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希哥演中途被警察带走？带你看看现实世界中的陈冠希

2018年元旦刚过，我去了一趟尤伦斯。听说陈冠希在这里做了一个艺术展，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想去看看。

展厅一走进去，黑，没有光，突如其来的不适。摸黑走了两步，一转身，眼前就是整整两面墙的拍立得照片，它们在墙角的一点点微光里沉默伫立着。

陈冠希与诺厄·舍伯恩合作的装置《R.KELLY》

这些照片，总有上千张之多吧，谈不上精美，大概都是一时兴起拍下的路人。这些面孔，它们有的慌张，有的呆滞，有的讪笑，有的脸上还有厌恶的神色。在照片中间，还镶嵌着两只手机。一只已经被摔坏了，有张着嘴的裂纹。另外一只亮着，屏幕在不停地闪回，画面是手机主人和手持相机的狗仔之间的肢体冲突。

这是陈冠希配合他的新歌发布的一个装置作品，名叫《以牙还牙》。

作品《以牙还牙》

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哦，艳照门，这桩华人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偷窥事件，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

10年过去了，唯一的男主角仍未真正释怀。他还有恨，睚眦必报。

苏珊·桑塔格早就说过，相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当一个人手持相机，举到面前，他就好比拥有了一张自我保护的面具，别人看不到他，他是安全的；相机又好比是一个可以进攻的阳具，让持有者可以一举插入他人的生命时刻。

相机之于陈冠希，好比毒苹果之于亚当，是颠覆的法器，是控制的游戏，现在，他用这个装置，把它又变成了反控制的控诉。

他要重新夺回自己的相机。这意味着，他在说，你要尊重我，我说了算，关于陈冠希这个人的叙述权，属于陈冠希本人。

他的这一面，我丝毫也不陌生。

艳照门发生一年多之后，2009年冬天，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一个短期学习，曾经有机会在香港见过他。当时，他的潮牌生意做得不错，又开始谋求以制片人的身份重回演艺圈，因此愿意接受专访。因缘际会，我参与了这个访谈。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时髦的。他个子不高，甚至算瘦小，也并不刻意打扮，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宽松牛仔裤，外面套米色毛衣。这是街头风格的打扮，但脖子和手指上并没有闪闪发光的金器。他有克制的审美。

他一直是诚恳的。之前零碎报道里出现过的怼记者、出言不逊的场面，并未发生。他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只要他感到自己得到了礼貌和尊重的对待，他便也会回之以礼。他像商人一样精力充沛，他像艺术家一样敞开心扉，他甚至不介意深深地剖白自己，谈到了自己的童年成长、父子关系和内心最大的恐惧。

聊到一半，夜色已浓。我们坐在中环一家酒店的大堂沙发上，突然，有个手执粗大镜头的女生，她把机器藏在衣襟下面，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陈冠希盯着看了她一会儿，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他说：“算了，随便她。”

我坐在他的斜对面，我分明感觉得到，有那么一瞬间，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倒不是他本人有怎么样，不，他是得体的，而是他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戒备和警惕。有一个人马上站了起来，跟到门口，另一个人急切地找到大堂经理，一阵耳语。

2009年，陈冠希仍是众矢之的。长久以来，他们一定不止一次处理过类似的情况。有些时候，比如现在，陈冠希的心情比较好，事情就算过去了。还有些时候，刚好他气不顺，那么需要迎接的很可能就是一次叵测的冲突，甚至公关危机。

那一整天，从中午的拍摄到晚上的采访，陈冠希都礼貌周到，侃侃而谈。但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年半前那次轰动事件带来的阴影，它从未真正散去。但当时，大家也没有想到，这场关于看和被看的自我精神危机，还要再用那么久的时间，将近10年，才能走在疗愈的方向上，而且这个方向仍然叫人提心吊胆，走三步退两步的。

这可能是陈冠希最大的心病：他想要看，也不介意被看，但他厌恶被偷窥。合法的看，是交流。未赋予合法性的看，是冒犯。他渴望交流，但抗拒被冒犯。至于像艳照门一样被看到那样的地步，又何止冒犯。事关尊严，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那都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的羞辱之一。

当事人们都蛰伏了起来。女人们做着委屈的辩白，唯一的男主角陈冠希，一开始避走他乡，后来，他对此的反应是诉诸语言或者肢体的暴力，负面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这让他在个体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负面循环中搅裹得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孤独。

年岁渐长，他似乎找到了暴力之外的还击方式。30岁那年，他在新加坡发布过一个装置作品，名叫《我讨厌你的注视》。

作品《我讨厌你的注视》

那是一幅悬挂在墙壁上，由6000多只烟头组成的眼睛，瞳孔部分则是一只针孔摄像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陈冠希第一次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试图赢回自己的尊严。

沿着幽暗的展厅继续往里走，我看到了更多的愤怒，以及悲伤、无奈、漂泊、欲望和自我拷问。

有一个全息影像装置，陈冠希把他自己以耶稣的姿势倒吊起来，鲜血从他倒悬的头部，不间断地往下流淌。

《血同》

有一条用银色反光金属制作的弯曲走道，仿佛模拟一个人的内心历程。每个参观者走进来，从无数个对立面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身影。

有一个透明玻璃隔出来的房间，用沙发、白板和凌乱的资料模拟陈冠希的办公室。几天前，他和他的朋友们真的就在这里面生活了三天。在玻璃墙上，有一句涂鸦：When you watch me, they are watching you。

陈冠希对于“看和被看”还是那么敏感。他赋予了偷窥以公开的合法性，从而消解了“被看”的难堪和屈辱。

越往后走，就会越明确地意识到，陈冠希试图以他的音乐，以这些艺术作品，来模拟他自己10年以来的心理历程，甚至重塑他和公众的关系。这个展厅，从一开始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到渐渐有了微光，接下来是反光，甚至有用干冰制造的薄雾，到了最后，整个展厅进入光明开阔地带，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只用纤维增强塑料制作的马蹄莲。

这种花，在艺术界以美国女画家欧姬芙的创作而闻名，她曾经以它的形态来象征女性的性器官，并以这个系列而一举成名。

陈冠希不再以自己的欲望为耻了。

也许他从来都不，他只是被迫扮演了一个性的耻感的象征，并且长达10年。

当年的那个采访里，我们当然也聊到了艳照门。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整个事情闹这么大，有警方，有各部门，一定要一个人说，这就是那个坏人，然后事情才可以平息。好，没问题，我就来当那个坏人。可我真是个坏人吗？我不是。人们只是需要一个替罪羊。”

一个经历过巨大心理危机的人，要真正走出来，并且重新思考自由和生存的意义，那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过程。陈冠希用两个装置表达了这种困惑和艰辛，叫人动容。

一个装置，叫《洞》。一把梯子放在一口深井里，实际上，梯子只是一截，井也只是一截，但是上下映照的玻璃让它们看起来无限延伸，没有尽头，你不知道是一个人想要往自己的更里面走去，还是想要从深深封闭的里面爬出来。无论哪一种，都是势必历经黑暗的漫漫旅程。

《洞》

还有一个影像装置，叫《无间道》。一整面墙上都在放映一段空镜头，从头到尾没有别的，就是波澜轻轻起伏的大海。所谓无间道，求出无期，经历的痛苦也像大海一样，一眼望不到边。

《无间道》

他是一个多么渴望表达，多么渴望被理解的人，一个多么孤独的人啊。这种孤独，不是说他没有朋友，形单影只，不是的，那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的孤独。一个人要做自己，又戏剧化地承受了巨大的误读，事与愿违地居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躯壳里，那么他余生不能摆脱的一个宿命，就是更深入地去探索，了解自己，搞明白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接受自己，完善自己。

至于他身上那些看起来过于冲动、缺少修养的部分，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大骂林志玲，还是因为机场插队的误会跟人发生冲突，或者因为网民留言的失态，这些一方面是他孤傲自我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是他在经历创伤之后长久未能愈合的应激反应。

他其实知道，有些时候，自己是个病人。2015年，他在《天外有天》这首歌里写：“太空仓嘅玻璃，反映反省自己边个先系真正自己，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冠希。唉，我啲病征又嚟，抑郁癫痫精神分裂，轻佻骄傲冇大冇细，犯罪倾向已经接近紧张，自杀倾向，过度活跃症。我要镇静，深呼吸一口外星嘅气味。点一点火就掂，大爆炸实验。”

如果说这段歌词还不乏自嘲和反讽意味的话，2013年他还写过一首歌，叫《上路》，那一段歌词，完全可以被看做是《无间道》这个影像的互文——

“就算生路定死路都系唔容易行嘅路，冇得返转头一条不归路，生命来临灵魂进入躯壳，心跳嘅声音好似计时炸弹倒数，滴溚，滴溚，随时间飞逝。心里面嘅伤疤，令意志更加坚毅。光环背后暗藏一丝杀机。继续上路，继续上路至有一线生机。”

前年，陈冠希和VICE合作过一个纪录片叫《触手可及》。在那段影片里，他表达得最多的意思就是，走着瞧，我会证明给你们看。他不服输，他不想受委屈，他希望得到更多尊重，他渴望被真实地接纳和抱持。他反复提到的“他们”，大概就是那上千张拍立得里的面孔，那些消费和嘲弄过他的隐私的乌合之众——而你我都在其中。他像个受了重伤的孩子，和世界的关系仍然是紧张的，因为他自己还是紧张的。

我站在《无间道》前面，看了很久。

这是一片暗蓝色的海洋，不知道是黎明，或者是黄昏，不知道太阳就快要落山了，还是太阳照常升起。我想起来自己此生第一次对大海产生恐惧，是有一年在菲律宾，早上四点钟爬起来，坐小艇出海去看海豚。刚出发的时候，大家还有说有笑，对岸边的绿树红花指指点点。过了半个小时，突然回头，发现四周竟然已是茫茫一片，往回看，看不到岸，往前看，也看不到边。这艘小艇如一叶命运的扁舟，只能在一片不知尽头的苍茫之中荡漾。彼时彼刻，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听天由命的恐惧。又过了半个小时，海豚出没的海域到了，出现了其他的小艇和游客，这时候，恐惧大大减轻了，因为你似乎拥有了一个和你共担命运的共同体。

大海如修行，你的恐惧定义了你的边界，而找到了边界，你就找到了自由。

陈冠希找到了没有呢？他迷失游荡的灵魂，他的生命之光，是否已经有了合适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妻子，是女儿，是他的潮牌事业，是他自我表达的音乐，但又不全然如此。

2009年冬天，我还去过他在香港的CLOT办公室。他的发小、合伙人潘世亨打开自己的苹果电脑，放他们年轻时候喜欢的歌给我听。上世纪90年代，他和陈冠希就是听着这些歌，白天逃学，呼朋唤友，在铜锣湾和中环游荡，夜幕降临，就走进7-11买果味酒精，然后去兰桂坊玩个痛快。天快亮了，凌晨四点钟，他们回到家，发现只有工人和司机在家，爸爸还没回来。

“这一首叫《Dear mama》……这一首叫《Keep ya head up》……当年除了乔丹，我们最喜欢他。可惜他后来被人枪杀了。”

他提到的这位歌手叫2Pac。一个无家可归的嘻哈天才，25岁那年，他在拉斯维加斯被人一枪轰了头。他死后，一张把他的遗体放在桌子上解剖的照片，卖了100万美元。

当年，嘻哈音乐的真实和无拘无束曾经深深地吸引过他们。那么多找不到爸爸又百无聊赖的街头深夜，是HIP-HOP教会他们怎么泡妞，怎么做爱，怎么做男人，怎么对兄弟，怎么赚钱，别人怎么怼你，你也要怎么怼回去。

不过，眼前的潘世亨早就不是那个坏小孩了。他爸爸是一家美资建筑公司的高管，他这个儿子也比陈冠希要更早变得从里到外都更像一个商人。他讲起360度产业链，讲起中国制造，跟讲起HIP-HOP一样口若悬河。

他又触碰了一下键盘，换了一首歌。他说，这个歌手叫Russel Simmons。

我猜，这些香港国际学校的富家小孩，他们真正的嘻哈偶像应该是Russel Simmons。这是一位50后的黑人嘻哈歌手，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他不但拥有自己的金曲，还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潮牌甚至通信公司，并且娶了那个年代最著名的超模。

我在网上搜索这个人的名字。他竟然还出版过一本名叫《用安静改变世界》的书。年轻的时候，他要出名，他要赚钱，他要泡妞，他要被全世界看见，可上了岁数之后，这个曾经火爆的老练之人，他开始信奉印度教，并且学着用冥想来治愈自己。

他在书的前言里说：“成功移植志根于我所经历的那些宁静时刻，这种时刻在我生活中出现得越多，我所获得的幸福和成就感就越多。”

眼看着曾经的嘻哈坏孩子们，死的死，成仙的成仙，不知道陈冠希的修行之路走到了哪一步。这个北京没有下雪的春天，他推出了自己一年之内的第三张嘻哈专辑，叫《一只猴子，第一部曲》。前两张专辑分别在去年春天和秋天推出，叫《一只猴子，第三部曲》、《一只猴子，第二部曲》。

陈冠希在用嘻哈音乐为自己作心灵自传。我注意到，他故意把这三张专辑的顺序倒过来了，不是从一到三，而是从三到一。

这三张唱片的封面都用了同一张照片，是陈冠希小时候的样子，分别在于，最先发布的《第三部曲》里，他为自己P上了紧箍咒和尾巴；在《第二部曲》里，他已经没有紧箍咒了，只剩一条尾巴；在最近发布的《第一部曲》里，那条尾巴已经抽象成了一根弯曲向上的箭头。

陈冠希人到中年，反骨仍在。他非要倒着来，反着来，让你猜，在这个长达10年归去来兮的循环里，哪一个是今日之我，哪一个是昨日之我，而前来观看我的你，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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