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的空间界限有模糊性，盆栽和鞋柜都是在宣示边界

从上海的隆昌公寓，到广州的城中村；从长沙的吊脚楼，到深圳的渔村；从曼谷的高端酒店，到巷道、庙宇和市集……建筑师洪人杰擅长将平民生活与街巷环境中的巧思融入自己的建筑语言，而他在研究中的种种发现，也往往超越了建筑本身，与历史、文化、空间产生对话和关联。

洪人杰曾经任职于隈研吾的事务所，负责中国区的项目，而今与合伙人在曼谷开设了事务所，保持着研究与设计并重的工作方式。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他分享了这些年在亚洲各地的研究，也探讨了亚洲人的精神特性如何造就了他们对于空间的运用与理解。

“我觉得我们对空间的思考跟生活方式的运用，本来就不同于西方人对于空间的理解，”洪人杰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让空间界限变得模糊，“模糊性总让人觉得很诗情画意，即便他很奔放地把衣服内裤都挂出来，你还是会看到，他好像就是在宣示，这个是他住宅的边界，是他的界限。”

第一财经：你在台北成长，后来在上海生活与工作，你是如何开始关于泰国的实践与研究的？

洪人杰：过去我在隈研吾都市设计事务所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完成了苏州阳澄湖旅游集散中心、上海浦东的船厂1862。随后我与合伙人Kulthida Songkittipakdee开设了HAS design and research事务所，并把工作室总部设在曼谷。在这几年中，我经常因为项目原因往返于曼谷和上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家人朋友在泰国，这也让我对曼谷这个城市产生了很多熟悉的感觉。

我最大的感触是，生活在曼谷非常好，它本身是一个旅游业跟酒店业很发达的城市。越战时，美国把曼谷当做军事中转站，当时美军需要一些休闲活动，建造了很多剧院、酒店，甚至是博彩店。直到今天，如果要度假、旅行，泰国还是很多人的首选，它是整个东南亚环境和服务水平都非常好的地方。

每一次我到曼谷，第一个印象就是，为什么曼谷市区全部都是违章的招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有很多招牌，甚至是铁皮栏杆阳台。中国人也会在阳台上做加建，但它还是贴着建筑表面的，可在曼谷就不一样，他们的加建都是垂直而出挑的，有晒衣服的，有种树种草的，也有挂着彩绘的。我其实在意的不是阳台，也不是广告招牌，我在想一件本质的事情：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用铁跟铝的材料来做这些？

后来，我们团队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东南亚国家，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也有一点点。泰国在1990年代是东南亚最大的钢铁输出国，它将铁跟铝这些材料大量地、廉价地卖到海外。当时，建筑行业受到很大打击，盖房子的数量大量减少，海外国家不再向泰国采购钢铁。它们被囤积在泰国，又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当地小工厂。居民如果想做些什么，就直接去原材料厂家购买，非常便宜。1997年的金融危机，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铁皮栏杆、阳台、广告招牌。这些材料便宜、很好取得，而且可以通过焊接或工业加工的方式来诠释。

那么问题来了，泰国作为一个钢铁生产国，人们却找不到一个建筑，来体现这件事，所以我们决定要用这个材料来做建筑实践。

我们的一个项目叫佩提卡森艺术家工作室（Phetkasem Artist Studio），地点是在曼谷郊区的一个小区。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是两层楼高的欧式商品房，有趣的是，所有居民都会把一层车库改建成花园，甚至把花园往外推出去占据小区的马路，然后所有的车库、花园、雨棚顶盖、屋顶加盖，都是用钢铁、铝。我们觉得太有趣了，在与市区相距40公里的小区，采用的是跟市区完全一样的建筑表达形式。

他们用的材料是圆钢管。这些小区离市区比较远，所以当地居民会采取更加廉价的建筑材料，他们将这些圆管做成围篱，中间有间隙，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阳光可以进来，风也可以进来。不约而同地，没有建筑师，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看到隔壁用这样的材料，他就用一样的材料。

我们想，这个圆管它看起来很圆滑、很舒服、很自然，是不是可以用它表达新的建筑立面。我们把这个圆管切成一半，把中心的镂空朝外，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圆管是空心的。这个小区有很多景观，有很多植栽，我们把圆管切一半之后，看起来像竹子，没有人会觉得它是钢铁。很多社区的居民都会来艺术家工作室参观，来体验一下用钢管做成的建筑立面跟里面的空间形式。

我们想要表达，这个城市因为政治商业和工业材料的影响，导致其面貌展现出的可能性。材料本身已经没有所谓的地域性，在曼谷烧出来的砖可以运到中国，在中国做出来的竹编也可以运到泰国。很重要的一点是，当这个材料落在这个地点，它会受到什么影响？会有什么形式的转变？它是怎样跟其他建筑形式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建筑很吸引人的地方。

第一财经：你在中国大陆也做了很多研究，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洪人杰：我们有很多研究，包括上海的里弄，也包括广州的城中村、深圳的渔村。

在广州、深圳都有一些城中村。城中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的巷弄宽度在6米、4米左右，非常紧凑。你到一些岭南的古村子，建筑物高度大概是6米到8米，可是它巷弄的尺寸也是6米、4米。这些岭南古建筑大多是在200多年前建造的，城中村基本上是在1950年代、1960年代甚至更新。这些混凝土建筑很廉价，它的尺寸跟岭南的村落是一样的。这就反映了一件事，当人的居住密度变高了，我们居住的所谓最小宽度是不变的，也就意味着，200多年的时间，人的尺度是不变的，变的只有建筑物的尺度。这些东西，不管是传统的或现代的，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很有趣的体验感受或者共鸣，甚至是一些反思。

城中村里面有一个成人用品店，它是用透明的PVC材料和外部做隔断，很明显的地方写着24小时营业。里面其实是一个投币式贩售机，可以买安全套，也可以买一些用具。因为店里是没有人看守的，所以不能采取封闭式空间，那样大家就不会进去。可是如果用开放式的话，让小朋友看到会不好，或是保安也会有意见，所以他们就用透明的PVC，让别人知道里面是在卖东西，可是又看不到具体的东西是什么。这是很现代的材料，但在城中村里面，它变成了一种很聪明的、很即兴的方式，来展现怎样在这种城市的生活理念下，去跟周围的环境保持对话或是共存。

我觉得做研究有一种很本质的特性。做设计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建筑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功能性是不是很强。可是做研究就会很纯粹，你不需要考虑到业主是有钱还是没钱，它是在真实地呈现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事。在没有建筑师介入的空间，你会发现人们呈现或者使用空间的方式非常纯粹、直接。你会发现好多东西是在建筑教育里面学不到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教育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精英文化，甚至可能让我们忘记了过去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做研究会让人发现，原来建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通过研究再完成的建筑作品，可以告诉别人，过去的生活场景是怎样被诠释到当今的模式之中，我觉得这是最迷人的。不只是单纯的建筑空间，而是要让当下的建筑空间跟过去的传统产生对话。

第一财经：在中国，你们是否也有一些将研究运用于具体设计的项目？

洪人杰：现在业主找到设计师的渠道很简单，他可能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某个内容，就跟你联系，所以很容易的，项目就来了。但是如果你想设计一些实验性的东西，预算往往会非常高。这个时候就很难去体现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对社会提出的批判，没有人愿意去实现这个可能。我们当然会希望通过设计去呈现我所喜欢的、我所向往的城市，或者是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这些印象是来自于研究，来自于我对这个城市的深耕。

我们也碰到几个业主，比如重庆的林中空地复合书店（The Glade），业主期望设计一个在中国相对来讲有鉴别度的书店。我们研究了重庆的吊脚楼，在新建的书店入口空间，我们设计了一个挑空，里面有40个门洞，让这个盒子变成了一个吊脚楼的感觉。这个设计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在一个很现代的空间里面去讲传统。如果你现在做一个传统的吊脚楼，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到了风情商业街。但我们有一个很纯粹的盒子开了很多个门洞，门洞跟门洞之间的这些小柱子自然而然会让人觉得好像吊脚楼，它是有点隐喻的，有点不太刻意的、见仁见智的。

我们在合肥设计的一个别墅，名为森之墅（Forest Villa），也延续孔洞的形式，但这次的概念却是希望替建筑空间与外部环境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连接。它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住宅，所有门洞的标高都一样，可是宽度是不同的。每个门洞都有很大的景观，可以看到室外。我们发现在合肥有很多的自然景观，我们把墙打了很多个洞，就像山谷中山洞的感觉，让人可以感受到自然流入到室内。

第一财经：你对泰国等地的高档酒店非常熟悉，与此同时，又会去研究这种民间自发的建造。是否，在某些程度上，它们并不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当中有一部分是相通的？

洪人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两者都去体验。

我本身也去看过很多高端酒店，我大概了解所谓的高端，最重要的就是要塑造出一种即便你有钱也不见能买得到的品位感。当你去看一些贫民窟、高架下面的违建建筑，你会发现，人们在这样杂乱肮脏廉价的空间里，也在创造一种仪式感。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死巷子，它的终点是一座佛寺，在巷子里面，每家每户都做了PVC的雨棚，它就有点像是进入寺庙的灯笼。这个巷子，从入口到寺庙，有300米左右，一路都看不到寺庙的痕迹，全部都是雨棚，PVC的、不透光的雨棚，好像都在召唤着人进来拜拜，可是又不想让人晒到太阳。实际上这些雨棚只是因为住宅居民会用到室外空间，跟这个寺庙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我看来，它让进入寺庙多了一种仪式感，好像最底端的寺庙让巷子热闹了起来。

假设他们也做了雨棚、顶盖，让你知道你要到达入口了，甚至还在门口放一些水、小盆栽，让你可以洗洗手，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五星级酒店产生联想对比。

只要有钱，你想怎么做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当你没有钱，你想去复刻这样子五星级的东西，你怎么去体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

我觉得平民的建造的确在创造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惊喜。只是这些惊喜不会在杂志、书本上面记载，你必须要厚着脸皮去敲敲门，要送点东西给他，他才会让你去拜访。不像酒店，你只要打个电话付个定金就可以去了。所以有时候，其实做这些研究反而比较困难，因为这些屋主他是有个性的，可能他其实是很看不起有钱人的，或者，他其实很不喜欢这种穿得很干净、看起来很斯文，甚至不会讲本地话的人来到他的地盘做一些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很有趣。

第一财经：你曾经带队游览黄浦江两岸的当代建筑，也对上海的里弄做过研究。能否推荐一两个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上海建筑？

洪人杰：我还挺喜欢上海杨浦区有个隆昌公寓，又被当地人称为“猪笼城寨”。2010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去了上海世博会，还多待了一天，去看那些有趣的建筑。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硕士，也没有那么多的设计、研究经验。在隆昌公寓，我只觉得挺震撼的。倒不是说它的建筑的尺度怎么样，是它的空间，从中庭看过去，看到衣服很乱的样子。因为人们会在外面晒洗衣服，居民的生活就这样坦然展现在你面前。

传统来讲，我们会觉得厨房、洗衣这些东西是在住宅里面的，不应该外露出来。在隆昌公寓，最不好看的东西都是共享的，然后私密的都是卧室。在外面的这些走道，结合了卫生间、晒衣服的、洗菜的这些最“不好”的东西。可是这些也是最常被使用的，也就是说，人每两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你走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必须要跟邻居打招呼，也是一种强迫性的邻里互动。

第一财经：你在亚洲不少城市都有生活的经验，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亚洲的共性的话，会是什么？

洪人杰：建筑教育其实还是源自于西方，他们有悠久的建筑历史、各种建筑形态，所以要去归类西方的建筑形式会很容易。在亚洲的话，我觉得建筑形式很难被归类，人的部分反而会更有趣一些。

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人们都希望把自己的私有空间最大化。像是住在这种高层的集合住宅，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在门外的走道试着放鞋子、鞋柜、盆栽，来暗示或宣示他们的界限。老公房的话，可能会透过阳台加建来增加自己在室外的活动空间，或者是绿植的种植面积。如果是一楼的住户，也可以通过停车，或者是在前面放一些石头，或者是吊一些衣服，或者是把洗手台放在外面，来宣示这个空间领域是自家范围的。

洗手台或者是鞋柜之类的放在外面，让空间界限变得很模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西方，没有这样模糊的一个界限，你进来我家，我就拿出枪。可是在东方，我看到邻居的盆栽放得太宽，我偷偷把它移回去，把衣服挂在这里，它就变成了我的空间，我把衣服收起来之后，他肯定会把盆栽移回来，我们也不会吵架，大家心里都有个底，知道彼此会趁对方不注意把盆栽移来移去，所以我们对于空间的需求是可大可小的。

在亚洲，我觉得人的需求它是有共性可能的。西式的餐厨是开敞式，中式的就比较隐蔽。在传统的四合院，我们把厨房放在后面，只有佣人才去厨房。我们常规的中式厨房，也会采取比较封闭式的空间，我煮菜的时候别人看不到我在干嘛。慢慢的，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扁平化，所以我们的中式厨房因为有油烟被分隔开，西式的厨房就跟客厅结合在一起了，用来煮咖啡、泡茶，比较具有接待客人的这种仪式感。

我觉得我们对空间的思考跟生活方式的运用，本来就不同于西方人对于空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忍受，也可以沟通，这些都体现在我们的空间里面，这个是西方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可以把东方的文化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怎么样用空间体现出最大的模糊性。怎么样将最小的空间用得淋漓尽致？模糊性总让人觉得很诗情画意，即便他很奔放地把衣服内裤都挂出来，你还是会看到，他好像就是在宣示，这个是他住宅的边界，是他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