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神秘主义再度降临世界：危机年代的艺术转向

今年夏天，当人们还在因各地起伏的疫情讯息而踌躇，徘徊于各自的安全边界之内，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公布了其2023年的主题“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出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同名绘本。在此绘本之中，任何边界都可以被轻松地跨越和打破，如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所言，“在一个魔法般的世界里，生活通过想象的棱镜，被不断地重新塑造，每个人都可以变化、变形，成为另一个人或物。”

利奥诺拉·卡林顿，《自画像》，约1937-1938年，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卡林顿灵动不羁的想象力，来自超现实主义团体对潜意识、梦境与神话原型的关注，也来自她独异的个人经历——血统中的凯尔特神话基因、年少时起对炼金术知识的痴迷，以及后半生定居于墨西哥的魔幻风土，使她各个时期的创作都浸透着神秘主义气质。阿莱马尼认为，卡林顿的神秘想象极好地回应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面临威胁”、“科学、艺术和神话中疑虑弥漫”的危机年代。与此同时，许多探讨艺术与神秘主义之间关联的展览也正在全球范围发生。纵观历史，每当一个时代陷入危机与迷雾，总会有许多艺术家转向神秘主义去寻找灵感与启示。

何谓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mysticism）一词源于古希腊，涵括了人与神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合一的各种形式和体验，涉及不同宗教、仪式和文化中的意识状态转化和“入迷”体验。近年在中文世界里流行的相关词汇“神秘学”（esotericism）则源于19世纪的欧洲，主要用以指代那些自17-18世纪启蒙运动对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中，因被认为与标准的宗教、理性和科学概念不相容而被边缘化的世界观、修习和认知方式。其中既包括从古而来的赫尔墨斯主义、灵知主义、魔法、占星学、炼金术、卡巴拉，又包括玫瑰十字会、共济会、催眠术、唯灵论（Spiritualism）、神智学（Theosophy）等近现代团体和思潮，还有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的“复魅”（re-enchantment）和“新世纪”（New Age）等运动而被创造性阐释的各路非西方宗教、神话与土著信仰，以及“宗教致幻神秘学”（entheogenic esotericism）、技术萨满（techno-shamanism）和“赛博灵性”（cyber-spirituality）等更为当代的形式。

上：德国多特蒙德硬件媒体艺术协会（HMKV）“技术萨满”展览海报，设计：nathow & geppert

下：苏珊娜·特雷斯特，《技术萨满系统/图表/技术萨满建筑与设计》，2020年，图片来源：HMKV

“神秘学”的另一表述方式“隐秘知识”（occultism）突出仅有少数人能窥其门径的隐秘特质，其中虽包括许多历史社会背景下特有的、极为不同的世界观和议题，却因一些共通的维度深受艺术家们的重视，比如将宇宙视作各部分相互关联、无需中间环节的因果链，将自然构想为活的有机体而非机器，将想象视为一种认识工具而非幻觉制造机制，以及相信人能经由意识的转变达到更高的灵性状态甚至神圣状态。欧洲神秘学研究会首任主席乌特·哈内赫拉夫（Wouter J. Hanegraaff）在其著作《西方神秘学指津》（Western Esoteric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中特别指出：神秘学的象征、意象和神话叙事在不同时期的艺术中被自由地使用和再造，已成为艺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

西方神秘学指津

[荷]乌特·哈内赫拉夫著

张卜天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

艺术家：先知或灵媒

今年6月，瑞典艺术家希尔玛·艾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的大型展览“希尔玛·艾夫·克林特：秘密绘画”（Hilma af Klint: The Secret Paintings）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美术馆（Art Gallery of NSW）拉开帷幕，并将在12月巡展至新西兰惠灵顿城市美术馆（City Gallery Wellington）。克林特从1906年起创作充满神秘意味的抽象绘画，比被公认为抽象艺术先驱的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蒙德里安等人早了数年，却深信世人尚未准备好理解她的作品，要求在她去世至少20年后才可公开展示。克林特于1944年逝世，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博物馆（Moderna Museet）在2013年举办了她的首个回顾展。2018-2019年，这位鲜见于艺术史书写的艺术家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回顾展接待了超过60万名观者，创下了建馆以来的参观纪录。

“希尔玛·艾夫·克林特：秘密绘画”展览现场，图片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提供

这次在澳洲的大型展览包含100余件作品，系首次亮相于亚太地区，其中包括克林特最重要的“十大”（The Ten Largest, 1907）和“神庙绘画”（The Paintings for the Temple, 1906-1915）系列作品。在那些色彩鲜炽、尺幅巨大、体系纤密的抽象画作之中，诸多类似生命有机体的形象和几何图案超越事物的可见表象，折射出一套深奥复杂的神秘主义认知。克林特深受当时的唯灵论与布莱瓦茨基夫人（Madam Blavatsky）创立的“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的影响，重视人与神灵或死者的交流，并作为神智学女性团体“五人”（The Five）的成员频繁参与“降神会”（séances），并试图将当时自然科学对“不可见世界”的揭示与神秘实践相联系。克林特的创作接近一种“灵媒”的状态，她曾在一则笔记中写到自己的绘画源自与更高灵体的接触——“以强大的力量，通过我来创作，无需任何草图。”

希尔玛·艾夫·克林特在工作室，约1895年，图片来源：Hilma af Klint Foundation, Stockholm

提出“艺术家作为先知”的康定斯基亦是今年全球展览中的热门艺术家。康定斯基对色彩、形式与心灵关系的理解亦曾深受神智学的影响。上海西岸美术馆的展览“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刚在9月落下帷幕，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又在10月开启了展览“康定斯基：循环往复”（Vasily Kandinsky: Around the Circle），以螺旋倒叙的观展路线回顾康定斯基的创作生涯，特别侧重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回应世变、探索“艺术中的精神性”的新方式。

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和画室美术馆（Drawing Room）曾在去年9月联合推出展览“我的魂灵并非不在：艺术家作为灵媒”（Not Without My Ghosts: The Artist As Medium），呈现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到当代的26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计划在英国多地巡回，探讨在这一混沌莫测的年代通过联结未知、神魅力量寻求艺术出路的可能。

跨越边界，启发共识

神秘主义修习者或仪式参与者之间跨越社会阶层和地理边界的“灵性相通”令许多艺术家神往。20世纪初期以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同时受到神秘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对其成员来说，超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意识状态，在其中“生与死、真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崇高与低贱”之间的边界都可被打破。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巴黎诞生以来，超现实主义将非理性与梦境的地位置于日常现实之上的主张也跨越了地理与文化的边界，在全球各处产生影响与联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超现实主义跨越边界”展览海报

今年10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展览“超现实主义跨越边界”（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一改往日许多超现实主义大展的“欧洲中心”视角，同时呈现了包括亚洲、北非、加勒比地区、澳洲和拉丁美洲的45个国家的艺术家在近80年间的超现实主义创作，该展览将于2022年2月巡展至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威尼斯佩姬·古根海姆收藏馆（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则将于2022年4月推出史上首个聚焦于超现实主义与魔法、神话和神秘学的密切关系的大型展览“超现实主义与魔法：着魔的现代性”（Surrealism and Magic: Enchanted Modernity），其筹备过程也关乎跨越疫情时代地理边界的默契合作，汇集了从全球40多家艺术机构和个人借展的近90件作品。

今年9月在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Asia Society Museum）开幕的展览“叛徒，小丑，神秘主义者，诗人：当代波斯人”（Rebel, Jester, Mystic, Poet: Contemporary Persians）中，神秘主义被用作一条打通文化认知边界的路径，引导观众理解20余位伊朗当代艺术家作品中的身份、信仰和灵性议题。洛杉矶汉默博物馆（Hammer Museum）10月开幕的展览“猎巫”（Witch Hunt）则选取史上“猎巫”事件中的女巫形象，喻指来自13个国家的16位当代女性艺术家在这一封闭、疑虑年代中的创作，试图在阴郁诡异的语境当中启发观众对女性身体与权利、历史书写对女性地位的抑制、监控技术泛滥、环境正义、酷儿政治等紧迫议题的反思与共识。

萨满：技术、疗愈与转变

今年正逢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诞辰一百周年，其故乡德国北威州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百年博伊斯”（beuys 2021, 100 years of joseph beuys）涵盖了13个城市25家机构的多场展览、放映、讲座、论坛、行为表演及剧场活动，旨在全方位回顾这位20世纪传奇艺术家留下的丰富杂糅的精神遗产。除去“人人都是艺术家”和“社会雕塑”这些为人熟知的主张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环境议题，萨满主义（Shamanism）对博伊斯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约瑟夫·博伊斯，《我爱美国，美国爱我》，1974年，图片来源：Archiv Block, Berlin. Courtesy Edition Block GmbH/ Helmut Wietz

博伊斯常借用“萨满”一词来解释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创作方法。从他自述早年在二战时遭遇空难、被鞑靼人用毛毡和油脂救活的“个人神话”，到日常披毡持杖的神秘造型，充满仪式感与“开示性”的行为表演现场，以及作品中对自然、能量、象征符号与心理分析的痴迷，都具有浓重的萨满色彩。今年夏天，博伊斯作品收藏量居世界之首的德国莫伊兰堡博物馆（Museum Schloss Moyland）举办了展览“博伊斯与萨满”（Joseph Beuys and the Shamans），首次将博伊斯的作品与来自欧亚大陆上真实的萨满文化物品及当代艺术家探索萨满文化的作品并置展示，并由此触碰当代社会与生态议题。

露西尔·奥林佩·豪特 (Lucile Olympe Haute) 的“网络女巫宣言三重奏”，图片来源：HMKV

德国多特蒙德硬件媒体艺术协会（The Hartware MedienKunstVerein）10月开幕的展览“技术萨满”（Technoshamanism）则将博伊斯的萨满思想和实践视作一套独特的技术，用于沟通和疗愈，并激发社会转变。展览聚焦于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从博伊斯的理念和方法出发，探索如何通过一系列新技术来获取“萨满能量”，达到与环境的“精神联通”，动摇数字化时代的权力与资本逻辑。

徐家辉，“宇宙漫步：探险”个展现场，图片来源：柏林KINDL当代艺术中心

生活在柏林的新加坡艺术家徐家辉（Choy Ka Fai）今年的个展“宇宙漫步：探险”（CosmicWander: Expedition）也试图通过研究萨满文化深入探索身体、意识与技术之间关系。展览于今年初在新加坡美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举办，8月巡展至柏林KINDL当代艺术中心，以沉浸式装置的方式呈现艺术家走访新加坡、俄罗斯（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台湾的50多位不同类型“萨满”的持续旅程中的一些片段，包含对各样的仪式舞蹈和“出神”体验的记录。意识状态和身体的转变是徐家辉这一旅程的重心，经由转变，我们得以“洞察当今世上诸般可见、不可见与想象的维度”，这也是神秘主义总能在世界陷入僵局之时启发艺术创作的缘由。

（文章来源于T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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