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鸿茅药业”同获大奖，贿赂斯坦福失败，步长制药是这么个存在

作者|刘工昌

尽管曾有过137例不良反应报告，十年内近3000多次广告违规，被暂停销售数十次，但在2019年12月21日举办的“2019中国中药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上，鸿茅药业还是被评选为“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明星企业”，鸿茅药业副总裁鲍东奇还获得了“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

当时，大会的主办方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在发言时说“只要我们中药企业发挥起作用，就能抵挡各种冲击”。但五天之后的12月26日，中国中药协会在官网发布致歉公告，决定“撤销本次表彰，纠正错误，规范管理”。

此次获奖名单中，还有一家颇受关注的明星企业，也是该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步长制药，中药企业步长制药因其“在践行公益事业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称号，其总裁赵超也获得“2018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年度人物”称号。

这一获奖事件在网络舆情上掀起轩然大波。人们之所以反响如此强烈，是因为与鸿茅药酒一样，步长制药在公众心中也是劣迹斑斑。

狮城发家的小报秘闻

步长制药的兴起源自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1992年，咸阳215医院医生赵步长接到了一个代表国家去新加坡参加“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通知。会场上，主办方为他找来了一名叫刘亚美的新加坡女士，年过六旬，已经瘫痪六年，双腿完全不能动弹。赵氏父子通过临床诊断，确定刘亚美的情况是脑血栓后遗症，用药气针治疗会有很好的效果。

上场的是他的儿子赵涛。众目睽睽之下，只见赵涛不紧不慢地给刘亚美戴上特制的药帽，为其按摩头部片刻之后，便取出银针，往刘亚美四肢上的穴位扎去。全场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盯着气定神闲的赵涛在刘亚美身上行针。二十分钟后，在武侠电影中常见的镜头出现了，刘亚美原本失去知觉的肢体逐渐有了热流和颤动，她竟然抓住扶手试探着慢慢站了起来！

赵涛的神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不少新加坡人慕名前来要求看病。4000多人打电话到报社寻找赵氏父子，慕名求医，一些名人政要甚至找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恳求治疗。由于公务在身，赵步长先行回国，由赵涛留下来为已经预约的病人治疗。

据称，赵涛在新加坡行医，并不主动收费，病人为了表达感激，通常会留下数额不等的红包。“有时几百美金，最高的时候上万美金”。赵涛三个月赚了90万美金，对比当时物价，在西安吃一碗炒饭只需5毛钱。这笔钱后来成了创办步长制药的启动资金。

有公开消息称，1992年12月8日，新加坡权威报纸《联合早报》刊发文章《药气针疗二十分钟，瘫痪六年，药帽一戴头，老妇就能走》，赵氏父子被称“中国神针”，轰动东南亚。多年后，赵家人的这段传奇故事，出现在步长制药的各种宣传稿件中。

不过有好事者打开1992年12月8日这天联合早报的电子版，搜寻40多个版面根本没这篇神医文章，那篇文章，实际上出现在当天的《联合晚报》，一张新加坡的八卦小报。当天，这张报纸还刊登了一些其他的文章，标题如下：《少妇不甘寂寞喜欢年轻男孩》、《风水师夜诱上山施法眼插10金针少妇任摆布》。

至此我们应该清楚，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的国报，和我们的人民日报一样，具有国家声誉。而联合晚报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八卦报，毫无公信力而言，所登内容与中国的地摊文学毫无二致。而恰恰是这份毫无公信力的地摊文学，步长制药却如获至宝，不惜偷梁换柱，作为其宣传法宝，让人误以为是公众熟知的联合早报。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这一招真还管用了。

但恰是这样一桩极其可疑的事，11年后的2013年，在中国青年网、中国网的文章中再次提及，当时27岁的赵涛和父亲一起去新加坡出席“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赵涛说，当年针灸表演的成功，只是他运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田忌赛马”的东方哲学。

当时，并非他运气好恰巧碰到容易治好的病人，而是在记者采访前赵涛都要提前准备，他会事先选好十几个病人，先拍这些患者脑部CT片、检查患者的筋力、肌肉萎缩的程度和病变的原因，把最容易成功的排在第一号，然后往下排。表演的时候排在第一号的病人就最有可能会一次性成功，而失败的可能在下边。

经赵涛先生这么一说，好像就是真的了，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事再也无法考证。但有一点还是让人感到十分纳闷：

如果赵涛先生真是能通过传统的针灸治好这么多西医都治不好的新加坡人，这绝对是轰动新加坡的大事，为什么不见当地有影响的政要甚至社会名流前往拜见？以新加坡弹丸之地，媒体那么发达，不要说为什么没有无孔不入的电视台前往采访？长达一个多月权威的联合早报竟然毫不知情？

对这样的说法，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公信力的佐证，权威报刊，更不用说电视台的视频采访。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声称是被赵先生针灸治好的患者公开露面。

但质疑归质疑，赵氏父子的步长制药从次年就横空出世，纵横中国将近30年，最后被“捐款”斯坦福的事件牵连，才露出马脚。

可疑的专家身份和国际大奖

1993年赵步长成立步长制药，推出了第一款标志性产品：步长脑心通，专治脑血栓。有媒体报道，赵步长研发脑心通，耗尽半辈子心血。为了寻找突破心脑血管阻碍的虫类药引，他冒着生命危险，遍尝了蝎子等许多有毒的虫类药物，最终经过上万例患者的服用，才确认脑心通问世。在一些宣传材料中，这样描述这款药的研制过程：

赵步长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树木结实，虫子能钻洞;地面坚硬，蚯蚓能疏通。经过多次的实验，赵步长惊奇的发现，某些虫类动物体内含有大量水解蛋白酶，死后身体迅速自溶。于是他确认，重用虫类药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攻克中风、冠心病的一条独特有效的捷径。

至今，步长脑心通的包装上写着它的主要成分，最后的三样都是“地龙(蚯蚓)、全蝎、水蛭”。

制药，尤其是当这药要进入临床阶段为千万病人服务时，要有极高的技术门槛，要有严格的规范操作，要无数次得到公开检验的结果。而赵家的这款脑心通就是一个人搞定，这一切有人说是因为他老赵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身份。但有人查阅了1993年3月陕西省政府政府公报第48页的信息公示，一份名单会告诉你：1992年，陕西省共有409人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赵步长的名字不在这份名单内。

不久后的1993年，海外传来了步长脑心通获得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会尤里卡金奖的消息，比利时国王要亲自给老赵颁发“军官勋章”。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奖呢？2003年，一位名叫王建国的抗癌专家自称也获得了尤里卡金奖。据他所说，他研制的“天仙丸”可以治愈癌症。但王建国老师很快遭到了打假。

当时的《武汉晨报》联系到了世界发明博览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弗洛朗.戈丁，他的说法是：我们的博览会就是一个商业博览会，在学术界不会得到承认。只要注册、填表、付展览费、带商品来就可以参加展览，然后就可以获奖、得到各种勋章。交的钱越多，可以展览的项目就越多，获取的奖项也就越多。

这就是所谓的尤里卡金奖。

步长制药的第一款爆款产品脑心通获的就是这样一个奖项。不过尤里卡金奖被媒体公开揭露已是2003年，离步长制药的脑心通上市已过去了10年，此时的步长制药凭这个爆款药已赚的盆满钵满，此时的人们也早已忘了它的出名靠的是这样一个野鸡奖项。

步长制药的步步高升

上市后的步长制药很快得到了回报。1994年实现销售回款500万元，制订三个五年计划，提出百年企业的奋斗目标。

1995年，步长制药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为处方药打广告的药厂。用赵涛的话说就是，面对一众听不懂脑血栓专业名词的患者，赵涛的方法是把脑血栓简化为“头晕”、“目眩”的通俗说法，用200万广告费、实现销售收入5300万元，向国家纳税800万元，成为地方纳税的大户。

1996年实现销售回款2.19亿元，销售网络覆盖地级市，咸阳GMP药厂动工，总部迁西安高新区。1997年，老赵出资1亿元建立了“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这所高校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步长药业工作。

1998年实现销售回款4.5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结束。累计回款10亿元，向国家纳税1.2亿元，被陕西省财政厅、省国税局、地税局联合评审为非公有制企业第一纳税大户，并蝉联六年；咸阳GMP药厂竣工；第二事业部成立。

但也就在这一年，步长制药开始遭遇销售业绩下滑。恰逢省级电视台陆续开播，赵涛便出狠招，狂砸1200万元，在全国12个地方卫视狂做广告。结果，仅凭步长脑心通一种药物，步长制药当年的业绩翻了一番，逼近5亿元。步长制药销售收入从500万到5亿，仅用两年；从正式启动IPO到通过发审委审核，也仅用两年。

1999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兼并保定天浩制药厂。2000年步长环宇网络集团在北京成立。陕西国际商贸专修学院首届毕业生全员安置，但控制步长制药的却是整个赵家人。

对于家族企业的成功，赵步长总结为，是坚持了伟大领袖的思想。一是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起步不做大生意，不做国外的生意，中国农民有9亿，只要抓住这个大市场就不愁没饭吃。二是农村包围城市，从电视广告开始，步长在全国各地建立起200多个分支机构，依靠几千人的营销队伍逐级推销，打开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

2001年，赵涛在山东菏泽成立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他后来被很多媒体称为“山东首富”的原因。

翻看步长制药的发展资料，基本上都是从2001年后都跳到了2018年，中间长达18年的空白期，毫无疑问这些年正是步长制药从一个作坊式制作变成今天市值百亿的庞大制药企业的关键时期，那么它能从偏居一隅的陕西，再到并不发达的山东菏泽，最后在全国暴得大名，究竟靠的是什么呢？

用“推广费”打开全国通道

2006年，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事件，牵扯出一系列行贿者。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一中刑初字第1599号中记录：

被告人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为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申报其生产的脑心通胶囊从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获得批准提供帮助，为此，郑筱萸于2002年下半年，收受该公司负责人赵步长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8.277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赵步长的证言证明：他是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在国家药监局将药品的地方标准统一到国家标准的过程中，该公司生产的脑心通胶囊须经国家药监局审查确定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后方可生产，销售。相关材料上报后，他请求郑筱萸帮忙尽快审批，不久即获批准。为感谢郑筱萸的帮助，他在郑的办公室送给郑美元1万元。

2、证人谢世昌的证言证明：郑筱萸曾要求他对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脑心通胶囊尽快审批，后该药成为该处2002年度审批的第一个药品，比其它药品的审批时间提前了约5个月。

3、脑心通胶囊的审批材料等书证证明：2002年6月，经郑筱萸签批，国家药监局批准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脑心通胶囊从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

4、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等书证证明：赵步长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5、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汇价证明材料证明：2002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8.2770元。

被告人郑筱萸对上述八项受贿事实均予以供认。被查获归案后，被告人郑筱萸主动坦白交代了收受赵步长等贿赂的犯罪事实。

步长制药一直在宣扬他们传奇版的制药发家史，其实对他们，也是对所有的制药行业来说，这一步才是最关键的。这里面有一个前提，从1985年起，由于各省具有新药审批权，批准药品已达十多万个品种规格。这给药监工作带来巨大挑战。1999年，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提出，新药审批权力收归国家药监局里。

据了解，2001年前，我国的药品实行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两级标准。2001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标准进行了改进，规定只实行一级标准，即国家标准，取消了地方标准。在统一换发药品“地标升国标”工作中，很多标准低于国标的地标药品根本没法通过实验考察，只能编造数据后找注册司官员才能顺利拿到新的批文。

脑心通胶囊最多也只有地方标准，要行销全国，根本没这个资格。因为打通了药监部门最高层，拿到了脑心通胶囊的国家标准，就相当于拿到了该药在全国公开行销的尚方宝剑。时至今日，它仍是步长制药的主打药品之一。

郑筱萸事件后，步长制药并没有就此收敛。公开报道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步长制药至少七次卷入行贿受贿案中，皆是业务员向乡卫生院领导和县医院医生行贿，金额为6万-11万不等。

这里只说得到公开曝光和判决的。在2016年判决的三起相关案件中，福建省上杭县溪口镇卫生院药房负责人黄某某、上杭县茶地乡卫生院院长陈某某等人因收受步长制药业务员的药品回扣被判受贿罪。

2018年，步长制药为开拓湖南省益阳市的医药市场，委托销售经理制定了由医药代表向各医院、卫生院开药的医生按一定比例给付回扣的促销方式，最终多人被判行贿罪、受贿罪。

进入2019，就是在赵家人行贿进入斯坦福丑闻传遍全球后，2019年9月3日，一桩震动西南小城――贵州省湄潭县医疗系统的腐败窝案尘埃落定，结果显示，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在贵州省湄潭县区域的医药代表在六年的时间里，竟将该县三大公立医院32名医生贿赂腐蚀。一名步长制药的医药代表被抓后，曾当庭指出：向医生行贿为公司制定的促销方式。

以行贿作为公司的主要促销方式，听起来荒唐，但在这里却是铁板钉钉。著名经济观察家宋清辉认为，医药行业公司的市场及学术推广费一直都是商业贿赂的高发区，并且步长制药居高不下的市场及学术推广费用存在侵蚀公司业绩的风险。

2019年4月2日，步长制药发布2018年业绩快报公告。快报显示，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7亿元，占到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近六成，大幅高于同行业水平。绝大多数的销售花费在“市场及学术推广费即咨询费的项目中”。而过去六年，该公司累计的推广费用达到362亿，2018年销售费用为80.36亿，平均每天的推广费超过2000万元。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在同行业企业中，步长制药推广费占收入的比重始终处于高位，并于2018年荣登榜首。

所谓“市场及学术推广”，主要是指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类学术推广活动等。原本是为了方便学术之间的交流，医院和制药公司信息的互通，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演变成了贿赂处方医生，向其提供现金、回扣或者旅游机会等好处的掩护。相比于点对点地直接行贿，这种以学术之名的“带金销售”形式更具有隐蔽性，监管的难度更大。

如此畸高的推广费是以公司的利益为代价的，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为此步长制药在2019年回答上交所质问时说，2018年报中披露，销售费用中93.15％为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费用为74.86亿元，公司还按照要求详细补充披露了2018年公司的市场、学术推广的详细信息：

其中，组织市场活动19000余场次，参与人数500余万人次；组织市场调研23000余场次，参与人数300余万人次；组织学术交流活动20000余场次，参与人数140余万人。简单叠加计算，2018年，有近千万人次消耗掉了公司74.86亿元的市场推广类费用。

公司还对74.86亿元的市场推广类费用进行详细拆分，分为市场活动费（31.24亿元）、市场调研费（15.16亿元）、学术活动费（17.88亿元）、学术交流费（10.58亿元）。

市场及学术推广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药企忽略最根本的药品研发而专注于此。

步长制药2016年报显示，公司营销模式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脑心同治论指导下的专业化学术推广。

看好，这是它的年报显示，一家制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其产品效力，而是专业化的学术推广，真是世所罕见。但这种核心竞争力在斯坦福遭遇了滑铁卢。

2019年5月，据《洛杉矶时报》和《每日邮报》报道，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家庭，向中介支付了650万美元（约合4300万元人民币）用以行贿，将其女儿送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这一金额在所有贿赂案例中位列最高。

据美国媒体报道，涉事学生名叫Yusi“Molly”Zhao（赵雨思），其父亲是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03858，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赵雨思的简历中被指伪造了帆船运动员的身份，事发后，她在2019年3月底被斯坦福大学以“伪造入学材料”为名正式开除。

“步长制药董事长的女儿，是被中国老百姓一盒一盒脑心通胶囊送进斯坦福的。”——有网友如是评论。

脑体倒挂还能产好药？

步长制药的口号是：中国的强生、世界的步长。

成立于1886年的美国强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产品多元化的医疗卫生保健品及消费者护理产品公司。2019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排名第109位。其最大的特点是研发。据公司2018年年报，全年研发支出106亿美元，占营收的13.8%。仅次于108亿美元的罗氏，为世界第二大医药研发投入的公司。

而步长制药呢？我们先不说具体的药的成色，只说在药品研发的投入，2018年的研发投入占应收的4.22%，认真看看，4.22%与13.8%，三分之一的占比，拿什么和人家比?如此低的研发比例弄出来的产品究竟成色如何呢？

对比2018年美国上市医药企业的情况，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研发费用跟营业收入的比重全部超过13%，最不惜血本的艾伯维，2018年的研发费用投入，占营业收入的3成以上。

为什么这些美国药企在研发上要花这么多钱呢？药品关系千千万万人生命健康，每一份药的产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经过严格程序检验才完成，当然是要花费大量金钱。

就是上面提到的世界研发费用排名第一的罗氏制药，曾公布研发一种新药到上市的条件：平均花费12年时间，需要投入66.145亿元人民币、7000874个小时、6587次实验、423个研究人员，最后才得到一种药物。尖端药物的研发，和芯片一样是当代科技皇冠上的明珠。没有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和科研成果的积累，企业是没有资格在顶尖药物上竞争的。

而我们的步长制药主打药品脑心通胶囊，前面已讲过，其研发人员主要就是赵步长先生，你看多么神奇。至于费用，除了给新加坡那份地摊报还有那个比利时的野鸡金奖花点钱外，其他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层出的步长神药

目前步长制药产品主要集中在心脑血管用药领域，其中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四个产品2018年合计营收达到91.43亿元，在公司总营收占比高达66.90%，堪称“四大神药”。

而步长制药的崛起，主要得益于三大独家产品——丹红注射液、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的营收贡献。然而这三种药中两种都出现较大问题。

步长制药的丹红注射液不良反应频发，比如可能出现的过敏反应，诸如可见皮疹、心悸、寒战、发热、恶心、呕吐、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抽搐等，停药后均能恢复正常。2017年4月，脑心通胶囊中丹参酮ⅡA含量检测不合格被食药监部门曝光。医保目录对40多种常见中成药报销做了病种限制，其中规定脑心通（片、胶囊）限中重度脑梗塞、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此外，步长制药旗下的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曾被国家药监局发要求修订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对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步长制药旗下的血栓通、血塞通等其他畅销药物也在重点监控之中。

这里主要说说丹红注射液的问题。作为现代中药创新形式的代表，近些年来，中药注射剂享受了医保和基药的政策红利，成为临床明星品种，丹红注射液已取代脑心通胶囊成为步长制药的利润之王。招股说明书显示，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丹红注射液的年销售金额分别高达41.61亿元、38.31亿元和33.6亿元，合计达113.52亿元。

据悉，这款丹红注射液是十大医院的必备药，华创证券曾在2014年对广东、福建、四川及安徽18家三甲医院进行调研,受访的56位医生中,只有5位表示明确表示从不使用中药注射剂。而丹红注射液如此广泛的使用早已引起各方的注意。

中国的中药注射剂，却是赤脚医生时代的产物，因为没钱，又要医病，于是利用现代药物制剂技术，从中药中提取有效物质制成注射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研发出1400多种中药注射剂。但多数药物没有经过严格的毒副作用研究和临床检验的。一些中药注射剂发挥作用的部分作用原理很难说清楚，隐含的危险也从来没有人研究透。2015版《中国药典》也只收录了止喘灵注射液等5种中药注射剂，可市场有100余种中药注射剂。

前中央新闻调查记者王志安说，“中药注射液是中国医疗黑幕中最黑暗的部分，它用金钱开道，用回扣营销，实际上没有任何疗效，反而将患者置身于巨大的安全风险中。医疗界全都知道这个事实，但监管部门却沉默不语。我们作为患者，或许无法改变法律，但至少可以自保，我们要大声地向医生说，请不要给我开中药注射液。”

仿佛是回应王志安记者的呼吁，2014年，一份来自浙江丽水的判决书显示，存在医生与医药代表勾结，在处方中开具丹红注射液等药品，并在月末拿取回扣的事。

随着2017年国家版医保目录更新，丹红注射液虽然仍列乙类医保名单，但被严格限制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有明确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证据的重症患者。随后各地政府部门的举措仿佛是为了回应社会的呼吁。

2016年，丹红注射液被列为重点监控用药目录，一度面临停用。目前，丹红至少已被浙江省、安徽省等9个省份地区纳入了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目录，至少在11个省（市）26次被预警（严格监控）、限制使用。

2018年12月，广东省卫计委发文规定，各医疗机构科学遴选编制重点药品监控目录，中药注射剂、抗肿瘤辅助药等六类药物被纳入重点监控范围。这对中药注射剂类的丹红注射液又是一个打击。

步长制药的产品以辅助药为主，随着药品“两票制”、疗效一致性评价、集中议价采购等药改政策继续出台，辅助药将被大量调出医保目录，步长制药在企业发展方面上应该有所醒悟，若不调整发展策略，就会逐渐被边缘化。

2019年5月21日，步长制药回复上交所时说，通过自查，丹红注射液不存在媒体所报道的不良反应情况及质量问题，一直以来，公司持续对丹红注射液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丹红注射液质量再评价研究、丹红注射液安全性研究、丹红注射液有效性研究。

步长制药在回复函中表示，因医保受限，丹红注射液所对应的参保人群范围缩小；同时，截至2018年12月末，丹红注射液已被列入13个省市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目录。丹红注射液年销售量、医疗机构实际采购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步长制药的回复根本无法打消人们对其中药注射液的疑虑。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的联合晚报、尤里卡金奖、郑筱萸、平均每天的推广费超过2000万元，这就是步长制药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它以650万美元让自己的孩子入读美国名校，却因其“在践行公益事业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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