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鸿章，关怀苦劳力：一位德国记者在1898年的中国看到了什么？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1898年夏天，香港鼠疫阴影未散，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保罗·戈德曼（Paul Goldmann）踏上了中国的行旅。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在这一年的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戈德曼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沿长江而上，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之后又前往胶州半岛，最终到达天津和北京。

近日出版的《1898年的夏日》一书记录了戈德曼在中国的观察以及对李鸿章、荣禄等重要人物的访谈。作为一个外来者，他想象着中国的鬼魂和神明，又向身处动荡时局中的官员抛出关于帝国转型的问题。

从东方的鬼魂到知识分子的理想

保罗·戈德曼此趟行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死亡与鬼魂的气息，这既包括实际意义上的，也指向比喻意义上的。他观察香港街头的卖花人机智地将白色花朵夹杂于多彩缤纷花朵之中，他看见广州街上的棺木店受疫情影响而生意兴隆；城市与乡村总被陵墓环绕，陵墓布满广州城外山丘、黄浦江两岸，也遍布广大乡村平原，阻挡了现代铁路的前进。戈德曼的记述也传递着鬼魂的传说，他写，中国城镇街道建得歪歪扭扭，是为了让夜晚随着空气行进的鬼魂，不要成群结队地经过城市。沿水路自长江向北，他见到了沿岸的不少佛寺宝塔，由一股老化、衰败以及被遗弃的忧伤气息包围，尤其是夜间孤立黑暗中时，里面的僧侣会在窗口放一盏灯，指引在河上玩耍的灵魂返回原来的墓地。

戈德曼在广州参观了“恐惧神庙”，这里显现了人间的罪人是如何在地狱里受刑罚的：有人被扔进油锅里煮沸，另一个被夹在木板间，还有一个跪在丧钟之下，被两个地狱仆役挥舞大槌敲击至死。在神庙的前庭，算命师傅给他算了一卦，预测他将来必定是一位伟大的商人或官员。

除了充满异域风情的鬼气中国，戈德曼也意识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由现世的、实际的、功利主义的观念构成，灵魂与商业之间并不矛盾——广州有不少商人致力于拯救灵魂的工作，他们贩卖香和金纸，为了人们在天上生活得更舒服。

在武昌，他觉得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缺少标志性的建筑，原因是中国人对建筑缺少热情，并由此延伸讲到，中国人并不是有虔诚信仰的民族。他们对祖先的崇拜多出于庇佑财路恒通，只在过得不好的时候才会想去祈求神明，通常去离家最近的寺庙摩拜，中国的每一位神明各司其职，“可以说是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有的可以治愈疾病，有的能够荫庇子孙，最重要的是能招来钱财的财神。寺庙多是为中国社会中下层人士和女性等弱势人群修建的，戈德曼写道：如果有什么建筑是出于虔诚修建的，那是基于国家利益原则做出的决定。

不仅普通人如此，知识分子也多是物质主义者，戈德曼认为他们“贪图金钱、地位与官位”。游览广东贡院万木草堂让他发出了以下感言：

从最了解中国诗词智慧的考生中选出人才，让这些最有教养的人来治理国家，以这种方式选拔公务人员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陈旧迂腐的科举制已经创造出一批学者无产阶级，他们常年累月地等待考试，成为了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戈德曼的观察是深刻的，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检视了儒家的世俗理性主义，认为其影响深厚。世俗理性主义对待人生、生活积极进取，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却过分强调人世现实，往往满足于经验论的思维水平，缺少终极敬畏和严肃心态，对情感展露也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讲究“发乎情止于礼仪”，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艺术的发展。李泽厚说，“意在言外、高度含蓄固然是成功的美学风格，而文以载道、怨而不怒，要求艺术服从和服务于狭窄的现实统治和政治，却又是有害于文艺发展的重大短处。”在戈德曼观察中，天津彩绘泥塑可看作是现世精神过度的优秀艺术作品，从泥塑看来，中国的艺术还依附在泥土之上，从来不敢试着从生命中脱离，并没有伟大的梦想。

中国人为何不知休息

在进入中国大陆前，保罗·戈德曼在新加坡与香港地区也观察过中国人的工作，与同一时间段赴北美大陆考察的梁启超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中国人总是在工作，缺少一些内在自发的精神。

梁启超出于忧思国民前途的角度，认为工作得太久会让国人缺少崇高目的，所谓“高尚目的”是衣食住之外的更大目的、眼下安富尊荣之外的更大目的。有了高尚目的人们才能继续进步，否则就会仅仅为自身的利益、当下的得失纠结停滞，“故其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

戈德曼则站在外国人和被服务者的角度上，赞美中国人不知什么是休息，总是很乐观。他举例道，香港地区的工程若缺少本地劳动力的艰苦贡献是建设不起来的，英国人想要花园，就指挥这些“中国巨人”犁开岩石，所有的事都由人力完成，因为他们与蒸汽机一样便宜且快速。他看到，中国人力有着惊人的力量，却毫无喜好和思想，“谁给他工作他就对谁好，他们赚得很少，但需要的比赚的更少，人们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努力使自己变得苦不堪言。”

不光香港地区的苦力如此，北京的商贩也在不知疲倦地推销着自己的商品，每个商贩都有自己的乐器，最起码有自己的吆喝声。商人们伴随着乐器前来，不同的声音意味着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终日不绝的吆喝调听起来颇似痛苦的哀叹，商人的喉咙从不沙哑，他们会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戈德曼对北京平民生活的印象实在不好：北京的特征就是脏乱，数百年来朝代更迭，只留下越来越高的垃圾山，街道成为了家庭的公共厕所，在随处可见的脏污中充满光泽与色彩的“皇帝的荣光”也显得相当可疑。他写道：

“当北京城上方的天空变得阴惨，人们向着隔绝外部的世界、也隔绝财富与美好的满洲城墙望去时，听到这样无可慰藉的痛苦激发出的哀鸣，穿越巷际一再出现，着实令人伤感。”

戈德曼认为，中国人在日复一日的劳作总是很乐观且不知疲倦，“似乎从没想过能过更好的生活”，这种写法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他在前来中国的途中就已经发现，没有什么会比这样一个劳动力更容易取代了。新加坡码头上几乎全是半裸的中国临时工，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争取同一份工作，如果意识到受驱使者与我们有一样的心灵，我们便会觉得无比痛苦，正是这种矛盾的感受让他写下：

“炎热的太阳下拉着压路机，可能是他们（苦力）表达愉快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开心。”

与荣禄和李鸿章谈时局

戈德曼在天津访问了天津直隶总督荣禄，亦造访了当时失去皇帝信任、刚被解除总理衙门职务的李鸿章。他对中国官员提出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国将如何应对变局，以及如何处理虎视眈眈的列强。他得到的回应主要是，中国将要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中国与列国属于“四海一家”（在场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监督蔡绍基如此概括道）。荣禄说，中国与世界诸国处于最佳的和谐状态中，大家都是一家人，并富有实用主义精神地承诺，“若是某个国家对中国表现得特别友善，中国自然会让他享有好处。”这尤其令戈德曼感到吃惊，因为在欧洲人们的想法正与此相反，如果俄国将满洲纳入囊中，还能找到证明对中国尤为友善的理由，又当如何处理呢。

李鸿章自称自己“快言快语”，将中国的困局归因为年轻官员排挤资深官员，而他本人又被人们称为“卖国贼”。戈德曼记录道，“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戈德曼告诉了李鸿章自己的判断，皇帝受到太后的掣肘将会有利于李鸿章官复原职，在他看来，太后的统治充满了“反动色彩”、用来摧毁近日的进步成果，但李鸿章对太后仍抱有确切的期望。

戈德曼对中国当时的危机有着自己的分析：中日战争及其引发的列强入侵，使不具备防备能力的中国一下子暴露于世人面前，新时代与旧时代、欧洲精神与中国传统都参与到争夺中国皇位的斗争中来，李鸿章的上台下台即体现了内部权势消长与外部形势变化的复杂交织。他也注意到了主要由广东人和年轻文人组成的改革派，认为改革之所以从广东兴起，是因为广东商业的发展尤其需要自由与进步，而中国年轻文人亦是中国文人中最积极能干的一群，他们深刻体会了国家的耻辱与悲惨，迫切地想要改变国家的混乱秩序，“他们从未到过欧洲，脑袋里充塞着中国式的杂乱无章与无知，仍徒劳地要追求进步。”

在他看来，荣禄所说的中国用德籍军官对国家军队进行改革的愿望没法达成，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无法处理好。这也是他在山东烟台拜访外交官陈季同时获得的信息，陈季同那时已经赋闲，自称不理政事、只在家种空心菜，他认为国家已经从内陆分裂到边疆，仅靠“一两个通情达理的总督”来进行改革是无效的。他还遇到了正要返回德国的普鲁士军官，从这位军官的经历中戈德曼也得出结论，中国所有的军队改革只是几个总督的零散实验，其中就包括李鸿章与张之洞，而多数前来中国的德国军官是为了诱人的高薪，而非对中国的责任，此外，军队训练还要受到中国官员人事调动、新招募士兵与原籍士兵冲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