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祖康：中国必须也能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编者按】

沙祖康先生生于1947年，江苏宜兴人。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后进入外交部工作。

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作为中国政府和军方的顾问，参与了中国政府在许多重大外交问题上的决策，是中国一系列重大军控和裁军倡议的设计者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2007年2月至2012年5月，沙祖康先生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2018年3月25日下午，在广州中山大学怀士堂，沙祖康先生向与会者回忆了他在长达四十余年外交生涯中参与处理“银河号”事件，参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禁止地雷公约谈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谈判等中国重大外交活动的心得。沙祖康先生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必须也能够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的人才队伍。

本次公众演讲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和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共同主办。以下是本次演讲的文字实录，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965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当时我身高1.43米，体重74斤，是个娃娃，经常在大学门口被看门的工人拦住，说是混进来的孩子。后来长的还不错。1970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2015年退休，这之间整整45年。

现在我是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外交部的政策顾问。这个顾问并不好当，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找你顾，害怕到时答不上来，没面子，所以我每天都要学习。因此，我现在是退而不休。

45年里，我确实在外交上做了一点事情，做了一些工作。我担任过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务。如果说真有什么贡献的话，这些贡献属于党和国家，属于人民。

你们别以为这是官话，这是渗透在我血液当中的肺腑之言。中国现在有13亿多人口，如果你不是代表中国的外交官，走到国际会场谁理你呀！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国家的，没有国家的支持，肯定一事无成。

我和联合国打交道近三十年，几乎天天是在刀尖上过日子。多边外交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国际机构云集的日内瓦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但对我或者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日内瓦却是“血流成河”的战场。

45年里，我处理过许多事，但能称得上国际危机的，就是广为人知的“银河号”事件，也有一些意义重大但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事情。下面我就挑几件和大家分享一下。

“银河号”事件：非常窝囊

“银河号”事件发生在1993年7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外交上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以后有“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但第一次就是“银河号”事件。

为什么说它重大呢？因为是发生美国和中国之间，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国是头号社会主义国家，两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两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我当时是外交部国际司的副司长，奉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处理此事。

“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下属中东航线上的一艘集装箱班轮。1993年7月7日，“银河号”从天津新港出发，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最后共载628个集装箱，驶向中东，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达曼港和科威特港。7月23日起，美国向中国政府提出，根据它们的情报，“银河号”上载有运往伊朗的两种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因此派出军舰、飞机对“银河号”跟踪监视。“银河号”在印度洋的国际公海海域被美军军舰截停长达三周之久，美国还要求登船检查。

美国是按照国内法来执法的，而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如果你登上我的船就是侵略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而1993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掀起新一轮高潮。开放是向谁开放？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因为我们需要投资，需要技术和管理。我们可以向非洲开放，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因此，当时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考虑，我们忍气吞声，最后接受了美国强行登船的要求。这是非常窝囊的一件事情。

为了搞清楚船上到底有没有违禁品，我做了很多调查。当时通讯还不发达，我用外交部宿舍传达室的公用电话，一家一家打给货主问情况。天气非常热，蚊子很多，我夫人捧着西瓜，儿子打着扇子。打了上百个电话后我断定，船上没有美方声称的违禁品。

但美国人坚持要上船检查，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我们用什么名义让美国人上船呢？外交部上上下下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马桶上时突然灵光一现，大声喊“我有了！”，我夫人问“有什么了”，我说“有办法了”。当时双方商定，将“银河号”停在沙特的港口，按照国际法，港口所在的国家有权上船检查，于是我们同意让沙特人出面检查，美国人可应沙特要求做技术顾问，具体进行检查的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化学专家。

当时白天温度66度，晚上50度，湿度100度，我让船员把空调电风扇统统关掉。美国士兵穿着厚厚的防化服，热得不行，因此检查到后面基本是在走过场了。最后什么都没有查出来，美国人气坏了。

检查期间每天一场谈判，检查结束后的最后一场谈判是在沙特的军舰上进行的。我把早在北京就写好的报告一扔:看吧，没有！美国代表看了报告之后说，需要好好研究。我当时想，坏了，怕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结果半个小时后他们提出了三处修改，说是“经彻底调查，断然地表明，根本就没有”。比我的报告更不留余地。我当时想，美国人发神经了，再怎么样也不能这么自我批评呀，实在难以置信。后来才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闹矛盾了，它们在外交上第一次丢了这么大的脸，中央情报局的主管及所有相关人员后来都被解职了。

我们算是解气了。但是，美国曾经对苏联强行登船检查过吗？没有。美国也没有胆量要求对俄罗斯的商船进行检查。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在军事上很强大。当时我们已经有了核武器，也有了海军，可是我们的海军出不了第一岛链，只能在周边巡逻一下。（第一岛链，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编注）

毛主席说“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虽然现在我们的GDP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如果我们的军队不行，GDP撑破了天也没用，所以，我很赞成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强军。特别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三年下来得了“三高”

大家知道，世界上的武器有两类，一类叫常规武器，第二类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后者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细菌武器，这个大家都懂。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只要几克细菌武器放到市民饮用的自来水里面，这个城市就会完蛋。禁止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1975年已经生效，但在执行监督方面困难重重。第二类是化学武器，这几年在叙利亚闹得很厉害。第三类是核武器。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美国第一个研究出来的，安理会五常是合法的拥核国家。

核武器的研制过程必须进行大量试验，因此禁止核试验成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的普遍诉求。联合国大会有很多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是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在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禁止核试验，这是印度提出来的。此后每年，联合国都要表决禁止核试验的决议，美国、苏联（俄罗斯）、英、法都投反对票，中国投弃权票，其他无核国家都投赞成票。所以，在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上，我们本来不急。

但后来美国改变了策略，从1993年开始提出，要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此前美国已经进行了1260多次核试验，苏联也试了980多次，法国大概有五十来次，我们有时候一年试一次，有时候两年试一次，次数是最少，总共大概四十来次。

美国之所以改变立场，是因为美国、俄罗斯的核武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它们算了一下，如果要发展到下一代，还需要进行上千次试验，代价太大，因此两家私下达成一致，决定自己不试了，并公开表态，要求开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以巩固它们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要求英国、法国包括中国也不要再试。

美俄的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滞中国核力量发展。我们正处于从第二代向第三代发展的关键时刻，一下子停下来就前功尽弃了。但如果不响应美国和俄罗斯的号召，不回应广大无核国的一致呼声，继续进行核试验，政治道义上将十分孤立和被动，影响改革开放大局。所以，我们得参加相关谈判，与此同时，为保证国家的长久安全，我们的核试验计划必须完成，这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因此我们需要的谈判时间也至少是三年。为此，我立了军令状，保证谈判达成一项全面公正的好条约。

1995年9月份，又一届联大开幕，那个时候因为美、英、法都停止核试验了，只有中国一家还在试验，澳大利亚和日本在联合国提出决议，要谴责中国，说这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等在美俄的鼓动下也行动起来。

那段时间，我们的压力真的很大，我的车到哪儿，都给人家挡住扔臭鸡蛋，简直成了“过街老鼠”。连中国最好的朋友巴基斯坦，都不敢公开站出来支持我们。

在谴责中国的决议表决之前，我用英文发表了我四十多年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篇国际演讲，整整68分钟，没有磕巴，是坐在我旁边的解放军同志计时的。

我主要说了三点。

第一，如果我们是犯罪的话，美国搞了1260多次核试验，也就是犯了1260多次罪，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从未听到过澳、日骂美国，是不是这样？请你们回答。

第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国，享受着美国的核保护伞，凭什么你打着核保护伞，却不允许我戴一个核草帽，公道何在？

第三，中国是一个军事防卫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我们从来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派过一兵一卒，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有军事基地。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你澳大利亚是一个拉帮结伙的国家，你敢退出军事同盟吗？你不敢。你敢宣布放弃美国的核保护伞吗？你不敢。

演讲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朝着我竖大拇指。

条约谈了三年，时间都是按照中国预想的进程展开的。我们的最后一次试验是两次爆炸连在一起，前后相隔0.04秒，试验是成功的。那天国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大使，身体好吗？”我说“挺好的”，我知道试验成功了，放下电话后即赶赴会场参加谈判。（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编注）

一到会场，我发现各国代表团都在忙着准备起草谴责中国的发言。我抓紧会前的短暂时间，逐个约谈各国代表，要求他们发言要留有余地，还特别警告日本大使，不要说过头话，防止将来下不了台。他们都听进去了，听说中国不再试验了，于是把强烈谴责改为遗憾，同时对我们今后不再试表示赞赏和欢迎。

接下来就是核查的问题。包括美俄英法在内的各方都同意，只要51个核查执行理事会成员国中的26个即过半支持就可以立即启动质疑性核查。中国代表团独家坚持，必须有30票才能启动核查。我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可以轻松拿下26票。美国人说，中国的立场不符合联合国的规矩啊，联合国的表决要么过半，要么三分之二，你的提议算什么？我说安理会15张票，表决通过要9票，这既不是过半，也不是三分之二，其实约等于51票中的30票。

最后美国人接受了我的提议，但提出了一项十分无理的要求，要中国必须保证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参加条约。我心里明白，这是美国耍滑头，找梯子下台，于是跟美国的代表说，咱们都是老外交官，你说句心里话，美国能保证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条约吗？他说不能。我说中国和印度之间还有边界问题，我们更加保证不了。我说这样行不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工作。美国大使接受了我的提议。条约最终就这样通过了。

因种种原因，条约到现在还没有生效，也没有核查。但五个核国家都承诺，在条约生效前均不再进行核试验。三年谈判下来我得了“三高”，当时我就表过态，少活十年能拿下条约就值得。（三高，指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编注）

禁雷谈判：维护了中国的形象和正当的安全关切

今天的地雷，已经不是电影《地道战》里面的地雷了，可以用来打飞机，可以打导弹，是很先进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到处进行军事干涉，怕碰到地雷，总觉得不安全，所以闹着要禁止地雷。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地雷的受害者，他们也要求禁止地雷。

于是，1990年代中后期，在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大力推动下，全球的非政府组织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禁止杀伤性地雷的高潮。当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雷生产国、使用国和销售国，禁雷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冲着中国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陆地边界很长，我们要靠地雷看家，我们还有台湾问题，出于国家安全和自卫的需要，我们必须保住地雷，决不能同意全面禁雷。为了全面了解国情军情，在去联合国开会之前，我到云南、广西和中俄中蒙边境实地考察，和战士们吃住在一起，并与地雷研究所研究人员做了深入探讨。

说心里话，国内对我的要求是高的，我的压力是很大的。那段时间联合国会场的走廊里，循环播放着地雷形状的光影动画，并模拟地雷爆炸的声音和画面，然后显示出“中国制造”或“意大利制造”的字样。相关国家试图运用这些刺激性画面，强化中国作为最大地雷生产、制造和使用国的残暴，从而抢夺国际话语权。

西方说地雷最不人道、最无耻，我反驳说地雷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用地雷捍卫了国家利益，难道他们是不人道的吗？从那时到现在近一百年了，难道这一百年里拥有地雷的国家都是不人道的国家？

我说地雷是最和平的武器，它最善良，你不去踩它，它就不炸你。所以，为防卫目的使用地雷不能禁止，但是，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地雷伤害无辜平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式地雷本身的缺陷和地雷的滥用；二是战后扫雷不力。因此，要解决杀伤人员地雷滥伤无辜平民问题，应有针对性地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采取“限雷”和“排雷”并举的办法。第一，要确保地雷的可探测性，因此每个地雷必须有8克金属，第二，要有自毁、失能能力。

大家一听，有道理！最终，中国推动的限制使用地雷的决议和加拿大等国推动的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决议在联合国大会上都获得了通过，前者还比后者多了4票。根据“限雷”决议，只要满足上述两项条件，地雷仍可用，也可出口。

就这样，我们保住了地雷，维护了中国的形象和正当的安全关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革：再也没有反华提案了

从1989年开始，美国年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人权提案，逼着中国应战。虽然我们在十多年里每次都挫败了美国的图谋，但很多时候是险胜，甚至只有一票的优势。

2004年3月，在“修整”两年后，美国要在联合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我找美国大使谈，问他为什么？他说小布什总统要连任，提反华提案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人就是这点好，讲真话，爽。

我和他讲，美国有些事情离开中国是办不好的，咱们交换交换，你尽管提案，但是有一条，你不能拉票。他没有说Yes，也没有说No。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拉票。

我在联合国还有点小名气，是联合国三百多个大使组成的使团的使团长，还是调解使团之间及使团和东道国瑞士之间纠纷的“七贤人小组”主席，有一定的威信。2003年10月，我被推举为第50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11届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集两个主席于一身，这是中国自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的第一次。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11届大会将于2004年6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巴西要确保会议的成功。

于是，我就找到巴西大使对他说，阁下，你是大使，你最关心的是贸发大会，我也是大使，我最关心的是美国提出的反华提案，过去我们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巴西访问做工作，你们都是弃权票，我心里很不舒服。他说大使先生，我表示理解，请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有相当的信心说服我们的政府改投反对票，但是你千万要跟我保密。后来他果然说服巴西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反华提案改投了反对票。

我把巴西改变投票立场一事私下告诉了墨西哥、智利等其他追随巴西投票的拉美国家大使，同时要求他们“保密”。投票时他们都向巴西“学习”，由弃权改投了反对票。最后我们以12票的空前优势挫败了美国的图谋。

2001年，在我第二次赴日内瓦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不久，应邀担任了所谓“相同观点国家集团”的主席长达四年零八个月，期间一直推动人权委员会的改革，要求把“国别人权”议题改为“普遍定期审议”议题，即每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都应被大家审议，而不是只审议一些西方不喜欢的国家。

最后，这项改革成功了。从此再也没有反华提案了。为了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我强调指出，你说你的人权好，可利用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介绍介绍经验，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每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都有问题，也都有经验，大家进行交流。于是在2007年6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六届会议确立了定期普遍审议机制，即世界各国一律平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每隔四年都要接受一次人权状况的审议。（2006年3月15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编注）

一个外交官要善于利用国家的力量进行利益的置换，应该尽量地扩大你的朋友圈。如今，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有很多工具和手段可以使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谈判：同情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2007年2月，中央派我到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系统的经济社会事务，这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个主管联合国实质性事务的副秘书长。

一直以来，按照惯例，安理会五常都可以出一个副秘书长，安全问题最重要，美国人来管，法国人管维和、英国人管人道主义事务，在我之前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几乎都是管会务的。而我上任前的2006年，联合国在进行新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工作。按照地区平衡原则，新一任秘书长应该来自亚洲，而根据五大国之间的谅解，要优先尊重下一任秘书长所在地区常任理事国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在选谁做秘书长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我们提出的条件是必须给中国来的副秘书长一份实质性的工作，各个候选人都做了承诺，最后选了韩国的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而潘基文也兑现了承诺，各国均无异议。

我上任后不久发生了金融危机，联合国各个机构都在削减预算。我主管的经社部是联合国最大的一个秘书部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坚持经社部也要削减预算，我说不行。世界上为什么出现金融危机，说明我们对经济社会的研究不够，所以经社部不仅不应该削减预算，反而应该增加预算，防止第二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反对，潘基文也表示反对。

我当了几十年大使，人脉关系比较好，朋友比较多，我就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发动起来支持我，并提出经社部的预算应和西方重视的维和安全部门的预算挂钩。最终，在大家都降预算的情况下唯独经社部系统预算不减。由于我成功阻止了经社部系统预算的削减，创造了奇迹，受到了经社部同仁的欢迎和支持。

2012年我任满离开联合国的时候，在经社部为我举行的送别招待会上，他们居然连连呼喊“沙祖康先生万岁”的口号，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把我和我的夫人吓了一大跳，立即冲上去抢走麦克风，但我感到很荣幸。

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有八项指标，这一目标的完成时间是到2015年，那下一步怎么办？根据联合国的规定，2012年要召开一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巴西争取到了这次会议的主办权，那谁来当大会的秘书长呢？欧盟一致推举法国的前环境部长拉隆德（Brice Lalonde）来当。

潘基文召开内阁会讨论，我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最适合，那就是我，因为二十年来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是我们经社部负责的，而我是经社部的负责人。他们说不过我，加上当时潘基文在争取连任，于是最终同意由我当秘书长，法国的拉隆德先生和来自加勒比地区岛国巴巴多斯的前环境部长伊丽莎白（Elizabeth Thompson）女士担任执行秘书长，二位最后成了我最忠实的粉丝朋友。

为什么我要抢这个位子？因为这次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主题是“绿色经济”，这是欧盟国家极力倡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时都反对，强调应优先消除贫困，担心西方借此搞绿色贸易壁垒，为援助设定先决条件，从而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担心在减排问题上被要求承担超越其能力的任务，故而坚持大会必须重申“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同情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关切，美国代表则一度声称，如大会文件支持这一原则，会议将不通过任何文件。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谈判，最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

不仅如此，我利用当秘书长的机会，推动那次大会制订了新的国际发展议程，来取代2015年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在会上，我注意到哥伦比亚大使倡议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但由于人微言轻，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我找到了她，然后就开始串联，说服了拉美，说服了欧洲，说服了美国，最后我们成功了。

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193个联合国会员代表与会，包括我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13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大会一致决定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成立政府间工作组来制订具体目标。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指标，来指导2015到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

中国必须也能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必须也能够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方面我们的意识正在不断提高。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的人才队伍。

我们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国际职员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有待提高。你说他不懂英文，他会讲，你说他会讲，但还不够熟练。所谓的熟练就是你要有英语的思维，能够用英语起草文件而不假思索，达到母语的程度。国际谈判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文件的起草，包括大小写，包括逗号、句号、定冠词、不定冠词的使用等，要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对英语等外语的要求非常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足。

除此之外，我国参加多边外交工作的同志，仍需进一步重视提升自身素质包括国际知识、国际法、会议议程的应用等，语言只是工具，关键还是总体素质。

外交是一门可能的艺术，国家的力量是基础。国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二是军事实力，三是民族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了，我们谁都不怕。当然，我们也千万不能低估我们面临的挑战。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也就是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