆力极佳的饶宗颐先生向我如数家珍，叙说他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所做的工作以及获得的成就：

1962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汉学儒林特赏”；

1968至1973年，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

1970至1971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1972年，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8至1979年，任教法国高等实用研究院；

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讲学；

1993年12月，获颁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是研究院建院125年来颁授的第一位人文科学博士；

同月，获颁法国文化部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饶宗颐先生把他的这部分工作，称为“东学西渐史”。他怕我听不懂他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拿过我手中的笔，在我的名片背后，写下了苍劲有力的“东学西渐史”五个字。

饶先生手书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中飘零，一代又一代学人心怀中华文化复兴之志，孜孜以求，苦心经营。而饶宗颐先生以他的卓越学识和独特地位，成为东学西渐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他的学术生涯，确实堪称一部“东学西渐史”。

在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仪式上，他语重心长地希望：西泠印社能不仅仅限于刻印，而要经过开拓与努力，提升到学术层面，让全世界都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

从饶公写给我的这五个字中，端可见一代学宗的苦心孤诣。

学艺双携

采访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这次“上海书画展”上。当我对饶宗颐先生能在学术和艺术上同时取得极高成就表示敬佩时，饶公说：“我一向是主张学艺双携的。”

话说到此，因为饶宗颐先生要赶到龙华寺参访，专访只能告一段落。饶公指了指他的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邓伟雄博士，笑着对我说：“有问题你可以问他，他的回答完全可以代表我的观点。”

饶宗颐先生的书画水准，世所公认。而饶公“学艺双携”的探索，亦多受赞誉。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评价说：“先生学艺双携，于丹青琴韵中，钩沉文史，涵泳古今；以学问来养育艺术，用艺术来滋补学问，以丹青不老之心去探索学问，亦用一个文人学者的深度来表达艺术。”明乎此，即知“学艺双携”之探究，亦是对中国文人画传统的继承。

对于饶宗颐先生之“学艺双携”，邓伟雄先生深有会心。他在香港书展主讲了一次介绍饶公书画艺术的讲座，即以此为题。他在讲座中说：“饶先生认为学术与艺术是相通的。许多画家临摹八大山人，学的是技巧，但饶先生关注的是八大画中表现的禅宗精神。又如元代许多画家与道教有密切关系，饶先生对他们的画和道教都很有研究，临摹时就着重表现道教精神。”

饶宗颐画作

邓伟雄先生一再强调说，古代的大书画家，从宋代的苏东坡，到明代的文征明，再到清末的沈寐叟等，都是大学者。在古代，如果不是大学问家，是很难成为书画大家的。

当我问及为什么在当代像饶宗颐先生这样的“学艺双携”大家很少时，邓伟雄先生连连摇头说：“不能这么说。内地的许多书画名家，也是学问大家，比如，谢稚柳先生在敦煌学上的学术成就，就不比他的艺术成就差；再比如，钱瘦铁先生在金石学上的成就也很高。饶先生认为，内地很多书画家都是学者，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

邓伟雄先生说：“饶先生的学术和艺术，是互补互益的。他的学术和艺术不断地开拓精进，呈现全新面貌，取得全新成果，就是在学术和艺术上各自有了新的想法、观念，都可以相互推动。”

这种互补互益，伴随着饶宗颐先生长长的学术、艺术生涯，使得他在学艺两端一直极具开创性，老而弥新。饶公于耄耋之年，突破了中国山水画南北宗的道统，开创出独具面貌的“西北宗”画风。在饶公的山水画作里，不仅表现出大西北山川的独特地理地貌、纹理气息，更把他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心得融于画中。

饶宗颐画作

这次“上海书画展”，饶宗颐先生精心挑选了各个门类的作品，相当完整地呈现了他在书画上的成就。邓伟雄先生说：“饶先生这些年来学术上的思考成果，也体现在这些艺术作品里，这次特意来上海向朋友们报告。”

这，是多么难得的因缘。

（刊2012年7月1日《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